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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扶贫与产业转移政策对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86年开始扶贫，2010年开始产业转移，2016年明确提出产业转移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举措。实践中，民族地区产业转移的取与舍、成与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对贫困治理的贡献上。但在理论上，产业转移对于贫困治理的作用研究成果相对缺乏。本文的研究证实：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其他四方面要素(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平均工资水平、资本存量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共同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发生作用；其中，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有比较显著的贡献，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有贡献但不显著。据此，本文对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出三个方面的建议。 关 键 词：产业转移；贫困治理；民族地区 作者简介：张秀萍，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杨海韵，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利艳，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始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中，扶贫与产业转移是为了提高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而相继在不同时期根据当时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所采取与实施的最重要的两大攻坚战略。这两项战略是缩小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提高民族地区人民福祉的重要举措。 1986年国务院成立反贫困机构“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脱贫工作。2018年，民族地区有贫困人口603万，从贫困发生率来看，民族地区一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连续7年都超过全国贫困发生率一倍多。由此可见，民族地区依然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最难啃的“硬骨头”。① 200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途径主要是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技术及人才等生产要素。201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是加快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将西部地区的脱贫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再次强调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对贫困治理的战略意义。 学界关于承接产业转移效应的相关研究很多，已有一些成熟的研究成果，但其中很少直接研究产业转移对贫困治理的影响，特别是关于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贡献的研究尤为缺乏。而实践中，民族地区产业转移的取与舍、成与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其对贫困治理的贡献上。因此，系统研究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贡献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所搜集和整理的大量相关数据，计算出民族地区各省区2010-2016年三大产业的产业转移指数，研究其对民族地区各省区贫困治理的作用，据此提出完善民族地区产业转移相关政策的建议。② 一、相关文献研究 国外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问题是初期研究的焦点，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比较优势的雁阵转移模型，③后经学者们的不断推进，最终形成了包括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相对完善的区域产业转移理论体系，④经过理论研究的延伸与拓展，逐渐形成具有多种理论范式、比较完善的产业转移理论体系。国内学者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时间较短，主要研究内容与国外学者相似，即产业转移对技术溢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 对于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观点各有不同。博尔斯特(Bolster)认为，跨国公司进入本国市场会导致竞争加剧，从而产生技术外溢。⑤福斯弗瑞(Fosfuri)等研究了劳动力流动视角下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产业转移导致了显著的技术外溢。⑥郭丽娟、邓玲认为，在欠发达地区，想要实现技术溢出、实现自主创新，主要途径是承接产业转移。⑦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产业转移要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才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观点。关爱萍、陈超的研究结果表明，承接产业转移与技术溢出在传统面板回归模型下，二者成正比例关系，但在空间面板模型下，则影响并不显著。⑧哈(Ha Yoo-Jung)和吉拉德(Giroud Adele)通过研究发现，产业转移对转入地企业技术溢出产生显著影响的前提条件是产业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的技术水平几乎持平。⑨潘少奇等发现，承接产业转移对于技术溢出的影响不是必然的，它要受到一些诸如市场、区域、产业结构等因素的综合作用。⑩刘满凤、黄倩、黄珍珍通过对中部地区的研究发现，研发(R&D)经费支出对于技术溢出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并不显著。(11)张营营、高煜通过研究发现，高新技术行业承接产业转移对于技术溢出的影响比低技术行业更为显著。(12) 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论不一。维恩(Vernon)的研究发现，来自转出地的转移产业比较劣势、跨国公司所投资的产业结构高度等是产业转移对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13)卢阳春的研究结论显示，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集群发展。(14)提莫司(Timothy)等以韩国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了国际贸易对于优化产业结构的中间作用。(15)郭海霞发现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产生的作用不同，一般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作用较为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程度有限，而加工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负向作用，即对产业结构优化起到阻碍作用。(16)然而，余慧倩、李斌等认为，产业转移带来了高就业，而这种高就业却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转移不会天然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17)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观点异彩纷呈。裴恩德(Peneder)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的行业，其生产率有所不同，正是通过这种差异造成了生产要素向效率高的部门流动，从而使经济出现高速增长。(18)关爱萍、魏立强发现，发达地区向次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能够对次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19)高安刚、覃波认为，在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持续的正向影响作用。(20)张辽、王成军等、黄新飞等研究发现，产业转移提升了产业转出地的整体竞争力。(21)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并不接受产业转移导致经济增长的观点。特米(Temiz)、杰克曼(Gokmen)经过研究得出承接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显著的结论。(22)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产业转移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影响。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对产业转移与上述因素间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是，关于产业转移对于欠发达地区脱贫影响的相关研究很少。毕肖华、徐志耀提出欠发达区域实现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承接产业转移，欠发达地区应依托产业转移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以实现脱贫。(23)王满四、黄言生基于研究得出承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转移效果最大的影响因素；产业转移会对承接地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减缓该地区的贫困问题。(24)尤卡(Ucal)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贫困问题有较大的减缓作用。(25)赵文丁、祈文辉通过研究发现，承接产业转移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具有显著作用，但是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提出欠发达地区要通过提升转移产业的吸引力、选择力、支撑力与融合力来提高产业承接能力。(26)戴维德斯(Davidson)、萨利(Sahli)研究了旅游FDI(外国直接投资)与扶贫的关系，发现产业转移对地区的贫困问题有减缓作用，可以通过大力扶持旅游业带动当地脱贫。(27)福斯(Fauzel)则发现，虽然承接产业转移会对地区减贫起正向作用，但是由于产业转移而导致的过高债务将会加深地区的贫困程度。(28)王志章、王静指出，长江中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地区脱贫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国内产业转移促进作用大于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影响作用。(29) 上述文献研究表明，产业转移效应的相关研究很多，其中，关于产业转移对于技术溢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多且较为深入；而产业转移对相对落后的接收地贫困治理的研究较少且不深入。因此，承接产业转移对于贫困治理，特别是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是否有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这是本文试图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二、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 如上所述，技术溢出效应的获得、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都会促进产业转移接收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可以通过其技术溢出效应的获得、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等途径来实现。下面从产业转入和产业转出两个角度分析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 (一)产业转入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 产业转入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具体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产业转入能够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在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由此实现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物质基础。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产业，其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存在明显的差距。产业转入带来的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提升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实现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 第二，产业转入带来的产业结构优化是根本上消除民族地区贫困的一个中长期动因。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前瞻性是决定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未来发展水平与发展动力的关键。发达地区向民族地区产业转移能够促进民族地区优化产业结构，可以整体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会加快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实现。 第三，产业转入有助于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人口素质，从而实现贫困治理。目前，我国人口流动方向依然以“东进”为主，如何保证人口规模不减、稳步提升人力资源质量是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更是推进民族地区扶贫和产业转移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和落脚点。产业转移能够使不同类型的企业落地民族地区，由此大量的人才、技术、信息随之而来。新的产业与企业、先进的技术与设备、高水平人才与企业培训的进入，都会对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转入企业的集聚，人力资本在聚集区内实现优化配置，当地政府提供的职业教育、转入企业提供的岗前培训等会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转入企业、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才的共同努力，会造就一批高素质的管理精英和各种专业性技术人才，由此促进民族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从而实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 第四，产业转入可以提升民族地区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从而实现贫困治理。产业转移可以丰富民族地区的产业类型，产业转移新增的符合当地特色的企业与项目，会很大程度上丰富民族地区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从根本上使当地劳动力实现就地择业；也会吸引在外就读大学生和在外打工人员返乡就业，实现安居乐业，提高人民福祉，从而实现贫困治理。 第五，产业转入可以加快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促进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实现贫困治理。因为产业的转入往往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增加，而相关产业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从业人口的增加，进而加快民族地区城镇化。民族地区大多地广人稀，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效率低，导致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落后。产业转入带来的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加快，会促进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完善与提高，从而实现贫困治理。 (二)产业转出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 由于相关的研究非常少，本文探索性地提出产业转出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 第一，民族地区的产业转出可以加强民族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深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合作，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文化水平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贫困治理。 第二，民族地区的产业转出可以吸纳承接地的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由此辐射、传导以带动民族地区产业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贫困治理。 第三，民族地区的产业转出会使得民族地区产业更加靠近发达的市场，更易把握市场需求和趋势，促进民族地区产业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实现贫困治理。 第四，民族地区的产业转出会促进民族地区学习转入地和相关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从而提升民族地区企业和产业的经营管理水平，辐射和带动民族地区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 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民族地区产业转入对其贫困治理的影响，对于产业转出与贫困治理的作用机理在此只提出观点，不展开论述，深入探讨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 三、变量选取、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民族地区历年贫困发生率为被解释变量，产业转移指数为解释变量，生产要素、产业发展因素等为控制变量。 1.被解释变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治理的直接表现是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贫困发生率是指低于国家贫困最低标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2.解释变量：产业转移指数。产业转移是指某个产业或者产业群体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发生变动。产业转移指数是反映产业转移方向和程度的指标。国外对于企业区位信息拥有完善的统计数据，从而保证其产业转移指数得以准确计算，进而确定并反映产业转移的方向和程度。国内对于企业区位信息尚无完善的统计信息，因此，只能采用一些间接的方式进行计算，包括区位熵、绝对份额指标、赫芬达尔指数、外商直接投资及省外投资额、产业梯度系数和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等作为转移指标。 有学者在份额变动的基础上提出了计算方式，将产业转移看作一个事件，事件发生前后的相关经济指标的相对变化则为产业转移的数值大小。(30)孙晓华、郭旭、王昀对该衡量方法进行了改进，为消除不同地区的生产状况变化对行业份额造成的干扰，加入了地区经济规模占全国经济规模的比重，改进后公式为：(31) IRci，t=Pci，t-Pci，t0=qci，t/  qci，t/∑[m][,i=1]qci，t/ qci，t-qci，t0/qci，t0/qci，t0/qci，t0 (1)其中，IRci，t指c地区t年i行业的产业转移指数，qci，t代表c地区t年i行业的生产规模，m为所考察的行业数量，n为全国地区总数，qci，t表示该行业的全国产值，  qci，t表示c地区全部行业的总体规模。如果IRci，t＞0，意味着c地区的i行业对比年初发生了转入；如果IRci，t＜0，则意味着c地区的i行业对比年初发生了转出。因此，产业转移指数既体现了产业转移的方向，也展示了产业转移的程度。本文根据我国2011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1)》方法，依据劳动、资本和技术三种生产要素在各产业中的相对密集度，将我国20个二位数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划分结果如表1所列。(30) 表1 制造业分类
3.控制变量：生产要素、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发展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在宏观层面，贫困发生率下降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政策、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本文中我们选取生产要素、基础设施水平和产业发展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剔除它们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1)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主要构成包括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创新等。本文采用省市平均工资衡量劳动力要素、资本存量衡量资本要素、研发经费支出衡量技术创新。(2)基础设施水平。采用各省区铁路、公路、内河航运里程数与省区面积的比值构建的交通密度指标作为基础设施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3)产业发展因素。本文中的产业发展因素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 (二)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民族地区历年贫困发生率为被解释变量，产业转移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生产要素(研发经费支出、资本存量、平均工资)、基础设施水平(交通密度)、产业发展因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控制变量。为消除量纲的影响，本文将所有变量均进行标准化： Y=β[,0]+β[,1]IR[,1]+β[,2]IR[,2]+β[,3]IR[,3]+β[,4]R&D+β[,5]K+β[,6]+W+β[,7]Trans+β[,8]TI+ε (2) 其中，被解释变量Y表示贫困发生率，解释变量IRi表示第i型产业的产业转移指数，R&D，K，W分别表示生产要素(研发经费支出、资本存量、平均工资)，Trans表示基础设施水平，TI表示产业发展因素(第三产业产值比重)。β[,0]为常数项，β[,1]-β[,8]为8个回归系数，其中β[,1]-β[,8]为民族地区产业转移对贫困治理的影响。 (三)数据来源 各省区贫困发生率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由于我国在2010年提高了贫困线的计算标准，为避免2010年前后贫困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选择历年民族地区七省区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以及依据上述来源数据计算得来的数据。 生产要素中的劳动力要素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省市平均工资数据，资本要素参考张军等资本存量公式得出资本存量数据，(33)技术创新采用《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研发经费数据。 基础设施水平中的交通密度指标所涉及的各省区铁路、公路、内河航运里程数和陆地面积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产业发展因素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各省区的第三产业产值和GDP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研究 民族地区产业转移对于贫困治理是否有贡献？作用程度多大？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其作用效果是否相同？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对民族地区各省区的贫困发生率以及产业转移指数进行描述性统计，然后通过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1.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是指低于国家贫困最低标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公式为：(贫困人口数÷人口总数)×100％。经过计算，民族地区七省区贫困发生率如表2所示。 表2 2010-2016年民族地区和全国平均贫困发生率 单位：％
结果显示，2016年，内蒙古的贫困发生率最低，为3.9％，低于全国均值(4.5％)，其他6省区的贫困发生率均高于全国均值，新疆贫困发生率达到12.8％。 2.产业转移指数。本文将各省区产业转移指数分别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指数、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指数、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指数及总产业转移指数来反映。根据公式(1)计算所得各省区产业转移指数结果，如表3-9所示。 表3 内蒙古产业转移指数
内蒙古的转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转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内蒙古的就业环境相对较差，加上区外发达地区的吸引，因此内蒙古对区外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而内蒙古一些新型工业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条，产业配套能力低，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成本激增，因此，对区外投资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多。内蒙古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引入了技术含金量较高的产业，因此，转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以2018年1-10月为例，内蒙古对外投资领域主要涉及制造业、农业、餐饮业、批发业及相关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34) 表4 广西产业转移指数
广西的转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转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原因与内蒙古类似。广西地理位置优越，承接的产业转移主要包括创新类新兴产业，接受大量外来投资，因此，转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以2019年1-9月为例，广西对外投资行业主要涉及交通运输仓储、制造、批发零售等劳动密集型行业。(35) 表5 贵州产业转移指数
贵州的转入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转出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贵州的劳动力与土地价格较为低廉，这是贵州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大优势。但是，因为贵州的产业园区之间缺乏清晰的分工与准确的定位，使得产业没有形成聚集优势，同时也造成整体科技研发能力不足、技术落后，因此，转出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2016年以后，贵州下大力气、积极吸引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入，如2018贵州招商引资推介会上，贵州面向全球发布了100个投资项目，总投资648.65亿元，主要投资项目为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大健康医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36) 表6 云南产业转移指数
云南的转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转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原因与内蒙古相近。云南地理环境优越，四省交界，三国接壤，从国内国际区位看都拥有极大优势。同时由于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为云南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入创造了极大的机遇。截至2019年8月，云南省设立境外投资企业822家，累计直接投资109.2亿美元，主要投资行业为采矿业和农业等行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涉及60个国家和地区。(37) 表7 青海产业转移指数
青海的转入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转出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入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原因与贵州相近。但是由于其整体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其转出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2019年1月-6月，青海省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亿美元，同比增长20.5％，涉及水电、高速公路、输变电、铁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38) 表8 宁夏产业转移指数
宁夏的转出产业包含三大产业。宁夏地理位置相对有一定的劣势，而且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有限，因此，其转出产业包含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2019年1-9月份，宁夏对外投资主要领域为矿产开采、医疗器械、信息技术、农产品贸易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三大产业。(39) 表9 新疆产业转移指数
新疆的转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转出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新疆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主要包括创新型新兴产业，接受了大量区外投资，因此，转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新疆2018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18亿美元，增长7％，项目主要集中于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农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40) (二)回归分析 因为依据经验理论选取的变量可能会存在伪回归的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回归模型，分析产业转移对于贫困治理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对民族地区七省区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使用的分析软件为STATA12.0。为防止该面板数据出现伪回归现象，先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0。 表10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从表10可知，p值为0.00，因此拒绝原假设，即数据不存在伪回归，是平稳的。 随后进行Hausman检验，p值为0.2561，因此接受原假设，即选择随机效应回归模型。根据公式(2)计算的结果如表11。 表11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回归分析结果的描述与分析如下： 第一，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降低了贫困发生率，从而对贫困治理有正向贡献。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回归系数为负，说明转入劳动密集型产业降低了贫困发生率，但其影响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具有利润极低、难以实行差异化战略、代工者地位不稳定等特点，从而难以使贫困发生率显著降低。 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转入资本密集型产业显著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可能的原因是民族地区多为自然资源丰富地区，大量的资本投资充分地开发了民族地区资源，从而降低了贫困发生率。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转入技术密集型产业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可能的原因是技术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具有产品附加价值高、增长速度快、利润空间大等特点，从而降低了民族地区的贫困发生率。 第二，研发经费支出、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为负，符合预期，且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研发经费支出越多越有利于当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平均工资的增加会提高居民收入，进而使得贫困人口脱贫。 第三，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存量越多，民族地区的贫困率越高。这一结论与人们一般的预期恰恰相反，可能的原因是资本存量对于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时间滞后性，在当期并不能明显体现增长经济的效果。 第四，基础设施水平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在这段时期，基础设施水平越高，民族地区的贫困率反而越高。可能的原因是民族地区总体上人口与产业的分布较为分散，尽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很大。但铁路、公路、运河等交通网络相对于广袤的地域而言仍然显得较为稀疏，因此投资效益一般较低；更重要的原因是基础设施投资对减少贫困具有时间滞后性的特点，其效果一般需要经过数年时间才能显示出来。 第五，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回归系数为0.006，但是极其不显著，由此可以认为，民族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贫困发生率没有明显关系。一般情况下，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会促进人均收入的增加，从而降低贫困发生率。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二者的关系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第一产业比重的降低)，民族地区剩余劳动力应该从第一产业逐步转向第三产业，但实际上，民族地区第一产业原有劳动力在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其技能与综合能力在就业竞争中没有优势，于是出现第三产业的就业率并未同步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从而使人均收入得不到应有的增加，相应地，也没有降低贫困发生率。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回归方法，对民族地区的产业转移与贫困治理现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模型研究，对民族地区产业转移与贫困治理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通过两阶段的研究，有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其他四方面要素(即民族地区研发经费支出规模、平均工资水平、资本存量规模、基础设施水平)共同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有比较显著的作用。 第二，在产业转移细化为三大基本产业的转移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对于民族地区贫困治理有比较显著的作用，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民族地区贫困治理虽然也有作用，但并不显著。 (二)政策建议 本文对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出政策建议：相关部门和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齐心协力严格把关，确保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在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总数中的比重有显著提高。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建立拟承接转入项目数据库，制定明确的目标和标准，全面监管产业转移过程。民族地区各省区应该对各潜在转出省市、潜在转出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跟踪研究，建立拟承接转入项目数据库。对未来吸纳产业转移工作要有一个非常清晰、准确的总目标，对每一个转移项目要有非常具体的目标和标准，并鼓励各省区所辖地市县和辖区内企业承接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项目。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严格执行承接产业转移的目标和标准，并监督产业转移的全过程。不仅要让产业转移符合生态安全的要求，还要使每一个产业转移项目符合该省区产业转移的中长期总体目标。因此，要选择“适宜的产业”，鼓励原有产业与引进产业在技术层次、产业关联度、产业转移实现方式之间进行高效衔接和协作，力求更好地优化与调整本区域的经济结构，确保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在民族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总数中的比重有显著提高，以充分发挥产业转移为贫困治理带来的正向影响作用。 第二，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承接能力，吸引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承接高质量产业转移项目的必要条件是承接地拥有良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因为，承接地的公共服务水平，承接地的道路、交通、能源、信息、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是承接产业转移得以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载体。民族地区需要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建设，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公共服务水平与服务能力，为吸引和承接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确保产业转入项目取得良好的投资效果做好基础保障工作。 第三，加强自身科技与技术要素的投入，缩小与转出地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如前所述，产业转移对承接地技术溢出产生显著效应的前提条件是产业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技术水平几乎持平。为了充分发挥产业转入的技术效应，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和企业应首先树立提高本地区自身科技与技术水平的意识，尽快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当地企业和劳动力整体的科技与技术水平，缩小与转出地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以充分发挥产业转入的技术效应，使贫困治理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 注释： ①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2018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情况》，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www.seac.gov.cn/seac/jjfz/202001/1139406.shtml。 ②由于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过多，故本文未测度西藏。本文的民族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新疆、宁夏四个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省。 ③参见Akamatsu,K.,Synthetic Dialectic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Japan,Journal of Nagoya Commercial High School,Vol.15,1937。 ④参见[英]阿瑟·刘易斯著、乔依德译：《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日]小岛清著、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日]关满博著，陈生保、张青平译：《东亚新时代的日本经济》，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德]阿尔弗雷德·韦伯著，李刚剑、陈志人、张英保译：《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⑤参见Bolster M Kokko-A.,"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Vol.12,No.3,1998。 ⑥参见Fosfuri Andrea,Motta Massimo,Ronde Thoma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Spillovers through Workers' Mobilit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53,No.6,2001。 ⑦参见郭丽娟、邓玲：《产业承接、技术外溢与西部地区自主创新》，《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11期。 ⑧参见关爱萍、陈超：《区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联动研究》，《软科学》2015年第1期。 ⑨参见Ha Yoo-Jung,Giroud Adele,"Competence-creating Subsidiaries and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24,No.6,2015。 ⑩参见潘少奇等：《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进展与展望》，《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11)参见刘满凤、黄倩、黄珍珍：《区际产业转移中的技术和环境双溢出效应分析——来自中部六省的经验验证》，《华东经济管理》2017年第3期。 (12)参见张营营、高煜：《区域产业转移对西部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12期。 (13)参见Vernon,"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0,No.2,1966。 (14)参见卢阳春：《十二五时期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政策调整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1年第10期。 (15)参见Timothy Lim U,Kei-Mu Yi,Jing Zhang,"Structural Change in an Open Econom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5,No.6,2013。 (16)参见郭海霞：《资源型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以山西省为例》，《经济问题》2017年第3期。 (17)参见余慧倩：《长三角需审慎对待国际产业转移》，《江南论坛》2004年第6期；李斌、陈超凡、万大艳：《湖南省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及实证研究》，《中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8)参见Peneder M.,"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Vol.14,No.4,2003。 (19)参见关爱萍、魏立强：《区际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基于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2013年第11期。 (20)参见高安刚、覃波：《国际产业转移、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VAR模型研究——以广西为例》，《科技和产业》2015年第6期。 (21)参见张辽：《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基于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3年第5期；王成军、刘芳、王德应：《产业转移与区域创新的乘积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合芜蚌新区”为例》，《经济体制改革》2014年第6期；黄新飞、杨丹：《产业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了吗？——基于广东省县域数据的断点回归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7年第2期。 (22)参见Temiz Dilek,Gokmen Antic,"FDI Inflow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 by MNCs and Economic Growth:An Empirical Study on Turkey,"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Vol.23,No.2,2014。 (23)参见毕肖华、徐志耀：《欠发达区域承接产业转移的理论模型研究——以广西为例》，《市场论坛》2008年第4期。 (24)参见王满四、黄言生：《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赣州市为例》，《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5)参见Ucal Meltem-Sengun,"Panel Data Analysi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Vol.109,No.1,2014。 (26)参见赵文丁、祁文辉：《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的主要问题及优化思路》，《经济纵横》2015年第1期。 (27)参见Davidson Lee,Sahli Mondh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ourism,Poverty Alleviation,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Review of the Gambian Hotel Sector,"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Vol.23,No.2,2015。 (28)参见Fauzel Sheereen,Keesoonah Leenum,"A Dynamic Investig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Sectorial Growth in Mauritius," Af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Vol.6,No.2,2017。 (29)参见王志章、王静：《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30)参见Xiaolin Zhao,Haitao Yin,"Industrial Reloca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Energy Policy,Vol.39,No.5,2011。 (31)参见孙晓华、郭旭、王昀：《产业转移、要素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管理世界》2018年第34期。 (32)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截至2016年，因此使用2011年标准，而不是2017年的标准。 (33)参见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 (34)数据来源于《2018年1-10月内蒙古对外投资简况》。 (35)数据来源于《2019年1-9月广西对外投资统计》。 (36)《贵州面向全球发布百个投资项目，总投资648.65亿元》，中国新闻网，2018年5月25日。 (37)数据来源于《2019年1-8月云南省对外投资简报》。 (38)《青海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加强对外投资合作》，青海省商务之窗，2019年8月2日。 (39)数据来源于《2019年1-9月份宁夏对外投资合作情况》。 (40)《坚持稳中求进 扩大对外开放 努力开创自治区商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疆商务厅，2019年6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