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孙犁  1982年11月底，《天津书讯》创刊后不久，为了满足读者了解老作家近况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弥补创刊号缺乏“仪式感”的遗憾，编辑部决定从次年第一期起，连续两期刊登有影响的新老作家的题词和“新春寄语”。在列出的一长串组稿名单中，大家不约而同地将生活在天津的孙犁与梁斌排在“首席”。那时我年轻好胜，便主动请缨去找孙犁。经编辑部研究决定，由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与摄影记者王学浩一同前往。 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早上，我与学浩兄轻车熟路地来到多伦道上俗称“大红门”的天津日报宿舍。后来得知，这个有山有水有回廊的破落大院，竟是1926年新记《大公报》复刊时的社长，后来曾担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吴鼎昌的旧居。我们走进孙老家门时，孙老正坐在屋子中间迎门的桌前吃早点。我们先是自报家门，随后递上报纸，并征询孙老对《天津书讯》这份小报的意见。刚开始孙老表情严肃，只是低头看报，话不是很多，好像也不情愿说，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可是当我们提起刚刚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孙犁文集》时，他突然主动起来，指着报上刊登的该书责编之一张雪杉写的相关报道，连问卖得如何、读者有何反响。当我们告诉他首版首印本已被各地书店订购一空，准备第二次印刷时，他笑了，话也渐渐多了起来。他说不久前回了一趟白洋淀，是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长兼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陪同去的，主要是最终敲定《孙犁文集》出版的一些具体事宜。随后他说，这五卷本文集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都是他亲自选定篇目，并亲自校阅的。 在此有必要对这套墨绿色《孙犁文集》介绍一番，因为近年孙犁大热，各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不同版本的孙犁文集、选集甚至“全集”，由此造成目前市场上孙犁作品版本繁杂，人们难辨出版质量的良莠。其实，孙犁文集的首次推出并经作者亲自审校者，便是这套1982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五卷本《孙犁文集》。张雪杉先生当年曾在《天津书讯》撰文披露这套书的编辑“内幕”：文集的编辑启动于1979年初，当时天津市出版局刚刚成立，为了凸显天津出版特色，便指定“百花文艺出版社在汇集孙犁同志绝大部分著作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孙犁文集》，并已向全国各地和国外正式发行”。该文集“共选收作者从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八〇年八月所著各类作品近三百篇，约一百七十万字；按照不同体裁，列为七卷，分五册出版”，“文集各卷所编收的作品，一律采用作者亲自指定的版本和文集；有些篇章，为保持历史的真实记录，已由作者复其原貌；大部分篇章，已由作者再次认真校阅，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  由此可见，在当今众多版本的孙犁作品集中，这套五卷本《孙犁文集》的权威性是其他版本无法替代的。此外，这套文集的发行佳绩也让刚刚复社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尝到了甜头。此后几年，多卷本《梁斌文集》《李霁野文集》《方纪文集》及《王蒙选集》《王林选集》《浩然选集》《冯骥才选集》《蒋子龙选集》等相继推出，为天津以及国内文学名家出版文集，便成为百花文艺出版社的一大出版特色。 记得在那天的交谈中，孙老还讲了一些《孙犁文集》编选过程中的“趣事”，以及当时京津两地文人的“故事”，有些让我们开了眼界，有些则让我们感到吃惊。来之前我听友人讲，孙老从不轻易给报刊题词题字，因此当我们提出请他题写“新春寄语”时，心中不免忐忑。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我便收到了孙老寄给我的信函。打开一看，大喜过望，孙老竟给我们写来了一篇有要求有范例有希望的短稿，这便是刊登在1983年1月15日《天津书讯》头版的孙犁“寄语”。近日我查阅现已面世的不同版本《孙犁文集》及各类孙犁选集等，发现均未收录这一短文，为保存史料计，特转录如下： 《天津书讯》一出版，我就看到了。作为一个读者，希望能及时了解各类图书的出版消息，“书讯”无疑是极好的一个帮手。如果说“书讯”要有自己的特点，一定要以书为主，围绕书多做文章。评介文章要写得短小，生动活泼。全国的“书讯”报很多，我较爱读《联合书讯》，因为它重点突出，内容充实，有一定的学术水平。有些地方的“书讯”，开始办得还好，后来慢慢地离开了它的宗旨，失去了自己的特点，这样会失去读者。还有一点希望，古籍的整理和出版，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希望“书讯”多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指导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正确地学习和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以上便是孙老第一次为《天津书讯》“赐稿”。另外值得一记的是，1985年10月，在《天津书讯》创刊三周年时，孙老再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鼓励与肯定。但这次不是“赐稿”，而是亲笔题词：“多印好书，多售好书，多读好书 祝天津书讯创刊三周年”。题词仍然是我去约的，记得我想让孙老当时就写，而且带去了全套照相设备准备拍照，岂料孙老见此摆摆手，说道：“你要这样我就没法写了，还是我写好后你们来取吧。”没过几日，林呐副局长便打来电话，说他刚从孙老家回来，捎回了孙老的题词，让我去取。这幅题词被照相制版后，刊登于1985年11月15日《天津书讯》的五版，而原件经装裱入框后挂在我办公桌对面的墙上。1996年春，我被上级机关调到天津市出版研究室工作，几年后我听说孙老的这幅题词和曹禺、吴祖光、新凤霞、严文井、端木蕻良、舒同、梁斌、方纪、胡絜青、王蒙、骆玉笙、吴作人、范曾、王学仲等名家的“墨宝”一齐“不翼而飞”。自那之后的许多年，我在天津的旧物市场及各种拍卖会信息中，仔细搜寻过这些“文物”的踪迹，但至今杳无音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