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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元408年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去世前立下遗嘱，把其幼子提奥多西乌斯二世托付给自己的宿敌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阿卡狄乌斯“托孤”于宿敌，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帝国东西部分裂离心严重、关系紧张，帝国东部不会把帝国西部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由于此时的东罗马与萨珊波斯的关系较为缓和，使阿卡狄乌斯有可能把幼子和帝国托付给萨珊国王。对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而言，此前萨珊波斯在与罗马的较量过程中，其领土和经济诉求都得到了极大满足，同时，萨珊波斯自身也面临着内外矛盾，他没有理由主动打破和平局面。阿卡狄乌斯“托孤”事件的完美结局，不仅使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实现了平稳过渡，也对晚期古代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对晚期古代东西方贸易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晚期古代国家关系的改变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关键词：东罗马帝国；萨珊波斯；“托孤” 作者简介：徐进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晓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 罗马帝国与东方的波斯王国一向是宿敌。但公元408年，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Arcadius)去世前，却把其幼子提奥多西乌斯二世(Theodosius II)托付给了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Isdigerdes I)。[1]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托孤”事件，甚至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正因如此，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对其真实性的考察上。如绍尔布赖就对该事件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史料记载的阿卡狄乌斯“托孤”和伊嗣俟派安提奥库斯为监护其实是后来基督教虚构的故事。他认为，在后来的基督教徒看来，伊嗣俟统治的时代是两国之间睦邻友好的最好时代，是波斯基督教徒境遇得到根本改善的时代。在对该时代的美好记忆中，人们混淆了某些同名人物并附会出阿卡狄乌斯“托孤”于伊嗣俟的故事。绍尔布赖认为，这种对伊嗣俟统治时代的记忆重塑发生在实际事件后的相对较短的时期内。[2]然而大多数近代学者认为阿卡狄乌斯皇帝“托孤”确有其事，尽管具体解释不尽一致。例如，皮勒尔通过分析相关史料中关于伊嗣俟一世身份的术语表达，从法律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但他认为伊嗣俟一世是阿卡狄乌斯遗嘱的执行者以确保提奥多西乌斯二世的继位，而不是提奥多西乌斯二世的监护人。[3]布洛克利接受皮勒尔的观点，并认为尽管该事件中的各种细节是不可信的，但事件本身是存在的，是为了加强两国关系的稳定。[4]此后，在《剑桥古代史》(第13卷)中，布洛克利也提到了该事件，只是他并未详细讨论。[5]埃弗里尔·卡梅伦和尼娜·加尔苏安(Nina Garsoïan)则认为这仅是一种外交姿态或礼节，然而就为何“托孤”只是外交姿态或礼仪而言，二者都未进行具体的解释。[6] 由于学术界基本上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讨论“托孤”事件的真实性上，对该事件的背景、原因、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反而有明显的不足甚至疏漏。事实上，这件事不仅生动地折射出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之间复杂关系的方方面面，而且为认识晚期古代东西方形势的变迁提供了新维度，这也为本文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空间。深入探讨该事件不仅对探究5世纪和6世纪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大有裨益，而且对深化古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中世纪作家的相关记载及其史料价值的评估 关于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托孤”于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事件的最初记载，出自拜占庭史家普罗科皮乌斯(约500—565年)所撰《战史》一书：“当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在拜占庭去世前(有一子提奥多西乌斯，尚未断奶)，他不仅为其子，而且为其政府深深地担忧，他不知应如何对二者做出明智的安排。因为他认为，如果他为提奥多西乌斯安排一个共治者，他实际上是通过一个披着王权外衣的敌人来摧毁他自己的儿子。如果他让其子独自统治帝国，那么许多人，正如他们可能期望的那样，将会利用孩子的无助，试图登上王位。这些人会反对政府，并在摧毁提奥多西乌斯后，不费吹灰之力地使他们自己成为暴君，因为这个男孩在拜占庭没有任何亲属作为他的监护人(ε’πι＇τροπο)。阿卡狄乌斯不指望这个男孩的叔叔霍诺利乌斯[7]能帮助他，因为意大利的情况已经很麻烦了。他同样对米底人[8]的态度感到不安，担心这些蛮族人会推翻年轻的皇帝并使罗马人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当阿卡狄乌斯面对这一困境时，虽然他自己在其他事上未表现得很睿智，但他制定了一个计划，以确保其子和王位没有问题，这或是因为与诸如君主顾问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交谈过，或是由于一些神圣的灵感降临到他身上。在起草他的遗嘱时，他指定这个孩子为他的王位继承人，但让波斯国王伊嗣俟成为其子的监护人，他在遗嘱中诚恳地请求伊嗣俟尽其所能地为提奥多西乌斯保护他的帝国。在如此安排了他的私人与帝国事务后，阿卡狄乌斯去世了。但波斯国王伊嗣俟，当他看到这封正式交给他的文件时，尽管在成为一位统治者前，他高贵的品格已为他赢得了伟大的声誉，他立即表现出了一种令人惊奇和非凡的美德。因为他忠诚地遵守阿卡狄乌斯的遗愿，一直与罗马人保持和平相处的政策，从而为提奥多西乌斯保全了帝国。事实上，他立刻给元老院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成为提奥多西乌斯的监护人，并威胁要对任何企图陷害后者的人发动战争。”[9] 继普罗科皮乌斯之后，阿伽提亚斯(约532—579/582年)也提到了这一事件。他写道：阿卡狄乌斯临终时指定伊嗣俟一世作为提奥多西乌斯二世和整个罗马国家的监护人(φυ＇λαξ和κηδεμω＇ν)这一事件，“世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至今仍为罗马上层阶级和普通百姓所传诵。但我未在任何文献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中，甚至是那些记述阿卡狄乌斯去世的文献中遇到，除了普罗科皮乌斯。普罗科皮乌斯以他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阅读了几乎所有的历史著作，他应该在一些迄今为止我尚不知的更早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了该事件的书面版本，对此我并不惊讶”。但他又认为：“将一个人的至亲托付给一个外国人、蛮族人、一个充满敌意的国家的统治者，一个在荣誉和正义问题上是未知数的人，且最重要的是该人是一位虚假宗教的信徒，这几乎没有道理。”[10]阿伽提亚斯的这句话，成为后世学者怀疑该事件的历史真实性的直接理由。 阿伽提亚斯之后，拜占庭编年史家提奥法奈斯(约758/760—817/818年)也记载了该事件。而且提奥法奈斯首次提到，伊嗣俟一世向拜占庭派去了一名叫安提奥库斯(Antiochus)的宦官作为他的代表并成为提奥多西乌斯二世的管家(ε’πι＇τροπο)和教育者(παιδαγωγó)，伊嗣俟一世自称为提奥多西乌斯二世的监护人(κουρáτωρ)。[11]此后，11世纪的拜占庭历史学家凯德莱努斯除记述了与提奥法奈斯相同的事件情节外，还提到阿卡狄乌斯给伊嗣俟一世送去了1000磅黄金以确保其遗嘱的执行。[12]12世纪，编年史家和神学家佐纳拉斯则说，提奥多西乌斯二世是由其姐姐普尔凯利娅(Pulcheria)抚养长大，而伊嗣俟一世则派安提奥库斯做他的保护者和监护人(φυ＇λαξ和κηδεμω＇ν)。[13]同时期，君士坦丁堡的玛纳塞斯虽也记载了阿卡狄乌斯去世后的安排及伊嗣俟一世的角色，也称伊嗣俟一世为保护者(φυ＇λαξ)，但未提及安提奥库斯的故事。[14]最后提到该事件的希腊教会史家是尼凯佛鲁斯·卡利斯图斯·克桑托普鲁斯，他称伊嗣俟一世为监护人(κουρáτωρ，κηδεμω＇ν)，关于安提奥库斯的故事则与提奥法奈斯的描述一致。[15] 除希腊语资料外，13世纪的东方叙利亚语学者巴尔·赫卜烈思在其编年史中也提到了这次“托孤”事件，他的描述与提奥法奈斯相近，但未言及安提奥库斯的故事。[16] 据阿伽提亚斯报道，“托孤”之事似乎更多的是在社会上口头流传。普罗科皮乌斯的著作是他能见到的唯一文字记载，尽管他也推测普罗科皮乌斯还有其更早的文字史料来源。安提奥库斯未出现在最早的任何文字记载中，也让人怀疑他是否是口传的“托孤”故事中的人物。口传故事的一个常见特征就是版本并不是唯一的。中期拜占庭史家所记“托孤”的细节不相统一，或许暗示了他们都曾受到不同版本的口传史料的影响。我们也无法排除安提奥库斯是在“托孤”故事流传过程中被人为添加的角色的可能性。 尽管存在上述细节上的复杂情况，但阿卡狄乌斯遗嘱向伊嗣俟“托孤”这一基本事件在所有记载中是一致的，而最早记载此事的普罗科皮乌斯距离阿卡狄乌斯和伊嗣俟时代大约一个世纪。换言之，人们对基本史实的记忆只经历了约三代人的传递，还处在能保持相对准确的时间跨度内。至于阿伽提亚斯的质疑，针对的其实并非普罗科乌斯记载的可靠性，而是阿卡狄乌斯宁愿把自己的至亲托付给敌国君主的做法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生活的时代，罗马和波斯的关系再次紧张，他产生这种质疑是很正常的，但这不代表5世纪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 其实，对于“托孤”事件，颇耐人寻味的是，阿卡狄乌斯缘何“托孤”，其“托孤”的原因是否真如普罗科皮乌斯记载的阿卡狄乌斯的“担忧”那样简单？伊嗣俟又为何“受托”，他恪守承诺，与罗马长期保持和平，难道仅仅是由于其“令人惊奇的非凡的美德”？“托孤”事件对当时的东罗马和萨珊波斯两国关系格局乃至晚期古代世界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并深入探究。 二、阿卡狄乌斯“托孤”属无奈之举 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王国素来是宿敌。在伊嗣俟一世即位(399年)之初，罗马社会对他的即位抱有一种恐惧心理，惧怕他会成为另一个沙普尔二世。[17]那么，为何到了阿卡狄乌斯去世前，却愿意把其幼子托付给伊嗣俟一世？这其实是由当时东罗马帝国本身的处境所决定的。 首先，公元395年后，罗马帝国东西部分裂而且关系紧张，东罗马不会把西罗马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公元395年提奥多西乌斯一世逝世后，西罗马由年仅十岁的霍诺利乌斯统治，东罗马则由十七八岁的阿卡狄乌斯统治。由于二者尚且年轻，帝国东西部的实际掌权人皆非皇帝本人。斯提利科(Stilicho)实际控制并掌管帝国西部至公元408年，他声称提奥多西乌斯一世去世时，任命他同时为霍诺利乌斯和阿卡狄乌斯的监护人。斯提利科一直试图控制帝国东部，但始终未能成功。公元397年在斯提利科第二次远征阿拉里克(Alaric)后，东部政府随后鼓励吉尔多(Gildo)在非洲反叛，东西罗马间的关系随即恶化到海上贸易禁运的地步。斯提利科不断推行控制伊利库姆东部的政策，尤其是在公元405—408年间，他已准备用武力手段来控制该地区，这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东西部的矛盾，可以说此时帝国东西部间的关系如异邦仇敌也不为过。[18]因此，阿卡狄乌斯及其政府不可能把西罗马当作自己的依靠，把幼子与东罗马政府托付给西罗马宫廷，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引狼入室”。同时，阿拉里克在5世纪初两度入侵意大利，公元405—408年帝国西部更是深陷蛮族入侵和所谓的斯提利科篡位的漩涡。[19]正如普罗科皮乌斯所言，5世纪初西罗马自身难保，意大利的形势非常糟糕，阿卡狄乌斯不可能寄希望于西罗马皇帝霍诺利乌斯的帮助。[20] 其次，公元363年后，罗马与萨珊波斯的关系一直处于较为缓和的状态，这使阿卡狄乌斯有可能把幼子和帝国托付给与他关系缓和的萨珊波斯国王。罗马与萨珊波斯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时而缓和、时而紧张的波动状态。在3世纪和4世纪下半叶之前，萨珊波斯和罗马帝国相互倾轧，两国关系以敌对状态为主。萨珊波斯开国君主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在位期间曾多次试图入侵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等罗马东部边疆地区。沙普尔一世(Shapur I)时期，曾三次发动对罗马的战争，罗马皇帝菲利普(Philip)被迫与他签订和约，把大亚美尼亚(Greater Armenia)，即后来的波斯亚美尼亚(Persarmenia)割让给萨珊波斯。[21]但沙普尔一世去世后，萨珊波斯经历了一段政治上的动荡时期。戴克里先即位后，罗马人迫使萨珊国王纳尔塞斯(Narses)在公元299年[22]签订了割地条约，这是罗马—波斯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之后很长时期内萨珊波斯都未能改变它在两国关系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局面。[23]公元363年是罗马—波斯关系的另一转折点，朱利安(Julian)远征波斯受伤而死后，约维安(Jovian)即位后被迫与萨珊波斯签订割地和约。此后直到6世纪，除巴赫拉姆五世(Bahram V)在公元421—422年，以及伊嗣俟二世在公元439年短暂入侵过罗马外，罗马在东部边疆与萨珊波斯的关系基本处于和平的状态。[24]公元383年沙普尔三世即位后，罗马与萨珊波斯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善，双方开始互派使者，进行磋商等事宜。[25]公元399年伊嗣俟一世即位后，双方互派使节进行沟通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伊嗣俟一世即位初，东罗马政府便向萨珊波斯派遣了使节表示祝贺并解决争议，为基督教徒争取宽容。此次使团据称由安泰米乌斯(Anthemius)率领，但可以肯定亚美尼亚的主教马路他(Marutha)是使团的一员。据记载，马路他医治好了拜火教无法医治的伊嗣俟一世生病的儿子，可能还缓解了伊嗣俟一世本人长期的头痛。这给伊嗣俟一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因此许诺释放公元395/396年从匈奴人手中抢来的罗马俘虏。马路他的出色表现，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6]此后，双方频繁互派使节。公元404—414年，东罗马政府一直由安泰米乌斯领导。安泰米乌斯富于管理经验，在他执政期间与萨珊波斯建立了持久的和平。[27] 因此，在帝国东部一方面与帝国西部之间视若仇敌，且帝国西部自身难保，另一方面又与萨珊波斯关系和谐的情况下，阿卡狄乌斯为了皇位的平稳过渡，为了确保他去世后萨珊波斯不会乘虚而入，为了继续维持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很有可能在自己去世前，“无奈”地把其幼子“托付”给伊嗣俟一世。 三、伊嗣俟一世“受托”乃是最优选择 在萨珊波斯方面，伊嗣俟一世愿意充当年幼的提奥多西乌斯二世的监护人，并与罗马保持长久和平，未趁机攻击罗马东部边疆，这也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首先，如前所述，公元363年是罗马—波斯关系的转折点，约维安与萨珊波斯签订的和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萨珊波斯一直以来的诉求，使萨珊波斯满足于既得利益，不愿破坏这种和平状态。 公元299年，纳尔塞斯被迫与戴克里先签订割地条约，该和约规定：1.萨珊波斯割让底格里斯河外的五个行省，包括因提莱奈(Intilene)、索菲奈(Sophene)、阿尔扎奈那(Arzanena)、科尔杜埃那(Corduena)和扎布狄凯那(Zabdicena)给罗马人；2.底格里斯河为两国边界；3.米底亚(Media)边界上的金塔(Zintha)为亚美尼亚的边界；4.伊伯利亚(Iberia)国王从罗马人手中接受他王权的象征；5.底格里斯河上的尼西比斯(Nisibis)为唯一的贸易点。[28] 根据该和约，萨珊波斯不仅失去了重要的边界领土和对重要邻国的控制权，而且尼西比斯成为两国间唯一的贸易点，这使罗马人独享了东方奢侈品贸易税收所带来的收入，使萨珊波斯在经济上也蒙受了重大损失。事实上，尼西比斯“为唯一的贸易点”的这一条款在当时就遭到了纳尔塞斯的反对。[29]此后，萨珊波斯一直试图扭转这一局面。沙普尔二世即位后，三次围攻尼西比斯，想要收回从纳尔塞斯手上失去的土地，[30]但均遭受挫折。朱利安受伤身亡，给萨珊波斯带来了契机。约维安为尽快从波斯撤回军队减少损失，很快与沙普尔二世签订了条约。根据马尔凯利努斯的记载，该条约内容大致如下：1.罗马人割让底格里斯河外5个行省[31]连同15个堡垒，以及尼西比斯、辛伽拉(Singara)和非常重要的堡垒卡斯特拉·毛罗鲁姆(Castra Maurorum)给萨珊波斯；2.允许罗马人撤回上述堡垒中的驻军，从尼西比斯和辛伽拉撤出居民；3.罗马人将不得帮助亚美尼亚国王阿尔萨凯斯(Arsaces)对付波斯人；4.和约期限为30年。[32] 据此和约，萨珊波斯不但拿回了此前失去的领土，而且收获了更多。尼西比斯等城市及其附近领土的割让，摧毁了罗马在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防御体系，极大地增强了萨珊波斯对阿迪亚贝奈(Adiabene)和亚述的防御。不仅如此，尼西比斯的割让，还使罗马不再拥有对跨境贸易收入的垄断权力，这极大地打击了罗马的跨境贸易。[33]此后，尼西比斯一直在波斯人的控制下，双方也再未签订任何条约改变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界。在领土和经济诉求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伊嗣俟一世没理由主动去打破这一和平局面。 其次，此时萨珊波斯也面临着内外困扰。内部方面，伊嗣俟一世像所有萨珊君主一样，不得不面对一个独立且易怒的贵族阶层，以及一个致力于将自己的宗教发展成为波斯及其附属地区的唯一宗教信仰的拜火教祭司阶层，他需要限制贵族和祭司阶层的影响。[34]为了摆脱贵族和祭司阶层的影响和控制，伊嗣俟一世需要赢得诸如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等萨珊波斯境内少数群体的支持，而当时罗马是基督教徒的主要庇护者，因此伊嗣俟一世需要与罗马保持良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除依靠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外，希拉的撒拉逊人(Saracen of al-Hira)[35]的军事力量是伊嗣俟一世对付波斯贵族的主要依靠。伊嗣俟一世需要大量钱财巩固他与希拉的撒拉逊人的关系，因此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可以让他从君士坦丁堡获得大量外交和经济补偿。[36] 外部方面，公元395年和396年匈奴人入侵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劫掠足迹远至泰西封(Ctesiphon)，罗马的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加拉太(Galatia)甚至叙利亚也受到影响。[37]匈奴人的入侵，使萨珊波斯东北部边境地区压力巨大。同时，罗马也需要防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因此，保护高加索通道、抵御北方敌人的入侵成为罗马和萨珊波斯的共同利益所在。更何况，公元363年和约虽使罗马的东部边疆防御受到了削弱，但该和约签订后十年，罗马人便开始重新加强他们在东部边疆的防御。[38]因此，此时罗马和萨珊波斯想要入侵或征服彼此都是非常困难的，坚守和约、保持和平才是理想的状态。 最后，伊嗣俟一世接受“托孤”也与其个人性格和经历有关。伊嗣俟一世即位后停止了萨珊波斯范围内对基督教徒的长期迫害，在萨珊波斯和阿拉伯资料中，他被称为“罪人”，源于他对非拜火教信仰的过分宽容。[39]伊嗣俟一世不再把基督教徒当作王国的陌生人和敌人，虽有前述的政治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包容的性格。此前的大多数萨珊波斯君主都通过发动战争和获得战利品来满足萨珊贵族和祭司阶层的需求，从而巩固自己的王位。而伊嗣俟一世采取非战争手段，即使他利用撒拉逊人的军事力量，更多的也只是威慑，而不是实际的战争，[40]他在位期间没有激战发生。基督教徒在这一时期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促进了两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除前述的马路他之外，据说波斯主教雅八拉哈(Yabalaha)也向伊嗣俟一世展示了另外的奇迹，为罗马人赢得了好感。[41] 因此，在公元363年和约基本满足了萨珊波斯长期以来领土和经济诉求的前提下，在外部面对来自北方民族的侵扰、内部需要削弱波斯贵族和祭司阶层的影响和控制，需要与罗马保持协作的情况下，他还见识了基督教徒的“神迹”。接受阿卡狄乌斯的“托孤”，是具有包容性格的伊嗣俟一世所做的最优选择。 四、阿卡狄乌斯“托孤”与晚期古代东西方形势变迁 阿卡狄乌斯“托孤”对晚期古代东西方形势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认识晚期古代东西方形势的变迁提供了新维度。首先，对东罗马政府来说，在阿卡狄乌斯逝世后，年幼的提奥多西乌斯二世既未受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密谋者的伤害，也未被西罗马趁机“统一”，更未受到来自萨珊波斯的威胁，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实现了平稳过渡。伊嗣俟一世在位期间与罗马保持长期的和平，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安宁，为提奥多西乌斯二世政府赢得了足够的喘息时间，使东罗马能够将其军事力量集中起来对付由乌尔丁(Uldin)领导的匈奴人，避免了两线作战。公元408/409年，匈奴人再次侵扰罗马帝国。这次在乌尔丁的率领下，匈奴人跨过多瑙河，先是占领摩西亚(Moesia)，后又入侵色雷斯。乌尔丁声称，如果他想要，那么他可以征服阳光照耀下的每一片土地。[42]乌尔丁的入侵虽最终被罗马人粉碎，但同时也暴露了罗马帝国边疆防御的脆弱。安泰米乌斯随即加强了边疆防御，尤其是多瑙河舰队的力量。公元413年，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也被重建和增补。[43]如果阿卡狄乌斯未“托孤”，那么提奥多西乌斯二世即位之初，很可能一方面在帝国内部要同时面临其他潜在篡位者的威胁和来自帝国西部试图统一的野心，另一方面在外部还要面临来自萨珊波斯和匈奴人的侵扰，在这种情况下东罗马政府是否能得以存续都是问题，能否于日后复兴更是未知。 其次，“托孤”事件对晚期古代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意义。基督教徒在促进罗马—波斯关系友好发展的同时，也使他们自身获益匪浅。罗马和波斯间的这种友好关系，使基督教在东方得以快速发展，尤其在萨珊波斯境内，伊嗣俟一世在位期间基督教的影响力甚至一度超过拜火教。公元409年，伊嗣俟一世正式允许基督教徒在萨珊波斯境内公开信仰，并重建基督教堂。他下令释放狱中的“忏悔者”，并允许主教们在其所在的教区内自由活动，还承认基督教徒有组织权以及为自身制定法律的权利。伊嗣俟一世在法律上正式承认基督教在萨珊波斯境内的合法性，这对自君士坦丁在罗马帝国内确立基督教信仰后，在萨珊波斯境内一直受到迫害的基督教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为基督教以后在东方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44]公元410年，伊嗣俟一世又批准马路他等人在塞琉西亚—泰西封(Seleucia－Ctesiphon)召集宗教会议，解决了东西方基督教会间的争议，并确立萨珊波斯境内基督教徒组成单一结构的教会，即后来的“东方教会”。这在东方教会及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45] 第三，该事件对晚期古代东西方贸易交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罗马与波斯在政治上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两国在东西方跨境贸易监管方面的合作。据《查士丁尼法典》[46]载，公元408/409年霍诺利乌斯和提奥多西乌斯二世颁布了关于商业和商人的法律，内容如下： 臣服于我们统治的商人及臣服于波斯国王的商人们，不得将市场置于与上述国家缔结的条约所约定的地点之外，以防止任何王国的秘密被披露。1.因此，我们帝国的任何臣民今后都不得在尼西比斯、卡里尼库姆(Callinicum)和阿尔塔克萨塔(Artaxata)之外购买或销售货物，也不得在上述城市外的任何地方与波斯人进行交易。因为签订条约的双方，都知道在这些地方以外销售或购买的任何货物都将被我们神圣的国库没收，且除这些货物外，以现金或实物支付的价款也将被没收，犯罪者本身将被永久流放；2.签订条约双方的法官及其下属进入上述范围以外的地方，也将被罚款30磅，包括罗马或波斯人中穿过其边界前往禁地进行贸易的人；3.但这不适用于那些携带货物来交换的波斯使节，出于人性和对使节的尊重，我们不否认这些人有在固定地点以外从事贸易的特权。除非他们以出使的名义在某个行省待了很长时间，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当这些人参与交易，必须受到这种制裁的惩罚，包括与他们交易和他们居住在一起的人。 该法律总结了拜占庭和萨珊波斯之间贸易的官方指导方针，双方将跨境贸易限制在指定的城市，这从两国的角度来看，也是确保共同边界安全的重要一步，该原则在7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结束之前一直都有效。[47] 最后，阿卡狄乌斯的这种“托孤”为晚期古代罗马和萨珊波斯寻求关系的改变提供了一种新范式。在古代社会，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和问题的通常办法是战争，这也正如芬利指出的那样，在古代世界，战争无处不在，他赞同柏拉图的观点，将其称为一种“无情的规律”。[48]但事实上，阿卡狄乌斯“托孤”事件的完美结局，开创了古代国家间寻求关系改变的另一种新范式，即非战争的“托孤”范式。萨珊波斯国王卡瓦德一世(Kavadh I)也曾试图让查士丁一世(Justin I)收养他的儿子库思老一世(Khusro I)。公元502年至506年，卡瓦德一世由于向拜占庭索要支付给嚈哒人的资金被拒，并被要求归还尼西比斯等问题，而与拜占庭交战。查士丁一世(518—527年在位)继位后，双方又因拉吉卡(Lazika)、伊伯利亚和里海隘口问题而发生冲突，关系再度紧张。但当年过七旬的卡瓦德一世准备对他身后的王国及王位继承做出安排时，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让查士丁一世收养他喜爱的儿子库思老，与拜占庭缓和关系，以确保库思老能继承他的王位。[49]这很难说不是对阿卡狄乌斯开创的“托孤”范式的效仿。阿卡狄乌斯的“托孤”范式，对于晚期古代国际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新尝试。 注释： [1]伊嗣俟一世这一名字的转写形式存在多种版本，Isdigerdes是据普罗科皮乌斯《战史》中的希腊文转写，其他常见的中波斯语或新波斯语的转写形式有Yezdegerd、Yazdgard和Yazdgerd。伊嗣俟一世这一中译名取自《新唐书》中对萨珊波斯末代君主Yazdgard III的译名，《旧唐书》作伊嗣候，参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波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58－6259页；《旧唐书》卷一九八《波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2－5313页。 [2] Paul Sauerbrei, “König Jazdegerd, der Sünder, der Vormund des byzantinischen Kaisers Theodosius desKleinen，” Festschrift Albert von Bamberg Zum 1.Oktober, Gotha: Friedrich Andreas Perthes Aktiengesellchaft, 1905, pp.90－108. [3] P．Pieler,“L'aspect politique et juridique de l'adoption de Chosroès proposée par les Perses à Just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droits de l'antiquité，ser.3，Vol.19 (1972), pp.408－420. [4] R.C.Blockley,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 Leeds:Francis Cairns Ltd, 1992, pp.51－52. [5] Averil Cameron, Peter Garnsey，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The Late Empire A. D.337－42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28. [6] Averil Cameron, “Agathias on the Sassanians，”Dumbarton Oaks Papers,Vol.23/24 (1969/1970), p.149; Ehsan Yarshater,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78－579. [7]霍诺利乌斯(Honorius)是西罗马皇帝(395—423年在位)。 [8]即萨珊波斯人。 [9]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Loe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 2006, 1.2.1－10.此处译文是作者以直译的方式译出，另参见[拜占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音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全二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页；[东罗马]普罗柯比著，崔艳红译：《战史》，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10] Agathias, The Histories, trans.，By Joseph D. Frendo,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75, p.129. [11]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Vol.1), CarolusdeBoor, ed., Lipsiae:Aedibvs B．G.Tevberi, 1883, pp.80－82. [12] Cedrenus, Historiarum Compendium, I. Bekkero, ed., Bonne:Impensis Ed.Weberi, 1838, pp.586－587. [13] Zonaras, Epitome Historiarum (Vol.3), L．Dindorfius,ed., Lipsiae:Aedibus B．G.Teubneri, 1870, p.236. [14] Constantine Manasses, Compendium Historicum, in P. Migne, ed., Patrologia Graeca(PG)127，Paris：Imprimerie Catholique，1864, p．316. [15] Nicephorus Callistos Xanthopoulo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in P.Migne，ed.,PG146, 1865, p.1056. [16] Bar-Hebraeus, Chronicon Syriacum(Vol.1),P. I.Bruns, G. G.Kirsch, eds., Lipsiae:Apud Adamum Fridericum Boehmium, 1789, p.71. [17] Geoffrey Greatrex, SamuelN．C.Lieu, 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II AD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31. [18] R. C.Blockley,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 p．46.一般认为罗马帝国东西部分裂源于斯提利科的政策，参见E.Demougeot, Del'unité à la division de l'empire romain: 395－410,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1951；董晓佳：《斯提里科与晚期罗马帝国政局——基于“反日耳曼人情绪”视角下的考察》，《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9] Averil Cameron, Peter Garnsey,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The Late Empire A．D.337－42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123－124；董晓佳：《斯提里科与晚期罗马帝国政局——基于“反日耳曼人情绪”视角下的考察》，《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 [20]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1.2.4－5. [21] Evagri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J. Bidez, L. Parmentier,eds.，London: Methuen & Co.Essex Street, 1898, p．203. [22]也有学者把条约的签订日期定为公元297年或298年。T.D.巴恩斯把日期确立为公元299年，参见T.D.Barnes, “Imperial Campaigns, A．D.285－311，”Phoenix, Vol.30 (1976), pp.182－186. [23]关于公元224—363年间罗马—波斯关系更为详细的情况，参见Michael H．Dodgen,Samue lN．C.Lieu, 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AD 226－363): A Documentary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5, pp.1－3. [24] Geoffrey Greatrex, Rome and Persia at War, 502－532, Cambridge: Francis Cairns (Publications) Ltd, p．10. [25] Geoffrey Greatrex, Samue lN．C.Lieu,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 II AD 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p.16. [26] 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London: Henry G．Bohn, 1853, pp. 340－342; R. C. Blockley, East Roman Foreign Policy: Formation and Conduct from Diocletian to Anastasius,pp.48－49. [27] Averil Cameron, Peter Garnsey,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3): The Late Empire A．D. 337－425,p．123. [28] Petrus Patricius, Fragments,14, in C. Müller, ed.,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FHG) IV, Parisiis: Editore Ambrosio Firmin Didot, 1851, p．189.关于贵族彼得(Petrus Patricius)的作品最新的英译注本为：Thomas M．Banchich, The Lost History of Peter the Patrician: An Account of Rome's Imperial Past from the Age of Justinian,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9] R. C. Blockley, “The Romano -Persian Peace Treaties of A. D.299 and 363，”Florilegium, Vol.6(1984), p. 33. [30]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35, 17.5.3－8. [31]分别是阿尔扎奈那(Arzanena)、摩克索伊那(Moxoena)、扎布狄凯那(Zabdicena)、莱黑麦那(Rehimena)和科尔杜埃那(Corduena)。 [32]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History，25.7.9－12. [33]关于公元299年和公元363年罗马—波斯和约的详细对比及影响，参见R. C. Blockley, “The Romano -Persian Peace Treaties of A. D. 299 and 363，”Florilegium, Vol.6(1984), pp.28－49. [34] R. C. Blockley, “The Romano- Persian Peace Treaties of A. D. 299 and 363，”Florilegium, Vol.6(1984), p. 49. [35]阿拉伯人的一支，即臣属于萨珊波斯的拉赫姆王国(Lakhmids)，因其首都在希拉而得名。当时阿拉伯人有两支，另一支是臣属于罗马帝国的加萨尼德王国(Ghassanids)。关于这两支阿拉伯人的基本资料，参见Beate Dignas, Engelbert Winter,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 Neighbours and Riv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69－172.关于晚期古代阿拉伯人与罗马和萨珊波斯的关系，参见Greg Fisher, Between Empires: Arabs, Romans, and Sasanians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 Z．Rubin, “Diplomacy and Wa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the Sassanidsin the Fifth Century，” in P. Freeman, D. Kennedy, eds.,The Defence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East(Part Ⅱ)，BAR International Series297, Oxford, 1986, p．679. [37]关于4世纪末匈奴人的入侵，原始资料汇编参见Geoffrey Greatrex, SamuelN．C.Lieu, 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 II AD 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pp.17－19. [38]罗马重新对东部边疆城市阿米达(Amida)等进行设防。Geoffrey Greatrex, Samue lN．C.Lieu,eds., The Roman Eastern Frontier and the Persian War Part II AD 363－630: A Narrative Sourcebook, p．14. [39]相关资料表述来源，参见Ehsan Yarshater ed., Encyclopaedia Iranica, “YazdegerdI，”http：//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yazdegerd-i, 2019年4月12日。 [40]据称伊嗣俟一世为确保王位继承，把其子巴赫拉姆五世托付给希拉的撒拉逊王子阿尔蒙德尔一世(Al-Mundhir I)。参见Z.Rubin,“Diplomacy and War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yzantium and the Sassanids in the Fifth Century，”in P. Freeman, D. Kennedy, eds., The Defence of the Roman and Byzantine East,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97，pp.689－690, n．3. [41] Socrat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pp.340－342. [42] Sozomenu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London: Henry G. Bohn,York Street, Covent Garden,1855, pp.411－412. [43] J．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Max Knight,ed.,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74. [44] W．A.Wigr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Persian Empire 100－640 A. D.,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10, pp.89－90. [45] W．A.Wigr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Assyrian Church or the Church of the Sassanid Persian Empire 100－640 A. D.,pp.94－96. [46] Paulus Krueger, ed., CodexIustinian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88. [47] Beate Dignas, Engelbert Winter, Rome and Persia in Late Antiquity:Neighbours and Rivals, pp.205－206. [48] M．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New York:Viking Penguin Inc., 1986, p．67. [49]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1.11.6.11,23－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