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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皇帝编年史》作为12世纪中后期巴伐利亚地区以中古德语撰写的首部方言编年史，具有重要的史学史和文学史价值，也是德意志地区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12世纪中期兴盛起来的帝国理念贯穿了《皇帝编年史》的始终，形成了特殊的基督教道德与帝国意识形态教化的结合。《皇帝编年史》通过对教宗—皇帝之间合作的理想化描绘和对重大冲突的选择性忽略，以历史书写的方式建构出一种典范和谐的政教关系。这一调和论倾向既反映了该作品的具体历史语境，也体现了异于拉丁文历史作品的书写动机和书写意图。这部12世纪历史书写中的另类作品体现了强烈世俗化倾向，成为考察中世纪史学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演变的重要切入点。 关 键 词：皇帝编年史/历史书写/中世纪史学史/政教关系/12世纪文艺复兴 社科基金：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世纪文艺复兴’学术发展史研究(1840-2012)”(批准文号：19CSS009)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2019PJC081)资助。 作者简介：李腾，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副研究员。 历史书写的发展和方言文学的兴起是12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深受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具有浓厚的道德教化倾向，同时也掺杂着书写者自身的政治倾向，作品中往往真实与虚构并存。12世纪中期以降，以巴伐利亚地区为代表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涌现出了大量方言作品，《皇帝编年史》作为第一部用中古高地德语、采取韵文形式撰写而成的俗史，具有重要的史学史和文学史价值。①《皇帝编年史》的篇幅长达一万七千余行，共记载了36位罗马皇帝(14282行)以及19位法兰克和德意志皇帝(3001行)，记载的历史跨度长达12个世纪。由于语言阻隔，且叙述时间跨度极长、篇幅巨大，又兼历史叙述与文学演义驳杂交互，学界一直对之望而却步。② 德国学者从19世纪中期开始对《皇帝编年史》的抄本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③早期学者指出，该书中的一些段落与《罗兰之歌》(La Chanson de Roland)相似，认为这两部作品可能出于同一作者。1924年，卡尔·维斯勒通过现存抄本的比较得出，事实是《罗兰之歌》的作者借鉴了《皇帝编年史》的文本，而《皇帝编年史》最早的作者可能是一位雷根斯堡教士。④但迄今为止，学界并未能发掘到更多的作者信息。 在文本研究方面，德国语文学家恩斯特·弗雷德里克·奥利曾于20世纪40年代对其中罗马君王部分的传说来源进行了详尽考订，但未涉及查理曼之后的内容。⑤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主要是文学史家从文学批评、修辞手法和方言发展等方面对《皇帝编年史》展开研究，缺少对其中史学价值的发掘。这一现象也与当时学界对该书的定性有关，他们大都将其视为一部“不适宜作为历史学家之史料”的“虚构故事”汇编。⑥然而，《皇帝编年史》的作者却非常强调自己记载的真实性。他批评当时流行的韵文体编年史是“许多人发明了谎言并配上诗歌的语言”，宣称只有他的作品才能匡正谬误以传诸后世。⑦而且，一直到16世纪，后人也通常将这部作品与《旧约》中的历史书、耶稣和使徒的生平以及弗莱辛的奥托之《腓特烈大帝行实》共同编目于历史类作品中，将之作为严肃的历史记录。⑧ 进入21世纪之后，学界开始反思过往研究的局限性，着意于探索德意志地区在12世纪文艺复兴谱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在后现代理论影响下，《皇帝编年史》中所蕴含的史学信息得到了初步展现。莫妮卡·波尔在其博士论文中分析了《皇帝编年史》中所呈现的中世纪统治者形象。⑨阿拉斯泰尔·马修斯则从文学叙事技巧的角度对其中部分重要章节加以诠释，涉及查理曼等著名君王在中世纪时期历史形象的建构。⑩亨利·梅耶斯积四十年之功，在2013年出版了《皇帝编年史》第一部完整英译本，使这部九百多年前的作品首次以现代语言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2014年以来，剑桥大学的马克·钦卡和克里斯托弗·扬联合多国学者共同展开了对《皇帝编年史》抄本的重新整理和校勘。(11)这些都标志着《皇帝编年史》研究在新世纪的复兴。 但从整体来看，上述学者的研究或者承袭传统语文学方法，聚焦于文本整理与考证，或承袭文学批评路径，运用后现代文学理论对文本展开阐释。在文本所呈现的隐蔽历史信息与建构意图等方面，仍有待于研究的深化。从中世纪史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从对重要事件和人物的描绘中，解读书写者的思想观念和撰史意图，进而把握12世纪中后期巴伐利亚地区的大众历史理解。诚如加布里埃尔·斯皮格尔所言：“以文学形式呈现的编年史与其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助于我们获得当时的历史真实信息和隐含的意识形态合法性。”(12)玛利亚·多伯兹也强调，对文本性质的新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入到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历史意识当中，亦即通过这些方言文学的文本，来理解他们对历史和自身时代的看法。(13)有鉴于此，笔者拟就《皇帝编年史》中作为统摄主题的帝国理念和政教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以其中描绘的三对典范性政教关系为个案，探究作者的历史书写意识，并阐明《皇帝编年史》中的历史建构倾向与时代成因。因《皇帝编年史》体量庞大，涉及方面众多，笔者所论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教正。 一、《皇帝编年史》中的帝国理念 德国学者吉塞拉·沃尔曼—普罗菲指出，《皇帝编年史》在总体上可分为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两部分，将各种虚构传说和历史记叙连接在一起的则是“帝国理念”(die Idee des Reiches)，这一理念正是作者、赞助者和预设读者们最为关切的。(14)就历史背景来看，德意志皇权和罗马教会的主教授任权之争随着1122年《沃尔姆斯协议》的签订而告一段落，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在位时期的皇权达到顶峰。诞生于这一时期的《皇帝编年史》是对皇权和帝国的歌功颂德，所载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皇帝编年史》中对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的歌颂不仅强调了帝国理念的伟大，凸显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合法性和权威，也是从奥托一世以来近两个世纪德意志皇权构建的一个高潮。 首先，《皇帝编年史》体现了中世纪时期罕见的罗马帝国认同感。罗马帝国的形象在中世纪历史书写传统中一直存在着两极分化。在早期教父时代，尤西比乌斯、哲罗姆、奥罗修等常将罗马帝国视为基督教信仰传播的保障，而奥古斯丁则更为强调尘世政权的兴衰无常。一方面，从11世纪下半叶以来，罗马帝国的象征意义对德意志君主的重要性随政教关系恶化而越发强化。另一方面，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对基督徒的迫害使后人将帝国与教会的冲突视为敌基督者(Antichrist)即将到来的预兆。许多中世纪史书对早期罗马皇帝大加鞭挞，突出这些罗马君王的异教信仰和对基督徒的迫害，呈现出对帝国的强烈敌意。(15)与之相反，《皇帝编年史》则对罗马帝国抱有非常正面的态度，在开篇即赞扬“罗马人享有最大的尊重，因为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在海上或陆地上抵抗得住罗马人，谁也无法逃脱对罗马人的效忠，并成为他们的仆臣”(16)。 这种对罗马帝国的自豪感源自罗马帝国权威同日耳曼民族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传承的深度融合。通过虚拟的叙述来为本族本土在历史建构中争取一个重要地位的做法在中世纪的历史书写中屡见不鲜，但此处却将民族意识和帝国认同结合在一起。《皇帝编年史》将凯撒视为第一个皇帝，并通过凯撒将罗马帝国与日耳曼民族、地中海与莱茵河相连接，从“时间—空间”结构上塑造了日耳曼民族与帝国理念的延续性。在关于凯撒的一章中，作者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凯撒与日耳曼民族征战的过程，突出日耳曼人的高贵起源和英勇善战。书中说，凯撒虽然有三万士兵，但他深知仅靠三万人是无法战胜骁勇善战的日耳曼人的，于是又征调了三万士兵。在与凯撒进行了几次恶战之后，日耳曼传说中的英雄布伦努斯(Brennus)接受了凯撒的谈判，并对凯撒佩服有加，最后将自己的土地置于凯撒的领主权之下。随后，凯撒所征服的巴伐利亚人和萨克森人也都是出身高贵者，前者起源于诺亚方舟的停泊之地，后者的先祖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队的后裔。因此，在这一段紧密的叙述中，作者将《圣经》意象、古代历史传说和地方性传奇汇聚在了一起。更为重要的是，《皇帝编年史》的作者认为，正是在日耳曼人的帮助下，凯撒才最终夺取了政权，开创了罗马帝国的皇帝世系。书中记载，凯撒在莱茵河的军事行动使元老院感到不安，指责他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长期驻扎境外并损耗了大量军队和物资。在元老院密谋惩罚凯撒之时，日耳曼人协同凯撒的军队攻入了罗马，在与庞培的作战中取得了“这个世界上最惨烈战争”的胜利，使凯撒成为第一个“独占全部这些曾被若干人分享的权力之人”。(17)这种描绘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日耳曼人作为“蛮族人”的历史形象，并将日耳曼民族的发展直接嵌入到罗马帝国肇建的历史叙事当中，使民族自豪与帝国认同相结合，也为整个《皇帝编年史》的叙述奠定了基调。 其次，《皇帝编年史》中的帝国理念倾向突出表现在对罗马异教皇帝的高度赞扬上。除几位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皇帝外，《皇帝编年史》并未因其他皇帝的异教信仰而贬低其功绩，更注重其作为模范帝国统治者的功绩。比如，其赞扬奥古斯都“虽然从未知晓对天主的敬畏……仍在其统辖范围内建立了和平，这是在此之前从未曾见到的”；在耶稣受难时执政的提比略皇帝也“为罗马人赢得了巨大的荣耀”，甚至说“饱学之士认为他保守了自己的灵魂”；摧毁犹太人圣殿的提图斯则被描绘为“热情而勇敢，正义而高贵”，“从不会不按照帝国法律的状况做出裁决”，是“在任何危机中都不会动摇”的英雄。(18) 从对这些异教皇帝的评价可以看出，《皇帝编年史》中对君主的最高衡量标准并非信仰纯正，而是能否公义地履行帝国仲裁者的责任，这也体现了12世纪中期关于皇权与教权各自权威合法性的不同认知。在《皇帝编年史》中，对于罗马皇帝的评价主要基于其对帝国的统治是否能够实现安全、统一，并遵守帝国的法律。对帝国法律的重视是《皇帝编年史》评价所有皇帝的核心标准，无论皇帝本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甚至在描绘尼禄、戴克里先这样迫害基督徒的君王时，他也特别强调其最卑劣的行为是对帝国法律的践踏和以个人意志为最高法律的独断专行。 这种对公正的异教皇帝的推崇在对图拉真的记述中体现得最为鲜明。在作者笔下，图拉真智慧勇猛、深受罗马人民爱戴，尤其是他谨守法律且体恤穷苦之人。在他“远征诺曼人”的路上，一位儿子惨死的寡妇拦路申冤，请求图拉真伸张正义。当图拉真以军务紧要为由，想要等回来再处理此事的时候，这个寡妇说“如果其他人为我做出了裁决，你怎么能期待神去奖赏你呢？”在图拉真依照帝国法律，做出了公正的裁决之后，作者借老妇人之口赞扬图拉真，说“罗马城首次被如此举扬，从没有罗马人蒙受如此的福分，能拥有一个像你这样高贵的裁判者，直到人类灭亡他们也不会再拥有”，因为图拉真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和平。(19) 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书中说教宗格里高利一世在图拉真去世二百多年后，被其事迹所感动，经过向天主恳切祈求并承诺终生承受七种病痛后，最终将图拉真的灵魂从地狱中救了出来。(20)这里虽然可以理解为强调教宗具有“捆绑与释放的权力”(potestas ligandi solvendique)，但从正统的神学角度来看，救赎一个死去多年的异教徒的灵魂是无法实现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在8世纪的描述中更将这样的事情归功于格里高利一世的爱德而非图拉真本人的善行，但到了《皇帝编年史》的叙述中，图拉真的正义统治则成为他最终能够获得灵魂救赎的根本原因。(21)这种有悖于天主教正统教义的叙述不仅体现了《皇帝编年史》对异教徒皇帝极为开放的态度，也突出了对帝国理念和皇权正义的认同。正如作者在此处所强调的： 让此世的所有君王都来效法，这位高贵的皇帝图拉真吧，看他如何因在此世活着的时候保持了正义的刑罚，而为他从天主那里赢得了恩赏。如果他们(指君王)在施行正义之时，将我主铭记于此，他们也必将获得同样的恩赐。(22) 因此，《皇帝编年史》中对“国王”(chuonich)和“皇帝”(cheiser)在行文中的运用并不敏感。但一个基本趋向是，“皇帝”一词常常用于善良的异教徒统治者和那些经由教宗加冕的基督徒统治者，而对于那些不遵守法律、迫害教会或未曾接受教宗加冕的统治者则多只称为“国王”。(23) 最后，《皇帝编年史》特别强调帝国的延续性。在《皇帝编年史》中，罗马帝国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演进到了加洛林帝国和奥托王朝及萨利安王朝的政权崛起时代，这种淡化重大转折和强调延续性的写作突出反映了12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历史语境。提摩太·路透指出，12世纪德语地区书写的亲罗马、亲帝国的编年史和其他小册子，事实上折射出了当时条顿统治(regnum Teutonicum)的“信心危机”，政权需要通过罗马帝国的权威和世系传承来提振自身权威。(24)因此在横跨千余年的历史书写中，《皇帝编年史》的作者尽可能地淡化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与分裂，不仅没有大篇幅描绘蛮族入侵，对于持续数百年的蛮族王国并立局面也几乎不置一词。作者一直聚焦于帝国的延续和权威的统绪，以此体现遥远的罗马帝国与当下帝国的传承关系。 从历史背景上来看，奥托一世在962年身兼德意志王国国王和罗马帝国皇帝，使帝国法统和皇帝威严扎根于德意志地区，同时将法兰克王国同德意志帝国的合法性合为一体。《皇帝编年史》的创作时期正处于腓特烈·巴巴罗萨勉力重现帝国荣耀之时，“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一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广泛使用的。(25)通过将古老的罗马帝国与当下的神圣罗马帝国连接，对古代辉煌的礼赞就变成了当下帝国合法性的证明。也因为《皇帝编年史》中明确体现了德意志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不可剥离的紧密联系，这部作品才被视为“德意志帝国意识和德意志帝国历史性感知”的最早表达。(26) 虽然《皇帝编年史》的记载以罗马、法兰克、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为中心，但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主导的时代，如何处理帝国与教会在历史上的关系则是难以忽视的核心问题。那么，《帝国编年史》是如何建构甚至“伪造”这一关系的呢？这种建构又反映了作者怎样的撰述意图和历史书写倾向呢？ 二、“虚拟的历史”与典范化政教关系 帝国与教会的关系一直是欧洲中世纪历史书写中的重要问题，教会与帝国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消失，人们对二者关系的思考也在持续发酵。具有浓厚帝国理念的《皇帝编年史》在历史建构中通过描绘皇帝和教宗之间的合作，“虚构”了一种理想化的政教关系，试图将这种虚构的典范作为真实存在的历史而成为后世效法的榜样。这种做法体现了浓厚的调和论色彩，不仅将罗马帝国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视为绵延不绝的整体，更将教会和帝国视为天然并存的整体。这种强烈调和思想也与12世纪中叶以来雷根斯堡教区的历任主教及巴伐利亚地区贵族的基本观点一致。(27) 这种为了调和帝国与教会关系乃至不惜扭曲史实的书写方式，迥异于中世纪盛期其他的编年史或政论性作品，尤其不同于拉丁文“正史”，不仅在一些事件的记载上大相径庭，且穿插了许多传奇笔法。这一吊诡现象的背后恰恰体现了《皇帝编年史》作者的历史观念，凸显了这一文献的史学史价值。笔者在此挑选了三组具有代表性的皇帝与教宗关系进行分析，以期勾勒出《皇帝编年史》所要传达的历史观念及其深层的书写意图。 (一)教宗作为皇帝的引导者：君士坦丁与西尔维斯特 《皇帝编年史》对君士坦丁的描述既体现了政教关系的理想范式，也呈现了作者的地区主义倾向。其一反基督教传统史学的叙述，将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说成是特里尔人，巧妙地为君士坦丁这位“罗马帝国时代最伟大的基督徒皇帝”赋予了德意志血统。(28)君士坦丁受洗的记述承袭了《君士坦丁敕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中的描述，说他在梦中受圣彼得和圣保罗两位使徒指引，去找教宗西尔维斯特为他治病，并预言这位教宗将成为君士坦丁“精神上的父亲”。君士坦丁的病在受洗后立即痊愈，他立即宣布皈依基督教，从此“狼变成了羊”(29)。 在这组关系的记述中，《皇帝编年史》特别彰显了教宗作为皇帝引导者的作用。君士坦丁受洗后七天的七台弥撒与《皇帝编年史》开头的罗马异教信仰的七日祭祀遥相呼应，一方面体现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另一方面也成为作为君主的君士坦丁和作为教会领袖的西尔维斯特共同治理帝国的开端。(30)在领洗之后，君士坦丁下令所有罗马人不得敬拜任何邪神，捣毁了罗马城中的异教庙宇和塑像，还宣布任何崇拜异教神祇者都是君主和罗马人之敌。在第七天的弥撒之后，皇帝和教宗这“两位上主的战士来到了宫廷内阁，他们正是在那里完成了帝国的律法”。在这部分的描写中，作者将自己书写时的历史环境带人罗马帝国时代，说国王召集了他的封臣要求他们捍卫教会和基督王国，并宣誓为农民和商人带来和平。最后，在君士坦丁领洗后的第七天，教宗担负起“教化国王”的责任，“将一个华美的王冠戴在了他的头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编年史》才将君士坦丁从“国王”(chuonich)改称为“皇帝”(cheiser)。(31)通过对这七天的描述，《皇帝编年史》生动地呈现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过程，同时又以“时代错乱”和文学性修辞将当下的教会与帝国关系拉回到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起到了一种借古喻今的作用。 从书写意图来看，此处反复强调教宗应当成为国王“精神上的父亲”，明确表明皇帝与教宗共治天下的模式，这在此前的中世纪文献中极为罕见。(32)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作者甚至单独为西尔维斯特教宗列出一章，将之视为同皇帝一般的罗马帝国统治者，并为《君士坦丁敕令》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解释。《君士坦丁敕令》在政教之争时曾被用以说明君士坦丁已将西部帝国赠予教宗管辖，使教宗享有超越世俗君主的权力。事实上，在15世纪被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证伪之前，这份文献就引发了许多质疑。弗莱辛的奥托就曾以非常怀疑的笔调写道，如果君士坦丁真的将西部帝国委托给了教宗，那他怎么能再在自己的儿子当中划分这个帝国呢？(33) 据《皇帝编年史》的记载，因为罗马饥荒，君士坦丁决定带领部分民众前往天使指引的地方建立新都，因此把西部帝国委托给教宗照管，直到他本人再度归来。君士坦丁说： 亲爱的父亲和主人，人们正期待着我，现在该是我必须离开你的时日。我将整个帝国托付给你，直到我回来之日。主人，我对你有完全的信任。你购买粮食时会很贵，但我将整个帝国的税收归于你的权威，因着我对真天主的敬畏，这将会使你很好地照料我的子民。(34) 由于君士坦丁本人再未回到罗马城，整个帝国也就顺理成章地归于教宗管辖。这部分的记叙具有非常明显的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但《皇帝编年史》的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虚构的历史来展现政教关系的典范形象。惟其如此，后文所述的查理曼由教宗加冕才具有合法性，因为帝国重心虽然转向了西部，帝系传承并未中断，而且由于教宗分享了帝国的统治权，他也就享有了转移帝国法统的权力。 (二)皇帝作为教宗的保护者：查理曼与利奥三世 如果说在上面的这组皇帝一教宗关系中，教宗成为皇帝精神上的父亲和引导者，那么查理曼和利奥三世的关系则体现了教权对皇权保护的依赖，以查理曼为代表的君王被描绘为虔诚的信仰者和教会捍卫者。 查理曼称帝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合法性与帝系传承具有重要意义。(35)在拉丁文历史书写中，查理曼的加冕是帝国权力从君士坦丁堡回到西方的重要标志，弗莱辛的奥托写道： 我主降生之后的第八百零一年，这座城建立后一千五百五十二年，查尔斯，在他统治的第三十三年，被大司祭擢升为捍卫者，并被称作皇帝和奥古斯都，是从奥古斯都以来的第六十九位……因此，对罗马人的统治，从君士坦丁开始直到这个时候都曾以那座皇城——也就是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现在转到了法兰克人。(36) 查理曼的加冕被奥托视为划分历史的重要节点，这一认识也反映了奥托对“帝国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理念的坚守。在奥托看来，罗马帝国是世界历史中的最后一个帝国，这一帝国内的统治权清晰地在拜占庭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之间转移，拜占庭帝国、加洛林帝国和奥托(神圣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延续中的不同阶段。(37) 然而，《皇帝编年史》的历史观念与奥托不同。在谈及东西罗马帝国分裂时，书中有一个重要细节，说君士坦丁六世被元老院成员刺杀后，“罗马帝国便与希腊人的帝国分离了”，希腊人无法“宣称享有帝国的统治权而成为仲裁者，也不再享有任何的帝国荣耀”。(38)也就是说，在此之后的帝国权威仍然留在西部，这就为查理曼继承帝国法统埋下了伏笔。因此，《皇帝编年史》查理曼一章的开头就说： 帝国仍然没有一个元首，他们将王冠放在了圣彼得的祭坛。所有的罗马贵族聚集在一起，在人民面前发誓他们决不会再从此前的家族中选择另一位领袖……因为这些家族已经证明他们无法忠信、荣誉地维持与这些人(贵族)的关系。(39) 这段书写实际上体现了《皇帝编年史》的作者所面临的书写困境：如果拜占庭继续享有罗马帝国的帝权，那如何解释查理曼帝权的合法性？“帝国转移”理念并没有在《皇帝编年史》中得到清晰体现，其强调的是拜占庭皇帝一直在损害罗马人的利益。在《皇帝编年史》的历史建构中，以王冠为象征的帝国权力封印在了“圣彼得的祭坛”，也就是教会手中，这就将前文关于君士坦丁赠礼的记述与查理曼称帝的合法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继续将这段政教关系典范化，《皇帝编年史》中再次采用了“虚构历史”的手法。 首先，作者不仅再次将查理曼的母亲说成是巴伐利亚人，体现出强烈的地区主义倾向，更说查理曼和利奥三世是同出于丕平的亲生兄弟，分别在亚琛和罗马长大，相继成为国王和教宗。(40)其次，中世纪历史书写中常见的天意干涉也反复出现，但不同的是，作为君主的查理曼而非教宗才是神意的领受者。恩斯特·奥利指出，这些“超验神圣意志的介入”(Einbruch des transzendenten g  ttlichen Willens)都是为了说明天主通过查理曼对人间事务和人类历史进行直接干涉，也就强化了世俗王权的神圣性。(41)在《皇帝编年史》的描述中，神意指示查理曼去帮助利奥扫清当选教宗的障碍，在利奥被罗马贵族背叛且弄瞎眼睛后，查理曼受到召唤“以自己的剑来捍卫基督教”。(42)最值得注意的是，查理曼还在罗马的教堂里威胁作为圣徒的圣彼得，说如果圣彼得不能马上治愈利奥，他将“捣毁你(指圣彼得)的大教堂并摧毁所有奉献给你的建筑和土地，然后我将他(指利奥教宗)就这样瞎着眼留给你”。而在利奥当天神奇复明后，查理曼又“卧倒在地，肢体伸展成十字架的样子”，以基督受难的姿态表示感恩。(43)这段传奇的描述通过隐微写作的手法体现了君权对教权的干涉乃至逼迫，既体现了中古早期以国王为基督代表的思想，也同上文君士坦丁和西尔维斯特之间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体现了中世纪盛期的历史书写对中古早期政教关系转变的态度。 于是，这种夹杂着传奇的历史就变成了君王对教会进行保护并加以整肃的叙事，这在查理曼为帝国重新立法时达到高潮。查理曼不仅“成为第一个来自日耳曼土地上的罗马皇帝”，而且因为天使“将上主的智慧诉说给他”，他在此处是以君王的身份代表神进行立法。查理曼首先处理的是涉及主教和神父的事务，这在他看来是最高贵且最重要的事，却被“君士坦丁的法律严重忽略了”。其次是什一税和教会赏赐的法律，以确保教会对这些圣祭捐献(sacrificia)的处置权。但吊诡的是，后文并未详述这些法规，而是突兀地转向对农民服色的限制上。作者在此处的刻意留白，是不希望明确划分教会和帝国的权力范围和具体管理方式，避免自己的作品受到任何一方的攻击，这也符合其贯穿全文的调和立场。 就上述两组皇帝与教宗关系来看，《皇帝编年史》的作者力图描绘帝国与教会的典范合作模式，且呈现出一种递进性。君士坦丁的章节更多体现了教宗对皇帝的教化和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过程，而查理曼的圣人化形象则强调皇帝作为教会的捍卫者乃至拯救者，透露出西欧王权与教权关系从加洛林时代以来的微妙转换。(44)虽然主配角的关系有所互换，但总体而言，上述两组皇帝一教宗关系都在《皇帝编年史》中被描绘成教会和帝国相互合作、和平共处的历史典范。 (三)被隐匿和篡改的历史：亨利四世与亨利五世时期 除对过去“黄金时代”的想象外，《皇帝编年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时代较近且难以赋予合理解释的政教冲突采取了选择性忽略的手法，以此来淡化政教冲突。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西欧历史上政教冲突最激烈的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统治时期。 《皇帝编年史》整体上对亨利四世的评价相当负面，但吊诡的是，这个章节却大篇幅描绘了十字军东征的军事领袖戈德福瑞(Godfrey von Bouillon)，完全没有记载皇帝被绝罚和卡诺莎觐见等事件，甚至连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和对立国王鲁道夫(Rudolf von Rheinfelden)的名字也未提及。(45)《皇帝编年史》的作者应当知道这些重大事件，但却在书中刻意隐瞒了这段历史，甚至对许多事实进行篡改，以隐匿的方式表达了政教之争所带来的皇权合法性危机，并体现了他通过历史书写对之进行修补的撰史意图。 尤其是在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之间的关系上，《皇帝编年史》的记载与当时的拉丁史料记载大不相同。《皇帝编年史》隐晦地说亨利四世在阿普利亚狩猎时被敌人抓获，帝国贵族遂在波恩推选亨利五世继承帝国。亨利四世逃脱敌手后曾前往罗马并被加冕为皇帝，后在雷根斯堡被自己的儿子击败而退位。虽然亨利五世获得了巴伐利亚贵族的支持，却遭到了主教们的抵制，甚至说教宗要求帝国所有臣民都不得向新皇帝效忠。并且，《皇帝编年史》明确谴责了一位名叫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的大主教，因为他建议亨利五世带领军队到罗马，通过劫持教宗的方式迫使其为亨利五世加冕。因此，这种“僭越王位”的行为造成了“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分裂”(46)。直到亨利四世去世、亨利五世彻底放弃主教任命权，教宗才最终同意在罗马为其加冕。最后，那位主教受到了谴责，许多主教也痛心皇族中发生儿子反抗父亲的事件。(47) 这一颇为有趣的叙述表明了当时人对亨利四世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也呈现出拉丁文“正史”和巴伐利亚地区的方言俗史对这一重大事件的不同解读倾向。亨利四世曾先后被三任教宗绝罚了五次，在亲教宗派的宣传中被描绘为教会的敌人，甚至是敌基督者的化身。而12世纪南德地区的一位匿名游吟诗人却曾用“哪个查理或路易曾经赢得如此尊荣，哪个奥托曾获享如此特殊的祝福”的诗句对亨利四世大加赞扬，认为这位皇帝以天赋的神圣权力改革了教会、整肃了纪律，并为王国带来了和平。(48) 从这段描述之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皇帝编年史》中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帝国理念，更倾向于这个时期亲皇帝阵营的观点，这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也有多重原因。首先，11世纪的教会改革始于亨利三世所任命的利奥九世教宗，皇帝长期被视为教会改革的推动力量，因此格里高利七世的激进改革事实上与此前的政策相抵触，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格里高利七世对亨利四世的绝罚只是出于他个人对亨利的厌恶而非出于公义。其次，当时的帝国境内主教多由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任命，大量巴伐利亚和意大利北部的主教支持亨利四世。再次，亨利四世一直受到商人阶层和市镇居民的支持，因为皇帝能为他们提供经营和自治特许状，使许多地区形成了一种教会当局与地方势力交错的局面。最后，亨利四世在1098年的美因茨会议上指定亨利五世为王位继承人时，特别要求他宣誓不会像长兄康拉德一样觊觎父亲的皇位。但在教宗帕斯卡二世的怂恿下，亨利五世认为父亲已遭绝罚，无须继续保持对他的誓言，便在1104年自行称帝。这一行为相当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亨利五世攫夺王位的行为可被视为对父亲和君主的双重背叛。(49) 莫妮卡·波尔进一步指出，《皇帝编年史》将亨利五世描绘为坏王，就可将政教之争的责任归咎于个体统治者，避免清晰展现帝国和教会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50)此外，《皇帝编年史》在这部分记述中从未提到任何教宗的名字，这与此前乃至此后的章节都极为不同。或许，正因为作者知道1084年在罗马为亨利四世加冕的是对立教宗克莱门三世(Antipope Clement Ⅲ)，而12世纪中后期的人们对格里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等几位教宗的评价不一，甚至在合法教宗的谱系上也未能达成共识，因此在此处采取了隐匿的手法。 通过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到《皇帝编年史》为掩盖政教冲突的真相，刻意地在历史叙述中进行了隐匿、歪曲甚至篡改，通过模糊记叙和制造“替罪羊”的方式，避免渲染帝国与教会的冲突，维系其在前面所建立起来的典范政教关系。 三、帝国理念与政教关系建构中的历史书写特点 《皇帝编年史》不仅开创了德意志地区方言韵文体历史书写的先河，也在历史与传奇相杂中体现了12世纪中期方言历史书写的新特点。中世纪历史编撰学起到了修辞效果、保存记忆和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历史叙述逻辑上既强调宗教类型学的世俗化运用，也突出对谱系的重视与构建。(51)南希·帕特纳认为，俗史作为当时西欧地区的新生事物，目的是给人带来一种“严肃的娱乐”(serious entertainment)，除了传递信息、教化、娱乐以及语言之美，还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激发想象力。(52)这也体现了12世纪中后期西欧社会思潮的变化，刻板的圣徒传和估屈聱牙的神学讨论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以方言为代表的新书写媒介在满足读者的新需求之外，也要求体现新的书写意图与历史建构。《皇帝编年史》不仅体现了这些特征，而且从其文本对帝国理念和政教关系的建构来看，在中世纪史学史方面更突出了以下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皇帝编年史》虽承袭了传统的基督教神意历史观，但并没有完整、明确的历史神学框架，在整体上更强调帝国权威，具有浓厚的世俗化倾向。 20世纪上半叶的《皇帝编年史》研究往往强调其中蕴含着“救赎史”(Heilsgeschichte)框架，这一判断与黑格尔以来的世界精神学说，尤其是阿洛伊斯·邓普夫(Alois Dempf)提出的中世纪“德意志神秘主义”(die Deutsche Mystik)范式密切相关。恩斯特·奥利的导师朱利乌斯·施维特林最早提出，《皇帝编年史》是以奥古斯丁的历史神学框架来构建叙事模式的，其中充满了奥古斯丁式的历史理解。(53)奥利继承了施维特林的说法，认为《皇帝编年史》的本质结构就是善恶两元对立模式： 《皇帝编年史》的创作法则就是善与恶之间在救赎史中的斗争，且被尽可能多地呈现在每一个皇帝的故事中……每一个皇帝自身的故事就是一场上主和恶魔、善治和暴政、保存帝国之力量和摧毁帝国之力量之间的重要战役。(54) 奥利将诗歌视为当时编年史的一种“亚形式”(sui generis)，这种历史和文学结合的“创作行为”(Kompositionsgesetz)使善恶之争成为君主传记的基调。弗雷德里克·皮克林也强调奥古斯丁的原罪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对立概念主导了《皇帝编年史》的整体叙事模式，但却将马丁·路德的阐释误读进了12世纪的文献，认为这一救赎必须依靠神的恩典而非个人的丰功伟绩或善行。(55)瓦尔特·豪格更是认为《皇帝编年史》完全是从末世论角度展现的“救赎史”，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56) 这一“救赎史”模式长期以来在德语学界占统治地位，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认为这种解读具有严重的强制阐释倾向。首先，《皇帝编年史》的书写模式并不符合中世纪“救赎史”的规范。中世纪救赎史的传统书写模式都是从创世开始，“历史的高峰”则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受难，最终指向末日审判。这些要素在《皇帝编年史》中都不具备。因为它直接以罗马建城为开端，完全没有涉及耶稣生平等宗教历史内容，更完全没有论及末世。其次，《皇帝编年史》是从“偏狭的德意志地方化”视角加以观察，焦点是那些掌控帝国的皇帝而非“救恩的展开”。(57)在对罗马异教皇帝的认同与评价，以及对教宗和皇帝合作关系的阐释中，都与奥古斯丁对尘世历史的理解大不相同。最后，《皇帝编年史》中并没有清晰统一的神学理论框架，只在开头处将罗马帝国与《但以理书》的“四大帝国”结合，而且四大怪兽的排序和解释也迥异于哲罗姆以来的传统。(58)在《皇帝编年史》中，四大怪兽的顺序是豹子(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熊(相互征战的古代西亚巴比伦、米底和波斯三王国)、野猪(罗马帝国)和母狮子。野猪头上的十只角则是凯撒击败敌人、征服并管理世界的力量，亦即后来承继帝国权威的日耳曼人，这只野猪也成为了“罗马帝国将永远自由的生动象征”。(59)第四个怪兽母狮子则代表着末日时会到来的敌基督者，但这也是这部文献中唯一一次提及末日。(60)因此，《皇帝编年史》更注重罗马帝国以来的帝国权威传承，末世论色彩相当淡漠。这也体现了在12世纪中后期的方言历史书写中，严谨刻板的历史神学框架已无法满足预设读者的期待，更无法给读者带来“严肃的娱乐”，而这种转化也成为中世纪历史书写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标志。 其二，基于上述世俗化的特征，《皇帝编年史》试图通过历史撰述的方式向神圣罗马帝国的臣民们灌输帝国的意识形态，具有极为强烈的实用性倾向和道德教化色彩。在其所建立的历史解释框架中，帝国与教会的合作与相互扶持成为主旋律，虽然这在很大程度是对真实历史的扭曲，但却以一种内在自洽的逻辑形成了崭新的叙事和理想化历史建构。与奥罗修及奥托等史家不同，《皇帝编年史》的作者几乎从未就历史教训进行长篇大论，所有的道德论断和意识形态灌输都蕴藏在历史叙事当中。在这种历史建构中，皇帝的义务与责任在于保护教会免受敌人的侵害，维护神职人员的安全，庇护鳏寡孤独和遭受不幸者，为他们伸张正义，还要以军事力量促进信仰的拓展。于是，皇帝本身是神意最直接的工具，一切世俗贵族和教会领袖都有义务遵从他。 因此，在《皇帝编年史》中就出现了一种书写倾向，时代越往后就越强调帝国和王权的重要性。在君士坦丁的章节中，教宗还被作为帝国的共治者，而到了查理曼时期，皇帝则成为了“圣教会的摄政者”，到了政教之争期间则只能忽略掉皇帝与教宗的争执，着力淡化冲突并为难以解释的历史现象寻找替罪羊。 对这两个特点的认识，要从这部作品产生的具体时空背景及其预设受众等方面加以思考。作为一部“俗史”作品，《皇帝编年史》的预设读者主要是受过基本教育的贵族、教士阶层和一般民众，其目的是为新兴阶层提供一种“严肃的娱乐”，并通过历史书写实现帝国意识形态的教化，使大众认同这种更世俗化、更以帝国和皇权为中心的历史阐释。弗朗西斯·金特里敏锐地指出，方言文学的出现体现了政教之争后教会角色的变化，贵族阶层和世俗商人、地主成为这一时期方言文学的核心受众。(61)阿拉斯泰尔·马修斯也认为，《皇帝编年史》的出现标志着德意志文学摆脱教会控制、大量处理世俗主题的开端。(62)因此，《皇帝编年史》脱离了一般中世纪宏大编年史的晦涩神学色彩，采取了更为通俗和喜闻乐见的书写方式来使王道教化贯穿其中。 此外，如果将产生《皇帝编年史》的雷根斯堡地区纳入考量，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部作品中所体现的世俗化和教化的实用性。德国学者卡尔·博斯尔指出，12世纪中期的雷根斯堡作为通往意大利的商业要道聚集了大量商旅，是当时帝国境内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之一。12世纪中期正是骑士文学繁盛于南德地区的黄金时代，商旅和小贵族们成为了这种世俗历史书写的主要读者。(63)这种对读者的预设在《皇帝编年史》的书写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在写到查理曼替利奥教宗报仇时，就专门提到了商人和农民参加了“基督王国军队”。(64)因此，《皇帝编年史》事实上是顺应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市民阶层的需求，通过对历史书写的传奇化和世俗化，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他们展现帝国和教会的过去，为当下的帝国提供凝聚力和合法性，甚至不惜歪曲历史来描绘帝国与教会的典范合作关系。这正是当时的帝国和民众对历史的需要。 12世纪无疑是中世纪历史书写发展的巅峰。从历史编撰学的视野来看，从古代到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写作经历了一个从注重修辞到平铺直叙的过程，而《皇帝编年史》则复兴了诗歌韵文体的叙事体例，带有浓厚的史诗风格，在叙事中更注重演说式的修辞，描绘的帝王将相等人物也更富立体性，这反映了12世纪中期神圣罗马帝国腹地已经开始涌现出更为效法古典，也更面向民众的历史书写新模式。 《皇帝编年史》虽然并非今日标准意义上的史料，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以观察中世纪盛期方言历史书写背后的动机。这部作品虽然写到1146年戛然而止，但整体上是以帝国的理念统摄全局。先是通过历史叙事阐述了帝权的日耳曼化，并以帝国与教会的关系为主线阐明了罗马帝权在中世纪的延续。日耳曼人一直因未被罗马帝国征服而自豪，但作为其后裔的德意志人则成为罗马帝国传统的坚定继承者。 《皇帝编年史》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神圣罗马帝国寻找坚实的合法性根基，而对当时皇帝权力的起源进行合乎意识形态要求的书写是撰述本国历史的根本所在。因此，《皇帝编年史》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巴伐利亚地区的俗史写作中浓厚的世俗化倾向和强烈的地方意识与帝国认同。拉丁文“正史”和方言“俗史”之间存在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一些“核心叙事”的建立、改造和消失上，这一差别的发展也与12世纪中期以来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建构等密切相关。 注释： ①亨利·梅耶斯认为《皇帝编年史》是欧洲中世纪时期通俗历史(popular history)写作的源头，影响了后世的英雄史诗。参见Henry A.Myers,"The Origin of Popular History in Twelfth-Century Germany,"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vol.10,no.4(Spring 1997),pp.840-847。 ②《皇帝编年史》的中古德文标准校订本参见Edward Schr  der,ed.,Die Kaiserchronik eines Regensburger Geistlichen,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1895。本文主要参照目前唯一的现代语言全译本，Henry A.Myers,trans.,The Book of Emperors:A Translation of the Middle High German Kaiserchronik,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2013。另参照现代德语选译本，Mathias Herweg,trans.,Die Kaiserchronik:eine Auswahl:Mittelhochdeutsch/Neuhochdeutsch,Reclam,2014。后引用文献皆标明原章节和梅耶斯英译本页码，部分引文根据德文选译本和剑桥大学马克·钦卡(Mark Chinca)博士的建议进行修订，不再一一注明。③Marta Maria Helff,Studien zur Kaiserchronik,B.G.Teubner,1924. ④Carl Wesle,"Kaiserchronik und Rolandslied," Beitr  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vol.48(1924),pp.223-258.⑤Ernst Friedrich Ohly,Sage und Legende in der Kaiserchronik,Aschendorff,1940. ⑥Herbert Grundmann,Geschichtsschreibung im Mittelalter:Gattungen-Epochen-Eigenart,Vandenhoeck & Ruprecht,1965,p.10; R.C.van Caenegem and F.L.Ganshof,Kurze Quellenkunde des westeurop  ischen Mittelalters:Eine typologische,historische und bibliographische Einführung,Vandenhoeck & Ruprecht,1964,p.33.⑦Kaiserchronik,Pro.,p.65. ⑧关于现存抄本情况，可参考“中世纪德语抄本文献目录清单”(http://www.handschriftencensus.de/werke/189，2020年3月5日)。 ⑨Monika Pohl,"Untersuchungen zur Darstellung mittelalterlicher Herrscher in der deutschen Kaiserchronik des 12.Jahrhunderts," PhD diss.,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  t München,2004.⑩Alastair Matthews,The Kaiserchronik:A Medieval Narra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1)剑桥大学该项目的网站参见：http://www.mml.cam.ac.uk/german/research/kaiserchronik，2019年7月27日。该项目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Mark Chinca and Christopher Young,"Uses of the Past in Twelfth-Century Germany:The Case of the Middle High German Kaiserchronik,"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49,no.1(March 2016),pp.19-38。 (12)Gabrielle M.Spiegel,Romancing the Past:The Rise of Vernacular Prose Historiography in Thirteenth-Century Fr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4-5. (13)Maria Dobozy,"Vernacular Chronicles",in Francis G.Gentry,ed.,A Companion to Middle High German Literature to the 14th Century,Brill,2002,p.380. (14)Gisela Vollmann-Profe,Wiederbeginn volkssprachiger Schriftlichkeit im hohen Mittelalter:(1050/60-1160/70),  um,1986,pp.46-47.(15)Lars Boje Mortensen,"The Texts and Contexts of Ancient Roman History in Twelfth-Century Western Scholarship," in Paul Magdalino,ed.,The Perception of the Past in Twelfth-Century Europe,The Hambledon Press,1992,pp.99-116. (16)Kaiserchronik,I,p.70. (17)Kaiserchronik,Ⅱ,pp.73-75,77-78. (18)Kaiserchronik,Ⅲ,Ⅳ,ⅩⅣ,pp.80,83,161,163. (19)Kaiserchronik,ⅩⅤⅡ,pp.171-174. (20)Kaiserchronik,ⅩⅤⅡ,p.175。此处记载明显与历史事实不符，图拉真的统治时期为98年到117年，而格里高利任教宗则在590年到604年。但这个故事在欧洲流传甚广，原型可追溯到8世纪源出于盎格鲁—撒克逊地区的《格里高利生平》(Vita Gregorii)。与《皇帝编年史》相关的讨论，可参考Ernst Ohly,Sage und Legende in der Kaiserchronik,pp.119-122；关于这个故事的流传及其原型，参见Gordon Wharley,"The Use of Hagiography:the Legend of Pope Gregory and the Emperor Trajan in the Middle Ages," Viator: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vol.15,no.1(January 1984),pp.25-63。 (21)Gordon Wharley,"The Use of Hagiography",pp.28,31-36. (22)Kaisercheonik,ⅩⅤⅡ,p.175. (23)Henry A.Myers,"The Concept of Kingship in the Book of Emperors(Kaiserchronik)," Viator: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vol.27(1971),pp.205-230.关于这种书写方式是否体现了“国王在自己的王国里就是皇帝”(rex est imperator in regno suo)的理念在此处无法展开，该理念演变可参见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49-60。 (24)Timothy Reuter,"Past,Present and No Future in the Regnum Teutonicum," in Paul Magdalino,ed.,The Perception of the Past in Twelfth-Century Europe,p.19. (25)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p.196-198；[英]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译：《神圣罗马帝国》，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9-120、139-140页。 (26)Eckhard Müller-Mertens,Regnum Teutonicum.Aufkommen und Verbreitung der deutschen Reichsund K  nigsauffassung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Akademie-Verlag,1970,p.349.(27)Ferdinand Janner,Geschichte der Bisch  fe von Regensburg,Band II,Friedrich Pustet Verlag,1883,pp.123-151.(28)Kaiserchronik,ⅩⅩⅤⅡ,p.206. (29)Kaiserchronik,ⅩⅩⅧ,pp.211-212. (30)关于罗马异教七日庆典的描述见Kaiserchronik,I,p.67。奥利认为这些记载可能源于中世纪早期布道词，参见Ernst Ohly,Sage und Legende in der Kaiserchronik,pp.35-40。 (31)Kaiserchronik,ⅩⅩⅧ,pp.212-215. (32)教宗与皇帝共同治理世界的理念从13世纪中期以来越发流行，图尔奈的热尔贝(Gilbert of Tournai)就在《国王和君主的学识》(Eruditio regum et principum)中认为，完美的帝国是由作为基督代理人的皇帝来进行管理的，而作为教会牧者的教宗则对之加以指导，并通过“奥秘之体”(corpus mysticium)将超性的帝国与世俗政体联系在一起，参见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208。 (33)Adolf Hofmeister 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1912,pp.187-188. (34)Kaiserchronik,ⅩⅩⅧ,p.250. (35)李隆国：《查理曼称帝与神圣罗马帝国》，《史学集刊》2018年第3期。 (36)Adolf Hofmeister 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p.256. (37)Adolf Hofmeister ed.,Ottonis Episcopi Frisingensis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pp.276-278. (38)Kaiserchronik,ⅩⅩⅩⅦ,p.317. (39)Kaiserchronik,ⅩⅩⅩⅧ,p.320. (40)丕平的哥哥卡洛曼曾在罗马附近的索拉克特山上的圣西尔维斯特修道院隐修，后退居到卡西诺山修道院，《皇帝编年史》的描述可能与这些事件有关。 (41)Ernst Ohly,Sage und Legende in der Kaiserchronik,p.231. (42)Kaiserchronik,ⅩⅩⅩⅧ,pp.321-324. (43)Kaiserchronik,ⅩⅩⅩⅧ,pp.327-328; Ernst 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pp.45-50. (44)在中古高地的德语文学中，查理曼具有类型学结构、圣人特性和末世论角色等三重面相，对中世纪盛期的历史书写和传奇作品都深有影响，可参见Karl-Ernst Geith,Carolus Magnus.Studien zur Darstellung Karls des Groβen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2.und 13.Jahrhunderts,Francke,1977,pp.97-109。 (45)Kaiserchronik,LⅢ,pp.370-374.关于“卡诺莎”的历史形象及当时人的接受，参见Hanna Vollrath,"Sutri 1046-Canossa 1077-Rome 1111: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Neighbors," in Thomas F.X.Nobel arId John Van Engen,eds.,European Transformation:The Long Twelfth Century,University of Notve Dame Press,2012,pp.145-155。 (46)Kaiserchronik,LⅣ,pp.374-376.目前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态度代表了当时雷根斯堡主教的观点，而和巴伐利亚公爵的立场相抵触，可参考Monika Winterling,"Zur Darstellung Heinrichs Ⅴ.und Lothars Ⅲ.in der deutschen Kaiserchronik des 12.Jahrhunderts," in Hubertus Seibert and Jürgen Dendorfer,eds.,Grafen,Herz  ge,K nige.Der Aufstieg der frühen Staufer und das Reich(1079-1152),Thorbecke,2005,pp.397-408。(47)Kaiserchronik,LⅣ,p.376.笔者无法确定这位“阿尔布莱希特大主教”是谁，但根据时间和人物的地位，最可能是美因茨的罗萨德(Ruthard von Mainz，1109年去世)，但名字则与其继任者萨尔布吕肯的阿达尔伯特一世(Adalbert I.von Saarbrücken，1137年去世)混淆了。 (48)I.S.Robinson,Henry Ⅳ of Germany,1056-110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39. (49)I.S.Robinson,Henry Ⅳ of Germany,1056-1106,pp.326-327. (50)Monika Pohl,"Untersuchungen zur Darstellung mittelalterlicher Herrscher in der deutschen Kaiserchronik des 12.Jahrhunderts," p.269. (51)陈文海：《中世纪世俗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及叙史逻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86-193页。 (52)Nancy F.Partner,Serious Entertainments:The Writing of History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p.2-3. (53)Julius Schwietering,Die deutsche Dichtung des Mittelalters,Athenaion,1932,p.95. (54)Ernst Ohly,Sage und Legende in der Kaiserchronik,p.238。这种解释实际上默认了在奥古斯丁的“双城论”中地上之城是有积极作用的，可参见吴飞：《尘世之城与魔鬼之城：奥古斯丁政治哲学中的一对张力》，李猛主编：《奥古斯丁的新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35页。 (55)Frederick P.Picketing,Augustinus oder Boethius?: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epische Dichtung im Mittelalter-und in der Neuzeit I.Einführender Teil,Erich Schmidt,1967,p.88. (56)Walther Hang,Vernacular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iddle Ages.The German Tradition,800-1300,in its European Context,trans.Joanna M.Catl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67. (57)Christian Gellinek,"The German Emperor's Chronicle:An Epic Fiction?" Colloquia Germania Internationale,vol.5,no.3(1971),pp.230-236. (58)关于四大怪兽在中世纪的象征，参见朱君代、王晋新：《长存多变的“巨兽”：论中古西欧史家“四大帝国”结构原则的运用》，《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6年第2期。 (59)以野猪作为罗马帝国的象征在《皇帝编年史》中是一以贯之的。比如在关于维斯帕先的章节中提到，提提乌斯(Titius)高扬着一杆以黄金装饰的野猪旗帜，“同一只野猪有十只角，并以其击溃那些敌人”，并说“那只野猪很好地向我们表明了罗马帝国超越他者的优越性”，参见Kaiserchronik,ⅩⅢ,p.159。这面旗帜还在时代记载错误的阿拉里克洗劫罗马城时出现过，参见Kaiserchronik,ⅩⅩⅣ,p.200。 (60)Kaiserchronik,Ⅱ,pp.78-79. (61)Francis G.Gentry,"German Literature to 1160," in Francis G.Gentry,ed.,A Companion to Middle High German Literature to the  Century,p.88.(62)Alastair Matthews,"Narration in Transition:The Herzog Adelger Episode of the Kaiserchronik," Seminar:A Journal of Germanic Studies,vol.40,no.4(November 2004),p.314. (63)Karl Bosl,Frühformen der Gesellschaft im mittelalterlichen Europa,Oldenbourg,1964,pp.443-446; Die Sozialstruktur der mittelalterlichen Residenz-und Fernhandelsstadt Regensburg; die Entwicklung ihres Bürgertums vom 9.-14.Jahrhundert,Beck,1966,pp.32-36; Christian Gellinek,Die deutsche Kaiserchonik:Erz  hltechnik und Kritik,Athen um,1971,pp.148-149.(64)Kaiserchronik,ⅩⅩⅧ,p.3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