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北大中文系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历来人才辈出、名师云集，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北大中文系的历史可追溯至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设立“中国文学门”，迄今整110年。在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之际，我们刊发6位北大中文学人的口述文章，听他们回顾其与北大、与北大中文系的结缘经过，讲述人生与治学中的点滴感悟，阐释对如何继承与发展北大中文传统、如何繁荣国家语言文学专业的独到见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 乐黛云：总是要创新，要走新路 1948年我考入北大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有沈从文先生开设的“大一国文（兼写作）”、废名先生的“现代文学作品分析”和“李义山诗的妇女观”、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齐良骥先生的“西洋哲学概论”等课程。我最喜欢的课是废名的“现代文学作品选”。他选的都是别人不选的那些短篇作品，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他讲课的时候非常入神，忘乎所以，我们听着也忘乎所以。沈从文的课我也非常喜欢，他讲课很慢。“大一国文”和“大二国文”后来改成了“国文与写作”，特别加重了写作的部分。第一年是记叙文写作，第二年是文艺文写作，第三年是议论文写作。因为一连3年都要练习写作，且每3个礼拜就要交一篇习作，可以短一些，但都要亲自写过，自己立意、自己提炼、自己行文，所以我们那时的写作功底还是很不错的。 20世纪70年代，我给留学生讲授了3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头两年以朝鲜留学生为主。那时候我教他们和教中国学生差不多，只是比中国学生的教学内容要浅一点，他们大概能听得懂。最后一年，我教得比较得意的是一个欧洲班，班上的学生来自12个国家，像比利时、丹麦等西欧、北欧国家，也有英国学生，挺齐全的。他们的学风比较自由，有时候也辩论，我说一个想法后他们就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时候，他们讲英文我基本上能听懂，也很锻炼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给他们讲中国现代文学，为了让他们理解，我需要讲一些英国的或者北欧的文学（那时候我对北欧的文学文化很感兴趣），并接触一些他们所在地域的文学。当时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地将中西方两种文化搭在一起了。【详细】  郭锡良（右）与导师王力 郭锡良：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 1954年夏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读语言学研究生。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王力先生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15个人，分成汉语史5个人，现代汉语5个人，语言理论5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重视，有很多人来听。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1955年上学期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1955年—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详细】  20世纪60年代，陆俭明（左二）与马真（右一）、王理嘉（左一）向林焘请教问题 陆俭明：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我1949年小学毕业，原本父亲已经给我联系好到苏州一个杂货铺去当学徒，好在我们家乡4月就解放了。我7月小学毕业后就随母亲从吴县东山到崇明我父亲那里，并考上了崇明的民本中学。 我原来是想考清华大学电机系，但到报名的时候，校长和班主任来找我：“陆俭明，现在国家需要文科人才，你报文科吧。”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对语文感兴趣，就决定考中文系。我问班主任，中文系考哪个学校好？他说当然最好是北京大学。我就说：“行，那就考北京大学。”老师说：“北京大学可不是容易考的，我们毕竟是个农村学校，能不能考上，可不能给你打保票。”我说：“考得上就上，考不上也无所谓。”就这样考上了。 我能上中学、进大学，都是因为来了共产党，所以我对党有一种报恩思想。我入学后学习很努力，一直追求进步，1956年就入了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谢冕。中文系新生入学不分专业，全年级103人一起上大课，直到二年级结束才分文学、汉语专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报语言专业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对语言专业不很了解，而且一般考北大中文系都是想搞文学的。当时系总支一位总支委员就来动员我，说：“陆俭明你是预备党员，你就得带个头，报语言专业吧。”我说：“好，那就报语言。”就这样，我踏入了语言学这个领域。【详细】  1985年与两位日本学者摄于北大未名湖畔。右起：孙玉石、山田敬三、王瑶、伊藤虎丸、乐黛云、严家炎、温儒敏 袁行霈：学者最重要的就是格局和眼光 我入校时正值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第二年，清华、燕大两校中文系都合并到北大中文系了。老师们有从国统区来的，有从解放区来的，有穿长袍的，有西装革履的。我们中文系的同学有从普通高中上来的，也有从工农速成中学来的调干生。在这种多元的环境里学习，很有好处。 课程方面，一年级上过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还有游国恩和浦江清先生合开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游先生讲文学史，浦先生讲作品选，都非常好。游先生讲屈原，涉及“离骚”两个字的讲法，他介绍了普通的说法后，会讲他自己的见解。二年级跟林庚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他是诗人，将自己的诗情融入讲课之中，引导我们欣赏领悟，很受欢迎。浦江清先生的“宋元明清文学史”也很有特点，他会唱昆曲，讲到元明戏曲时，我们有时候在课上起哄：“浦先生，唱一段！”他就给大家唱一段。 古代文学是北大中文系最有传统的专业方向，即便从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算起，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吴组缃先生、浦江清先生、季镇淮先生等可以算第一代学者，他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取得出色的学术成就。陈贻焮先生、褚斌杰先生、周先慎先生、费振刚先生和我属于第二代学者，我们在“文革”前读书、留校，并在“文革”后成长为本学科的中坚力量。葛晓音、程郁缀、夏晓虹、张鸣、孟二冬以及目前仍在职任教的多位老师则在“文革”后进入北大学习、工作，可以说是第三代学者，而他们培养的“70后”和“80后”学者也已经站上了讲台。【详细】  1985年春节，陈平原（左）与袁行霈（中）在吴组缃（右）家 陈平原：建立学术自信是我们该有的精神气度 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大念博士，那时北大的博士课程刚刚建立，第一届只有我和温儒敏两个博士。所以王瑶先生没正式开课，除了外语和政治课，其他就是每星期到王先生家里去聊天，谈学问也谈人生，从下午一直聊到傍晚。王先生还告诉我，应该去系里几个老先生那里走走，请教问题。我见得比较多的是吴组缃、林庚、季镇淮，还有朱德熙。每个老师的性格不一样，像吴组缃先生特别喜欢说话，能讲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季镇淮先生比较木讷，不爱讲话，基本上是问一句答一句，若大家都没有话，就在那里坐着对看。季先生是夏晓虹的导师，我们比较熟悉，经常去。可以用“从游”这个词来形容我求学时的情形。传统中国书院的教学方式本来也就是这样，大鱼游，小鱼也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大鱼了。学生们跟老师朝夕相处，一起读书、生活，观察老师如何做学问，也看老师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态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自己体贴、模仿。说得出来的，是有形的经验；而精微之处，很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或描述的。传授独得之秘，是需要心心相印的，这在“从游”过程中比较容易体会到。 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风气很活跃，学生们有各自的主张，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追求。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以后，北大研究生部举办了一个研究生座谈会，中文的、历史的、数学的、物理的学生都来，那样跨院系、跨学科的对话很精彩。【详细】  陈晓明（左）与谢冕 陈晓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在全国中文学科中，北大中文系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它是开风气、“常为新”的，很多学科的开创都是在北大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之后，北大中文系形成了语言、文学、文献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学科建设是最为完备的。同时，北大始终在学科上探索前沿，不断开辟新的领域。比如文艺学这个学科，就是毕达可夫在北大开讲之后才有的，而比较文学这个学科是乐黛云老师20世纪80年代到国外学习回来后开创的，王瑶先生等前辈奠定了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张钟、洪子诚、谢冕、赵祖谟等先生逐步建立起了当代文学学科。所以，北大一直有一种学术风范。北大的“风范”是要有精气神，有底气，能标举旗帜，能立得起来，能当仁不让。 对于社会来说，中文学科是“无用之大用”。古人说“重器无锋”，正是中文系的写照，它是一种柔绵的力量。“不学诗，无以言”，因此，中文恰恰是国之大器。 那么北大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中文系当然应该培养引领未来学术发展方向的人，这也是北大的目标。但是在今天，除了要培养学术性的人才之外，我还想强调，中文系应该能够培养会写作的人。虽然当年的系主任杨晦先生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但时代不同了……【详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