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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9年小学毕业，原本父亲已经给我联系好到苏州一个杂货铺去当学徒，好在我们家乡4月就解放了。我7月小学毕业后就随母亲从吴县东山到崇明我父亲那里，并考上了崇明的民本中学。 我原来是想考清华大学电机系，但到报名的时候，校长和班主任来找我：“陆俭明，现在国家需要文科人才，你报文科吧。”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对语文感兴趣，就决定考中文系。我问班主任，中文系考哪个学校好？他说当然最好是北京大学。我就说：“行，那就考北京大学。”老师说：“北京大学可不是容易考的，我们毕竟是个农村学校，能不能考上，可不能给你打保票。”我说：“考得上就上，考不上也无所谓。”就这样考上了。 我能上中学、进大学，都是因为来了共产党，所以我对党有一种报恩思想。我入学后学习很努力，一直追求进步，1956年就入了党，我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谢冕。中文系新生入学不分专业，全年级103人一起上大课，直到二年级结束才分文学、汉语专业。一开始几乎没有人报语言专业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对语言专业不很了解，而且一般考北大中文系都是想搞文学的。当时系总支一位总支委员就来动员我，说：“陆俭明你是预备党员，你就得带个头，报语言专业吧。”我说：“好，那就报语言。”就这样，我踏入了语言学这个领域。 当时的课都各有特色。王力先生的特点是讲课清楚，但是没有抑扬顿挫。魏建功先生讲“古代汉语”从《论语》开始，每次讲一个字，譬如“子曰：学而时习之”，“曰”是什么意思？再讲和“曰”相关的“言”“语”的区别，之后又谈到别的上面去了，结果一学期下来连《论语》都没讲完，但我们很有收获。周祖谟先生讲课清清楚楚，而且发音非常好。“语言学概论”是高名凯先生上的，他上课的时候眼睛不看学生，一直盯着天花板，但讲的是真好。文学课游国恩先生讲《楚辞》真是有声有色。林庚先生作为一个诗人讲授唐代的诗歌，那是有滋有味。还有王瑶先生，一开始听不懂他的一口山西话，有时候他说了两句就自己先笑起来了，慢慢地听懂了，就越听越有意思。朱德熙先生的课讲得特别好，还没有分专业的时候，我们103个同学中大部分都是想要选文学的，但没有人逃朱先生的课，也没有打瞌睡的，大家甚至觉得听朱先生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 我1960年本科毕业就要上讲台讲课。第一年教研室分配我上外系的“汉语语法修辞”和“写作”课，第二年就让我回本系给汉语专业上“现代汉语”课。当时我感到很有压力，比较紧张，就去问朱先生有什么诀窍没有？朱先生呵呵一笑说：“哪有什么诀窍。”他停了一下，又说了一句话：“不过要多从学生的角度考虑。”这句简单的话对我来说真的是印象深刻。后来我和夫人马真一起回忆朱先生的讲课：怎么跟前一节衔接，怎么切入，怎么展开，举什么样的例子，甚至包括板书怎么安排，都很讲究，始终在考虑怎么让学生喜欢听，跟着自己的思路走。朱先生精心备课，出发点都是为了学生，这反映了他高度的教育责任感。 北大有一个好的传统，它的学风一直保持至今。就中文系来讲，也有变化。譬如在专业的设置上，我进北大的时候中文系就新闻和中国语言文学两个专业；1958年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文系变成汉语和文学两个专业；后来又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21世纪我们又设了计算语言学专业，而且是从理科招生。还有一个针对外国人的语文专业，跟留学生教育学院不一样。可以看到，中文系的专业设置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断调整的。 （陆俭明，1935年生，曾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