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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夏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读语言学研究生。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王力先生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15个人，分成汉语史5个人，现代汉语5个人，语言理论5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重视，有很多人来听。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1955年上学期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1955年—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 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国20世纪创立语言学的几个领头人之一。他不仅研究汉语史，对语言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关于汉语史的这一套，他设计的培养计划是很扎实的，重视博古通今，重视实际语言资料。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导都对我影响很大，这里想举一个例子：他开设了一门课，叫作“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讲授汉语史这门课时，专门为汉语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门课不仅讲知识，也讲自己怎么写讲稿，怎么备课，怎么查找、搜集和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有很大帮助。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的时候经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开朗，收获很大。我就觉得我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做。 20世纪80到90年代，我曾任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在人才培养上，我走的还是王先生的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不仅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我设计本科生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研究生的“古音学”“《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等课程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读不懂《说文段注》，读不懂《马氏文通》，缺乏阅读古书的能力，要做哪一行都是有困难的。即使是搞文学，也应该懂文字音韵训诂，也需要能够落实字词句，不然就很难说真正搞懂了《诗经》《楚辞》。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郭锡良，1930年生，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