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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考古发现》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策划的年度考古报告集，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报告集的出版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宋新潮先生的提议和支持下，于2001年开始编辑出版，开创了国内考古报告集年度出版的先河。《成都考古发现1999》系该报告集第一本，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撰写了序言，至今已连续编辑出版了20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将每年发掘的考古材料，第二年进行报告整理、撰写，第三年正式出版。报告集标注的年度是指发掘的年度。 《成都考古发现》（1999～2018）共计发表考古调查、发掘与分析报告425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时代涉及先秦至明清各个时期，内容包括遗址、墓葬、窑址、摩崖石刻等，并有相当数量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报告涉及区域涵盖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川西南山地、川东北地区、三峡地区等地域。 先秦时期考古与调查报告所涵盖的区域包括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川西南山地、川东北及峡江地区等。代表性遗址如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大邑高山等史前城址及金沙、十二桥、新一村、商业街船棺、茂县营盘山、马尔康市哈休、冕宁高坡、德昌董家坡、盐源县皈家堡和老龙头、忠县哨棚嘴等遗址或墓地。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考古报告包括居址、墓葬、手工业遗存等。代表性遗址如成都东华门、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金沙村廊桥、彭山汉晋武阳城等遗址；墓葬形式包括土坑墓、砖室墓、崖墓等，如青白江区肖家窝及花园村、大同镇、双流青杠村、庙山等墓地；手工业遗存有蒲江、邛崃冶铁遗址等；此外，还有岷江上游汶川布瓦石棺墓、金沙江中游会理新发乡郭家堡墓地。 唐宋及以后时期考古报告涉及遗址、墓葬、窖藏、城址及城墙、窑址、手工业遗存、线路遗产等。代表性遗址如成都市杜甫草堂、邛崃市南街唐宋遗址、新都区褚家村宋代遗址；代表性墓葬如成都市西郊红色村唐代王怀珍墓、新津县老虎山宋明墓葬；代表性窖藏如成都市人民中路发现的唐代钱币窖藏、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镇宋代窖藏；城址考古如蒲江“残城址”遗址、成都市下同仁路城墙遗址、成都市中同仁路城墙遗址、成都市清安街城墙遗址；窑址考古如都江堰玉堂窑遗址、都江堰金凤窑、彭州磁峰窑。明代蜀王墓及明墓发掘简报包括三圣乡明蜀“怀王”墓、成都凤凰山明蜀王妃墓、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等。手工业遗存有会理浑水塘炼铜遗址，线路遗产如邛崃茶马古道。 摩崖石刻调查报告包括四川安岳庵堂寺摩崖造像、安岳卧佛院、灵游院摩崖石刻造像；四川中江仓山大旺寺摩崖石刻；蒲江白岩寺、鸡公树山、看灯山摩崖石刻；邛崃天宫寺摩崖造像、磐陀寺、花置寺、石荀山、鹤林寺摩崖造像、佛尔湾及龙拖湾摩崖石刻造像及广元地区几处佛教摩崖石刻造像等调查材料。 科技考古内容涉及植物、人骨遗骸、动物骨骼、冶金、玉石器、黏合土等分析与研究。植物考古方面，如新津宝墩遗址2009年、2010～2011年出土植物遗存、郫县波罗村遗址宽锦地点植物遗存、冕宁县高坡遗址2011年度的植物遗存分析简报；2014年西昌横栏山遗址采集木炭遗存分析报告。动物考古及人骨遗骸研究方面，如成都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地点、商业街战国船棺、马尔康石达秋遗址、哈休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及成都金沙遗址人骨研究鉴定报告；冶金及其他科技考古，如新津汉墓出土铅器和铁器、成都蒲江铁牛村冶铁遗址出土遗物分析报告；金沙遗址阳光地带二期墓葬出土玉石器；新津县邓双镇老虎山崖墓M31墓道粘合土分析报告；黄龙溪明蜀藩王墓与琉璃厂窑出土釉陶分析等科技考古分析报告。 通过20载年度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对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科研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结起来至有三方面：一是田野考古资料公布的时效性。一般的考古发掘材料均可在发掘后的第三年见于年度考古报告集。二是资料公布全面、详实。不受篇幅和材料限制，鼓励全面、详实发表考古资料，一方面促进了新资料及时消化；另一方面也使得积压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得以最大释放。三是对于提升年轻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和研究水平有着积极作用。在《成都考古发现》的审稿与编辑过程，往往发现许多问题，有些是田野发掘中存在的问题，在些属于报告整理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后及时与本人直接沟通，许多年轻人的田野发掘和报告撰写水平因此得以明显提高。 鉴于《成都考古发现》主要收录本单位历年完成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多为基础性考古资料，缺乏更深层次的研究。因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还编著了系列学术集刊《成都考古研究》，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2009年创刊，目前已出版4辑，收录考古院研究人员历年发表的各类研究性文章共计160篇。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还出版有《宝墩遗址》《成都十二桥》《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金沙阳光》《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成都包家梁子墓地发掘报告》等考古专刊报告逾50部，成都考古研究丛书专著3部，资料集成20余部，图录20余部。此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还与四川大学考古学系、四川大学博物馆联合复刊了童恩正先生创办的《南方民族考古》学术集刊，也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现在已出版至第18辑。 雷兴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 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策划的年度考古报告集《成都考古发现》，迄今为止已连续编辑出版20集，是一件具有时代意义的学术盛事。过去二十年，是成都考古的黄金时代。成都考古，因其地域范围和文化特点而在中国考古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如新津宝墩遗址、成都东华门遗址、邛崃冶铁遗址、老虎山宋明墓葬等，不仅有力推动了相关重大学术问题的研究进展，也证实了古代成都人令人赞叹的辉煌成就。 《成都考古发现》系列丛书开创了国内考古报告集年度出版的先河，极大地改变了以往田野考古资料公布时效性低的局面，四百余篇考古调查、发掘与分析报告，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及多单位、多学科合作的良好态势，凡此皆为区域考古工作的典范。程度考古从发掘到出版成果的转化以及更深层次的研究，为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标识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价值。 陈建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成都考古发现》坚持了20年，刊发425篇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成果显著。笔者认为，将考古发掘报告及时公布于众并形成惯例是最值得推广的经验。众所周知，考古发掘报告积压滞后问题较为普遍和严重，严重掣肘文物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亟需从制度和操作层面予以解决。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从大局出发，做到当年发掘、次年整理、三年出版并坚持多年，培养了大批高水平人才，是“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的榜样。值得欣慰的是，《成都考古发现》紧跟时代和科技发展潮流，刊发相当数量的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已形成一定影响。研究古代社会问题，需要从考古材料中提取更全面、丰富、准确的历史信息，需要研究技术方法的科学化和多样化，也需要在研究、保护、传承与利用方面形成有机整合，尽管《成都考古发现》刊发这方面的成果数量较少，但《成都考古研究》是有效补充。优秀传统应当继续坚持，期待《成都考古发现》《成都考古研究》越办越好。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成都考古发现》是研究成都、甚至四川地区考古最全面、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该书历年报道的宝墩城、鱼凫城、紫竹古城、盐店古城、高山古城、成都十街坊，以及川西高原的营盘山遗址等，是探索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及其渊源的基础。“兰苑”“国际花园”“万博”“星河路”“黄河”等地点的墓葬，黄忠村的大型建筑等，对研究金沙遗址和该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不可或缺。书中还有一些不太受关注但意义重要的资料，如2003年发掘的成都文庙西街的两座墓，M1随葬楚式风格的外来铜器，相邻的M2只有当地铜器和陶器，由此可见成都平原东周时期复杂的文化面貌和族群结构。成都的建城史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许多消失的城市遗迹如今被揭示出来，如同仁路、清安街的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城墙等，由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构消失的成都古城。 《成都考古发现》报道的丰富的考古资料，揭示的是一个区域连贯的历史。这种报道的方式，也将考古遗存由实物形态转换为知识形态永久地保存了下来。 赵宾福（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编写和出版考古报告，是田野考古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形成新考古文献的唯一标志，是发掘者应有的基本素养，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必然要求。《成都考古发现》（1999-2018），作为刊载成都平原及周邻地区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的专业集刊，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和无限的生命力。内容丰富全面，形式新颖独到。20年坚守，体现了成都考古人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和材料至上的职业操守。20本报告，承载的是成都平原古代先民别具地域风格和时代特色的辉煌历史，同时也浸润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诸多考古工作者掘铲指路、文物写史的奋斗故事。如果把《成都考古发现》（1999-2018）看作是中国考古学发表区域性考古出土资料的一个创举，不如说是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下区域考古得以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经”类史料，这类报告查起来集中，用起来方便，极具创新性和引领性，理当成为行业效仿的标杆、学界追随的榜样，值得学习、更值得推广。 方 辉（山东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教授） 正像俞伟超先生在给《成都考古发现》第一册“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人类文化是有区域性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着的。考古学文化所涵盖的区域范围往往更小，区域性更明显，因此，对特定区域考古遗存的研究，就成为考古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区域考古遗存为研究对象，在过去短短的20年的时间里，向学界贡献了近2000万字的成果，现在以《成都考古发现》（1999～2018）结集出版，在送去祝贺的同时，自然也要为研究院考古同仁们的辛勤付出点赞！20年前，学界应该有不少同行像我一样，对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成果所知甚少，而且集中在为数不断的几个“点”上。20年后的今天，大家对若干代表性遗址如宝墩、鱼凫村、金沙、十二桥、哨棚嘴等已是耳熟能详，而且在四川省内外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四川全省乃至周边地区史前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业已建构起来，目前正在以此为基础，围绕古代的环境、资源、技术、经济、社会、信仰等众多问题展开讨论，有些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为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了这样的成果基础，成都、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考古文物事业的发展当更加值得期待！ 魏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任、教授） 以成都平原和长江三峡为中心的我国西南地区，地处长江中上游，是中国新石器和商周阶段具有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区域。宝墩文化古城和墓葬的发掘，三星堆、十二桥古蜀文化的重要发现，以及秦汉以来许多重要遗存的不断被揭露，使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逐渐成为中国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重要区域之一。自2001年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年度连续20年编著出版了《成都考古发现》20册；2009年以来，又编著《成都考古研究》4辑，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作为一个市级文物考古研究所，能够连续20年每年出版上一年度的考古发掘新成果，并分阶段辅以专门的研究文集，这在国外考古界能做到者也属寥寥，而在中国考古界却实在是仅见。看到在世纪之交的当年俞伟超先生为《成都考古发现》（1999）第一册文集所作序言，不禁为俞先生的精辟论述和殷切期望感怀万千，也为成都市的考古同仁们所做的努力和收获深表敬佩！20年的考古发现成就了成都的考古事业，也为中国考古学界树立了一个不懈追求的榜样。 戴向明（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成都考古发现》已走过了20年的发展历程，这是值得祝贺的事。我国许多地方考古单位都有自己的学刊、集刊或文集一类定期或不定期的大型专业出版物，对及时全面报道本地区考古新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其中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策划、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成都考古发现》，则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每年连续刊布，信息量大，涉及史前到唐宋及以后历史时期的各个时段，为成都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充实的资料。我本人主要从事史前和先秦考古领域的研究，在此方面，《成都考古发现》对一些重要遗址都有系统报道，如著名的新津宝墩、温江鱼凫村、大邑高山、金沙和十二桥等。在我最近发表的论文中，对这些遗址的材料和研究成果都有许多的引用和借鉴，受益良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同时还编纂出版了系列学术研究集刊《成都考古研究》，里面收录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了该院学者们突出的科研成就。 在此谨向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同行们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敬意！ 袁广阔（首都师范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主任、教授） 《成都考古发现》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专门收录田野发掘资料的年度系列考古报告集。自2001年编辑出版以来，《成都考古发现》至今已出版20集，发表考古调查、发掘与检测分析报告425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时代涉及先秦至明清各个时期，区域涵盖成都平原、川西北高原山地、川西南山地、川东北地区、三峡地区等，内容包括遗址、城址、墓葬、窑址、手工业遗存、摩崖石刻以及科技考古和文物保护成果等。本书收录的考古报告，从室外田野发掘到室内整理与撰写，再到出版，一般用时三年，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另外，报告内容基本不受篇幅和材料限制，可以全面且详实的报道所获资料。本书开创了国内考古报告年度集结出版的先河，促进了考古发掘资料的及时公布，使得积压资料的整理与刊布得以最大释放，为从事四川和西南考古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新资料。本书以三年为一个周期的资料刊布模式，值得全国考古发掘单位借鉴和学习。 乔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作为市级专业考古机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起步无疑要迟于洛阳、荆州等地，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成都市的考古工作出现了大跨步的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对全国考古行业具有启示或影响的制度和经验。而汇集年度考古发现编辑出版考古发掘资料的作法就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一项创新，所以俞伟超先生在为《成都考古发现》所作序中已然指明“带头实行这种举动，必将得到大家的赞誉”。经过多年的实践，采取集中报导年度或区域考古资料的作法已为诸多考古专业机构所接受，这一方式也成为我国当前考古发掘资料发表的重要渠道，所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示范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考古调查与发掘所获资料信息的发表是与调查发掘同等重要的工作，但出于种种条件限制，考古资料难以及时发表一直是行业突出问题，而专业刊物的数量与日益激增的考古工作量难于匹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由于刊发容量有限，众多考古新发现资料未能及时面世而制约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探索出这种以书代刊的模式，很快为全国广大考古研究机构所借鉴。《成都考古发现》在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并衍生出姊妹篇《成都考古研究》这无疑是值得整个考古行业为之庆贺与纪念的。 王建新（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主任、教授） 《成都考古发现》作为一个地方考古研究机构的工作年报，坚持出版了20年，这在国内考古研究机构中还是首例。20年来，当年的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已成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市高速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每年承担了大量的基本建设过程中的抢救性考古工作。除此以外，为以大遗址保护为重点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拓展研究人员的视野，提高本单位的科学研究水平，还主动在国内外开展了一些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每年获得的大量的考古新资料，首先汇集成每一年度的《成都考古发现》出版，这对学术界和社会公众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很有必要，也很不容易。 20年前，俞伟超先生对《成都考古发现》的出版寄以厚望，希望能在全国带个好头。今天，我们看到，成都市的考古同仁们不负俞先生的重望，拿出了20部沉甸甸的《成都考古发现》，为全国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期望，成都市的作法在全国推广，成为所有考古研究机构的惯例，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科建设与发展。 余西云（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的学科特色，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石，是考古学科生生不息的源泉。及时发表田野考古资料，是考古工作的规范，是考古学者的责任，是考古学科不断前进的条件。中国考古学形成了全面、客观、及时地发表田野考古资料的优良传统，保障了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二十年如一日，坚持编辑出版田野考古报告集《成都考古发现》，为学界奉献了大量珍贵的田野考古资料，也为其他考古机构树立了榜样。深入研究这些资料，促进学术繁荣，是学界共同的使命。 郑君雷（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成都考古发现》已经连续编辑出版20年，累计发表考古调查、发掘与分析报告逾400篇，近2000万字。厚重的20集年度考古发掘报告见证了成都文物考古工作的迅猛发展。 它占“天时之机”，问世于思想活跃的世纪之交，创先以三年为一个发掘、整理、撰写和出版周期，保证了考古资料刊布的时效性和完整性，显示出组织者的先见之明；它得“地利之便”，成都平原长期居于四川乃至西南地区古代文化的发展中心，考古材料之丰富、之系统、之重要有目共睹，这些材料触发出大量思考，成为学术新知的源泉；它受“人和之惠”，一批年轻考古工作者以其为阵地，与其同成长，田野发掘和报告撰写水平得以明显提高。 《成都考古发现》不过是众多考古出版物中的一朵浪花，却激荡起无尽涟漪——在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和发展历程的同行们眼中，在了解西南地区于中国考古学和东南亚考古学区位意义的同行们眼中，其学术价值及示范性，已经远超出成都考古本身。期盼着更加精彩的又一个二十年。 水涛（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教授） 祝贺《成都考古发现》出版20年，这是一项艰难而又十分可贵的工作，贵在坚持和执着。 在我的记忆里，成都考古院近2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中，有一些工作印象十分深刻，一是持续的对于巴蜀文明的探索，这包括成都十二桥、商业街船棺、金沙等遗址的发现，这些工作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对于巴蜀文明的认识。二是新津宝墩遗址群的发现和研究，它对于揭示巴蜀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三是在茂县营盘山等地点的发现，不仅将工作的视野扩展到了成都以外的更大空间范围，也将成都平原早期文化的发现上溯到了五千多年以前，从而，开启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新时代。 这些连续的发现表明，成都考古研究院的同仁具有宏大的学术视野和心胸，不将成都的考古仅仅局限在成都平原之内来谋篇和布局，这也引领了全国各地区域文明研究的潮流和走向，开风气之先。衷心期望成都考古院在下一个二十年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李水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我与成都市考古所接触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成都所还在大慈寺办公，我曾去过多次，也曾到访过十二桥发掘工地。90年代三峡工程考古会战，接触就更多了。1999年以来，我代表北大与成都所和国外的大学合作开展了“西南地区盐业考古”“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郫县古城区域考古调查”等多个国际合作项目，直到现在还在进行报告的编写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成都考古所先后调查发现了九座古城，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的长期空白。2000年金沙遗址的发现将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对接，将巴蜀文化的研究再次推向高潮。以上工作对于建立和完善长江上游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之所以提起这些往事是想说明，我亲眼目睹也亲身感受到成都考古所是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步发展壮大，成为在国内颇有影响的考古文博机构。 成都考古所的另一项独创是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成都考古发现》年刊，至今已历时20载。这个平台的建立有如下几点积极意义：1）及时报道田野发掘资料，解决了多年来考古发掘资料积压的老大难问题；2）促进了成都所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对成都平原乃至西南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为科研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土壤；4）扩大了成都考古所的影响力。透过《成都考古发现》这本刊物，不难看到成都考古所这些年来所做的大量工作，特别是他们立足于成都、放眼西南的学术眼光和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尤为难能可贵。 借此机会，祝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孙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成都自古号称天府，历史悠久，文物丰富。20年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兴起，而成都市相对健全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保障了田野考古工作的进行，新发现层出不穷，新材料大量堆积，既有的考古期刊无法满足简报发表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下，《成都考古发现》在国家文物局和俞伟超先生的支持鼓励下创刊。 以书代刊的连续出版物，往往会遇到稿件不足的困难，导致质量下降或被迫停刊。《成都考古发现》能够按时出版并坚持20年，而且稿件质量越来越高，简报编写体例越来越完善，内容越来越丰富，难能可贵。这与单位领导的重视和决心，专家认真负责，具有学术远见，内部管理、激励机制的完善密不可分。 希望《成都考古发现》沿着既有轨迹，持之以恒，砥砺前行，越办越好。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不必讳言，没有报告的发掘，几乎是等于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从考古发掘到报告出版的周期长，又直接制约着学科的发展。这一无奈和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被成都考古人破解。《成都考古发现》快速及时公布考古资料，堪称是考古工作的突破。业内人都知道，发掘艰苦复杂，写报告也是繁琐细致的工作，甚至枯燥熬人，能在发掘结束后尽快写出报告很不容易，成都考古人做到了。 考古很像是“乡土科学”，区域性很强，《成都考古发现》坚持了20年，已经成为一个亮点，初步建立起了从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地域性考古编年，不仅对研究者查询基础资料方便、好用，它的全面系统，也是用实物讲述了成都的历史。 除了《成都考古发现》20年，成都还有诸如《四川彭州宋代金银器窖藏》等很多专题报告，也体现了成都考古人报道最新考古资料的及时和快速。考古成果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报告的出版，及时和快速的报道，自然会促进研究和学科的发展。 吴小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考古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已经成为必然，但是不论是用人文的、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方法，都是围绕考古学问题，针对考古资料开展研究。而考古发掘是准确获取考古资料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是开展考古相关研究的基础，及时准确地发布考古报告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连续20年不间断地整理年度考古发掘报告，由科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成都考古发现》，这无疑极大促进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事业的发展。考古发掘资料的及时出版反映出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同仁对考古材料的尊重，反映出他们对学术研究开放的胸怀，这为考古材料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空间，有利于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系统研究，方便开展国内外合作。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度，顺应了新形势下考古学发展的需要，也为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所里年轻学者迅速成长，从考古发掘、考古研究，到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展示都有骄人的业绩产生，成为了行业典范。 韦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一转眼，《成都考古发现》已经连续出版满20年了。2002年我去成都，就蒙成都考古研究院赠予已经出版的几本《成都考古发现》，素净的设计，精致的版式，科学的内容，让我耳目一新。从此我成为《成都考古发现》的忠实读者，从《成都考古发现》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我所关心的范围是从战国到唐宋，其中茂县营盘山墓地、盐源县老龙头墓地、成都天府广场东北侧遗址、岷江上游汶川布瓦石棺墓、成都市西郊红色村唐代王怀珍墓、成都市下同仁路城墙遗址是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几批材料，对我了解四川，特别是成都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考古研究院的工作是领时代风骚的，在很多省级考古所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成都考古院已经走出成都，走出四川。当时以书代刊还是很新颖的形式，《成都考古发现》起到了带头作用。科学出版社的工作也是领时代风骚的，与实力强劲的成都考古研究院携手合作可谓独具慧眼，《成都考古发现》连续出版20年，便是最好的证明。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值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年度考古报告集《成都考古发现》出版20年20集之际，我向成都考古学人和科学出版社编辑表示热烈祝贺。 考古调查、发掘与分析报告400多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成都考古硕果累累。20年的坚持坚守，20年的辛勤耕耘，20年的健康成长，获得这样的成就既不容易，却也让人一点不感到意外。 除了《成都考古发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还编著有系列学术集刊《成都考古研究》4辑，收录考古院研究人员研究性文章共计160篇。同时还出版有考古专刊报告逾50部、研究丛书3部，资料集成20余部，图录20余部。在专业人员很少，田野考古任务繁重的背景下，真难以理解他们是如何办到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这些成绩的取得，我觉得对人才的成长所起到的作用最为关键，也最为重要。当然，作为一个科研单位的领导才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出成果出人才，还有什么比领导更值得期待的呢？其实成都这一个基层考古单位承担的任务还有很多，在城市建设中参与文物保护尽力尽责，他们也有卓越的成就。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自2001年至今，《成都考古发现》已编辑、出版了20集，共刊发考古调查、发掘和科技检测、分析报告425篇，总字数近2000万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学术成果，蕴含着考古人的辛劳和汗水，可喜可贺！能够连续出版20集，在全国地市级的考古机构中实属罕见，从而有力推动了成都及周邻地区考古研究，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树立了新的标杆。能将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及时刊布，不断丰富成都及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内涵，从而构建起该区域史前至明清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和演变序列。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一大批实物标本，不同时代、不同质地的精美文物得以呈现，为促进当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强学术支撑。由此可见，《成都考古发现》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服务当代社会的现实功能，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成都考古发现》的编辑、出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真实体现，希望能够秉承优良学术传统，不断开拓创新，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再立新功。 洪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杂志社社长、研究员） 成都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存从先秦一直到明清时期，勾勒出一幅幅古代成都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近些年来的一些重大考古成果,如金沙遗址、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老官山汉墓等的发现，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对于考古工作来说，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当然是基础，但同样重要的是，及时把所获资料整理出来并公之于世。在这方面，《成都考古发现》堪称业界典范，不仅对考古发掘资料及时整理，而且在发掘结束后的三年内发表考古发掘简报或报告，有的还附相关科技检测分析报告。此外，还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如《成都考古研究》论文集和相关专著等，从而不断提高业务人员的田野考古发掘水平和科研能力。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揭示的历史碎片，对于了解成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探索古蜀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联系等具有重大意义。《成都考古发现》坚守本心，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持之以恒，砥砺前行，继往开来，谱写新篇。 杨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副主编） 《成都考古发现》出版20周年是非常值得祝贺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也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发扬。作为国内较早创办的区域性田野考古报告集，《成都考古发现》能够持续出版20年，而且越办越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充分体现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学者们对考古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承担繁重考古发掘任务的背景下，能够在三年左右完成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到报告发表，对学术初心的坚守令人钦佩，工作规划和执行的良性循环值得推广。作为田野考古资料的汇集，在充分整理的基础上，全面、准确、科学地发表资料是这套报告集的突出特点。通过数百篇考古报告，不仅较全面反映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20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就，也是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文化的全面呈现。这应该就是创办的初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个脚印地为中国考古事业构建基础。相信《成都考古发现》今后会继续坚持特色，总结和发扬好的经验，推出更多优秀成果。也期望能够有更多创新，比如在城市考古和基建考古的发掘和整理方法，不同地点和类型考古遗存的整合，古代城市文化景观的重建等方面发挥更多的学术引导作用。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成都考古发现》，从世纪之交至今，已经出版了20册之多。每册都有十数篇发掘或调查报告，后来还加上一些科技分析报告，总数估计当有300篇左右。这些发现主要是因工程建设而进行的被动性的考古发掘资料。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地下文物保护面临严峻的考验，为抢救文物而进行的被动性发掘，时间紧任务重，在成都市尤其如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同仁竟然能在繁重的田野考古之间隙，将每年的大量考古发现资料及时整理、刊布，为研究成都平原的古代文化和社会持续提供新鲜信息，20年坚持不懈，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令人敬佩和值得祝贺的事情，也是值得很多地方考古同行学习的事情！祝愿《成都考古发现》一直办下去，越办越好，精益求精，成为文博考古出版领域的一个品牌！ 杨冠华（文物出版社《文物》副主编） 首先，向科学出版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祝贺。2020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肆虐，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巨大挑战，一边抓抗疫，一边抓生产。出版界同样压力山大，资金、稿源、编辑工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成都考古发现》丛书的出版依然顺利出版，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对于文博出版界，都尤其值得祝贺。 其次，向科学出版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持续亲密合作，向宋新潮局长高瞻远瞩的提议表示敬意。不定期做一件事容易，20年持续做一件事实在难能可贵。这需要有超前的眼光和持续高效的执行力，意味着每一位参与其中的领导、作者、编辑都付出了很多，都有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无论是这套书本身的出版，还是各个环节的衔接与合作，也给其他兄弟出版社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最后，向科学出版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表示良好祝愿，希望今后能继续开发更好的选题，嘉惠学林。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我的特殊经历使我对《成都考古发现》有特殊的感情。2001年，我调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金沙遗址发掘，当时曾多次与俞伟超先生畅谈，见证了此书的编辑出版。 作为一名领队，我深感出版不易。第一年发掘，第二年整理修复，第三年简报出版，时间紧迫，工作量巨大，坚持20年，更加难上加难，既有领导的支持，也有整个团队的通力合作。在《成都考古发现》编辑出版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建立了一支队伍，其所公布的材料，对成都，乃至四川考古研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0年是一个新起点，《成都考古发现》的编辑工作现已交给年轻学者负责，未来四川省文物研究考古院将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深化合作，《四川文物》可与《成都考古发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四川考古学者应继续坚守信念，持之以恒，让学术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