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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以往言及史弥远专权的学者认为，嘉定二年（1209）史弥远掌握权力以后，他与道学派官僚之间一直处于对立关系，排挤了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但是，事实不是那样。史弥远上台之初，他实现稳定的政权运作。问题发生在嘉定十年开始的宋金战争之后。当时，负责前线军务的官员中，福建人、朱熹门生非常多，他们的失策与独断专行导致南宋在泗州之战中遭到失败。史弥远为了实现自己主导战争的体制，在前线派遣自己亲近人物掌握国防军务，将前线的重要信息整理、汇总到宰相之下。而且，他的姻亲和心腹陆续成为执政官。因此，福建、朱门系的士大夫受到了冷落，他们的不满酿成了理宗朝的政治斗争。 作者简介：小林晃，2011年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获博士（文学）学位。2012—2015年，在日本东洋文库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日本熊本大学大学院副教授。目前研究方向为南宋政治、军事、财政史、元代财政史。 序 言 史弥远政权开始于南宋第四代皇帝宁宗朝后期的嘉定二年（1209），持续到第五代皇帝理宗朝前期的绍定六年（1233），作为宋朝（960—1279）政坛上专权时间最长的人物，史弥远为人们所广泛知晓。他在理宗朝严厉镇压了真德秀、魏了翁等所谓道学派官员领袖，所以其政权被认为是与士大夫舆论乖离的极端强权。这种看法的结果，是史弥远被视为南宋“专权宰相”之一，同时也被认为是始终与道学派官员对立的存在。 但是，如果从史弥远政权长达25年的事实来看，将其在后期的理宗朝所见的政权特征不加批判地推衍到前期的宁宗朝，不得不说存在着疑问。而且，正如以前拙稿所认为，在成立之初的史弥远政权并未看到强权的倾向，而是以士大夫官员的支持为基础来进行政权运作。因此，对过去研究所描绘的史弥远政权，仍有再加以探讨的余地。对于在过去研究中所提出的史弥远与道学派官员的对立关系，可以说也同样有再加探讨的必要。 史弥远原本除了师事道学家杨简、吕祖谦以外，其正室潘氏之父潘畤与朱熹、张栻、吕祖谦也有所交往，潘氏的兄弟潘友端、潘友恭也都是朱熹的弟子。史弥远与潘氏分别出生于明州庆元府、婺州金华府，参与史弥远政权执政、被视为与史弥远关系亲近的楼钥、袁韶、郑清之、乔行简、葛洪等人，也都是史弥远或潘氏的同乡，并且所有人都与道学派关系密切。如拙稿所述，真德秀当初也与史弥远政治立场一致，加之后来作为史亲信的朱熹之子朱在的名字被提及一事，也不可忽视。史弥远在学问上和政治上都和道学派官员有着密切的关系，此情况不可置疑，所以将两者截然分开视为二元对立，似乎有不合理之处。 然而，理宗朝史弥远与真德秀、魏了翁等人之间出现的对立，既是历史上的事实，针对其对立而追溯到宁宗朝时，他们之间实际上已经存在着某种矛盾，也似乎有联系的必要。宁宗朝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对史弥远政治抱有的不满，到宁宗死后，环绕理宗之兄济王遇害的处置上，终于公开化，从而形成在理宗朝前期他们之间的对立。那么，早在宁宗朝时，他们的矛盾究竟表现在哪里？关于这一点，应该关注嘉定七年在南宋中央围绕对金国输纳岁币的存废议论，以及嘉定十年宋金战争复发的始末。以下拟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嘉定七年停止对金国输纳岁币的决定过程 嘉定二年五月，史弥远服完母丧，时隔半年后重返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职务，这被视为史弥远政权的正式开始。当时执政集团的成员包括参知政事娄机、参知政事楼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雷孝友、同知枢密院事章良能、签书枢密院事宇文绍节。令人注目的是，除了因退隐和去世等理由而脱离的人之外，嘉定七年安丙、郑昭先新进入执政，上述执政集团成员因而得以维持。这意味着史弥远保持与执政集团之间的协调，同时进行政权运作。此外，当时南宋政权面临开禧年间（1205—1207）因应对金战争而滥发的会子价格下跌及在其荆湖南路郴州发生的黑风峒之乱等重大问题，史弥远政权力图解决这些问题。嘉定四年，除了镇压黑风峒之乱以外，最迟到次年成功地提升了会子的价格。对于如此实现稳定的政权运作并妥善处理国内问题的史弥远，不难想象，宁宗皇帝会表示坚定的信任。 但是，南宋国际环境的变化，给这种局面投下了阴影。因为统一蒙古高原以后的成吉思汗，力图进攻金国，并在嘉定六年突破长城，翌年又包围了中都（现在的北京）。此时由于金国新帝宣宗即位，南宋派遣真德秀作为贺登位信使，但因金国混乱之故，无法进入金国领地，于嘉定七年二月中途返回南宋，向中央复命，并断言金国灭亡之日将近。同年七月，金国迁都开封府时，真德秀即上奏废除向金国输纳岁币。以此为契机，南宋中央围绕是否废除岁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那么，嘉定七年七月以后围绕对金岁币问题，在南宋中央有哪些人、展开了怎样的争论呢？虽然窥知全貌极为困难，但综合现存史料，作为岁币废除派的人物，有起居舍人真德秀、兵部侍郎李珏、权刑部侍郎刘爚、国子监司业袁燮、知汉阳军黄榦、国子监录徐侨、秘书省校书郎郑性之等人。另外，虽然没有明证表示参与议论，但据说主管建宁府冲佑观魏了翁也赞成废除派的想法。作为岁币持续派人士，则有右丞相史弥远、淮西转运司判官乔行简、主管管诰院程珌、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曹彦约等人。其中，除了当时还只是低级官员的徐侨、郑性之以及留在四川的魏了翁以外，其他人物不论是废除派或持续派，与史弥远接近的人物相当多。 例如，最初主张取消岁币的真德秀，是史弥远同乡楼钥推荐的人物。楼钥与史弥远之父史浩有极为亲近的关系，而且根据近年的研究，如果从真德秀与史弥远在政治上被视为处于接近的立场来看，真德秀本来与史弥远拥有亲密关系的概率可以说很高。此外，袁燮不但与史弥远同乡，同族袁韶也是史氏姻亲，并且后来成为活跃的人物，为史弥远心腹。认为袁燮与史弥远本来就拥有密切的关系，应无不妥。还有关于李珏，其母行状就是由袁燮执笔，祖父的文集序文也同样由楼钥执笔，可以推测这些人都包括在史弥远拥有的人脉当中。从另一面看，岁币持续派的乔行简、程珌，也是作为史弥远心腹而为人所知的人物。乔行简不但是史弥远之妻的同乡，还是与史弥远同门的吕祖谦的弟子。程珌虽是徽州人，但娶史氏姻亲的王淮孙女为妻。围绕岁币的不同意见并非源于党派之争，可以说很明显只是因政策上主张不同而导致的。 其次，从学派角度来看废除派、持续派，废除派黄榦、刘爚、真德秀都是朱熹弟子、再传弟子，这一点也引人注目，但同为朱熹弟子的曹彦约则属于持续派。而且，史弥远、乔行简也是朱熹盟友吕祖谦门下，所以并不能单纯地认为道学派全都支持废除论。如同前面“序言”所见，可以再次确认这场论战不能界定为史弥远与道学派之争。这么一来，废除派、持续派究竟出于什么意图主张自己的见解，这就成为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在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中有简要记载： 文忠真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进，止于盱眙，奉币反命，力陈奏疏谓，敌既據吾汴，则币可以绝。朝绅三学主真议甚多，史相未知所决。乔公行简为淮西漕，上书庙堂云云，谓蒙古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讐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敌。史相以为行简之为虑甚深，欲予币犹未遣，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图片、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 真德秀以金国开封迁都为借口主张取消岁币，大多数的官员、太学生都支持该主张，但乔行简建议继续输纳岁币，可将金国作为抵御蒙古的防波堤。史弥远认为乔行简的论调正确，太学生黄自然等人对乔行简的主张大为震怒，聚集丽正门伏阙上书，要求将乔行简处刑。问题在于，持续派将金国作为防波堤加以利用的说法，来自笔记小说的记载，其真实性如何，尚须慎重研究。在这个意义上，黄榦的话值得注意，其谓： 闻虏之入寇，大抵以岁币为主。三两年间，所谓书生者，皆以免岁币为请也。榦虽至愚，亦切笑之。惟某官毅然力排众论。至于今日，而其验已如此，则通儒有用之学，非若世之不达时宜者。 这是宋金战争爆发后黄榦写给乔行简的书信，由此可以看出金国以岁币中断作为进攻南宋的借口。黄榦在这封书信中预测此事，赞赏主张继续输纳岁币的乔行简。 也就是说，岁币持续派最担心的是，如果取消岁币将重启与金国的战争，因而将其作为论据主张继续输纳岁币。而同样的言论也可以从同为持续派的程珌和曹彦约的书信中得到确认。《四朝闻见录》中的上述记载，可能是小看了持续派的主张。根据开禧年间因为对金战争的失败和黑风峒之乱致使南宋国力衰微的状况来看，可以想见持续派的忧虑有一定的道理。 经过这种论战之后，嘉定七年十一月，南宋派遣贺正旦使到金国，但此时南宋中央以运河不通为借口，决定暂时中止输纳岁币，并于翌年向金国要求减少岁币。关于南宋政权采取这种外交方针的理由，梁庚尧认为是因为史弥远屈服于高涨的舆论，郑丞良同样分析认为是因为史弥远有试探金国反应的意图。两者见解虽然不同，不过认为当时政策决定的主体是宰相史弥远这一点，则是共通的。但是，宋朝皇帝对政策有最终决定权，这本是原则之所在。姑且不谈在史弥远拥有立帝之功的理宗朝，即使在宁宗朝，史弥远有权对如此重大的事件有最终决策权吗？史籍中的下面一段记载，似乎可以作为答案： （真德秀奏）：“虏人既有迁都之报，旦夕必须来索币。臣窃以为不可与。”上曰：“不当与。”玉音颇厉，异于常时。未几，对境果移文来索。丞相史某奏云：“从臣刘和、李珏，皆有文字谓不当予币。取自圣裁。”上曰：“真德秀亦曾说来。”时十一月也。去德秀直前之日稍久，而圣心犹简记如此。 这是附在同年七月真德秀论及废除对金岁币上奏文末尾的回忆录，记载着宁宗对真德秀说岁币“不当与”。十一月，宰相史弥远对宁宗传达刘爚、李珏的岁币废除论，并请示宁宗裁决。宁宗所下裁决内容虽没有记载，但如果结合嘉定十年宁宗也主张废除输纳岁币来考虑的话，上面的史料可以明显透露出中止岁币输纳的决策，是经宁宗判断而决定的。 宁宗于开禧年间支持韩侂胄的主张，与金国开战而遭到惨败，致使南宋政权陷入了巨大危机之中。这样的结局，可能会在历史上留下很大耻辱，如果废除岁币，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屈辱的宋金关系，不难想象对宁宗而言是充满吸引力的。另外，太学生曾经在皇城南门伏阙上书这件事，或许在宁宗看来，它代表了舆论之所向。在这种动机之下，如果宁宗决定中断对金国输纳岁币，作为宰相的史弥远应该只有服从而无他途。而正因为如此，史弥远在一边停止输纳岁币的同时，通过派遣使者要求金国减少岁币，摸索着宁宗能够接受金国让步的程度。在上述南宋政权对外政策指导思想的背景下，可能隐藏着这样的事实。 那么，通过对金强硬论者和太学生的行动而导致宁宗所下的决心，对于之后的南宋政治造成怎样的影响？下面笔者拟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与泗州战败 嘉定七年南宋中断岁币输纳以后，金国多次派遣使者催促输纳，但由于南宋不从，金国对南宋出兵的论调开始高涨。嘉定十年四月，金兵侵犯南宋领地光州（河南潢川），宋金战争再次爆发。在本节中，笔者拟通过聚焦当时被任命为南宋江淮制置使、站在与金国战争最前线的李珏这位人物，探讨这场战争的经过。 李珏被任命为江淮制置使，是在宋金战争复燃仅仅二个月前的嘉定十年二月，明显是为了因应对金战争的人事安排。江淮制置使司置于建康府（江苏南京），统辖江东、淮西、淮东等广大地区的防卫。对于李珏的履历，史籍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只知道其祖籍虽是吴县（江苏苏州），但在祖父李弥逊时代已移住福建福州。与同是福州人的朱熹女婿黄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嘉定十年被任命为六部尚书（部局不明）。如同“虽然国家南渡百年，士大夫皆以为非和无以立国，至公遂破其论，异日秉史笔者书曰：绝币自立由李公始”所记载，李珏可以说是支持真德秀岁币废除论的对金强硬论派领袖。还有，如前面提到，李珏与袁燮、楼钥等明州人人脉也有关联。另外，从黄榦书信里“况庙堂之于尚书，亦可谓相知之深者”的话，可窥知其与史弥远的关系也比较亲近。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危机，可以想象，这是宁宗、史弥远两者主导而实现的人事调整。 李珏就任江淮制置使时，招揽了许多人士作为自己的幕僚。活跃在李珏幕府并可获得确认的人士达16人。以下是这16人的名字及其明确出生地：（1）李任（李珏之子），福建福州人；（2）黄榦，福建福州人；（3）叶莫，福建福州人；（4）刘克庄，福建兴化军人；（5）黄伯固，福建南剑州人；（6）方信孺，福建兴化军人；（7）杜杲，福建邵武军人；（8）余铸，江西信州人；（9）左謩，江西吉州人；（10）薛师董，浙东温州人；（11）董道隆，湖南常德府人；（12）袁甫（袁燮之子），浙东明州人；（13）毛自知，浙东衢州人；（14）危和，江西临川人；（15）王好生，出生地不明；（16）何大节，出生地不明。 其中，第12人袁甫，于嘉定七年进士合格后，被任命为建康军节度判官，所以并非由李珏招揽。在另外15人中，包括黄榦、刘克庄等朱熹学问继承人在内，籍贯为福建者共占有7人。 李珏起用许多熟知的同乡人为幕僚，在某种意义上可说理所当然。而在南宋中央与李珏一起主导岁币废除论的真德秀、刘爚也都来自福建地方，从与朱熹接近的人物这一点来看，这些事实也决不能忽视。而且，于嘉定七年及其翌年进入执政，与史弥远一起成为宰执的郑昭先、曾从龙也都是福建人。郑昭先还是朱熹的弟子。此外，上一节提到的《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记载中，带头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黄自然也是福建人，可以确认他是与真德秀有关的人物。黄榦在与李敬子的书信中所写，也值得注意。他说： 去冬有蜀人家图片字本仲者来访，与之语涉月，极不易得。多读书，持身甚介，玩理甚精，务学甚实，於贯之（李道传）伯仲耳。近来诸生伏阙之书，虽是次名，实则首谋。故书中言蜀事，最详且切，已试中优等。 这是黄榦写给李燔的书信，从中可知此前一年冬天他曾接受家图片这个人物的访问，黄榦称赞这位经过将近一个月交流后了解的四川人家图片。接着在信件后半部分提到，最近太学生进行的伏阙上书中，家图片名字虽然排在第二位，但实际上他是主谋人物。关于家图片，与前面引述的《四朝闻见录》作为伏阙上书的太学生中名列第四位的家图片应是同一人物。家图片可以说相当于黄榦的弟子。 也就是说，在当时南宋中央执拗地主张对金强硬论，成为宁宗下定决心中断岁币输纳的重大原因的多数人士，要不就是出自福建地方，要不就是受到朱熹思想深刻影响。在本文中，为了与思想学问上的朱子学者加以区別，我们姑且将这些人称为“福建、朱门系人物”。当然，不能机械地根据出生地或学派区分当时人们的政治立场，但我认为，对于福建士人文化上的特色及当地朱熹讲学活动的特征，还是有关切的必要。也就是说，根据过去的研究，从北宋后期到南宋初期与中央政府方针对立、被迫沦落到闽北居住的二程学派士人们，在当地彼此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互相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在文化上团结一致的区域。而继承其后的朱熹，以闽北为中心长期讲学，培养了许多福建门人，其死后仍留在福建内部的一部分门人，与分散到外面各地的门人也经常联络并持续活动。由此可以窥见，福建出身和朱熹门人的士人形成了富有凝聚性与持续性的特殊集团。 拥有这种背景的福建、朱门系人物，于嘉定七、八年间，从官僚机关的核心执政、侍从官到末端的太学生，相互共鸣并形成对金国的强硬舆论。如果说这种活动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宋金战争的话，那么从嘉定七年中断对金岁币输纳，到十年宋金战争复发的这一政治过程，我们不得不说，这很明显是由福建、朱门系官员所主导的。如上所述，史弥远也与这些福建、朱门系官员有着深厚的联系。可以说，李珏幕府正是在这条延长线上形成的。此时，福建、朱门系官员从军队主帅到一般幕僚，都站在对金战争的最前线。 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起来的李珏幕府，如史料记载所述：“其时幕府书馆，往往轻儇浮靡之士。”其组成人员的轻率行为引人侧目。“适闻二十七日三统制之败，极为寒心”，“今乃深入，以取败衂，是何轻率如此。闻有制干者实主其事，想是后生不晓事，欲以是取功名耳。”黄榦上述在书信中所写，显示这种轻率对后来的宋金战争产生了不良影响，导致了嘉定十一年泗州之战（泗上之役）的惨败。在黄榦书信中，尚有如下记载： 向者轻信庸人之言，为泗上之役，丧师万人，良将劲卒，精兵利器。不战而沦于泗水。黄团老幼，俘虏杀戮五六千人，盱眙东西数百里，莽为丘墟。闻之者莫不测然痛心。 这次泗州之战发生的具体时间，史书记载很不一致。南宋在这次战争中失败的详细情况，史料也十分缺乏。若将上述史料与“京口一军，自泗州失利之后，缺额极多，老弱大半”的记载合在一起考虑，可以推测这是一场丧失了一万余将士和大量物资的大败仗。 又据有关史书记载： 虏先犯浮光，清献（崔与之）又劝李公（李珏）持重，俄而我出泗上，师失利，虏大入。庙谟以咎归李公，议擢清献代之，俾续和议，先贻书谕上意。清献力言，虏垂亡不可和，李公不可去。后李公闻而叹曰，若他人必挤而夺之矣。 这是曾为李珏幕僚的刘克庄与他人书信中的一段话，明白写着泗州战败的原因在于李珏的轻举妄动。而在崔与之的言行录“制司密遣刘琸等，渡淮攻泗州，全军败覆”的记载，也提到同一件事。又，黄榦写给李珏的书信中还说道： 泗上之役，王颖叔（王遂）尝与谋矣。王颖叔之意，犹言燕可伐也。所以伐之者，尚书与幕府之责也。今不幸而败，一则曰此王遂也，二则曰此王遂也。如此，则谁复为我谋哉。 这说明在制订泗州之战的作战计划中，因为王遂也参与其事，所以李珏及其幕府便将战败的责任归诸王遂。针对这种责任转嫁，黄榦主张，实际的战败责任在于李珏及其幕府。另外，王遂虽是镇江人，却是真德秀的亲友，在此还是可以确认福建、朱门系士人与李珏幕府关系深厚。如此一来，根据同时代的史料来看，泗州战败责任明显可以说在于李珏及其幕府。 由于泗州之战惨败，当然也改变了南宋官场的舆论风向。对此，刘克庄在致友人方阜鸣的书信中说道： 某初入幕，朝野盛言虏衰，及泗上一跌，始息进取之谋，以守易战……于时金陵人情震动，外议以边面无备，归怨幕画。某在幕最久，得谤尤甚。 这反映了当初支持对金强硬论的南宋官场舆论在泗州战败以后突然转为低调，并且在建康府批判李珏幕府的声浪高涨。由此，正可以看出泗州之战是南宋中期政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导致泗州战败的，是福建、朱门系官员。在下一节中，将探讨这些状况的演变导致南宋中央政治发生了什么变化。 史弥远强权政治的诞生及其性质 从嘉定七年到十年的政治过程中，可以说史弥远在福建、朱门系官员的牵连之下，让宋金战争复发。然而，这些福建、朱门系官员由于造成泗州战败，又令南宋政权陷入困境。因此，南宋中央和平论骤然抬头，仍主张强硬论的官员对此又表示强烈抵制。嘉定十二年，强硬论者袁燮与主张和平的胡榘发生争论，他差点儿就用手里的笏板殴打胡榘头部，如实地表现了当时南宋中央的氛围。这一事件，最初只有袁燮遭到罢免，后来由于对此感到不服的太学生伏阙上书，最后连胡榘也被罢免。对掌握南宋政权的史弥远而言，可以说是夹在来自金国的外患与来自主张强硬论的官员、士人的内忧之间。 那么，这种对内、对外情势的变化，究竟对史弥远的政权运作造成什么影响？对此，黄榦在写给李珏的书信中谈道： 丞相诛韩之后，所以潜消祸变者，其于大本不为无助。惟其惩意外之变，遂专用左右亲信之人，往往得罪于天下之公议，世之君子遂从而归咎于丞相。丞相不堪其咎，遂断然屏逐而去之，而左右亲信者，其用愈专矣。 这是泗州战败前所写的书信。在对金强硬论高涨之后，史弥远排斥对他和朝廷决策持批判态度的人，显示了政权封闭性增强。不难想象，泗州战败更加促使史弥远政权加速朝着这种倾向发展。黄榦在写给林坰的书信中，敏感地察觉到，由于泗州之战失败，官场上对自己这种对金强硬论者及对李珏幕府的压力增强了。他说： 至其尤可怪者，泗上之役，轻脱之最，可笑者也。安庆深僻，全不知所以败衂，所以调发之由。及至金陵，徐而扣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为之说者，自是好言恢复者也，是尝与泗上之谋也。 黄榦在另一封书信中，还批评了李珏非但不因战败而谨言慎行，反而带领属僚和总领官、转运使举行观赏牡丹的宴会。这一记载也值得注意。统辖最前线的李珏幕府的混乱，当然也传到宰相史弥远的耳里。中砂明德认为，史弥远说“闽人难保”的记载过于夸张，但考虑到李珏幕府组成人员多为福建人这一点的话，也有因泗州战败而出此言的可能性。 那么，如果因泗州战败而加剧外部危机严重性的话，可以想见，当时对史弥远来说紧要的课题是建立渡过这种危机的体制，即加紧确立以宰相为首的指挥系统。在此状况下，嘉定十二年李珏被罢免江淮制置使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最初，李珏为服母丧而离开江淮制置使之职，但不久，就有来自言官的主张，遂以泗州战败负责人为由遭到弹劾并被剥夺职位。紧接着，同年六月，江淮制置使被废除，管辖地区及权限一分为三，即沿江制置使、淮东制置使、淮西制置使。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被任命为位于宋金战争最前线的淮东制置副使和淮西制置副使的人分别为贾涉与赵善湘。其中，贾涉娶史弥远兄长史弥正之女为妻，而赵善湘最小的儿子则是史弥远女婿。此外，担任湖北方面防卫的京湖制置使赵方，本来就是与史弥远一族亲近的人物，在其去世后，史弥远族姪史嵩之被派任京湖制置使的幕僚，最后被擢升京湖制置使。在四川方面，也尝试派遣史弥远的心腹聂子述作为四川制置使。从这一连串人事安排来看，可知史弥远想通过与自己亲近人物掌握最前线的指挥权，建立绝不允许前线再度失控的体制的意图。 在宋金战争这种外部危机的形势下，进一步地将行政权力集中于宰相的现象，有助于形成以史弥远为首的指挥系统。官员袁燮在给宁宗的一份奏议中以为： 今陛下更化以来，垂意宰属，精选才能之士，以戢堂后官之奸，可谓盛举矣。然政事不胜其多，而宰属不过数人，耳目不能徧察，思虑不能周知。速则卤莽，缓则壅滞。甚非所以弥缝宰辅也。而况边境未宁，干戈未息，正国家多事之秋，有大议论，有大更张，必得人以共图之。自从臣以下，谒见宰辅，月不过一再尔。岂能如宰属之无时不见，款密无间哉。当世所切，不容少缓。伏惟陛下明诏二三大臣，增置宰属。 据记载，这项奏议发生在嘉定九年，但在袁燮的行状中，认为是在宋金战争开始后的这一年，即嘉定十年末。后者的记载应该比较可靠。在此奏议中，袁燮以战时行政文书处理延迟为理由，建议增加宰相属官人员。虽然因战争而导致行政文书剧增，要求增加人员的背景，暗示史弥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状况的事实，同时也意味着来自前线的信息都会集中到史弥远一人手中。下面的记载，就反映了当时的事实： 嘉定故相，本不知兵，用兵上房老吏，置局府前，画揭贴图，编夹细册。凡三边险阨之血脉，道理之远近，屯戍之多寡，某为喉衿，某为冲要，某处粮草，见管若干，某屯制领，见差何人，某可婴城自守，某可一面拒敌，某可声援策应，某处有急，调某人兵为便，移某司财为速，某为南人，某为北人，某为山寨，某为水寨，指掌可辨，按图可知。其在当时，酬应边事，罕闻疏脱，觕有规模。 这一记载，虽然没有写明时间，但推测是发生在嘉定十年以后的事情。根据记载，史弥远用兵上房胥吏在宰相府前设“局”，在那里挂上图片地图、编纂详细册子，使全国将兵、物资、要害的配置等一目了然。因此，在对金战争的战略上不会导致发生严重错误。可知史弥远将前线的重要信息整理、汇总在自己手中。对此，《宋史》也有如下一段记载： 李知孝，字孝章，参知政事光之孙，嘉定四年进士。尝为右丞相府主管文字，不以为耻。差充干办诸司审计司、拜监察御史。 可知李知孝曾任右丞相府主管文字的官职，但这是从现存史料其他事例无法确认的官职。弹劾李知孝的文章中，记载着“其苟于仕进也，右丞相府主管文字，此名何官？而知孝甘于为之”的话。由此看来，可能他是临时担任宰相府文件处理的非正式官职。正确的时间虽然不明，但从李知孝于嘉定十四年任职江东转运司干办公事一职推测,或许在此之前担任过右丞相府主管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李知孝与史弥远之妻潘氏的祖父李光有关联这个事实。史弥远把集中宰相府的文件处理交给自己的姻亲，私下安排在最前线的姻亲收集信息，从而可以在宰相府里秘密处理。学者寺地遵指出，史弥远通过从现场获得的信息，对现场直接下达秘密指令，因而统制了官僚机关。笔者认为，促使这有可能实现的原因，就在于上面这一连串的变化。 拙稿曾经指出，史弥远政权的特征是：将宰相属官的都司官（尚书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与检正官（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的官署于嘉定年间合并，通过在两个职位上安排精通实务的人物，使之成为亲信，进而掌握权力，并通过将枢密院关系的官署设置于私邸，垄断来自前线的信息。史弥远政权的这一特征，可以说是嘉定十年以后将行政文书和来自前线的信息通过组织化集中到宰相府而形成的。理宗时代史弥远强权政治的底子，可以认为是在嘉定十年以后就已经准备就绪。如嘉定十三年，史弥远的姻亲袁韶和程珌被起用为宰相属官的都司官,即为一例。另外，时期虽然不明，但林介这个人物与史弥远之妾林氏通谱，被任命为都司官的事实，也加强了上述推测的可能性。 进而，仿佛与这种政治上的演变相呼应，嘉定十二年以后，执政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同年，曾从龙被罢免；翌年，福建人、朱熹弟子任希夷虽成为执政，但到了嘉定十四年，郑昭先、任希夷一起被罢免，之后福建、朱门系人物便从执政集团消失了。在此以后，史弥远的姻亲、心腹宣缯和薛极等人陆陆续续成为执政集团人士。可以看到，以史弥远为首的极为封闭的文件行政流程和执政集团最终得以形成。南宋政权在这个体制下，有力地展开对金国的战局，并且在嘉定十六年成功争取到实现停战。 但是，这种体制的形成，如同“于是朝无莆人”的说法所表明，主张对金强硬论的福建、朱门系士人受到了冷落。史籍记载了以下一段逸闻： 曾见弥远论诸贤士，弥远云：“恐相激成朋党。”鹤山答云：“朋党有君子党，有小人党。”弥远云：“固然。”鹤山云：“不知谁忍作小人一党。”弥远沉吟，良有悮意。 相对于史弥远担心“诸贤士”结成党派，魏了翁认为其为君子之党而加以拥护，因而扫了史弥远的兴。魏了翁在临安府的时间是从嘉定十五年起的三年间。当时，可以说史弥远与强硬论者感情上的对立相当严重。我们或可以下结论：在此状况下积累的福建、朱门系士人的不满，为理宗朝时期史弥远与强硬论者之间的激烈对立铺了底，最后成为导致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 结 语 史弥远于泗州战败后确立的政治体制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史弥远将最前线的防卫交给自己的心腹和姻亲、族人，这是为了构筑体制来抑制前线再度因专断而失控；第二，由于战争发生，宰相府的行政文书数量剧增，史弥远起用自己的姻亲和心腹担任正式及非正式的宰相属官，借此将从前线获得的信息集中、垄断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进而达到可以秘密统制前线的目的。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说所谓史弥远的“专权体制”是为了对应因福建、朱门系官员引发的外部危机而形成的战争时期下的统制性体制，这也许才是其专权的真相。而史弥远所形成的中央宰相通过安排自己心腹为前线最高将领以统制国防的体制，可以说是后来史嵩之、贾似道分别形成的对蒙古防卫体制的原型。在南宋后期政治史上作为主角活跃的史嵩之、贾似道（贾涉之子）和赵葵、赵范兄弟（赵方之子），都是史弥远在泗州战败前后起用的人物或其子弟，这显示泗州战败乃是南宋政治和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