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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南宋绍兴和议之前，宋廷为了解决兵费不足的窘困，增加许多新的财政来源，可谓重税养兵。随着绍兴和议的订立，收兵权沛然有成，孝亲、迎梓宫已然实践，偃武修文按部就班。在主和路线之下，宋高宗君臣试图改变重税养兵，改行“休兵息民”的政策，以寻求其政治正当性的新基础。和议后二十年间，在财政上的作为，一是进行减免税役，二是致力于营田及屯田，三是致力于经界田地，四是清查官有财产。其中有三层含义：一是减轻百姓负担，二是增加国家岁入，三是将税役合理化。当然，宋高宗的减免税役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真正目的在于稳定政权，具有功利性。 作者简介：杨宇勋，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攻南宋史，研究议题集中于官民互动、士大夫文本解读、荒政救济、统治策略方面。撰述专著有《先公庾后私家：宋朝赈灾措施及其官民关系》《取民与养民：南宋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等。论文有《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宋人传记所载士大夫家贫的思考》等40余篇。曾受邀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大陆高校任客座教授。 前 言 本文的时间断限，起自绍兴和议之后，终至金海陵王完颜亮攻宋，即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至三十一年七月，于此间宋金两国维持和平十九年八个月。其中有两个考验点：一是绍兴十九年十二月金熙宗被海陵王弒杀，继位者是否继续主和？二是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去世，宋廷主和象征人物已死，主和国是路线是否松动？这两件事都顺利和平渡过，直到绍兴三十一年七月，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兵南侵，高宗的主和国是路线才彻底被翻转。 绍兴和议之前，为了解决兵费不足的窘困，宋廷增加许多新的财政来源，诸如调拨性赋税（经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和预买绢改为折帛钱、掠夺募役钱为国用（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免行钱）等，可谓重税以养兵。在主和路线之下，高宗君臣开始政策论述，其中包括减免税役方面，试图改变重税养兵，改以“休兵息民”的论述。 本文的论旨很清楚：绍兴和议后的减免税役，其政策论述如何进行？效应如何？本文对“政策论述”（policy discourse）的定义：从政者策划或推行政治作为的说帖，寻求其政治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的基础。以下分为三节进行讨论，先讨论宋高宗和秦桧的主和国是路线的内涵，再列表汇集资料，接着分析解释，最后作出结论。 休兵息民 高宗和秦桧君臣致力于绍兴和议的理由，主要的说帖有四：一是收兵权，二是休兵息民，三是尽孝道，四是偃武修文（提倡文治）。绍兴十一年九月，高宗对大臣说： 虏有休兵之意尔，朕料所以致此者……始谓将帅各自为家，莫相统一，今闻尽归朝廷，纪纲既立，军政必修，望风畏慑……朕每欲讲和，非惮之也，重念祖宗有天下二百年，爱养生灵，惟恐伤之，而日寻干戈，使南北之民，肝脑涂地。所愿天心矜恻，消弭用兵之祸耳。 宋廷收兵权而立纲纪，系宋高宗主观推测金廷愿意和议的原因之一，休兵息民则是高宗论述——高宗内心想法的投射。引语亦透露了收兵权、尊君主、立纲纪、修军政的彼此关联。 关于收兵权与立纲纪，十一年十月，高宗对秦桧说： 艰难以来，将士分隶主帅，岁久未尝迁动，使植根深固，岂是长策？当令互易，如臂指可以运掉。才过防秋便当为此，则人人可以指踪号令矣。 收兵权、直接指挥军队之事，高宗意志非常坚定，不可动摇。时值十月，高宗命令秦桧于秋防之后立刻实施。十二月，高宗提道： 礼可以立国，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 迈入和平之后，高宗很在意君尊臣卑的礼制，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权力运作如运臂使指一般。果然，隔年十二月，高宗对秦桧说： 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官无异也。 高宗历经苗刘兵变之退位、淮西兵变之叛将等事件，使得他猜疑大将于心，不会轻易透露。如今宋金和议，重回祖宗收兵权旧制，意气风发，说出真心话。十六年九月，高宗鉴于差遣都钤辖颇为顺利，又提道：“自兵兴以来，诸将出入，若身之使臂，无不如意，兹可喜也。” 所谓孝亲议和，一是迎归生母韦太后，二是送回徽宗、郑太后、邢后（高宗后）的梓宫。高宗提到对韦太后尽孝一事： 然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既无及矣，太后年踰六十，日夜痛心，今虽与之立誓，当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言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则此要盟，神固不听，朕亦不惮用兵也。 高宗表现出一副大孝子的样子。韦太后于绍兴十二年八月抵达临安，结束北俘苦难的日子。秦熺编撰这段史事时写道：高宗“孝悌绝人，前古帝王所不能及。”九月，秦桧晋太师，封魏国公，赐玉带，高宗表达感谢之意：“梓宫归葬，宁慈就养，皆卿之功也。”十一月，臣僚说：“太后回銮，梓宫还阙，兹为盛事。望宣付史馆，然后褒功罚罪，大明黜陟，将前日异论沮谋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议者重加旌赏，庶上慰徽宗。”建议以孝亲议和论述来压制主战派，并罚罪黜陟。绍兴十九年，还出现另外的新说法，即：“讲和本出徽宗圣意”，故讲和休兵系秉承父亲遗旨。不过，这一点并未成为主流论述。 偃武修文方面。绍兴十三年七月，国学落成，诸生几达六千人，自中兴以来最盛。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高闶议请高宗临幸太学，高宗答说：“乍脱干戈，人皆向学，此诚可喜。”闶回说：“诸生以为陛下方偃武修文，与太祖初定天下之时同符，趋举建隆故事，愿陛下讲临雍之礼。”同月，高宗对于征求江南士人献遗书一事发言：“盖教化之本，莫先于此也。”九月，知建昌军李长民议请：“今和议既成，儒风复振，谓宜依旧结衔（知、通、令、佐主管学校事），以示圣朝偃武修文之意。”高宗从之。十四年三月，高宗亲临太学，对秦桧说：“非卿力主和议，兵革休息，则学校何由兴？”八月，朝廷商订科举取材原则，殿中侍御史提道：“陛下兼爱南北之民力，定和议与天下更始，崇儒重道，同符祖宗。”偃武修文一事，屡经臣僚奏请，然后逐渐加入高宗论述议和的一环。 随着和议成立，张俊入朝输诚，岳飞赐死，韩世忠缄默，军事指挥权重新集中于中央，收兵权沛然有成，论述已无须再强调。徽宗梓宫迎回，韦太后归位，孝亲已然实践履及。偃武修文，只要和平再现，文治自然按部就班。议和四大原因之中，唯有持续强调蠲减税役一项，可以塑造讲和的正当性，制造中兴气象，抑制反对声浪，并降低民变爆发的几率。正因如此，宋高宗在和议后的二十年才不断地强调。 绍兴十二年三月，高宗对大臣说： 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今通好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 这是高宗主和国是路线的论述，提到休兵通和与减轻百姓负担之关联。四月，高宗引周公作《无逸》戒周成王的典故，表达自己俭用爱民之意，“若常赋之外，不取于民，庶几副朕爱民之意。朕在宫中，服食器用，惟务节俭，不敢分（豪）［毫］妄费，常戒左右曰：‘此中视钱物，不知艰难，民虽一钱亦不易出。’”八月，高宗说：“和议既定，内治可兴。”表示未来施政方向，将以内治养民为主。九月，高宗对宰执说：“交邻国以息兵养民，朕之志也。”何俌《龟鉴》引高宗圣训：“朕兼爱南北之民，屈于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因天下受弊，才屈己讲和。十三年四月，高宗对宰执说：“今兵事少息，当以民事为先，卿等宜博询之。”同年六月，高宗对辅臣说：“盖农桑衣食之本，然须有所劝惩，勿为文具。”不久，因臣僚奏言不便民之事，又说：“近观诸郡所奏便民五事……宜委都司看详，其便民者，即与施行，无事虚文也。”看样子确实如此，毋庸置疑。 十四年三月，高宗说：“方今兵革既息，惟宽恤民力，敛恤庶狱。可令有司申严行下。”十五年正月，四川营田有成，欲蠲减税赋，高宗对秦桧说：“累年民力少宽，此休兵之效也。其从之。”类似的话不久又出现，七月，秦桧提道：“近来户部岁计稍足，盖缘休兵，朝廷又无妄用故也。”高宗回答说：“休兵以来，上下渐觉富贵。大抵治道贵清净，人君不生事，则天下自然受福。”秦桧谄媚回说：“舜无为而治，陛下得之矣。”这两位君臣的对话，为主和政策下个最佳的脚注：休兵生息，岁计充足，以达尧舜治世。 十六年五月，高宗说：“今天下安静，恤民为先。”九月，高宗又说：“今天下无事，民事最急。”十七年正月，高宗亲下手诏曰： 朕惟军兴二十余年，黎元骚动，故力图罢兵，以冀休息。今疆场无虞，流徙有归，四境之内，举获安堵，朕心庶几焉。尚虑监司、郡守不能深体朕意，致或刻削苛细，进献羡余，失朕爱民本旨。自今敢有违戾，仰御史台弹劾，监司各许互察部内，犯而失按，必与并坐。布告中外，咸体朕意。 从靖康兵火至此已二十一年，和平罢兵也六年多，高宗再次严禁进献羡余之举，以示真心推动爱民仁政。三月，知光州郑絪还朝建言，请国子监搜集高宗即位以来惠民爱物手诏，编类刊印成书，并于地方守令赴任之日恩赐与教谕。郑絪此番瞧准了高宗的心思，顺势建言。七月，高宗对秦桧说：“计今调度给足，则军兴以来，凡所科敷并可蠲罢。朕所以休兵讲好，盖为苏民力耳。如其不然，殊失本意。”即是说，苏民力是休兵讲好的本意。同月，高宗说：“今既休兵，正以民事为急。”九月，朝臣提到折帛钱过重，理宜蠲减，高宗说：“当今正以惠养百姓为先务。”十月，高宗又说：“朕屡降宽恤指挥，而守令不能奉承，安得惠及百姓？”绍兴十七年之内，多次重复论述休兵以惠养百姓的统治策略，并以州县守令不能奉行为忧。 十八年闰八月，秦桧奏言：“两国通和，农民安业，垦田渐广，户部财赋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籴。”论述宋金通和→农民安业→财赋支用→减少和籴，百姓负担之先后关系。几天之后，检视奉使金国礼物，高宗说：“盖所以固两国之欢，期于与民休息而已。”十九年四月，主管台州崇道观张邵说：“唯师臣桧……力赞陛下兼爱赤子，敦讲和好，用息兵靖难，再造太平。”此话虽是吹捧秦桧，高宗亦言“善”。两日后，高宗对秦桧说：“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又说：“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六月，高宗下诏再次强调讲和养民之意： 朕累下诏宽恤，而劳来安集之政，不闻于郡县，是吏奉吾诏不虔也。比又诏监司、守臣奏对，非民事勿陈，虑至意不周，俾吾赤子不被其泽，是用咨尔在位，各扬乃职，使主德宣而民罔不获，则予汝嘉。其或诞漫不恭，亦不汝赦，赏信罚必。钦哉！ 高宗一再强调重视宽恤民政，严诫地方官吏切勿苟免不恭。 二十一年十二月，清河郡王张俊葬妻，乞差人修整道路。高宗说：“此止可差厢军，不得扰乡民。朕自议和以后，人民安居，无复前日馈运之劳，故不欲差夫。”借由抑制退休大将张俊差夫，再次宣示议和休息之意。二十四年六月，高宗手诏说： 息兵专以为民，四川州县……减免钱物，以宽民力，尚虑措置未尽，委制置司、总领所同共方便措置。 再次提到息兵养民的政策论述。二十六年二月，针对四川槽酒扰民之事，高宗说：“今休兵既久，内外无事，自合更也。”下令宰执研究更改四川槽酒法。几天后，高宗又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之财，乃国家之外府，安可尽取？但藏之于民，缓急亦可以资国用。”从绍兴十一年和议后，高宗君臣屡屡重申休兵息民的概念，很明显这是重要的政治论述，所以才不断地重申。本文亦不厌其烦征引，佐证历史确实如此。 从上面讨论，可以清楚发现高宗论述政策的能力甚佳。他明白看出休息养民是屈辱讲和最好的说帖，只要稳住此一政策论述，便能取得政权的正当性，稳定皇权的制高点。然而，在蠲减税役之余，不少史书都提到，南宋肇建以来的新增税赋或窠名，实际并未废止。 以月桩钱为例。上述十七年正月严禁进献羡余之后，并未实质减轻百姓负担，反而传出地方官员藉此私资妄用。于是八月，高宗诏令将宽剩钱物充拨月桩钱，逐步取消月桩钱窠名。秦桧说：“陛下志欲减免田租，实盛德之事，今自月桩钱始。”同年九月，蠲减江南东西路的月桩钱，数量不明。同月，高宗鉴于折帛钱过重，宣示：“当今正以惠养百姓为先务。”又说，“若随逐路色额减纳钱数，非唯可苏民力，且使知朕所以休兵之意。”隔年十月，高宗对辅臣说：“昨已减诸州月桩钱，要当尽罢，庶苏民力。”《要录》按语却说：“然月桩钱卒不罢”，月桩钱终究未能取消。由此可知，宋高宗于和议后之减免税役系功利作用，属于政治策略的手段，真正目的在于稳定政权，寻求政治的正当性。如此，才能看清楚为何经总制钱等南宋新增调拨性财赋未能废止的原因。 此外，绍兴十七年八月，高宗表明自己与月桩钱的征集无涉，是宰相朱胜非创造，撇清自己的敛财责任。其云：“朕每以为非理，屡与宰执言，终未能大有所蠲减。”试问，当时倘若朝廷没钱，如何养兵以抗金，何有日后的休兵主和？高宗真是英明，此一时彼一时，千错万错都是宰相敛财误国，自己是爱民护国的圣君。隔月，类似的话语再次出现于检讨江浙折帛钱过重之处，高宗说：“赵鼎、张浚为相时，乃创折帛之请，令人户折纳见钱，殊为非理。”如果这逻辑说得通，朱胜非、赵鼎和张浚都是权相，高宗只是傀儡一具。高宗果然是政策论述的高手，黑的都可以说成白的，指鹿为马。 高宗颇为注意蠲减税役的政治效应，绍兴十七年下诏：“以军兴以来，四川重敛，令宣抚、总领两司，取索承平时常赋名色，军兴后权所增益，参酌措置。”二十年七月，知资州杨师锡觐见，高宗问：“四川有横敛否？”师锡回答：“自和议息兵以来，皆无之。”杨氏话语有些阿谀奉承，道出高宗心中希望的答案，但四川无横敛恐非事实。二十一年这段史料才是实情：“减激犒钱及对籴米各五分……然尚余的籴本、水脚钱、激赏绢等，皆军兴后权所增益者，尚未曾减。”二十三年八月，知惠州郑康佐代还，建请朝廷编辑，“自中兴以来，省刑罚、薄税敛，凡恤民宽厚之诏令，编类成书，以赐守令。”二十五年九月完稿，秦桧等宰执进呈《绍兴宽恤诏令》二百卷，凡五十门，诏镂版颁降。很可惜，此书今已佚失，无法参考。 综上所述，高宗休兵养民与蠲减税役具有功利性的目的，在于塑造政权的正当性，寻求其权力稳固。蠲减税役是手段（工具），而非结果。 汇集列表 本节先汇集史料列表，作基本分析。下一节再作详细解释。 分年统计如下：十一年无，十二年无，十三年三起，十四年六起，十五年七起，十六年四起，十七年八起，十八年六起，十九年两起，二十年三起，二十一年六起，二十二年两起，二十三年两起，二十四年三起，二十五年六起，二十六年十一起，二十七年八起，二十八年四起，二十九年九起，三十年无，三十一年八月之前四起。以年度数量而言，二十六年十一起，最多；十一、十二、三十年无，最少。整体说来，还算平均，未有大量集中之处。       政治策略 财政权收归朝廷所有，系宋朝的祖宗家法，绍兴和议之后再次确定这项原则。朝廷严格掌控蠲减税役的权力，凡是蠲减行为均须事先上奏核可，不能私下运作。绍兴二十四年七月，知成都府萧振落职放罢，池州居住。理由是他私自将“对籴军粮八万石截留不发”，其后被论劾以“矫情惑众，以沽时之誉”的“窃名市私”罪名。至于论劾萧振沽名钓誉是否属实，无法确定。  表1和表2显示，大多数是零星式的减免税役，而非全面的、系统性的。和议后的蠲减税役，可暂分为三期。第一期，绍兴十三年至十四年，蠲减者不少是积欠逋负税租之类（编号2至6）。可能的考量点，倘若重新开征的话，追讨并不容易，干脆借着减税之名，做个顺水人情。第二期，绍兴十五年至二十五年，依照蠲减项目多寡来排列：和预买绢及折帛钱（编号11、14、18、26、37、41）、和籴（编号10、17、27、32、34、47）、免行钱（编号22、23、35、54）、月桩钱（编号24、28、33）四项为大宗。从零星式蠲减到系统性尝试，最后只有免行钱全面蠲免、地方羡余拨充月桩钱两项受人注目，其余南宋所增新税（含调拨性科名）均未能取消。和预买绢转变折帛钱，照常征收；调拨性税课也没除豁，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窠名依然存在；职役仍是名募实差，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还有。免行钱是唯一例外，年额一百八万余缗，国用所占比例很低。第三期，绍兴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又回到零星式蠲减模式。秦桧卒于绍兴二十五年十月，高宗朝蠲减税役运动并未随之结束，仍然持续进行下去，甚至更为多项，详后。 议和之后，宋廷在财政政策上，一是进行减免税役，二是致力于营田屯田，三是致力于经界田地，四是清查官有财产（官田等）。后二者有两层含义：一是增加国家岁入，二是将税役合理化，这两点值得留意。 致力营田屯田方面，兹引《宋史》本纪简要说明之。绍兴十六年三月，“立淮东、江东、两浙、湖北州县岁较营田赏罚格。”比较赏罚格的设计，是为了鼓励官员致力于推广营田开垦，以减轻军粮财力的负担、民间和籴的压力。十八年十二月，“命利州三路都统措置营田，以其租充减免对籴之数。”二十年二月，“立守贰、令尉营田增亏赏罚格。”二十三年三月，“诏凡民认复军庄营田者，偿开耕钱。”二十五年七月，“诏四川营田有占民田者，常平司按验给还。”二十六年闰十月，“命离军人愿归农者，人给江、淮、湖、广荒田百亩，复其租税十年。” 致力经界田地方面，前贤论述已多，不再赘述。最初施行时，已揭示其目的，绍兴十三年六月，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说： 比者两浙漕臣建议欲正经界，朝廷从而行之，若使尽究隐田，庶几供输可足旧额。欲望训敕诸路漕臣，各令根检税籍之失。 即是说，基于国用的定额拘收原则，透过经界法来彻底厘清隐藏田亩，可以填补减免税赋后的岁用缺额。以下仅引《宋史》本纪作为编年论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任命李椿年为两浙转运副使，在平江府创经界司，预计从一府到一路，最后行诸天下。十四年八月，李椿年升权户部侍郎，仍治经界。十五年正月，命令户部侍郎王鈇措置两浙经界。十二月，命令右司员外郎李朝正同措置经界，辅佐李椿年。十九年十一月，李椿年以经界不均而罢。 管理或清查官有财产方面，绍兴二十一年六月，“括淮南佃田所隐顷亩，以理租税”，立意颇佳。二十六年四月，“诏淮南、京西，占射官田踰二年未尽垦者，募人更佃。”二十八年正月，“遣户部郎中莫蒙等检视淮南、浙西、江东沙田芦场。”同年六月，“增浙西、江东、淮东沙田芦场租课，置提领官田所掌之。” 制定税役合理的规定，绍兴十五年八月，有官员乞免牛税一年。高宗回说：“天下之物，不当税者甚众，如牛、米、柴、面之类是也。”此事是否有检讨或实行？不太清楚。但从下引二十六年五月重申一次，看样子只是说说而已。二十一年九月“戊戌朔，籍寺观绝产以赡学。乙巳，均科处州丁盐钱。”前者将寺观绝产钱物移拨到教育经费，后者试图将丁盐钱科敷公平化些。不过，寺观绝产大多移拨到官方资产，如二十二年三月，“遣司农寺钟世明诣福建路籍寺观绝产田宅入官，其后岁入钱三十四万缗。”此处未言产权的归属，但既然朝廷遣派司农寺官员前往籍收，产权最后可能划归朝廷所有。二十四年八月，知吉州郑作肃任满入对，奏请蠲放该州黄河竹索钱拖欠四万余缗，高宗同意。此一行径却恼惹秦桧，指使台臣论列，可能是郑氏未向秦桧请示吧。明明黄河已不在南宋疆域之内，却照旧课征黄河竹索钱，日后如何说得过去？于是秦桧死后，二十六年正月，高宗将蠲免范围扩大到诸路黄河竹索钱积负。 二十六年五月，有言者提道：“朝廷节次放免米麦、菽豆、柴薪、耕牛、力胜等税钱，而不曾与减退税务课额”，即没有检讨商税岁额。于是高宗下令户部措置“将税务年额量与减免”。这位言者说到了重点，高宗朝系零星减税，是一种恩给形式，而非系统性减税。二十九年三月，“命官子孙制田减父祖之半，并其诡名寄产者，格外田赋同编户科役。”注意到了科役的阶级公平性。 简而言之，宋高宗于议和后之诸多减免税役行为，其真正意图在于争取政权的正当性，工具性格强烈。兹引绍兴十三年七月，作为正文的结束。高宗对秦桧说： 朕尝与卿言，候国用足日，蠲赋以宽民力。比卿兄梓朝辞，亦议及此。……朕谓若一概除之，又恐用或不足。 高宗不忘和议前减税的承诺，但他也为和议后减免税役定调，只是部分蠲减，象征性蠲减。何者是高宗的手段，何者是其目的，一目了然，自不必多言。八月，高宗与宰执论及籴买一事，欲复置都转运使，其言： 自来人多耻言财利，不知国家之所急。孟子言：“政事，则财用不足。”此岂小事也？ 重视才用的类似话语，高宗不会轻易多言，凤毛麟角，幸亏史籍还保留这些对话，让人得知其意图。显然，在宋高宗的内心，宽民力是其阶段性的手法，稳定政权是其真正的目的，应无疑问。 二十五年十月，秦桧死后，高宗为了拨乱反正，批判秦桧专政之非，彰显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于是加速兴利除弊。以蠲减税役而言，单就二十六年为例，一年内便有十一起之多。正月，对前面提及的不合理杂税黄河竹索钱，高宗下令诸州除放。同月，江、浙、荆湖诸路绍兴二十二年以前未起诸色钱物租税等见欠数目，形势并第二等以上有物力之家除放。二月，禁四川州县预借民间税赋。三月，浙、江、福建路岁起物料，以三分为率，减免一分。五月，蠲楚州、盱眙军民租十年。七月，蠲诸路丁绢一年二十四万匹。七月，罢临安府置油米铺、蔬果园、买扑税场、新漕河渡钱。同月，蠲临安府在郭两县和买绢。同月，蠲民间私欠官负。八月，蠲建康府积欠绍兴二年至二十年内库折帛钱二百三十三万缗，绢二十万七千余匹。闰十月，罢廉州贡珠，蛋丁自便，诸如此类。 结 语 随着绍兴和议成立，收兵权沛然有成，孝亲已实践，偃武修文按部就班。议和四大原因之中，唯有持续强调蠲减税役，可以塑造讲和的正当性，制造中兴气象，抑制反对声浪。和议之前，为了解决兵费不足的窘困，宋廷增加许多新的财政来源，重税以养兵。在主和路线之下，高宗君臣试图改变重税养兵，改以“休兵息民”的政策论述。和议后二十年间的财政作为，一是进行减免税役，二是致力于营田屯田，三是致力于经界田地，四是清查官有财产。后二者有两层含义：一是增加国家岁入，二是将税役合理化。 高宗休兵养民与蠲减税役具有功利性的目的，在于塑造政权的正当性，寻求其权力稳固。蠲减税役是手段，而非结果。和预买绢转变折帛钱照常征收，而调拨性税课也没有除豁，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版帐钱名目依然存在。职役仍是名募实差，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还有。最后只有免行钱蠲免、地方羡余拨充月桩钱两项受人注目，南宋其余所增新税与调拨性科名均未能取消。有此结果，自然不意外。 宋高宗论述政策的能力甚佳，他明白看出休息养民是屈辱讲和最好的说帖，只要稳住此一论述，便能取得政权的正当性，稳定皇权的制高点。秦桧死后，高宗为彰显秦桧当政之非和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于是加速推动仁政。 总之，高宗于和议后的减免税役具有功利性，属于政治策略的手段，真正目的在于稳定政权，寻求政治的正当性。宽民力是其手段，稳定政权是其目的。如此，才能看清楚经总制钱等南宋新增调拨性财赋未能废止的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