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南宋是绍兴城市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南宋皇帝曾一度驻跸于此，为时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统治者还将越州改为绍兴府，“绍兴”作为这个城市的名称就此开始。这里是南宋皇陵（时称“攒宫”）的所在地，高宗等6个皇帝及众多的皇后归葬于此，人称“南宋六陵”，这使绍兴与中央政府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而紧密的政治关系。南宋统治者一直将其视为陪都。作为浙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绍兴的地位明显要高出其他各府。在此背景下，绍兴城市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等大体定局，并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日后绍兴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徐吉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省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南宋时期，是绍兴城市史上承前启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绍兴的经济、文化和城市建设等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对日后绍兴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南宋短期驻跸绍兴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下，宋高宗于建炎三年（1129）十月从杭州渡钱塘江来到了越州，驻跸州廨。由于金兵尾随而来，宋高宗于当年十二月从海上坐船去温州，次年四月才因金兵北撤再度返回越州，诏令以其地为行都，以州治为行宫。越州作为南宋的临时都城（时称“行都”或“行在所”），虽然只有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但却是绍兴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整个城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里一下子成了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所在，成为当时海内外的关注中心。数以万计的官吏、将士和成千上万北方移民的涌入，使这个小小的城市立即变得熙熙攘攘，热闹起来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 次年，宋高宗改年号为绍兴（是年即为绍兴元年，1131），以示“绍继中兴”。同时，为了纪念最艰难危险的日子在越州站稳脚跟，以守臣陈汝锡有请，又升越州为绍兴府，“冠以纪元”。从此，这个城市以“绍兴”为名称的历史开始。此后，尽管朝廷于绍兴二年初离开绍兴迁都杭州，但在南宋统治者眼中一直视绍兴为陪都，其地位明显要高出其他各府。绍兴六年，朝廷规定首都临安以外的全国大邑四十处，绍兴的山阴、诸暨名列其中。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绍兴即是越国都城之一。东汉至六朝时，会稽郡城山阴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隋唐时，绍兴为东南名城。晚唐曾任越州刺史的著名诗人元稹在《再酬复言和夸州宅》一诗中，用“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流辈”等诗句来称赞该城。到五代吴越国时，绍兴被杭州超越，但仍不失为颇具影响的繁华都市。不过，在南宋初年，绍兴并不是“可都”之地。当时的绍兴，城市狭小，人口不多，位置偏僻，很难建成为一个像样的大国都城。特别是，这里的交通极其不便。浙东运河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漕运。南宋皇室和统治集团中的主要官员大批集中到绍兴以后，物资供应不上，严重匮乏，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时人云：“绍兴元年，车驾在越，月支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军兵钱二十五万八百二十三贯，米四万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麦四千一百七十六石，谷六百七十一石，草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九束。此其大概，而军兵去来不常，故不得而定也。”中书舍人洪拟明确指出绍兴并非可以长久驻跸之地：“舍四通八达之郡，而趋偏方下邑。道里僻远，非所以示恢复；形势卑陋，不足以坚守御；水道壅隔，非漕挽之便。轻弃二浙，失煮海之利。”宰相吕颐浩也提出了类似的反对意见。在众多文武大臣的极力反对下，高宗赵构于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以会稽漕运不继”为由，诏令“移跸临安”。次年正月丙午，高宗又将都城迁回临安。绍兴八年三月，高宗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 南宋统治者还把皇室陵墓建在绍兴府城东南三十五里稽北丘陵的宝山，叫作攒宫，意思是待收复中原后再归葬旧京园陵。“是时高宗皇帝方驻跸会稽，江淮之间日事征战，昭慈之丧未能归祔，始为殡厝，盖用权宜，将以愤激三军之心，不绝中原之望也。”在整个南宋时期，这里前后葬有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个皇帝及其后妃，人称“南宋六陵”。 南宋朝廷还在绍兴城内设立了众多中央派驻机构，派驻有大批政府官员和一定数量的赵氏宗室成员，以及数百名军士，管理皇陵和赵氏宗室等事务。如宗正司就管理赵氏宗室的事务。由于衙门繁多，驻军多，“参议、机宜、抚干，旧无廨舍，皆僦居于市”。一度因营房“废坏久不葺，军兵皆僦居于外。嘉定十六年，守汪纲葺旧，外添创屋一千余间，尽括军兵迁入营垒。于是军制稍严整矣”。 正因为南宋王朝曾一度定都于绍兴，此后这里又是南宋王陵所在地，在城内设有一些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将其定为两浙东路的政治中心，故此绍兴府在全国的地位明显要高于除都城临安外的其他州府。有鉴于绍兴有着与一般府州城不同的特殊政治地位，后人往往把绍兴称作是南宋的陪都。 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 南宋时期，绍兴作为事实上的“陪都”和浙东路治所，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南宋中等城市形态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绍兴因其曾一度成为南宋王朝的行都，且邻近都城临安，风景优美，经济也很发达，而吸引了大批来自北方和其他地方的移民迁居于此，史载“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由此，绍兴城市人口急速增加，时人程俱曾描述当时的越州“城中十万家，烟云隐飞薨”。据《嘉泰会稽志》所载，嘉泰元年（1201）绍兴府八县合计有主客户273343，丁334020，中小老幼残疾不成丁107072。其中，会稽、山阴两附郭县在籍人口共有72058户。以其中二分之一为城内外户口计算，城内有3.6万余户，近20万人。实际上，当时绍兴的城市人口恐怕不止上述的数字。由于和买（主户）及身丁捐、丁绵、丁盐等项的折帛钱负担过重，尤其是贫下户（四五等主户及客户）负担过重，绍兴府隐漏人户丁口的状况非常严重。庆元四年（1198）十二月，知绍兴府汪义端应诏上言：“会稽县第五等户元不应科和买者，计五万二千五百五十八户；山阴县第五等户元不应科和买者，计六万七千七十五户，他县大略皆同。此乃其间实有下户，不皆诡挟之户也。”这里记载的五等户，会稽有52558户，山阴有67075户；而《嘉泰会稽志》所载的会稽主客户为35406，山阴为36652，明显要少于前者。此外，城内驻军也为数不少，包括禁军雄节系将第一指挥、禁军威捷系将第二指挥、禁军威果系将第二十二指挥、禁军威果系将第二十三指挥、禁军全捷系将第四指挥、禁军全捷系将第五指挥、禁军威果不系将五十四指挥、禁军全捷不系将十三指挥、禁军防守步军司指挥、厢军崇节第七指挥、厢军崇节第八指挥、厢军壮城指挥、厢军牢城宁节第二指挥、厢军屯驻营等部，合计兵额6100余人，连同家属，超过1.5万人。此外，还有众多朝廷派出机构和大批外来官员，城内居住着一定数量的赵氏宗室成员。因此，到南宋中期，绍兴城内外的实际人口总量应该有20多万人，鼎盛时可能接近30万人。 随着南宋绍兴人口的迅速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成就斐然。越王勾践筑小城时，为三里七步；范蠡筑大城，城周达到了二十多里。到隋朝时，杨素在原城址的基础上扩展，筑罗城和子城，罗城城周四十五里，子城十里，已经达到当时大城市的规模了。自此以后，绍兴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到北宋时，因浙东运河的影响，绍兴城市建筑的分布扩展到府山东北方向，并沿运河向西北方延伸，导致城市形态出现城南半部以集中官衙、官学、官绅宅舍和部分寺观为主，城北半部以分布仓场、库务、馆驿、客邸、市场为主的功能分异。以居民住宅区为例，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绍兴城内的街坊名称，据当时编纂的《越州图经》所载，属于会稽县的有二十坊，属于山阴县的有十二坊，总共三十二坊。到了南宋中叶，在城北以府河上的清道桥南、北市为核心，沿府河东西两侧展开的商业中心形成，市场繁华。嘉泰年间，绍兴府城内的厢坊建置骤然扩大。为了加强城市管理，嘉定十七年（1224），绍兴知府汪纲对府城的街区进行了重新规划与调整，将城区划分为五厢九十六坊，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三倍。这充分表明，绍兴城市的范围已经较北宋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根据《宝庆会稽续志》卷一《坊巷》记载，在绍兴全城五厢九十六坊中，会稽县界设第一、二厢，山阴县界设第三、四、五厢。具体情况为： 第一厢分二十一坊，即：外竹园坊、里竹园坊、晋昌坊、元真坊、外钟离坊、里钟离坊、静林坊、甘露坊、外梧柏坊、里梧柏坊、杏花坊、亲仁坊、目连坊、季童坊、义井坊、新路坊、小新坊、都亭坊、法济坊、孝义坊、礼禋坊。 第二厢分一十九坊，即：棚楼坊、花行坊、日池坊、月池坊、照水坊、小德政坊、宝幢坊、广陵坊、石灰坊、朴木坊、乐义坊、永福坊、押队坊、诸善坊、上党坊、义井坊、祥符坊、詹状元坊、莫状元坊。 第三厢分三十一坊，即：西河坊、小驿坊、南市坊、富民坊、华严坊、铁钉坊、蕙兰坊、德惠坊、大市门坊、治平坊、甲子坊、开元坊、南观仁坊、狮子坊、云西坊、菩提坊、耀灵坊、植利坊、采家坊、柴场坊、京兆坊、天井坊、水沟坊、大新坊、河南坊、施水坊、船场坊、府桥坊、桐木坊、槿木坊、爱民坊。 第四厢分二十坊，即：贤良坊、火珠坊、少微坊、板桥坊、北市坊、瓦市坊、双桥坊、水澄坊、新河坊、大路坊、石灰坊、锦麟坊、武勋坊、书锦坊、迎恩坊、草貌坊、笔飞坊、斜桥坊、戒珠坊、王状元坊。 第五厢分五坊，即：教德坊、卧龙坊、车水坊、显应坊、秦望坊。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列举有宋代143个城市的城郭周回数值，并据此统计全国城市的城郭平均规模约为周回7.64里。其中，南宋境内部分州府城市的城郭周回情况是（所列数据单位为里）： 临安70，平江府42，常州27.1，镇江府26.1，静江府（桂州）25，绍兴府24.7，建康府25.1，湖州24，泉州23.8，潭州22，吉州20.6，庐州20，福州20，台州18，温州18，扬州17.5，广州15.3，庆元府（明州）14，容州13.9，泗州13.3，建昌军13，赣州13，江阴军13，嘉兴府12，严州（建德府）12，饶州12，衢州11.3，瑞州（筠州）11.1，泰州10.8，宁国府（宣州）10.5，南安军10.4，隆兴府10.2，抚州10，和州10，安庆府（舒州）9.5，横州9.5，袁州9.2，泸州9.1，江州9，潮州8.5，徽州7.1，信州7.1，邕州7，寿春府（寿州）6.9，叙州6.7，汀州5.7，郁林州1.5，梧州1.4，连州0.9，永州0.9。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绍兴城墙内城区的空间范围在全国50个城市中位居第6位，居全国前列，在当时无疑已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城市。绍兴二十七年，王十朋在府城卧龙山山顶俯览全城时，绍兴已经是“鳞鳞万户”的繁华大都市，“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水相接”。为此，王十朋发出了“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的感叹。陆游更是自豪地说：“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 需要说明的是，南宋时的绍兴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东方水城。城内外水网密布，桥梁众多。据当时的方志记载，绍兴府境内有238座桥，其中府城99座，会稽县33座，山阴县28座。其时重建或维修的桥梁有以下10多座，即府桥、拜王桥、西双桥、水澄桥、大善桥、县桥、清道桥、鹅鸭桥、木瓜桥、章家桥、里木桥。这些桥梁建筑有的非常考究，上面往往建有供行人休息的亭、屋，桥墩和栏杆上雕凿有非常精美细致的装饰图案。如嘉定年间修建的府桥，“旧以砖甃，不能坚久。守汪纲乃命更造，尽易以石阑干，华表加饰雘焉。桥既宽广，翕然成市，遂为雄观。距府前百许步，曰莲华桥，修亦如之，其他以次缮完，如拜王桥”。 当政者非常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据文献记载，绍兴府城的街道原来多为泥路，“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嘉定十四年到十七年间，地方官员在府城内进行了一次有史以来的大规模城市建设，除了把罗城和水陆城门做了一番修缮外，还对城内道路、河渠、桥梁等也都做了一番新的规划和全面整治。“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嵌崎，除泚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其中，“府桥至轩亭及南北两市，由府前至镇夷军门，贤良坊至府桥，水澄坊至鲤鱼桥，沿河夹岸迤逦增筑，暨大小路、迎恩门内外至鸿（一作虹）桥，牵汇坦夷如砥，井里嘉叹”；又以“斜桥坊路乃台、明往来之冲也，每遇雨，苦于泥泞。纲复命伐石甃砌，二州往来者甚便之”。“新其华表，重揭匾榜，凡九十六所。”从此以后，绍兴城市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等大体定局，直至民国时期都没有大的变化。 都市经济的繁荣 南宋时期，绍兴的都市经济非常繁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手工业 南宋绍兴的酿酒业、造纸业、丝绸纺织业、雕版印刷业、制盐业、造船业等皆称盛于世。 南宋绍兴出产的名酒有竹叶青、瑞露酒、蓬莱春等，特别是美酒“蓬莱春”，深受时人青睐，可以说是当时绍兴酒的翘楚。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寿皇曰：“此间思堂春不好，宰执郄不敢受。”嘉定以来有珠玉之贡，闻此可愧矣！ 这就是说，绍兴出产的蓬莱春，其质量要超过三省激赏库所产的名酒思春堂（一作思堂春，又名碧香思春堂）。另据清人梁章钜《浪迹三谈》所云，此酒即今之绍兴酒。由此可见，今日的绍兴酒在南宋就已经定型，只是名称不同罢了。另外，绍兴还出产葡萄酒。王十朋《葡萄》一诗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珠帐临檐挂，龙须满架抽。也知堪酿酒，不要博凉州。” 绍兴的丝绸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据史载，早在北宋时，绍兴“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几占整个浙东路的一半。至南宋，精美绝伦的越州尼罗寺绫“名著天下”，据庄绰《鸡肋编》卷上载：“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施宿《嘉泰会稽志》则载：“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绍兴府诸暨县机户所产的绢，颇为时人所爱，《嘉泰会稽志》云：“绢，旧总称吴绢。今出于诸暨者，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其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价亦不远也。”同府剡县机户所产的强口布，更是名扬四方，“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此外，绍兴出产的丝织品还有越地贡花纱、自编绫、轻交棱绫、轻容生縠、吴绢、十样绫、大花绫、编文纱花罗。 造纸业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和会稽县三界镇等地都设有官营造纸作坊，由此绍兴与徽州、成都一起并列为全国三大造纸业中心，出产有竹纸和敲冰纸。竹纸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然而，由于当时技术水平的局限，竹纸的质量还比较差，韧性不强。北宋初年苏易简曾评价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但到北宋中晚期，绍兴所产竹纸的质量已经有了大的提升，有“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的美誉。当时的会稽便盛产竹纸，“民家或赖以致饶”。品种较多，据《嘉泰会稽志》载：“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自王荆公好用小竹纸，比今邵公样尤短小，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绍兴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其时，绍兴竹纸所具的优点远非它纸所能比拟，书画家喜欢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竹纸“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性不蠹，五也”。正因为如此，“今独竹纸名天下。”除竹纸外，越州剡溪所产敲冰纸也以洁白光滑得到时人的喜爱。吕本中诗云：“敲冰落手盈卷轴，顿使几案生清芬。”极言此纸的可贵。《宝庆会稽续志》载：“敲冰纸，剡所出也。张伯玉《蓬莱阁诗》：‘敲冰成妙手，织素竞交鸳。’注：越俗呼敲冰纸。《新安志》：‘纸，敲冰为之益佳。’剡之极西，水深洁，山又多藤楮，故亦以敲冰时为佳，盖冬水也。”人们一般认为，敲冰纸一定要在冬天生产，这是因为冬天的溪水水质洁净，生产出来的纸质好。也有学者指出，敲冰纸在冬季生产，更主要的原因是纸药在低温时可以发挥最佳效果。 竹纸质量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生产量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绍兴地区印刷业生产的发展。乾道初，洪适知绍兴时，也在会稽大刻张九成的经解，并镂刻其父《松漠纪闻》。乾道四年（1168），徐蒇提举浙东常平，于会稽刊吴棫《韵补》。淳熙六年（1179），李彥颖知绍兴时，增刊《隶续》五卷。淳熙九年，朱熹在会稽印刻了吕祖谦所定《古易》。绍熙元年（1190），洪迈任两浙东路安抚使，知绍兴府府事，于蓬莱阁开雕《万首唐人绝句》。绍熙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黄唐刊《毛诗正义》《礼记正义》。庆元六年，沈作宾守绍兴，刊《春秋左传正义》。嘉定十六、十七年间，汪纲知绍兴府时又刊《万首唐人绝句》《吴越春秋》《越绝书》《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医说》。绍定二年（1229），赵汝譢在会稽郡斋刊《乐善录》。此外，王信守会稽时，刊印鲍彪《鲍氏国策》。 绍兴的制盐业也较发达，这里的验卤技术在宋代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的“会稽亭户煎盐法”，明确记载了当地使用石莲验卤法： 盐，会稽亭户煎盐法：以海潮沃沙，暴日中，日将夕刮碱，聚而苫之。明日又沃而暴之，如是五六日，乃淋碱取卤，然后试以莲子，每用竹筒一枚，长二寸，取老硬石莲五枚纳卤筒中，一二莲浮或俱不浮，则卤薄不堪用，谓之退卤。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三莲浮，则卤将成；四五莲浮，则卤成可用，谓之足莲卤，或谓之头卤。然石莲试以卤，取最后升者为足莲，足莲乃可验卤，有无足莲者，必借人已验莲卤。较莲之轻重为之，然后为审（原注：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即正浮在上，卤薄则二物侧浮，与此相类）。 郭正忠评价说：“宋代海滨验卤技术的进步，主要反映在石莲验卤法的普及与改善方面。从北宋初的十枚莲子‘半浮半收盐’标准，到南宋初的十枚莲子取七浮的‘七分卤’，是淮东验卤规格的重大改进。南宋初浙东越州用五枚‘老硬’‘足莲’，以四、五枚直浮者为‘足卤’，其浓度标准又更高些，至宋元之交浙西采用‘莲管汲卤试’检，几乎已达到古代验卤技术的顶峰。”这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商业 绍兴商业繁华，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城内外商贾云集，店铺遍布，百物汇聚。特别是酒肆林立，正如陆游《上元雨》诗所说：“城中酒垆千百所，不忧不售惟忧雨。今年上元灯满城，曲巷深坊闹歌舞。” 这里市场众多，其中仅城内的市场就有：照水坊市（在城东南200步）、清道桥市（城西1里）、大云桥东市（城南2里）、大云桥西市（城北郭外）、龙兴寺前市（城北2里）、驿地市（城北2里）、江桥市（城北5里）、古废市（都亭桥南礼逊坊）、斜桥市（城东北郭外）、南市（第三厢南市坊）、北市（第四厢北市坊）、瓦市（第四厢瓦市坊）等十多处。城外市场更多，根据《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的记载和陆游相关诗篇的叙述，南宋中期，会稽、山阴两县境内分布着35处市镇，其中会稽县境内有16处市镇：龙兴寺前市（北2里），江桥市（北5里），斜桥市（东北郭外），小江市（东北40里），樊江堰市（东22里），东关市（东60里），照水坊市（东南郭外），禹庙东市（东南12里），平水市（东南25里），樵风市（东南25里），沉酿市（东南，里数不详），若耶市（东南25里），西路口市（东南，里数不详），曹娥镇（东南72里），大云桥东市（南2里），云门市（南30里）。山阴县境内有19处市镇：大云桥西市（北郭外），驿地市（北2里），梅市（西北15里），柯桥市（西北25里），钱清镇（西北50里），禹会桥市（西北50里），清道桥市（西1里），西跨湖桥市（西6里），虹桥市（西7里），桑湖堰市（西11里），东跨湖桥市（西南郭外），三山东市（西南9里），三山西市（西南9里），三山南市（西南9里），蜻蜓浦市（西南9里），亭山市（西南12里），兰渚市（西南25里），项里市（南15里），金家畯市（南，里数不详）。上述众多的市场，组成了绍兴地区内部非常紧密的商业网络，加速了城乡商品的流通。 绍兴不仅市场数目多，而且相当繁荣。《嘉泰会稽志》对绍兴府城东南两里的开元寺灯市的盛况作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描述： 开元寺在府东南二里一百七十步节度使董昌故第，后唐长兴元年吴越武肃王建，奏以开元复为大善寺，而以此为开元寺。盖处一州之中，四旁远近适均，重闳广殿，修廊杰阁，大钟重数千斤，声闻浙江之滨。佛大士应真之像，皆雄峙工致，冠绝它刹。岁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 由此可见，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元寺都要举办大型灯会，由是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地的商人，连部分海外舶商也慕名前来，交易极为兴盛。又，斜桥市市上有许多客邸，供往来客商休息，“四明舟楫往来所集”。 绍兴市场的分工也是非常精细，连米、茶叶、鱼类、药材、花卉、菱、笋、柴草、盐、水果、酒、葱、葛、糖之类的日用品都有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如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周边农村盛产芡实（俗称鸡头）和杨梅，当这两种土特产品上市时，当地热闹非凡，由此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水果专业交易市场。陆游在其诗词和笔记中生动描述了当时绍兴府境内众多村落墟市的活动情况：“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项里杨梅熟，采摘日夜忙；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明珠百舸载芡实，火齐千担装杨梅”“村村有饼饵，正不可赍粮”“远游索手不赍粮，薪米临时取道傍”。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草市粮食、果品交易之活跃和市场之繁忙。而其《出行湖山间杂赋》中所说的“鱼市樵风口”，是指府城东南的樵风市，属于水边鱼虾小集市；《小江》诗中所说的“数家茅屋小江头”，是指会稽县东北的小江市，属于典型的村落小市；《湖上作》诗中所说的“兰亭之北是茶市”，是一处以茶叶交易为特色的乡村集市；《舟中醉题》“项里庙前是鱼市，禹会桥边多酒楼”，描写禹会桥市；《肩舆历湖桑堰东西过陈湾至陈让堰小市抵暮乃归》“野店茶香迎倦客，市街犬熟傍行人”，描写沉酿埭市；《若耶溪上》“村场酒薄何妨醉”，描写若耶市；《西路口山店》“店当古路三叉处”，描写西路口市；《秋夜泊舟亭下》“十里荷花野店秋”，描写亭山市；《立秋前四日夜泛舟至跨湖桥》“陌上歌呼簪稻穗，桥边灯火卖官醅”，描写西跨湖桥市；《晚寒自东村步归》“村店卖荞面”，描写三山东市。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中所说的“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是指会稽县东部的东关市。诗人陈永平也有“村南啼布谷，村北响缫车；隔浦卖鱼市，傍桥沽酒家”的诗句。 绍兴地区的草市，不仅日市非常繁忙，夜市活动也十分活跃。陆游诗歌中对此曾有不少具体描述，如《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等，都反映了当地农民赶夜市归来的情况。农民们白天在田间耕作，夜晚赶集市出售自己所种的农副产品，并采购家中所需生活和生产用品。夜市的兴旺，反映出绍兴地区市场交易规模、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进而出现了部分相邻草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山阴县境内镜湖边的三山市，由三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组成，在活动时间上，东市的夜市十分活跃，西市等则主要是日市。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当地的商税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长。据《嘉泰会稽志》载，嘉泰元年，绍兴府府城“都税务祖额五万四千八百三贯二百一十四文，递年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六贯九百五十九文”。相当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在城税额28916贯92文的2.2倍。府商税祖额105767.792贯，递年额105312.014贯，是熙宁十年两浙路商税收入的八分之一。从这个纵向对比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南宋绍兴府商税收入较北宋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见表1、表2）。  需要说明的是，绍兴地区的市场活动，主要是通过横贯东西的浙东运河等交通路线与外部市场发生紧密联系的。浙东运河是指钱塘江与姚江之间几段互相连接的运河，因地处浙东，故名。它北起钱塘江南，经西兴镇到萧山县城，又东南至钱清镇与钱清江交汇，又东南经绍兴城，东折至曹娥镇与曹娥江交汇，曹娥江以东起自梁湖堰，东经上虞县（丰惠镇），至通明连接姚江，并经姚江经余姚、慈溪（慈城）、宁波，会奉化江后称甬江，又北至镇海入海。由于钱清江、曹娥江等潮汐河流切穿于浙东运河之间，历史上整条运河设有西兴、钱清北、钱清南、都泗、曹娥、梁湖、通明等七堰。船舶小者，可候潮牵挽而过；大者必须盘挽，航运极费周折。特别是载重量大的海船，因钱塘江的高潮、积沙及罗刹石的阻途，无法从钱塘江直达临安，必须在余姚由运河船接替装运，经西兴渡到达临安府。然而，浙东运河早在北宋时期就占有重要地位。王应麟《玉海》卷二三《运路二十一堰》条引《国史·职官志》：“堰：楚州之黄蒲、宝应、北神、西河，高邮之新河、樊良，扬州之郡伯、瓜洲，润之京口、吕城，常州之望亭、奔牛，秀州之杉青，杭州之长安，越州之曹娥、梁湖、钱青，孟州之济源，汝州之梁县，泰州之白蒲、捍海；总二十一，监官各一人；余堰不居运路者皆领于州县。”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行在之地，浙东运河也得到了较彻底的整治，通过运河的交通运输达到极度频繁的程度。陆游《渭南文集》中有这样的记载： 浙东之郡，会稽为大。出会稽城西门，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刹曰法云禅寺。寺居钱塘、会稽之冲，凡东之士大夫仕于朝与调官者，试于礼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饯往迎来，常相属也。富商大贾，捩舵挂席，夹以大橹，明珠大贝、翠羽瑟瑟之宝，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 浙东运河的运输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据《嘉泰会稽志》所载：“曹娥江路南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四十里北入海，胜五百石舟。”“浦阳江路南来，自诸暨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阴县界，胜舟二百石。”“运河路东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六十二里，西入临安府钱塘县界，胜舟二百石。”“西小江水路东南来，自诸暨县界经县界五十五里西北入萧山县界，胜舟五百石；运河水路东来，自会稽县界经县界五十三里一百六十步，西入萧山县界，胜舟五百石。”“剡溪路西南来，自婺州东阳县界经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北入上虞县界，春夏胜舟一百石。”“余姚江路西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五十五里东入庆元府慈溪县界，胜舟五百石。”“上虞江路在县西二十八里南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九十里西入会稽县界。大信潮，胜五百石舟；小信潮，胜二百石舟。”据此可知，浙东运河在萧山境内可通二百石舟，山阴县境内可通五百石舟，上虞县境内可通二百石舟，姚江可通五百石舟。通过这条运河，浙东滨海各地以鱼鲞为主的水产品和水果等源源不断地输入临安。如《开庆四明续志》卷二《郡圃》载：“郡自望京门以西，繇慈溪接姚、虞，经稽、阴，趋钱塘，近数百里，行李舟车，鳞集辐凑。”王十朋也说，绍兴“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桨风帆，千艘万舻”。反之，通过这条运河，都城临安及全国各地，甚至是日本、高丽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绍兴。如临安制作供解暑、保鲜等用的冰块，便运销到邻近的绍兴，陆游《重午》一诗中有载： 叶底榴花蹙绛缯，街头初卖苑池冰。 世间各自有时节，萧艾着冠称道陵。 诗中有注曰：“会稽不藏冰，卖者皆自行在来。”“泉州葛布好造汗衫”，当时绍兴人制作衣服的葛布，便“出自闽贾”。 除浙东运河外，绍兴与外部的联系还有陆路交通。《嘉泰会稽志》载，会稽县的陆路“东路来自上虞县界，经县界九十三里，西入山阴县界；南路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海岸，过海入嘉兴府界；东南路来自嵊县界，经县界一百七十里，西入山阴县界；西南路来自山阴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里，东北入上虞县界。”这些道路的交通设施也颇为完备，沿途有官设的驿站和递铺，如绍兴府城卧龙山之左有蓬莱馆，“舟车既届，必有次舍焉，而实一州佳观也”。子城西门、迎恩门、东五云门设有亭，府城东三十五里有上马亭，以供往来官员住宿停歇。沿途还有不少民间开设的旅店，可供往来客旅住宿和饮食，十分方便。 农副业 绍兴的农副业生产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水稻作为当地的主要粮食，品种大幅度增加。据《嘉泰会稽志》记载，到南宋中期，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所种植的水稻品种有56种之多，早、中、晚和籼、粳、糯一应俱全。其中，粳籼稻品种数40种，糯稻品种数16种。“黄籼”跻身于宋代四大良种之列，与“江山早”这个品种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栽种。水稻的亩产量也较全国平均水平要高。淳熙九年，朱熹赴绍兴府赈灾，称绍兴府共辖八县，“除余姚、上虞外，今将田亩计其岁入。六县为田度二百万亩，每亩出米二石”。南宋后期高斯得说，浙西湖州、苏州等地，“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与此相对应，据有关学者研究，北宋时全国水稻的平均亩产约为谷1.5石。 大、小二麦有7个品种：“大麦立夏前熟，新谷未登，民屑麦作饭，赖以济饭”。“晚大麦，种长而子多，与小麦齐熟”；“六稜麦，曰中蚤麦”；“红粘糯麦，堪作酒。”“小麦，小满前熟。”品种有：蚤白麦，松蒲麦，秃芒如松房；娜麦，穗如大麦，而米则小麦也。“荞麦，七月种，九月熟，然畏霜。得霜则枯，秋无霜，则荞大熟……麦垄间下荞子，麦苗未长而荞已刈。是岁霜晚，荞熟，民赖以济。”在上述这些品种中，其所产荞麦享有盛名，陆游屡有诗咏其乡荞麦面麻油饼之美味可口：“城南城北如铺雪，原野家家种荞麦。霜晴收敛少在家……胡麻压油油更香，油新饼美争先尝。”由此可见，新荞麦面饼、小磨油煎饼等，是南宋绍兴人的传统美食。 豆类品种多达20余种，其中许多品种流传至今。“会稽所产，其植者曰乌豆、白豆、青豆、褐豆、赤豆、菉豆、赤小豆、白小豆、五月乌豆、碗豆、七月豆（一名毛豆）；三收豆（黑豆之小者，《广志》云重小豆，一岁三熟是也）。其蔓生曰羊角豆、白扁豆，黑者曰白眼豆（一名鹊豆，言斑駮似鹊），紫花者结实而芽紫，曰紫眼豆，皆一种尔。其荚可蒸食。蚕豆、江豆，刀鞘豆，荚长尺余，豆颗大于棋子。” 南宋中期前，油菜在绍兴仍未推广栽培，故施宿《嘉泰会稽志》称：“今浙西种芜菁者浸多，临安亦盛，唯越土不宜。”但到了南宋后期，已在绍兴种植。陆游有诗云：“往日芜菁不到吴，如今幽圃手亲锄。” 绍兴盛产名茶，《嘉泰会稽志》载：“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岭下有僧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日铸茶是宋代顶级名茶之一，被时人推为“江南第一”。陈师道《后山谈丛》曰：“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登、莱鳆鱼；明、越江瑶柱；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73会稽县兰亭之北还由此形成了“茶市”。 水果生产同样如此。会稽的杨梅名闻天下，并作为贡品，或运输到都城临安销售。陆游《项里观杨梅》诗便对此作了说明： 山前五月杨梅市，溪上千年项羽祠。 小伞轻舆不辞远，年年来及贡梅时。 山中户户作梅忙，火齐骊珠入帝乡。 细织筠笼相映发，华清虚说荔枝筐。 人们纷纷以杨梅作为礼品，馈赠亲朋好友。如朱翌《谢惠杨梅》诗： 杭州金氏越州楞，撒火飞星五月春。 百果若重推贡士，风流应不下平津。 原盛产于西北的葡萄，在绍兴已有种植。《嘉泰会稽志》称：“葡萄盛于西北，会稽有浆水、马脑二种，味亦佳。”楼钥《潇自剡州寄水晶葡萄》有诗赞云：“马乳从他堆满盘，未如清嚼水晶寒。固知一县葡萄熟，不用劳人数问安。” 绍兴又是樱桃的重要产地。绍兴初年，来自中原的陈与义在食用了绍兴所产樱桃后，专门作了一首名叫《樱桃》的诗，对此种水果极为赞赏。诗云： 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灿朝晖。 赤瑛盘里虽殊遇，何似筠笼相发挥。 当时，临安城中出售的樱桃就来自绍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就载：“董宋臣，始为小黄门，稍进东头供奉官。极善逢迎。如樱桃宴，即于樱桃未出时，遣人往越州买得百颗，奏曰：‘请赏樱桃!’” 在此氛围下，绍兴出现了众多的专业种植户，花卉种植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由此还出现了走街串巷的“卖花翁”。陆游就有“君不见会稽城南卖花翁，以花为粮如蜜蜂”的诗句。在山阴县农村，芡实（俗称鸡头）大量种植，“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当属于大规模的专业种植户。会稽出产的药材，也运往都城临安销售。施宿《嘉泰会稽志》云： 紫石英……今诸暨枫桥山间，每雷雨后民竞往采之。然必祠神而后入山。盖用谢敷故事。但土豪为垄断，民得石多归之。它人未易得也。自此至婺女，地产紫石英甚多，但不如诸暨之莹洁有光彩尔。都下及吴中药肆所卖紫石英，皆此石也。 绍兴的养鱼业非常发达，已经产业化，数十亩大小的鱼塘密布各地，放养鱼苗数以万计，年收益数十至数百缗不等。这对于大户人家而言，仅为副业，以卖鱼收入交纳赋税而已。《嘉泰会稽志》载：“会稽、诸暨以南，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每春初，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其间多鳙、鲢、鲤、鲩、青鱼而已。池有仅数十亩者。旁筑亭榭临之，水光浩渺，鸥鹭图片之属自至。植以莲芡菰蒲、拒霜，如图画然，过者为之踌躇。”因为距离都城较近，这些地区所产水产品都运销到临安城。当然，除淡水养殖外，绍兴还有规模不大的渔钓专业村。如《嘉泰会稽志》载：山阴县有“海山，多桑、竹；下有居民三四十户，以渔钓为业”。 会稽的养羊、养牛等行业在南宋也兴起。据《嘉泰会稽志》记载：“会稽往岁贩羊临安，渡浙江，置羊艎版下。羊啮船茹，舟漏而沉溺者甚众，至今人以为戒。”当时人们往往牛羊同牧，但羊比牛娇而难养：“先羊后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归，常先于牛。”时人认为：“牛之为物病，则耳燥，安则温润而泽，故古之视牛者以耳。”由于绍兴城中居住着许多北方移民，因此养奶牛的也非常多，所产牛奶质量较高。《嘉泰会稽志》就载：“今南方亦皆作，而会稽者尤佳，会稽诸邑又推诸暨为冠。盖吴中酥虽绝多，大抵味淡不可与会稽班也。”另据文献所载，绍兴元年“车驾在会稽。时庶事草创，有旨禁私屠牛甚严，而卫卒往往犯禁”。即这些来自西北、嗜食牛肉的皇帝亲信卫士，仍不忘其在家乡的口腹之享，不惜违法冒禁。 此外，鸡、鸭、猪等的养殖更是普遍。如山阴县的金家畯：“小市孤村鸡喔喔，断山幽谷雨潇潇。” 文化教育的发达 南宋时，绍兴还是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其基础教育相当普及。据《嘉泰会稽志》卷一《风俗》称：“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 这里创办有朝廷所建的科举应试之所——贡院。绍兴在南宋以前一直无贡院，每遇科举，即借僧舍为试所。孝宗乾道四、五年间，史浩知绍兴府，得到一块高朗干燥之地。乾道六年，蒋芾继任，欲将此地建成贡院，但尚未来得及动工，即离任为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到乾道九年时，知府钱端礼于城西北隅鲤鱼桥和锦鳞桥之间首创贡院，“始克成之”。“其时举人比今仅及其半”。嘉定十五年，知府汪纲又对贡院进行了整葺和扩建，增屋三十间，“视庭下地虽稍广，遇雨则泥泞不能容足，又命凿石加甃，坦然如砥，士子便之。院前待试地，亦计工石填砌，为永久利云”。从此以后，绍兴考试阅卷有厅，誊书糊名有舍，膳食住宿有房。 绍兴府的官学相当发达。庆历四年（1044），诏天下皆立学。景祐中，李照始议创建。至嘉祐中，方成。隆兴二年（1164），吴芾重修，周绾为记。嘉定十六年，汪纲又加以增葺。其时府学颇具规模，州学职事也更加完备。理宗景定三年（1262），绍兴府学设职事六员，以贡士充其选，“规矩必繇正、录，钱粮必繇直学，纠禅专纠正之责，而出纳之吝司计实习之”。各县学也为时人所称。据《嘉泰会稽志》卷一《学校》记载，“至今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会稽和山阴虽为附郭县，都有各自独立的县学。如山阴县学，嘉定十六年令赵汝駉重修，郡捐缗钱三十万以助其费，陈耆卿作记。 绍兴的市镇同样为周边乡村民间教育的中心。陆游在诗中对当地活跃的民间教育情况有不少生动描述，如其《野步至近村》云：“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表明当地草市已普遍设有小学。《秋日郊居》云：“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并解释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冬学是农闲时节开展的教育活动，适应农村生产的特点。此外，一些寺院道观也有办学的现象，如绍兴城内的戒珠寺，“为士子肄业之地，常十余人”。 书院有著名的稽山书院和和靖书院。稽山书院位于山阴县卧龙山西冈，淳熙八年，理学家朱熹提举两浙，政事之余暇，曾到稽山书院讲学。 南宋绍兴藏书家众多，施宿《嘉泰会稽志》自豪地说：“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中兴秘府始建，尝于陆氏就传其书，而诸葛氏在绍兴初颇有献焉，可以知其所蓄之富矣。”著名的有诸葛行仁、陆宰、陆游、石公弼、李光、李孟传、韩肖胄等。诸葛行仁是南宋大藏书家，绍兴五年六月，会稽县布衣诸葛行仁进所藏书一万一千五百卷。而陆家则是藏书世家。陆宰是宋代知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其“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绍兴十三年，“诏求遗书于天下，首命绍兴府录朝请大夫直秘阁陆宰家所藏书来上，凡万三千卷有奇”。其子陆游同样是著名藏书家，史载：“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陆游自称：“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残年唯有读书癖，尽发家藏三万签。”陆游幼子遹亦喜蓄书，至辍衣食，不少吝。石公弼“当尚书亡恙时，书无一不有，又尝纂集前代器为图记，亦无一不具。其后颇弗克守，而从子大理正邦哲尽以金求得之，于是为博古堂博古之所，有众矣。其冥搜远取，抑终身不厌者。后复散出，而诸孙提辖文思院继曾稍加访寻，间亦获焉。三家图籍，其二氏尝更废迁，而至今最盛者惟陆氏”。李光（1078—1159），字泰发，号转物居士，越州上虞人，绍兴八年拜参知政事，家有藏书数万卷，绍兴十七年因时谤，焚毁万余卷。其子李孟传亦“性嗜书，至老不厌，藏书万卷，悉置左右，翻阅图片绎，周而复始。每得异书，手自校勘，竟其编，乃止多识典故及前辈出处，中朝旧事，历历能道本末，有如目睹”。又，熊克《中兴小记》卷三四载：“资政殿学士韩肖胄，尝帅浙东，既奉祠，则家于越，与弟直秘阁膺胄尤相友爱。先是家藏书甚富，散于南渡，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复其旧。” 园林建设在当时蓬勃兴起，特别是私家园林尤然。时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一书中载道：“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会稽为近属，士子最盛，园亭甲于浙东，一时坐客皆骚人墨客。”是时，绍兴的别业园林星罗棋布。单就陆家言，陆游祖父陆佃在会稽陶山有修竹院，父亲陆宰在山阴侯山有小隐山园。而其中位于城内木莲桥洋河弄的沈氏园，池台极盛。绍兴二十一年春，陆游曾以春日出游，与前妻唐琬邂逅于沈氏园。唐琬为陆游初娶的妻子，夫妻两人极其恩爱，但因为唐琬不讨陆游母亲喜欢，约在绍兴十六年被迫离婚，改嫁赵士程，陆游亦只好另娶。这次偶然相遇，陆游感慨万千，题有《钗头凤》词一阕，其词曰：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以此遥忆早先夫妻之琴瑟生活。这首千古绝唱，不知倾倒了多少痴情男女。庆元二年，年已六十八的陆游重游沈园，又作了一绝：“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鉴湖经六朝、唐代、五代吴越国等的不断经营与开发，也已成为绍兴城外的一大胜景。陆游在《思故山》一诗中赞美道：“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湖山奇丽说不尽，且复为子陈吾庐。柳姑庙前鱼作市，道士庄畔菱为租。一弯画桥出林薄，两岸红蓼连菰蒲。陂南陂北鸦阵黑，舍西舍东枫叶赤。正当九月十月时，放翁艇子无时出。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新钓紫鳜鱼，旋洗白莲藕。从渠贵人食万钱，放翁痴腹常便便。莫归稚子迎我笑，遥指一抹西村烟。”镜湖以荷花知名于时。每当农历六七月间，镜湖满湖荷莲。《嘉泰会稽志》卷一七载： 山阴荷最盛，其别名曰大红荷、小红荷、绯荷、白莲、青莲、黄莲、千叶红莲，……出偏门至三山多白莲，出三江门至梅山多红莲。夏夜香风率一二十里不绝，非尘境也……越人谓六七月间藕最佳，谓之花下藕，又特出罗文，在禹庙前。 陆游一向对荷花存有好感，并推崇之至。绍熙三年，他在镜湖写有《荷花》诗二首，“风露青冥水面凉，旋移野艇受清香”，为荷花之清香而陶醉。他自己曾于孝宗乾道元年卜筑山阴三山别业，在镜湖之阳；又于淳熙十二年卜筑会稽石帆别业，在镜湖之阴。 绍兴宗教发达，据《嘉泰会稽志》统计，共有寺院342所。其中，府城有寺院庵27所，道观4所，祠庙14所。当然，这些寺院道观等在南宋也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发展过程。法云禅寺因“居钱塘、会稽之冲”，“以近官道”而遭“建炎庚戌胡虏之祸”，“首废于火，一瓦不遗”。南宋初年，宋高宗率领大队人马“驻跸会稽”时，也是命令军队入驻寺院道观，以致“城内名蓝悉屯兵卫”,寺院僧人被迫移住到城外寺院。社会稳定后，绍兴的宗教也走上发展的道路。如：“宝山证慈院，在县东七十二里曹娥镇曹娥庙之旁。米礼部芾书额‘证慈’，本陆左丞‘宝山功德院’名。后以昭慈圣献皇后攒宫改院名‘泰宁’，而徙额于此。”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知府汪纲重修了城隍显宁庙，“于祠之西别创佛室、斋堂，寮舍、厨湢无不备具，俾常居以供香火”。一些佛教信徒也捐资佛教副业。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有承节郎、河东薛纯一到绍兴府，“自言生长太平，蒙被德泽，念亡益县官，不胜慺慺报国之心，愿以家所有山阴田千一百亩、岁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禅寺，祝两宫圣寿”。此捐献数量之大，连安抚使、直龙图阁、权发遣绍兴府事丘崈都感到吃惊，连忙将此事上报尚书户部，最终得到了朝廷同意。 由于绍兴文化教育非常发达，因此人才辈出。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即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书卷甚足”，才气超逸，《宝庆会稽续志》卷五《人物》载其“熟识先朝典故沿革、人物出处”，当时便以“力学有闻”而为朝廷所知，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被时人誉为“自过江后一人”。词坛名家王沂孙（1233—1293），会稽人，传世有《碧山乐府》，或名《花外集》，存词六十四首，大半是咏物词。高观国（生卒年不详），山阴人，一生未仕，身世无考，词笔婉丽清新，词风与史达祖相似。张炎将其与“秦少游、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并提，亦称其“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今存《竹屋痴语》一卷。另外，史铸撰《百菊集谱》，共录宋人著录的菊花200余品，是关于菊花品种、种植栽培、故事典实、诗词文赋的集大成之作。 社会生活 南宋时期，绍兴的社会生活与临安、苏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成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泉州、福州等城市一样，也是丰富多彩的。 在绍兴人的民间信仰中，许多佛教的菩萨都得到了崇拜，认为只要时常敬奉神佛，念诵佛经、佛的名号，或在佛像前许愿，就会获得保佑，得到善报福报。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念经成为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会稽士人范之纲，居于城中，壮岁下世。有两子，能谨畏治生，日以给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祷天地百神，且诵经五十过。凡十余年，未尝少辍。”“钱唐旧有长老，名重喜，会稽人。少以捕鱼为生业，而日诵观世音菩萨不少休。” 祭祖是元旦最重要的大事。每逢大事或重要节日，都要举行祭祖活动，以示孝顺。在这一天，绍兴人要举行隆重的家祭或墓祭。祭祖一般在家中进行，届时有展先像之俗。其时，家家户户在堂屋中悬挂祖先画像，具香烛、茶果糕点等，家长肃衣冠，率全家老少依次祭拜。 祭大禹风俗，以绍兴最为盛行。《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三月五日，俗传禹生之日。禹庙游人最盛，无贫富贵贱，倾城俱出。士民皆乘画舫，丹雘鲜明，酒樽食具甚盛，宾主列坐，前设歌舞，小民尤相矜尚，虽非富饶，亦终岁储蓄以为下湖之行。” 其地的节日活动基本与各地一致。以端午斗力之俗为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载：“江南之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郡、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皆同。”重五日，绍兴同样有在家中挂张天师像等习俗，以祈求得家中平安和幸福。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五日，户户皆以土偶张天师置门额上，或以虎或以艾束作人形，而以土作天师头，竹作剑，木作印。”七月七日的乞巧节，绍兴流行巧竿之俗。《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七夕立长竿于中庭，上设莲花，谓之巧竿，以酒果饼饵祭牛女，盖乞巧也。”又，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该节日的主要内容有爬山登高、赏菊、吃重阳糕等。但在绍兴，民间流行食栗粽等俗。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重九亦相约登高，佩萸泛菊，不甚食糕，而多食栗粽，亦以相馈然。”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在重九日，绍兴“俗忌不相过，必有丧者乃往哭其灵几，且致祭焉，不知其所始也”。此外，绍兴还有独具特色的观荷节。《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节序》载：“五月六日观荷花，亦乘画舫，多集于梅山本觉寺；同时又游容山项里六峰，观杨梅。” 绍兴人重情，每当亲朋好友远行或来绍兴，他们总是要迎送。《嘉泰会稽志》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吴越春秋》有越人相送之辞，曰行行各努力。盖自古风俗笃厚，重于离别如此。今西出迎恩门，则临安路，有接待院，有吕氏庄，皆将迎之地。院侧竹台，因古城遗址，巨竹森茂。庄亦有亭榭花木，可以置酒。昔时山阴尉廨门外临运河，亦有亭，今废矣。远则有法云寺，柯桥馆灵秘院，皆其所也。东出五云门，则明州路，有会稽尉廨前亭子。石佛院西南出常禧门，一名偏门。婺州路则有小隐山园，其亭榭山林别见，远则有兰亭、天章寺。正南出稽山门，台州路，则有告成观、大禹寺，皆禹庙也。亦别见西门、东门，皆舟行。南门、西南门皆陆行，惟北门曰三江门，并海路绝。会稽之俗，笃厚交亲，迎则叙间阔，送则惜暌异，觞豆迭进，往往竟日。余樽剩炙淋漓狼藉，舟车结束惨有行色。至于僮仆铃下挽舟，将车之人罗拜于前，则亦犒以酒食，勉往者以勤悴，劳归者之良苦，恩意曲尽，观者太息，亦风俗之厚也。” 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府城中设有瓦舍勾栏。光宗朝，创始于北宋熙丰元祐孔三传的诸宫调，盛行于江浙一带，女艺人洪惠英等驰名会稽。山阴一带庙会，还常有演剧活动，所演戏曲当为宋杂剧或南戏。陆游在《剑南诗稿》的吟唱中曾对家乡的娱乐活动有不少具体描述。如其《镜湖女》：“湖中居人事舟楫，家家以舟作生业。女儿妆面花样红，小伞翻翻乱荷叶。日莫归来月色新，菱歌缥缈泛烟津。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湖桥看赛神。”《初夏闲居》：“高城薄暮闻吹角，小市丰年有戏场。”《书喜》：“酒坊饮客朝成市，佛庙村伶夜作场。”《幽居岁暮》：“巷北观神社，村东看戏场。”《出游》：“云烟古寺闻僧梵，灯火长桥见戏场。”《行饭至湖上》：“此身只合都无事，时向湖桥看戏场”。这些都反映了当地草市活跃的演艺活动。而《夜投山家》：“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唤起少年巴蜀梦，宕渠山寺看蚕丛。”诗中前两句是讲山村小市的演出场景，后两句则回想起作者早年在蜀中看演出的情况。 民政和慈善事业也有可赞之处。当时城里生活困难人家，其生活得到了官府的有力救助，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收养和赈济相结合的救助体制。如绍兴元年，绍兴府奉旨对城内的乞丐和流浪人员进行大规模收养，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这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绍兴府通判朱璞向朝廷上奏言： 绍兴府街市乞丐稍多，被旨令依去年例日下赈济。今乞委都监抄札五厢界应管无依倚、流移、病患之人，发入养济院，仍差本府医官二员看治，童行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将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已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牒一通；及五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已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所有医官医治过病患人痊愈分数，比类支给。若满一千人，死不及一分，特与推恩。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会稽、山阴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民地埋葬，仍委官逐日点检，无令暴露。 由此可见，绍兴府城中的乞丐在养济院中得到了很好的赡养。有“医官二名看治，童行名煎煮汤药，照管粥食”，可以说相当的周到细致。 绍兴府对居养院同样重视。孤寡老人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日支米一升、钱十文省。居养院“为屋三十间”，其救助条件相当完备：“初，遇寒惟给纸衣及薪。久之冬为火室给炭，夏为凉棚。什器饰以金漆，茵被悉用毡帛。妇人、小儿置女使及乳母。”为了保证他们的生活，居养院的经费也是充分保障，划拨甚至优先于兵费，“有司先给居养、安济等用度，而兵食顾在其后”。 绍兴府的公墓设置较为完备。漏泽园在城南郊外，系北宋后期所设。两宋之际虽经战乱，但仍得到较好维护，而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规模也不断扩大。绍兴元年十二月十四日，通判绍兴府朱璞言：“绍兴府……如有死亡之人，欲依去年例，委会稽、山阴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地埋葬，仍委踏逐官点检，无令暴露。其养济院及外处方到未曾入院病患死亡之人，去年召到僧宗华收殓，雇人出城掩瘗，令县尉监视，置历拘籍。每及百人，次第保明申朝廷，给降度牒。”诏每掩瘗及二百人，与给度牒一道，余依所乞。守臣翟汝文命山阴县收集四郊无主尸骸入园，所葬者数以千计。庆元元年，提举浙东常平使李大性在绍兴府城外又增置义冢两处，分别位于城外会稽县界镇坞和山阴县界洄涌塘傍。采取男女分葬的方法，“男女以辨，缭以周墙，封其四围，画图传籍，备录分藏，闾里、姓名次第刻著，申命缁黄。”《嘉泰会稽志》卷一三载有当时任会稽县尉徐次铎所撰《记》文，对义冢设置过程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其略云： 越之流风，凡民有丧，即议侨寄，棺柩所积，夙号墓园。连岁不登，继以疠疫，而民不免于死亡。公奉命东来，一意全活，饥者振之以粟，病者起之以药，死者遗之以棺。荒政举行，毕力无倦。复有意于埋胔掩骼之举，命次铎走近郊，枚数寄棺，凡三千余。下令申饬晓告，使人人知有送死之义，且曰其有徇浮图火化者，助之缗钱，姑从其私，乃若无力归藏者，请于官给所费。规画已定，复命次铎度地，得二所，其一镇坞，广四十亩；又其一洄涌塘傍，十余亩。由是义冢之规立矣。两隅分峙，男女以辨，缭以周墙，封其四围，画图传籍，备录分藏，闾里、姓名次第刻著，申命缁黄。以视墓室丘封广列，尚为后图，庶几有以继于此也。自庆元改元夏，迄于冬十月，野处之棺为覆藏者凡千二百九十有三。据籍有考，至是泽及枯骨矣。 绍兴地区的丧葬风俗，与两浙其他地区一样，盛行风水。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按风水之说安葬死者，可以发家致富，以至将此看作是经营生产、投放资本。宁宗时，焕章阁待制侍讲朱熹便在上奏时对皇帝说：“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无不广招术土，博访名山，参互比较，择其善之尤者，然后用之。”生活于宋末元初的两浙士人戴表元在《会稽唐氏墓记》中指出了社会上的这一现象：“至择葬地，则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阴阳之说，东奔西驰。故有祢逾祖，支破宗，形侵势攘，智谋力夺，无有厌极。既其甚者，有出疆远卜，非殡非葬，世之子孙，疲于展省，而并失其故封者矣；有攘地相交，与乡人争寻尺寸之畔，而兴无涯之狱者矣。”又，《中枝山葬记》说：“每见世人……而昏巫谬史，拘忌祸福之说，缘之而起。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卤葬，知后又当祔，而不豫为穴。至于临时穿凿崩损，惊伤先人之肌骸，为可恨也。故为记，以戒吾子孙毋怠。”当时的文献还记载了许多由坟墓风水好而发家的故事。如方勺《泊宅编》载：“会稽山为东南巨镇，周回六十里，北出数陇，葬者纷纷，得正陇者赵、陆二祖坟而已。二坟同一山，下瞰鉴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理家谓之文笔案。陆氏葬后六十年生孙佃，为尚书左丞；赵氏葬后八十年生孙抃，为太子太师。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二陇同一山，而有曾孙追贲于九泉盛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