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接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成功解决民族问题，指引产生了两大理论贡献：毛泽东民族思想和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其独特的鲜明特点和理论品格。最后文章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必须要强学科和强理论的视阈，深入探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使命面临的机遇、挑战，并提出四点对策建议。 关 键 词：新中国；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国化；理论贡献；新时代；新使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研究”(18AMZ002)；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重点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最新成果研究”(2017-GMA-01)；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2017SY1006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新国(1972- )，男，云南宁蒗人，博士，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昆明 650500）；金炳镐(1950- )，男，黑龙江延寿人，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政策研究会会长，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北京 10008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定命题的提出，是在特定历史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下产生的一个特有概念。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2]这一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目标：一是不断成功解决实际问题，二是不断形成新的党的理论体系成果的过程。本文拟就新中国成立70年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特点和新时代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对策进行深入探讨。 一、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此后，列宁、斯大林根据变化中的世界形势和苏联民族关系，在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思想，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民族理论的苏联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学习、研究和传播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并同旧中国和新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相结合，始终不断用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武装全党，进行了无数次气壮山河的革命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华民族“站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持续不断努力，以世界少有的发展快速，大踏步赶上时代，我们“富起来”了；党的十八大拉开了新时代的大幕，中华民族大家庭奏响“强起来”的雄壮乐章。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形成和产生了两大理论贡献，即毛泽东民族思想和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 1.1949—1977年：毛泽东民族思想的发展和丰富。近代中国，反帝反侵略、反分裂的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课题。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在提出反侵略、反分裂行动纲领的同时，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行动指南；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在藏族地区建立博巴自治政府、在回民地区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抗日战争时，我们党提出了团结中华各民族，“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抗日的基本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地区试行民族自治。这是我们党从中国国情出发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创造”[3]。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从1922年月7到1949年9月，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第一个纲领，到找到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经历了27年漫长的艰辛历程，真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同时，逐步形成了毛泽东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解决民族问题进而建立新型民族关系，是我们党面临的崭新课题之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中国解决民族问题要“走什么路”进行了艰辛和不懈的探索。刚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只能以苏为师，照搬照抄苏联解决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但很快我们党就意识到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57年周恩来指出：“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对于我们是完全适宜的。”“历史的发展使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需要采取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形式。”[4]此后，我们党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了处理民族问题要“走自己路”的问题。在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这一过程中，“确立了以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5]。这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虽然我们走过弯路，但取得的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开创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经验准备，同时也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2.1978—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要如何发展、如何实现“富起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时代课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粉碎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我们党一是在社会各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二是实行了改革开放。党根据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新特点，不断解答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接续推进中国化，逐步创立了邓小平民族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关于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的理论”[6]，关于民族问题的性质，关于国家建设与民族问题关系的理论等。二是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主要包括民族平等即“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7]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即“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8]的理论和政策，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理论和政策。三是民族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主要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原则，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全面发展的原则，民族工作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总目标相结合的原则、“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原则和方法，原则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原则和方法，注意“摸清楚”情况，注意调查研究的方法，稳步前进的基本方针等。邓小平民族理论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开创，是新时期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准研判国内外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把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国化推进到新的高度，发展创新了理论，积累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将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概念，阐明了中国特色民族问题的科学内涵；明确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即“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重要性将长期存在”[9]125；科学阐明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明确加快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明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国家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明确“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9]50；明确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理论；明确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明确做好民族工作的理论等。这些重大的理论观点都是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接续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如何发展、如何实现“富起来”的认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结合中国民族问题的现实状况，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做出了创造性的新概括、新阐述，形成理论化系统化的科学发展观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创造性提出民族及其发展规律的新阐述；创造性提出民族工作的主题是“两个共同”，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的、唯一正确的解决民族问题之路；创造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创造性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发展；创造性提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个不容”，即“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优势不容削弱”[10]348；创造性提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11]；创造性提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提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科学内涵；创造性提出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创造性提出“四个认同”和“四种意识”是各族干部群众必须具有的认同和意识，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法制意识和公民意识”[10]357，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丰富拓展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内涵和外延。 3.2013年至今：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理论的形成。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要如何从“大国”发展为“强国”、如何实现“强起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新时代课题。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治国理政新格局，开启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民族工作新征程，于2014年9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与先期和随后召开的中央第二次***工作座谈会(2014年5月28日至29日)、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2015年2月13日延安)、扶贫攻坚座谈会(2015年6月18日贵阳)、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2015年8月24日至25日)、中央统战工作会议(2015年5月18日至20日)、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2016年7月20日银川)、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2017年6月23日太原)、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2018年2月12日成都)、全国宗教工作会议(2018年4月22日至23日)、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2019年4月16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2020年3月6日)的讲话以及中共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提出的纲领性文献等，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民族、宗教、统战、同步小康事务创新推进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他在诸多少数民族地区视察、多种场合与少数民族人士座谈交流时发表的讲话、寄语等，是对民族、宗教、统战、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工作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出台了重大方针政策，是对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做出了原创性新贡献，谱写了民族理论政策体系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充分彰显了党的理论创造力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是深刻阐明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的本质特征，明确多民族是历史财富、发展优势和条件；二是创造性提出“八个坚持”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内涵；三是明确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四是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坚定承诺；五是科学阐明“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命题；六是各民族共同开拓了我们国家辽阔疆域、共同书写了我们国家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我们国家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四个共同”的新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与发展的规律等，这些内容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工作理论的重要论述。这一理论承前启后、立足本土、坚定自信、汲取经验、吸收学理、开阔视野、展现胸怀、面向未来的特点十分鲜明，其基本立场就是坚持从政治上把握、看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这是指导新时代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中国民族工作领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的思想保证。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鲜明特色 回顾70年的历程，可以清晰看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鲜明特点。 1.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党的理论具有的鲜明特色之一。在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一方面始终坚持把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同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相结合，另一方面是中华文化同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紧密相结合。前一个结合构成了我们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理论内容，后一个结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表述形式。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2]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推进“富起来”的康庄大道，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与时俱进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21世纪，推进了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13]29 2.实事求是。习近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13]25-26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把实事求是贯穿于民族工作的全部实践和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一部新中国民族工作史，就是我们党坚持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处理民族问题和研究制定民族政策，尊重民族问题演变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接续不断推进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历史。在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把实事求是贯穿到民族事务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不回避、夸大和缩小民族问题，创新推进民族工作，开辟民族工作取得变革性和历史性的成就。 3.一脉相承。一是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毛泽东民族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在理论渊源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二是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两大成果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理论主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三是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都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等理论品质。四是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两大成果都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五是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两大成果都坚持以各族人民为中心，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4.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它更加突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进取性、时代性、开放性、创新性，同时与时俱进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鲜明特色之一。新中国70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紧跟世界发展的趋势，坚持从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实际出发，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注重总结我们党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新鲜经验，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要求，不断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历史阶段民族问题遇到的新情况，提出新理论和制定出新政策，采取新措施和解决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发展上都做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体现了经典作家民族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体现了党的民族工作的实践与理论的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的有机统一。 5.纵观历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我们党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鲜明特色之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历史方法和思维来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始终坚持对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深刻的历史比较和分析，始终坚持把处理民族问题的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充分体现了历史大视野、大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老师、清醒剂、营养剂的重要论述，要求领导干部提高“历史思维”。我们党始终“深刻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注重从各民族的发展历史中把握民族问题发展规律，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决策”[9]8，不断推进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中国化。 6.世界眼光。我们党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世界眼光，主要表现为始终牢牢把握住作为社会总问题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问题的历史前进逻辑和时代发展进路的清醒，也表现为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正确处理民族问题的创造性理论成果的胸怀，还表现为对世界性民族问题的关切和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始终关注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教训，总结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教训，“始终关注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趋势，未雨绸缪，趋利避害，在国际局势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下，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9]8。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披荆斩棘，取得了“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14]，这与党具有的博大的世界眼光是密不可分的，在体察世界大势中创造性推动民族理论的发展。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使命 新时代国家要建设成强国，民族理论也必须要强。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为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1]今天，中国正迈入了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时代，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和民族工作也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由“富”到“强”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强”不仅仅是指包括解决民族问题能力的国家综合国力要“强”，而且更是指向于立足中国的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理论一定要“强”，包括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理论也要“强”，这是划时代的突破。民族理论学科是我国独创的学科，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作为一门研究和总结普遍存在的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规律的学科，必须服务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国家强，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理论必须要强。未来30年是我国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和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学科高质量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推动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发展提供学理和智力支持，不断实现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新的超越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不但要指导中国的民族工作实践，更要成为引领21世纪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的新潮流，为解决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民族理论学科的理论创新还远不能满足中国民族工作伟大实践的需要。与中国特色民族工作的丰富实践成果相比，当前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学科仍然没有及时跟上时代节拍，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理论研究还显得相对“滞后”一些。总的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民族宗教工作创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命题后，开展的理论研究还只是停留在抽象化层面，对于民族、宗教、统战等工作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背后的理论总结触及或者系统化理论归因有限，无论从民族理论政策内容上还是民族理论政策体系都与新时代提出的理论期待有差距。究其原因，既有重大现实问题、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比较薄弱的因素，也有理论不自信、有些学者惯于从“框框”和西方的理论出发进行民族问题理论检验研究的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处理民族问题，我们没有照搬苏联模式，也不能搞西方国家那一套，走的是自己的路。”[15]这提醒我们，面对生机勃勃的民族工作宏大实践，发展和创新我们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重要。 首先，厚植民族理论研究的传统文化底蕴。中华文明多元多流，中华传统文化在500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蕴含的民族事务治理思想博大精深，起源早、影响比较大。从先秦人提出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6]到汉朝人的“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从隋朝人提出的“协同内外，混一戎华”到元朝人的“天下一家，一视同仁”的治理理念；从秦汉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道”和“属邦”到唐朝设立羁縻州、府，再到元、明、清三代设立并实行的土司制度，等等，这些传统的民族事务治理思想既注重天下一统、又注重因俗而治；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进而构成了今天“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多元”构建“一体”的民族事务治理理念的雏形。应该说，正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事务治理的传统文化为党的不同阶段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的思想要素。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必须充分吸收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不断展现民族理论研究者的思想力和创造力，进而研究并提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理论。 其次，要推进民族理论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等的基本特征决定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民族驶向民族复兴彼岸时，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永远不可能停止。现在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西方的理论包括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早已落伍，以西方理论为中心的时代已经或即将成为过去，这种新格局为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体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当代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应主动适应时代要求和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不断更新学科知识结构，推进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成果更多走向世界。同时，新时代民族理论要回应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民族工作创新推进的重大实践问题和时代课题，加强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说明、阐释、概括，并将其上升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智慧的系统化理论学说。被解释、阐述对象的重要性决定了理论发展的重要性。今天，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中国问题包括民族问题等也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世界级的问题。因此，构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智慧的系统完备的经验阐述和科学体系，不仅对整个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研究是一个贡献，而且可以推动世界各国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经验。 再次，不断完善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在我国是舶来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开展了民族识别等工作；进入改革开放后的整个80年代，作为包含民族理论政策学科的一级学科——民族学学科的建设“重点工作是再次引进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大量翻译相关的著作，课堂上也以介绍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传统和前沿理论为最重要的内容”[17]。在某些领域，我国曾一度流行以西方的理论为分析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范式的工具，照搬西方的理论。比如，20世纪80、90年代“族群”和“民族”内涵及使用之争，进而导致中国特色民族和民族问题概念的产生等。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领域都不断扩大、拓展，与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交流和融合不断加强。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民族理论政策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的指导下，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但是，目前民族理论的研究“不少观点和话语体系陈旧、理论与现实脱节现象十分严重，学术话语跟不上实践的创新。既不能准确反映我国民族工作所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也不能有效指导下一步的民族工作实践”[18]。中共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命题后，未来的民族工作创新实践将日新月异，研究重点也在转移，新的理论成果将不断出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学科的研究站位要更高，理论性要更强，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要更为完善、更加全面。既要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又不能简单地照搬套用；既要对民族问题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又要坚持现实问题和基础理论双轮驱动、并行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 最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的形成。我们党肩负着提炼和总结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化系统化的民族理论政策学说的时代使命。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最根本的要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基本国情处理民族问题。当前，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需要在提炼和总结“富起来”时期民族工作实践理论成果的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如何系统性地回答“强起来”时期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总结、提炼。因而，在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就要以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主题，让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创新推进相呼应，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政策学科体系将是新时代民族理论政策学科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有70年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丰富探索和取得的辉煌成就作为历史底蕴的民族理论政策学科未来一定会做出无愧于新时代的中国智慧、中国理论和中国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02).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232. [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172. [5]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459. [6]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61-171. [7]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2. [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9. [9]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学习纲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10]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科学发展观的崭新篇章——十六大到十八大的民族工作[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11]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03.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4]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N].人民日报，2019-09-28(2). [1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55. [16]礼记·王制[Z]. [17]杨圣敏.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心的道路——建设民族学中国学派[J].西北民族研究，2019，(2)：5-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