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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面对唐朝丧失河西走廊的深刻历史教训和安史之乱以后河西走廊多民族交融的重大变化，明朝因时制宜，创新管理体制，对河西走廊采取了全新的管控模式，使其在国家安全和对外交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稳定了西北边疆地区，消除了动乱的根源。明朝对河西走廊治理能力之强和管控时间之久，远远超过了汉、唐时期，成效明显，为清朝进一步强化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睿，1987年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明朝对河西走廊的治理，一方面继承和恢复汉代的做法，尽可能地发挥其隔绝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各种势力联合的作用；另一方面面对元末以后的西域乱局，通过多种方式分化各种势力，竭力维护河西走廊的安全与稳定。在异常艰难的情势下，明朝克服种种困难，创新治理模式，有效管控河西走廊，使河西走廊为西北边疆的稳定和明朝的长治久安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众所周知，元朝为中国的民族交融和疆域拓展做出了空前的贡献。尽管其治国理念、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被人们所诟病，但元朝为中国民族融合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当然，由于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缺陷，元朝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找到治理多民族国家新格局的良方，其无法有效管控内部的冲突与分离，无法找到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之间的平衡点，无法确保多民族国家的正常运转。针对元朝覆灭的教训，明朝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完全变化了的情势在继承与发展中构建政治新秩序，创新国家治理模式，确立“大一统”国家发展的新方向。和田清就此论道：“明朝兴起取代元朝，这不只是汉族以反抗北方民族压迫的势力恢复了南宋时代所丧失的中原，而是扭转唐末以来汉族的被动地位，完全夺回汉、唐最盛时代直到北疆的一次巨大运动。” 为了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和有效清除元朝的弊政，明朝一方面必须继承与弘扬汉、唐遗风，以全新的姿态凸显传统的儒家文化，移风易俗，重构中国的文化核心；另一方面，明朝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现实，正确对待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承认其合法性，尽可能地继承元朝的政治遗产，全力固守疆土，尽力开拓疆域，竭力稳定秩序，夯实统治基础，维持长久统治。正由于此，明朝在时机成熟之后，便迅速将都城迁往北京，不再留恋南方的安逸与富庶，以北京为中心，统摄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分化瓦解元朝残余势力，无惧战争，以极大的勇气推行“天子戍边”的治国策略，开创了治理中国疆域的新局面。 长期以来，学界对元朝和清朝的疆域拓展予以积极评价，而对明朝颇多微词，认为其前不如元，后不及清，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而要理性地认识明朝国家治理中的务实、创新和成效，能否长期有效控制河西走廊并由此稳定西北边疆，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点。 一 河西走廊的独特作用 河西走廊有自然意义上的范围，也有政治意义上的区域。在边疆治理的视野中，一般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相对而言，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范围要小。而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在不同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范围。《河西开发史研究》的编撰者认为：“河西的范围，所指不一：或泛指甘、宁、青三省、区黄河以西之地，或指甘、青黄河以西，即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本书所指，系乌鞘岭以西，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三个地区和金昌、嘉峪关两个省辖市的区域，合计21个市县，面积27万多平方公里。”《河西通史》的编撰者认为：“河西位于甘肃西部，因其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但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河西地区，却不是严格以黄河为界的，而主要是指祁连山以北，今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和武威五市辖区。今兰州市所辖的永登、皋兰两县和白银市所辖的景泰县及靖远县的一部分，虽然也位于黄河以西，但一般并不将其视为河西地区。”随着行政区划和地名的改变，当今的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包括武威、张掖、酒泉、金昌和嘉峪关五个地级市所辖之地。 自汉代起，河西走廊在国家安全中发挥着连通西域、稳定西北边疆和巩固中原的独特功能，与“大一统”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一方面，河西走廊连通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另一方面，河西走廊连通中原和西域。河西走廊既是特殊的军事战略区域，又是多元文化交流融通的独特平台。河西安宁，则中原稳定；河西不保，则天下荒乱。故河西走廊对“大一统”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大一统王朝实现了内部均衡之后，能够连接起多个区域的河西走廊便一转成为王朝内部至关重要的一个过渡地带，让王朝所需要的各种要素通过这里而被整合起来”。与辽西走廊、苗疆走廊等不同，河西走廊在中国疆域的拓展和多民族的交融过程中，发挥着更为独特的作用。正如李大龙所言：“从长期的历史发展看，这些走廊的作用恰似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精髓的构件——卯榫一样，将中华大地上的不同区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作用在河西走廊体现得尤为典型。河西走廊犹如一个巨大的‘榫’，将南部的青藏高原、北部的蒙古高原、西部的西域和东部的陕甘与中原地区‘卯’在了一起，使四大不同区域共同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族群融入中华民族之中。”换言之，一个“大一统”王朝能否有效控制核心边疆地区——河西走廊，体现着其治国理政的能力与水平。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派遣霍去病进兵河西，匈奴浑邪王降服，西汉先后设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等“河西四郡”，至更始二年（24）窦融保据河西，西汉共控制河西走廊145年。东汉从建武五年（29）窦融归汉后光武帝任命其为凉州牧，到建安二十五年（220）灭亡，共控制190年。唐朝从武德二年（619）割据凉州的李轨被灭到广德二年（764）吐蕃兵进河西，共控制145年。从中可以看出，三朝对河西走廊控制的时间都无法突破200年。其中东汉表面上控制河西的时间最长，其实最弱。特别是由于长期受到“羌乱”的影响，边患频发，使东汉难以真正有效控制河西走廊。而唐朝对河西的管控能力最差，不及其统治时间的一半（包括武则天时代），充分说明其在控制边疆特别是西北边疆时创新不足，弊端甚多，无法长期有效地统辖河西走廊，并留下了一时难以消除的分裂因素。熟悉西北边疆情形的明臣王琼就此论道：“唐自武徳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留兵单弱。数年之间，胡虏蚕食，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至代宗广徳元年，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唐朝丧失河西走廊，使京师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中原王朝的压力骤然增加，迫使都城东移和南迁。北宋穆衍就此认为：“唐失河湟，西边一有不顺，则警及京都。”葛剑雄亦言：“到唐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而叛乱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复安定。” 唐朝的盛衰与能否有效掌控河西走廊密切相关，并为明朝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在明朝治理河西走廊和通好西域时，积极进取的西汉是明朝效法的样本。自洪武五年（1372）冯胜攻占河西走廊到明朝灭亡，明朝控制河西走廊长达270年。仅就能够实际控制河西走廊的时间而言，明朝远远超过了以前诸朝。明臣马文升据此认为：“切照甘凉地方，乃古胡虏左贤王之地，汉武帝倾海内之财，劳数十万之众，方克取之，设立酒泉、张掖等郡，以断匈奴之右臂。盖北则胡虏所居，南则番戎所处，若不分而离之，使番虏相合，不下数十余万，而中国何以当之？则甘凉地方，诚为西北之重地也。汉唐之末，终不能守，而赵宋全未能得。至我朝复入职方，设立都司，屯聚重兵。”因为明朝面临的北部防守压力远远超过汉唐，其对手——元朝残余势力与昔日的匈奴和突厥不可同日而语。谷应泰认为：“若夫高皇帝之定天下也，与汉、唐异。汉、唐之主，所称胜国之孽者，悉中原之人耳。乾符一御，丑类尽歼，宝箓攸归，余胤革面。然而汉围白登，唐苦突厥，内地既辑，边患乘之，强弩之末，殊未可以易视也。又况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美国学者巴菲尔德亦认为，与汉、唐所面对的游牧力量完全相反，“明朝取代蒙元王朝这一征服中原的直接草原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 通过朱元璋和朱棣的多次北征，明朝击碎了残元势力，使其进一步走向分裂，难以对明朝组织大规模的进攻。但不断的征讨，也使明朝君臣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是不可能彻底征服来去无常的残元势力的，而只能用防御战术来消耗其力量和消磨其意志，使其逐渐回心转意，实现真心归附的长久战略。达力扎布认为，“靖难之役”后，面对逐渐恢复的“北元势力”对明朝的威胁，“明朝被迫收缩防线，放弃洪武末年设立的外线卫所，逐渐退回到有山险可依的内线防守区域。因此，明朝中后期出现了‘弃大宁界兀良哈’之说，将大宁、开平、东胜等外线卫所的丢失归咎于永乐皇帝。燕王朱棣为夺皇位发动的所谓靖难之役以及即位后对守边诸王的限制，确实削弱了明朝的防御力量。但是放弃以上卫所的主要原因还是难于防守，这些卫所不仅无险可守，而且粮饷转运困难。否则，很难解释明成祖五出（沙漠）、三犁（‘虏’廷），而不能守区区几个卫所。从永乐朝开始，明朝的防区逐渐收缩到洪武初期固守的诸关隘内，并继续修筑边墙，逐渐形成了自山海关至甘肃嘉峪关的明长城”。全面防御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是明朝的基本国策，明成祖反复强调防御的重要性。如永乐八年（1410），他对宁夏备御都指挥王俶说：“闻虏欲寇近边，须严备之。寇若入境，慎勿轻战。”永乐十三年（1415），成祖又对镇守宁夏的宁阳伯陈懋说：“大抵御寇之道，勿轻与战，但坚壁清野最上计也。”对于长期“战”、“守”的争论，熟悉北部边防的明臣杨一清仍以“守”为远谋。他在正德元年（1506）说道：“世之论边事者，或专主于战伐。臣亦非敢忘战者，方将嵬选官军，策励将士，修车马、备器械、储糗粮、明斥堠。今冬虏贼若复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谨当督率诸将，恭行天罚。雪耻除凶，臣之志也；以身徇国，臣之分也。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当为，臣不敢避。今首以筑墙挑堑为言，宜必增兹多口，但受恩深重，自当为国远图。” 对于元朝残余势力而言，明朝的经济优势使其不可能持久地与明朝对抗，而是必须想法从明朝不断获得经济利益。不论瓦剌也先的入侵还是鞑靼部俺答汗的屡屡进犯，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征服明朝。他们清楚自己绝不是明朝的对手，内部的分裂与矛盾使其没有实力向明朝叫板。尽管明朝先后数次遇到了极大的军事压力，但未被其吓退，而是坚守北京，以坚定的意志抗击残元势力的挑战。正如和田清所言：“明朝取代元朝兴起以后，有人认为元朝就此灭亡了，这当然是误解。当时，成吉思汗的遗裔诚然被逐出了中国的内地，但后来还很久盘踞在蒙古本土，继承了元朝的帝位和称号。明朝所称的北虏，也就是北元的朝廷。北元朝廷后来经过明军几次攻逐，奔走穷荒，逐年丧失了中国式的文化，后来便慢慢恢复了蒙古原来的陋俗。”即使被人们所凸显的“土木之变”，也非瓦剌恢复元朝的计划。蔡美彪就此论道：“土木堡之战，也先获全胜，俘虏明英宗，是明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也先的侥幸获胜，主要是明英宗、王振君臣不明形势，仓促出兵，以致不战先溃，并非瓦剌有计划地兴元灭明。”巴菲尔德亦言：“明代的游牧力量不是试图重新统治中国的元朝复仇者，更多的是采取外部边界战略的典型的早期游牧力量。他们试图在远方从中原获得好处，而没有打算重新征服中原。在明代，不管是也先、达延汗还是俺答汗，都未能建立一个长久的游牧帝国，这点非常明显，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草原处于衰落之中，反而是草原帝国自身结构和明朝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 为了有效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对西北边疆的侵扰，为了保证对河西走廊的绝对控制，明朝在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统制诸卫所，是长城沿线的两个行都司之一（另一为大同的山西行都司）；肃王朱楧就藩甘州（建文时迁往兰州）；甘肃镇总兵官驻节甘州；分巡西宁道驻扎甘州；甘肃行太仆寺置于甘州。“其大吏曰巡抚都御史，曰平羌将军总兵官，谟壮猷于是乎任之。而往来经理，若杨荣、若王骥、若陈镒、若许进、若王越及彭泽辈，其得失可考也。行太仆寺专理马政，按察分司特重粮储。行都司甘山六卫，亲民任也。又有屯兵同知、监牧通判、儒学教授等官。”明代河西走廊“为关陇重地”，“控全陕之扼塞”，“近而藩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毡庐于疆场”，是故“甘肃之安危系全陕之安危，全陕之安危系天下之安危”。 在明代，河西走廊被称为“甘肃”，或“汉之河西四郡”，或“甘凉之地”，或“河西十五卫所”，或“孤悬重镇”。在一般情况下，明代“河西”与“甘肃”可以互称，与元朝的“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和清朝的“甘肃布政使司”完全不同。 二 明代管控河西走廊的新模式 明朝之所以能够长期有效地控制河西走廊，就在于其能够总结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创新河西走廊的管控模式。面对空前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的持续压力，明朝对河西走廊必须采取全新的治理模式，而不能简单地照搬前代的套路。自吐蕃攻陷河西走廊之后，该地区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所占领。特别是自凉州会盟以来，蒙藏联合进一步加强，河西走廊先后深受藏族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影响。而明朝要控制西北，征服元朝残余势力，只能在平定兰州周边地区后派遣主力部队攻占河西走廊，不断扫除该区域内的残元势力，以便清除西北边疆的军事隐患，尽可能恢复汉代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和对外交流的功能。 在河西走廊被少数民族占领的近五百年间，蒙古族的影响最大。“蒙元时期，陆续以各种形式迁居今西北甘青宁地区的蒙古族人很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先后在各地安家落籍，成为新的土著。明代，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称这些蒙古族遗裔为‘鞑鞑’（达达）、‘达民’、‘土达’、‘土民’、‘土人’等等。”在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隔绝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功能已完全消失，并逐渐成为蒙藏联合的枢纽，一方面成为元朝抵御西域分裂势力的前沿，另一方面成为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往的通道。杨富学论道：“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始，元朝内乱频仍。先是阿里不哥在和林独立，与世祖争夺汗位，战争历四年乃息。正值百废待举之际，又有窝阔台孙海都倡乱西域，察合台孙都哇响应之，二者结为同盟，势力强大，共同反对中原王朝，不断袭扰元朝西北边境，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在局势岌岌可危之时，豳王出伯家族奋起于西域，脱离察合台汗国叛乱势力而东归元朝，临危受命，出镇河西至西域东部地区。豳王家族英勇善战，以骑兵万人为主力，抵御西域诸王叛乱，中流砥柱，屡屡粉碎叛军对元廷所辖西域东部及河西走廊的觊觎，使以上诸地皆免于战争的蹂躏，确保了一方安宁。”在明朝占领河西走廊之后，除了承认蒙古族的存在之外，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恢复汉代河西走廊的军事功能，并不断移民，大兴儒学教育，将军事体制与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持续推进河西走廊的文化建设，使其逐渐接近内地的发展水平。当然，这一进程是需要时日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嘉靖年间，甘肃巡抚杨博对世宗疏言：“我国家自混一以来，绝徼穷荒，莫不有学。其在陕西，如延绥，如宁夏，则文雅蔚然，科第相望。本镇百八十年来，甲科不过一二人，乡科亦仅仅数人，方之二镇，天渊悬绝。臣近日将生徒略加考校，大半皆句读不通之士，亟求其故，寔因提学官经年不到，无所惩劝，以故狼狈至此极尔。” 需要强调的是，元朝对西北边疆的控制力也是有限的，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李治安认为：“世祖、成宗二朝相当长的时间内，元朝方面在今新疆及中亚不断进行军事攻势，曾经在甘肃行省以西地区屯驻重兵，元帝国实际辖区西部和与海都、笃哇叛王军事对抗的前线，主要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然而，在至元二十六年后，特别是到大德中叶，元军已逐步东撤到哈里密一线。甘肃行省随之变为元帝国实际辖区西部和与笃哇等叛王军事对抗的前线。”到了明代，西域地区蒙古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依旧不断，东察合台汗国和帖木儿帝国对明朝西北边疆也虎视眈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臣服明朝。换言之，要让成吉思汗的后裔彻底承认自己的完全失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要求明朝以极大的耐心和定力与他们打交道，尽可能通过朝贡贸易等和平手段来加强联系，逐渐消除彼此的分歧，为双方的融通乃至一体化不断清除障碍。而对于原有的民族格局，明初基本保留，不做大的变动。洪武三年（1370），中书省提出：“西北诸虏归附者，不宜处边。盖夷狄之情无常，方其势穷力屈，则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朱元璋反对这一建议，认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冷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论道：对游牧势力“不能在王朝建立于中国之后，拿一些钱将他们来遣散，因为他们也许会背弃其领袖而叛变。也不能将他们整体迁入中国，因为会消耗太多必须谨慎管理并增加的收入。在这种时候，‘贮存地’的现象才变得最为重要。这个王朝必须在它所占领的土地及统治的民众间，建立起等级来”。 在明朝初年，“一方面受到‘华夷之辨’文化观念与两宋亡国之种族情绪之影响，以‘复宋’为战争口号、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正统标榜，明确表达了驱逐、抗拒北方民族之政治观念，从而在制度建设中呈现了复归华夏旧制的特点，此为明初制度建设之‘明流’；另一方面，北族政权历史传统既已长期影响至于中国北方乃至全国近百年，明朝不仅一时难以消除，而且北族传统中亦有加强君主专制之观念与制度，明朝亦有自觉继承之意。故而，明初历史又有自然延续、暗地继承北族脉络，尤其蒙元传统之现象，是为明初历史之‘暗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明初制度建设遂呈现‘胡汉杂糅’、‘内胡外汉’之‘双层脉络’特点”。与汉、唐两朝不同，明代河西走廊远离京师，“孤悬天末”，遥控难度明显加大。杨一清认为：“甘肃一镇，比之各处不同，东起庄浪，西抵肃州，绵亘千五百里，南有番，北有达，止是一线之路通人行走。四时俱防贼寇，军马不得休息，自来号为难守。”杨博亦言：“照得本镇地方孤悬河外，南番、北虏、西夷，三面受敌，视之他镇，独为难守。”特别是处于“极边”的肃州卫，“尤荒远孤悬，衰草壁垒，仅与张掖错绣联唇，北界胡虏，南逼火酋，西复畛接羌域，三面受敌”。所以要有效地控制河西走廊，就必须吸取历史教训，建立严密的防守体系。洪武时期对河西走廊治理模式的反复试验和调整就集中反映了明朝破局的种种努力，其治理的核心就是从实际出发，不断加强军事控制和防御能力，而不再是简单地恢复或照搬郡县制的管理模式。在局势稳定之后，明代政治意义上的河西走廊与汉代虽有一定的差异，但明代朝臣还是以“汉代河西四郡”的观念来描述河西走廊。如王琼认为：“汉于张掖郡置金城属国，以处蛮夷降者。又于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绝匈奴与羌酋通路。宋为西夏所据。国初于张掖设甘州五卫，于酒泉郡设肃州卫，命将屯兵拒守。肃州外为嘉（原文为“加”）峪关，关外蛮夷因各其种类建卫，曰赤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东，降给印信，各命其酋长管束夷众，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又于肃州外千里许建哈密卫，外通土鲁番、撒马尔罕、天方诸夷朝贡往来。自古据有河西，修饬武备，羁縻羌戎之法，惟本朝最为精密。”许论亦言：“甘肃即汉之河西四郡，武帝所开以断匈奴右臂者。盖自兰州为金城郡，过河而西，历红城子、镇羌、古浪六百里，至甘州为张掖郡。甘州之西，历高台、镇夷四百余里，至肃州为酒泉郡。肃州西出嘉峪关，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处，则皆敦煌郡地也……自庄浪岐而南，三百里为西宁卫，古曰湟中；自凉州岐而北，二百里为镇番卫，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 在明代河西走廊的防御体系中，庄浪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于河东为兰州门户，凉、湟堂奥，甘、肃之咽喉，靖、夏之捷径”。有明一代，“考道里之迂直，通四郡者，由兰州而渡黄河，故庄浪重而置卫焉。其制，文武官必备，卒必精，其民居中，土兵居外地，外而熟番，又外而生番。其四境之外，东兰、西凉、西南湟中，皆接连疆界，易以防闲。其可患者，莫若北之大松山，此有明之故辙也”。明朝在庄浪卫设置整饬兵备道。正是因为庄浪卫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当嘉靖前期调任庄浪分守参将鲁经为延绥总兵时，杨一清立即表达了不同意见，极力主张慎重选人用人。他用密疏方式对世宗说道：“陕西镇守官在固原驻扎，管辖至兰州为止，与庄浪接壤。及看得陕西总兵张凤乃延绥世将，若将张凤调延绥，地利素知，人心素服；鲁经改任陕西，虽不管事庄浪，其土兵而土民见其切近，终有所惮而不敢犯，其子亦易于钤束，最为两便。且河西若有大警调集各镇兵马，须得一大将节制，鲁经之外，恐无堪是任者。留之近地，以备急用，亦一策也。”此议中午送达，晚上便得到世宗的批示：“卿所奏谓鲁经调充延绥总兵官，恐彼所部人马、幼子难服一事，深合朕意。经虽简用，朕亦尝闻彼世守此地，恐难于别用也。前日点用，亦欲另推，但提督尚书王宪举于朝，兵部推于首，故用。待或有辞疏，再处。今闻卿言，见虑国之尽心也。朕欲待其来辞新任，可准其请，量升一级，使之世殚其力，以卫边城。”嘉靖二十一年（1542），“大虏入寇，云中、上谷间告急。上命邻镇遴精兵往援。时夜半，中官传旨:朕思庄浪鲁经将勇兵强，可备急用”。世宗对鲁经的充分信任，表明位于庄浪卫的鲁土司是抵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反映了庄浪卫在蒙藏关系和河西走廊安危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 正是由于西北边疆民族的复杂性，明代河西走廊的范围就与前代有较大不同。除了传统的区域之外，今兰州、青海部分地区和哈密也属于明代河西走廊的范围。为了有效管控河西走廊，明朝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管理，并形成了多层次的防卫体系。 第一，在河西走廊以东，即从现今兰州安宁堡以东，实行与内地完全相同的郡县体制，由陕西布政司直接管理。一般而言，在明代，人们将兰州安宁堡以东称为“内地”，以西称为“边地”。如隆庆年间礼部所言：“肃府始封甘州，今徙兰州，在内地，不得称极边。”但杨一清认为兰州亦边地亦内地，“似为腹里”，他更愿意将兰州与河西走廊相提并论，认为“兰州地方军民，原额纳粮田地，俱在河外，北去十里，极临虏境，漫通贼路，实为紧关喉襟要害重地”，进而认为“兰州比甘、凉尤为要紧”。在明代之前，兰州所在的金城郡曾与张掖、酒泉、敦煌、武威诸郡合称“河西五郡”。尽管明代兰州所辖区域与先前明显不同，但依旧与河西走廊紧密相连，兼有“内地”与“边地”的双重属性，为“防关重地”，其“视甘、凉尤为要害，与虏止隔一河，而河北盐场堡、定火城二处俱贼所从出没”，经常受到蒙古部族的侵扰。如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和二十三年（1487）冬天，“虏连入兰州境，杀虏居民二百余人，掠孳蓄以万计”。特别是在冬季，蒙古部族可利用河面结冰而南渡黄河抢掠，故必须加强兰州自身的防卫，并在军事上与庄浪卫、凉州卫相互呼应。成化二十三年，京营指挥使颜玉疏言：“兰州距陕西一千四百余里，其镇守将臣每冬于兰州防守，倏往忽来，人无固志，宜令其恒驻兰州，西应庄浪，东保河桥，北为固静声援。”宪宗批准了该建议，加强了兰州自身的防御以及对河西走廊的军事支持。弘治元年（1488），兵部尚书余子俊建议：“肃州、甘、凉、庄浪、兰州相离为近，如有警，请令相互策应，不得于宁夏、延绥等卫调遣。如贼势重大，必用兵者，乃如旧例。”孝宗亦从之。 第二，在明代，兰州是内地与河西走廊的唯一通道，“逼临黄河，路当要冲”，“密迩河西”，为“甘肃喉襟”，是明代“丝绸之路中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明臣马文升疏言：“陕西路通甘、凉，止有兰州浮桥一道。若贼以数千人拒守河桥，粮运不能通，援兵不能进，不数年而甘凉之地难保无虞。万一甘凉失守，则关中亦难保其不危。”由于“甘肃孤悬河外，山多土少，且通于虏患，不敢耕垦，岁入不足，必须仰给河东”，故兰州是支援河西走廊的大后方。永乐十年（1412），秦州百姓张源认为：“巩昌、临洮等府夏秋二税，岁令民运甘州，其地相去二千余里，皆陆行负荷，及载以牛驴，中途民罢畜死，所输者少，而所耗者多。乞将夏秋二税储于本处仓，遇农隙，令旁近州县民运输兰州仓，自兰县抵甘州，每五十里设一站，或役刑徒，或令军转输，庶少苏民力。”成祖从之。正统元年（1436），行在户部官员再次要求：“请自今各府税粮运至兰县，然后起发军夫，自兰县运至凉州，自凉州运至各卫，则民免凋毙而军食足矣。”英宗亦从之。为了更好地支持河西走廊，明朝便在兰州设置管粮郎中，“籴买收贮，以备河西不测之变”。兰州事关河西走廊和内地的安危。一旦兰州受到极大的军事威胁，河西将处于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成化三年（1467），甘肃巡抚徐廷章奏言：“万一有警，兰县河桥被阻，粮运不通，极为可忧。”与河西走廊密切的关系使兰州的战略地位日益上升，其区位优势日渐凸显。 第三，兰州安宁堡以西至肃州，是明代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明朝在此设立卫所制度，实行军事化的管理体制，由陕西行都司统辖。在其东部，明朝大力扶持藏传佛教，稳定庄浪卫与河湟地区藏族部众，积极利用这一地区忠于明朝的“土达”，让其拥兵管束，确保该区域的安宁。尹伟先认为：“明代河西南山一带确有不少藏族农牧民在生息繁衍，这从当时褚铁等人的奏疏中可以得到印证。明朝为防止‘南番’、‘北虏’交恶，对这些藏族部落控制得非常严格。洪武年间，曾在黄河以西自庄浪到肃州南山一线，即所谓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之地北边树立界碑，划分疆场，严厉禁止藏民越疆采樵、牧耕。”设立陕西行都司是明朝管理河西走廊的创举，有力地保证了该地区的稳定与安全。 第四，在肃州以西至哈密，设立赤斤蒙古卫、沙州卫、哈密卫等军事机构，以羁縻的方式拱卫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其中，永乐年间哈密卫的设置对“明西部边疆的安定，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杨一清在嘉靖初年所言：“嘉峪关以外，赤斤、罕东、哈密三卫夷人，俱以永乐年间率众来降，我太宗文皇帝授官降印，蓄为藩篱，迄今百五十年，坚守臣节。此固圣主深谋远虑，措置得宜，断匈奴右臂之微意也。”该段亦可视为明代河西走廊的次区域，大体属于汉代敦煌郡所辖之地，是明代河西走廊最难治理的一个区域。由于该地区“在元代因成为诸王封地而出现蒙古化、部落化、游牧化的趋势，所以明代的行政建置止于肃州，在嘉峪关外设羁縻诸卫，因俗而治，即以归顺的故元蒙古诸王游牧部落为单位设立卫所，进行管辖，与元代情形一脉相承”。关西七卫“民族成分极为复杂，藏、撒里畏吾儿、回、蒙古、汉诸族杂居，各族之间尽管相互通婚融合，但在明朝中期以前，它们的区别还是显著的”。其中哈密卫的治理难度最大，其在“肃州卫西北一千五百十里，至京师七千四百里。南抵沙州，西距火州，北连瓦剌，古伊吾庐地，其西八百里为土鲁番”。自元末以后，“欧亚大陆西北部的蒙古系各股势力则形成了极为松散的权力集团。这样的模式一直延续了近二百年”，明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将其彻底征服。用羁縻卫的形式来管控嘉峪关至哈密这一复杂区域，并作为民族交融的实验区域，是明朝从实际出发而控制河西走廊的又一创举。《明经世文编》的编纂者难以理解明初的这一做法，提出了“荒服之地虽难守，胡得遽弃之”的疑问，说明对该区域管理的难度认识不清。 第五，在哈密以西，通过朝贡贸易方式，与东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帝国等保持贡赐关系，尽可能化解西域矛盾，减少冲突，以减轻哈密卫的压力，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全。自元末以后，察合台汗国分裂的政治原因“主要是成吉思汗后裔汗权的没落”，其“内部的专权争位以及不断进行的蒙古宗王间的战争，都使掌权的成吉思汗后裔没落下去。以至于最后权力完全落到了非成吉思汗一族的突厥化蒙古部落首领的手中”。这些突厥部落的首领“在中亚各地都占据一定的地区作为自己的采邑。他们的势力一天一天强大起来，甚至凌驾于察合台后王之上。他们互争雄长，混战不息，使得中亚各地扰乱不宁”。在察合台汗国的衰落瓦解之中，明代哈密以西就处于长期的分裂与混乱之中，像元朝一样，明朝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有效化解其固有的矛盾与冲突，加之北部瓦剌的挤压，使哈密卫在明代中后期难以扮演明朝所期望的角色。 从上述可以看出，明朝根据元朝所造成的既有事实，因地制宜，对以河西走廊为核心的西北边疆实行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管理办法。换言之，在应对河西走廊周边复杂关系时，通过不断的探索，明朝逐渐构筑了较为严密的防御体系。在这一防御体系中，哈密卫是第一道防线，嘉峪关在内的肃州卫是第二道防线，甘州卫是第三道防线，凉州卫至庄浪卫为第四道防线，固原镇所在的兰州卫是第五道防线。不言而喻，第一道防线压力最大，哈密卫的多次废立直至最后的残破，就说明了这一点。但第二道防线是明朝的生命线，需要严防死守，不能像哈密卫那样任由西域部族和瓦剌侵扰和践踏。在两百多年间，处于要冲之地的嘉峪关经受住了考验，总体上确保了关内的和平与安宁。正如明臣王鸿儒所言：“明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之五年，命宋国公冯胜拓地西陲，而甘肃始入职方氏。自是而后，率以宿将镇守其地，后复益以文臣保厘，其所以南辑羌戎，北御胡虏，西控西域城郭诸国者，无复遗算。自是关中无事，而海内晏然矣。”王琼亦言：“守臣相继抚驭，诸夷一尊旧规，不敢生事启衅，所以百五十年来西陲宴然无事，而海内宴然矣。”明朝能够持久地固守河西走廊，就在于根据实情创新防御体系，以极大的勇气抵抗元朝残余势力的侵扰。 三 明代通过河西走廊管控西北边疆的意义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往往以“闭关锁国”来评价明朝的对外交往，这是偏颇的。事实上，明朝并没有闭关锁国，特别是从自身安全来讲，明朝也不可能闭关锁国。就陆路而言，面对强大的元朝残余势力，明朝必须走开放之路，必须通过与西域的经济互补关系来强化联系，以此来化解西北边疆十分复杂的部族矛盾和尽可能地消除军事威胁。 元朝西域格局的混乱在明朝依旧延续，故明代河西走廊既经受着西域部族的不断干扰，又承受着元朝残余势力的持续侵扰，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是空前的。对于这一情势，不能简单地以明朝的软弱来看待，而必须认识到解决唐末以后西北边疆地区国家统一的难度和复杂性，需要持久的耐心和有效的防御。固守河西走廊是明朝的底线，也是明朝维护其核心利益的必然选择。即在吐鲁番残破哈密卫过程之中，作为明朝“经营西域的桥头堡”——肃州卫多次经受住了其侵扰，度过了明代最为艰难的时期，说明明朝精心构筑的河西防御体系在总体上是非常有效的。 正是由于河西走廊被明朝所牢牢掌控，故其对明朝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始终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明朝以极大的自信和持之以恒的定力，坚定执行对西域的开放与交往国策，克服困难，排除杂音，确保通过河西走廊保持西域与明朝的持续交往，书写了“大一统”王朝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力度与时间长度的空前纪录。明朝在衰亡之中没有发生汉、唐时期反复出现的河西失控的情景，反映着明朝管控河西走廊的方式和治理西域的政策选择是符合实际的，说明明朝通过控制河西走廊来管控西北边疆是成功的。这是以前各朝都无法做到的。 由于明代河西走廊远离京师，故称为“极边”和“绝域”，或视为“孤悬”。要认识明代管控河西走廊的特点，都城变迁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在汉、唐时期，河西走廊与“长安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与河西走廊较近，朝廷易于控制；在明代，河西走廊则与“南京模式”和“北京模式”联系在一起，都城远离河西走廊，控制难度更大。正如李鸿宾所言：“河西走廊地位的全局性抑或地区性的呈现，与其说在它自身，不如说建基于全国性王朝的整体架构之中。当以关中为核心的全国架构成立之时，意味着走廊战略地位确定之始；当以东部河北为重心的全国架构另行确立，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就变化了。决定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就是它所担负的沟通王朝核心本部同外界联系最为密切也是最为关键的那个世界的角色。前期的外界重心在西域乃至西域以外的西方，后期外界的重心并不局限于西域，更包括了王朝的周围四方。”明初，朱元璋不断思索迁都北方的可能性，以顺应唐以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新要求。当时，在南方长期活动的朱元璋倾向于相对安全的西安，而对地处元朝残余势力易于攻击的北平多有顾虑。而在北平崛起的燕王朱棣正好弥补朱元璋认识上的不足，称帝后毅然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不怕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以“天子戍边”的决心立志继承元朝的政治遗产，整合“华夷”秩序，构建全新的多民族国家。而长城的修筑表明明朝统治者对元朝残余势力侵扰的长期性和自我保护的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通过长城与驿站将北京与河西走廊紧密联系在一起，客观上顺应了民族交融的新要求。顾祖禹论道：“都燕者固以肃为右掖矣，乃其地孤悬绝域，四顾丛梗，经略未可易也。”“中外巨防”嘉峪关的崛起就是明朝成功控制河西走廊的一个缩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对明代河西走廊的治理以及通过河西走廊与西域的通贡贸易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认识不够，并对这一成效为清朝统一西北特别是统一新疆所奠定的坚实基础认识不足。更甚者，一些学者割裂明朝与清朝的关系，一方面一味地凸显清朝的功绩，而无视明朝将近三百年对河西走廊的有效控制和对西域的苦心经营；另一方面大谈特谈所谓的“内亚”因素，无视自明代以来西域格局的自身演变和明朝与西域关系的持续推进。应该清楚，明代对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清朝所继承，清朝是在继承明朝西北边疆治理的基础上逐渐统一西北的。只有当新疆的局势稳定下来后，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才能发生改变，才能与内地实现一体化管理。可以说，没有明朝对河西走廊长时间的绝对控制和有效治理，没有明朝通过河西走廊对西域的和平交往与交流，没有近三百年明朝有效维护绿洲丝绸之路的畅通，清朝要真正统一西北，拓展疆域，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是在构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