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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万里茶道”是17世纪至20世纪初横跨亚欧大陆长达13000多公里的国际商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重要国际大通道。“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经历了从“茶叶之路”“万里茶路”到“万里茶道”的认识过程。“万里茶道”具有空间广阔环境复杂、起点多源中心突出、多层级放射网状分布、运输方式多样、各段分工明确等特征，是多维一体、融入全球化并仍有活态存在的复合型文化线路遗产。“万里茶道”在开拓、发展、繁荣的历史过程中，孕育和呈现出特有的生态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交流价值，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在见证历史的同时，对今天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万里茶道”；国际商道；文化线路；文化遗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ZDA179） 作者简介：黄柏权（1962-），男，湖北咸丰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平英志（1991-），男，河南汝州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万里茶道”是17世纪至20世纪前期横跨亚欧大陆长达13000多公里的国际商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的又一条重要国际大通道，是中国南方茶源地与中国北方地区、俄罗斯以及欧洲，以茶叶为媒介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与联系的通道。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称“万里茶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①。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08年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是当前国际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基础性文件。宪章认为，无论是陆地上、海上或其他形式的交流线路，只要是有明确界限，有自己独特的动态和历史功能，服务的目标特殊、确定，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线路可称为文化线路：（1）来自并反映人类的互动，和跨越较长历史时期的民族、国家、地区或大陆间的多维、持续、互惠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交流；（2）在时空上促进涉及的所有文化间的交流互惠，并反映在其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中；（3）将相关联的历史关系与文化遗产有机融入一个动态系统中②。文化线路包括交通线路本身、与功能相关的有形要素、见证交流和对话的无形要素、文化线路的环境背景与线路城镇③。“万里茶道”属于文化线路遗产，遗产构成包括：运输茶叶的水陆交通线，线路上的各类主体创造和传承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茶叶生产、运输、交易、消费而依托的沿线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道路形成变迁过程中诞生的城镇。在既往研究中，学者多聚焦于部分线路段探讨“万里茶道”的遗产构成与保护、社会价值以及节点市镇等问题，相关成果较为丰富，研究视角也较为多样④。但未见有专文从宏观上对“万里茶道”的形成、特征及价值进行概论性、总体性论述。笔者以为，“万里茶道”虽然由历史上的各茶叶线路组成，但它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被公众所认可的文化概念，成为被世界所认同的文化遗产，一定具有独特性、真实性、整体性的意义。《文化线路宪章》所提供的“文化线路遗产”的视角无疑为我们对“万里茶道”进行整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将据此对“万里茶道”的形成、显著特征及时代价值进行探讨，以期推动学界关于“万里茶道”的历史与文化研究。 一、从历史遗迹“茶叶之路”到文化线路“万里茶道”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树栽培历史悠久，“距今至少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⑤。“万里茶道”从历史渊源上看，可追溯至中国古代的茶马互市。唐代，饮茶之风从南方传至北方，南方茶叶开始贩运到北方，“茶兴于唐且盛于唐”⑥，但唐代“茶马互市”规模较小且时断时续。宋以后，“茶马互市”成为经常性的贸易活动，“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⑦，从此，南方茶叶大量运销西北、边疆乃至域外。茶叶在国内各地流通的同时，也不断向海外传播，最先传入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次为东南亚、南亚国家，最后传至欧洲等国，“世界上各个产茶国家不是直接就是间接从中国引进茶苗茶种”⑧。1616年，俄使泰奥门尼茨（Tyumenets）将华茶作为给沙皇的礼物从中亚阿丹汗国（Altan Khan）带回俄国，被认为是华茶入俄之始⑨。此时输入俄国的华茶数量少，属间接输入，且这种传入方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1656年，费·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正式拉开华茶直接输俄的序幕。随后，俄国使团和官私商队纷纷到北京进行贸易，开辟出3条中俄贸易路线，即西线：北京—蒙古—哈密—吐鲁番—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斯克；中线：北京—张家口—库伦—外蒙古—色楞格斯克；东线：北京—赤峰口—内蒙古东南地区—齐齐哈尔—海拉尔—尼布楚⑩。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其中规定：两国人民带有往来文票的，允许其边境贸易。边境贸易得到官方认可后，通过东线的中俄贸易迅速扩大，茶叶贸易额也不断增加，贸易中心在北京，称“京师互市”。在18世纪前20年，中线贸易有所发展，以库伦为中心，称“库伦互市”。茶叶通过上述路线进入俄国，俄国人也因此增加了对茶叶的认知，后因边境形势恶化，互市一度中断。 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规定“除两国通商外，两国边境地区之零星贸易，应于尼布楚、色楞格两处，选择妥地，建盖房屋，以准自愿前往贸易者贸易”11。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恢复了中断的互市贸易并开辟恰克图市场。此后，中俄边境保持长期的稳定局势，为两国贸易发展提供了条件。恰克图贸易的繁盛，吸引了众多商人前往互市。至18世纪末，俄方已组成六大商帮12。俄商队到北京需沿以下路线：恰克图—买卖城—库伦—伊罗河—张家口—北京13。由于清政府不允许外商到中国内地采购茶叶，晋商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和经商传统，垄断中俄茶叶贸易，开创了“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贸易格局。史载：“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14。这一时期，输俄华茶主要来自福建武夷山，运输路线有2条，一是武夷山—淳安县—富春江—杭州—吴淞口—上海—天津—通州—张家口—库伦—恰克图；二是崇安县—分水关—铅山县—信江—鄱阳湖—九江—长江—武昌—汉水—樊城—河南—泽州—潞安—平遥—祁县—太古—忻县—大同—天镇—张家口—库伦—恰克图15。除武夷山茶区外，输俄华茶还来自湖北羊楼洞茶区，同治《崇阳县志》记载：“今四山俱种，山民籍以为业。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16，晋商采办茶叶后，运至汉口与武夷茶汇合，一起运往恰克图。茶叶运至恰克图后，转卖给俄商，由俄商运往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在俄境内的运输路线有2条：一是：恰克图—色楞格河口—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鄂毕河、叶尼塞河—托博尔斯克—秋明—图林斯克堡—上图里耶—索利卡姆克—凯村—索利维切戈茨克—大乌斯秋格—雅罗斯拉夫尔—圣彼得堡17；二是：恰克图—色楞格河—伊尔库茨克—安加拉河—叶尼塞斯克—凯姆河—科尔帕舍沃—鄂毕河—汉特·曼西斯克—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斯克—图拉河—彼尔姆—卡马河—喀山—下诺夫哥罗德—亚罗斯拉夫尔—莫斯科—圣彼得堡18。以上贸易格局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 太平天国控制江浙赣地区后，晋商前往武夷山茶区的茶路受阻，武夷茶供给困难，以至茶价大幅上涨，晋商遂将目光转向已有茶叶贸易但尚不是重点区域的两湖茶区，采购两湖茶运至恰克图冒充武夷茶出售，销路甚佳。于是茶商纷纷公开出售两湖茶，而出售武夷茶之茶商损失惨重，俄罗斯市场之武夷茶渐为两湖茶代替。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规定：俄国不仅在中俄边境指定之地点可以贸易，各通商口岸亦可通商。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俄商获得到北京、张家口、库伦等地贸易的权利。1861年，汉口开埠。同年，俄政府允许由海路输茶入欧俄。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其后又不断修订。上述系列事件使以恰克图为贸易中心的中俄贸易体系发生变化。中俄茶叶贸易体系随之发生如下变化：一是俄商依据条约特权深入中国内地采办茶叶；二是汉口取代恰克图，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中心；三是重塑了中俄茶叶贸易网络；四是茶叶贸易的主导权发生转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将中俄茶叶贸易限制在边境互市口岸，恰克图贸易繁盛。但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俄商获得在中国内地参与中俄茶叶贸易的权利，俄商凭借其特权深入中国南方产茶区设厂制茶，收购、贩运茶叶，晋商主导中俄茶叶贸易的地位逐渐被俄商取代。汉口依靠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长江沟通宁红茶区、羊楼洞茶区、安化茶区、宜红茶区，汇集上述茶区所产之茶，由陆路、水路或海路输往俄国各地，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中转站，被誉为“东方茶港”。 以汉口为中心的中俄茶叶贸易网络主要有以下4条路线：一是江河陆联运线，即汉口—樊城—赊旗—汝州—洛阳—孟津渡口—祁县—太原—张家口—恰克图线。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此路线逐渐失去作用，于1911年起停止运茶。二是江河海陆联运线，即汉口—上海—天津—张家口—恰克图线。此条路线始于1861年汉口开埠，终于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三是江海联运线，即汉口—上海—伦敦—波罗的海—莫斯科；汉口—上海—苏伊士运河—敖德萨、巴统。前者始于1861年俄国西界开茶禁；后者始于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华茶直接运销欧俄的海路正式开通。四是江海铁路联运线，即汉口—上海—大连、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中东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运销俄国各地。除上述路线外，还有少量汉口茶通过其他路线输往俄国各地，如汉口—上海—天津—张家口—归化—迪化—伊犁—俄国；汉口—汉中—西安—兰州—嘉峪关—新疆—俄国等路线19。 这条开启于17世纪，终结于20世纪上半期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商贸之路，对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和人文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中俄茶叶贸易的式微和新贸易路线的开辟而逐渐被世人遗忘，成为历史遗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条曾对中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文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的国际商道再次进入学人的研究视野。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较早关注这条商道的学者是庄国土，他在考察中国茶叶如何传入西方，并逐渐取代丝绸成为中西贸易最重要的商品后指出，18世纪前期丝绸之路已发展为茶叶之路20。“茶叶之路”的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引起了关注。作家邓九刚2000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从文学的角度使用了“茶叶之路”的概念，讲述中俄茶叶贸易的历史，介绍了活跃在茶路上的商人，因茶兴起的市镇，以及茶叶对沿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其后，学者在研究中不断使用“茶叶之路”这一概念21。2007年，美国学者艾美霞的《茶叶之路》一书被译介到国内，可见“茶叶之路”的概念在国外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影响不断扩大。直到目前，仍然有学者在使用“茶叶之路”的概念。 在使用“茶叶之路”概念的同时，有人提出了更能体现这条国际商道特点的概念——“万里茶路”。从检索情况看，最早提出“万里茶路”的是邹全荣，2006年他连续在2篇文章中使用了“万里茶路”的说法22。之后，地方学人、媒体、学术界、政府职能部门也逐步接受了这一概念23。2012年6月30日，“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湖北赤壁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以及湖北、湖南、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省市文物局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5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赤壁倡议》。2013年９月11日，由河南省文物局、南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在河南省社旗县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以及万里茶路沿线河南、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北、内蒙古呼和浩特等省市文物系统以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通过了《“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赊店共识》。直到2020年，仍然有人在使用“万里茶路”的概念24。其间，还出现“中俄茶叶之路”25、“草原茶叶之路”26、“中俄草原茶路”27等概念。 2013年3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把中俄间这一商贸路网表述为“万里茶道”后，“万里茶道”这一文化概念逐步代替了“茶叶之路”“万里茶路”等众多概念。2013年９月９日，“第二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再度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召开，沿线31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市长圆桌会议，并签署了《“万里茶道”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期间，中蒙俄三国达成了“‘万里茶道’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共识，签署了《“万里茶道”共同申遗倡仪书》，“万里茶道”联合申遗提上议事日程。2013年12月29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和湖北省农业厅共同举办“重走‘万里茶道’启动仪式暨‘东方茶港’‘中俄万里茶道’起点立碑揭幕仪式”，确立了武汉市在“万里茶道”上的历史与现实地位。此后，“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逐渐被学界、政府部门、媒体接受28。2014年3月25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导发起的“万里茶道协作体”在北京成立，成为推动“万里茶道”申遗的重要民间组织。2014年５月15日，“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座谈会”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召开，来自国家文物局以及福建、湖北、湖南、河北、山西文物局和内蒙古博物院、江西省考古所以及武汉市政府的代表与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2015年至2019年，湖北省文物局牵头建立包括福建、江西、湖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8省区协调机制，并建立起与蒙古国和俄罗斯联合申遗沟通机制，深入开展对“万里茶道”的遗产调查和申遗文本的撰写。 经过学者、文物部门的调查研究证实，“万里茶道”完全具备文化线路遗产所必须的交通线路、具体的特定的用途、特定的历史现象三要素29。“万里茶道”是一条以运输交易茶叶为主、拥有明确线路走向的水陆混合交通线路，最初是为满足中国西北各民族、俄罗斯乃至欧洲对中国南方茶叶的需要而开拓形成的国际商道，这条商道贯通南北多种气候带和地形地貌，沿途融入当地自然环境与人文生境，通过茶道实现了南北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和民生需求，促进了沿线市镇的兴起与繁荣，实现了中国南方与北方、俄罗斯乃至欧洲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等多维度的交流与文明互鉴。其沿线留下的古茶园、村落、市镇、码头、桥梁、纪念性建筑、古道和相关工具、器具、文献，以及与茶叶种植、加工、运输相关联的茶歌、传说、戏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客观存在。以上诸要素的集合体现出“万里茶道”文化线路遗产的综合性、叠加性、复杂性，一片神奇的树叶将茶源地、茶叶集散地、节点市镇以及与茶叶加工、运输、贸易相关的机构，开辟茶道和经营茶叶的茶农、商人、运输者、管理者、服务人员有机地聚集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网络。“万里茶道”具有明确的线路界限、存续时间、服务对象、社会功能，反映了沿线各族民众在2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跨区域的持续的货物贸易和思想文化交流。“万里茶道”的存续期，正是中国从传统社会末期到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大变局时期，是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体系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从彼此封闭走向全球化的起始期，“万里茶道”的兴衰与国内外局势剧烈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其价值的特殊，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随着“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推进，“万里茶道”不仅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进入世界视野，成为人类公认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桥梁，也将为复兴中华茶文化与茶产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载体和关键纽带。 二、“万里茶道”的特征：茶叶为纽带的全球化“产运销”路网 自1993年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列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公布了13处世界文化线路遗产。与其他文化线路遗产相比，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万里茶道”属于复合型文化线路遗产，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空间广阔环境复杂。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造就了诸多文化线路遗产。目前，已经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有：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国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名单》的有：丝绸之路中国段（丝绸之路二期及海上丝绸之路）、蜀道、北京中轴线（含北海）、“万里茶道”等。其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万里茶道”，而被确定为洲际文化线路的只有“万里茶道”。从地域范围看，“万里茶道”由武夷山、雪峰山、武陵山、幕阜山等山地茶区出发，沿途经过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8省区，然后进入今天的蒙古、俄罗斯和欧洲，从南到北，又从东到西延绵13000多公里，涉及人口众多，地域覆盖面广。从地理环境看，“万里茶道”跨越亚热带、北温带、北寒带等多个气候带，从南方湿润地区到半干旱、干旱地区，沿途既有鸟语花香的江南小镇，也有飞沙走石的沙漠戈壁，气候类型复杂多样。“万里茶道”联通南方山地、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黄土高原、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平原、东欧平原等多个地理单元，跨越多种地形地貌。从经济类型看，“万里茶道”连接了南方山地复合经济文化区、南方稻作经济文化区、北方旱作经济文化区、畜牧经济文化区和西方工业经济文化区等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在世界各地已有的文化线路遗产中，“万里茶道”覆盖地域之广阔，绵延的线路之漫长，穿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之复杂，连接的经济文化类型之丰富，可谓绝无仅有。 其二，起点多源中心突出。“万里茶道”形成的基础是茶叶种植和加工，与其他文化线路遗产相比，其显著特征在于线路起始于原料产地，终止于消费地。“万里茶道”存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茶叶种类多、销售量大，决定了原料产地的广泛性和道路起点的多源性。主要起点如下：一是武夷山茶区。中国最早制作红茶和出口红茶的地区，史料记载：“清初本县茶市在下梅、星村，道、咸间下梅废而赤石兴。红茶、青茶向由山西客(俗谓之西客)至县采办，运赴关外销售”30。其线路为：武夷山下梅、星村—分水关、桐木关—铅山县—信江—鄱阳湖—九江—长江—汉口，随后汇入“万里茶道”主线。武夷山茶区是“万里茶道”上开启时间最早、路程最远的茶源地。太平天国占领鄱阳湖一带后，通往武夷山茶区的线路被迫中断，运销西北和俄罗斯的红茶茶源地转向两湖地区。二是安化茶区。以安化为中心，包括周边桃源、益阳、新化、溆浦等地。安化黑茶历史悠久，唐代“渠江薄片”运销湖北江陵、襄阳一带，颇负盛名，被视为安化黑茶的源头。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安化黑茶被定为茶马贸易的官茶。清前期，晋商逐渐控制安化黑茶的边销，主要销往西北、北方，至东口（张家口）运往蒙古地区，进而出口外销。鸦片战争后，红茶出口大增，粤商因货源不足，于咸丰四年（1854年）到安化采购茶叶，设立“广庄”收买生叶，制造红茶，传授制茶技艺，引导茶农生产红茶31。安化是湖南最主要的茶区，也是“万里茶道”黑茶和红茶主要的茶源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安化茶叶生产达到极盛，年产黑茶近15万担，红茶70万箱”32。其外运路线主要有2条：安化—常德—沙市—襄樊；安化—资水—洞庭湖—岳阳—长江—汉口。三是武陵山东缘的宜红茶区。以湖北五峰、鹤峰、长阳、宜都和湖南石门为中心，涉及周边16个县33。明清时期，“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峒茶。上品者，每斤钱一贯，中品者楚省之所通用，亦曰湘潭茶。故茶客来往无虚日”34，“峒茶”和“湘潭茶”多用于进贡和对外销售。鸦片战争后，广东客商也深入武陵山区采制红茶，光绪续修《鹤峰州志》记载：“邑自丙子年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城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洋人，称为高品”35。鼎盛时期，宜红茶年产量达两三万箱。宜红茶区的外运线路主要有2条：鹤峰容美镇—五峰渔洋关—宜都陆城—长江—汉口；鹤峰五里—南北镇—湖南石门宜沙—渫水—石门县城—津市—洞庭湖—长江—汉口。四是幕阜山两侧的羊楼洞茶区和宁红茶区。主要包括湖北蒲圻、崇阳、咸宁、通山、通城、湖南临湘和江西修水、武宁等地，以产制青砖茶和红茶为主。幕阜山一带茶叶种植历史悠久，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鄂州之东山、蒲圻、唐年县（即今崇阳），大茶，黑色如韭，叶极软，治头疼。康熙《通志》又载：茶出通山者上，蒲圻、崇阳次之36。明朝中后期，在晋商的指导下羊楼洞已开始制造“帽盒茶”，并贩运到蒙古、新疆等地。清代，边茶销量增加，为适应长途贩运，晋商改进“帽盒茶”制作技术，压制砖茶。太天军攻占长江下游后，晋商大量进入两湖地区开办茶庄，以“川”字号茶庄最为有名。清末，湖北羊楼洞和湖南聂市镇、羊楼司成为砖茶的重要集散地，仅羊楼洞砖茶年均出口便超过40万担。综上所述，“万里茶道”的茶源地有武夷山、幕阜山、雪峰山和武陵山等山地茶区，多点起源，各茶源地茶叶由山间小道及长江水系的各支流，汇聚到“九省通衢”的汉口，并汇入“万里茶道”主线，汉口也因此成为“万里茶道”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和最重要的枢纽。茶叶运输到达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之后，中国茶商将茶叶卖给俄国茶商。恰克图是中国商人运输茶叶的终点，同时也是俄国商人运输茶叶的起点，因此，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又一中心，在中俄茶叶贸易过程中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 其三，线路多层级放射网状分布。文化线路遗产的线路分布主要有四种类型：单一线状、网状、放射状和环状。“万里茶道”线路总体呈放射状分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一是初级市场以集散地为中心向各茶源地辐射。各茶源地都有茶叶收购和加工的集散地，如武夷山茶区的下梅、星村，安化茶区的小淹、江南、黄沙坪，宜红茶区的渔洋关、宜沙，幕阜山砖茶区的羊楼洞、聂市、羊楼司等。以这些集散地为中心，各茶源地茶农沿山间小道、小溪、小河，依靠人挑马驮、独轮车、小木船等运输工具，将鲜叶或初制的毛茶向茶源地集散中心聚集。这是万里茶道线路的第一阶段，可称之为生产性运输。二是中级市场以汉口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从茶叶来源方向看，茶叶在各茶源地的集散中心进行精加工，然后通过官道、骡马道或长江、洞庭湖、鄱阳湖水系，依靠骡马、大木船、轮船等运输工具，分别从东南、南、西南、西几个方向通过水路汇聚汉口；从茶叶输出方向看，汇聚到汉口的精制茶叶又以汉口为起点，分别向西北方（陕西、新疆）、北方（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东北方（天津、海参崴）、东方（上海）等地运输，销往我国西北、北方牧区、俄罗斯及欧洲国家。这是“万里茶道”线路的第二阶段，可称为转运性运输。三是以主线节点市镇为中心向不同方向延伸出几条运输线路。如，“万里茶道”主线到襄阳后，一路向东北经赊店、洛阳，过黄河，向东北；另一路往西北经老河口、入河南西峡县，走丝绸之路古道，往西北、中亚和俄罗斯。又如，主线到河南赊店后，一路向北穿过黄河，进入山西继续向北；另一路向东北经过郑州、开封，进山东入运河，抵天津、北京、张家口。再如，主线到达山西代县后，一路向东北经大同前往张家口，一路向西北经雁门关—山阴县—右玉县—杀虎口，到达归化城。“万里茶道”沿线节点市镇众多，分布广泛，这种以某一节点市镇为起点的放射状路线不胜枚举。北方节点市镇运输方式以陆路运输为主，兼具少量的运河和海洋运输。根据各地的地理环境、道路情况和运输习惯采用不同的运输工具，分为人力运输、骡马驮运、牛马车运输、独轮车运输、驼队运输、汽车运输、火车运输。这是“万里茶道”线路的第三阶段，可称为贸易性运输。四是在销售地以批发中心或拍卖会为中心，茶叶进入千家万户。茶叶到达欧洲国家后，通过竞拍将茶叶批发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卖给各地的零售商和茶叶店主，普通民众只能到遍布各地的茶叶店铺购买茶叶。这是“万里茶道”线路的最后运输阶段，可称为消费性运输。“万里茶道”的线路由天然路线与人工开拓道路相结合，多层次多阶段水路转运的混合运输和水陆并进运输相结合，线路走向与分布深受交通工具和国内外社会局势变化的影响。在漫长的“万里茶道”上，各路段功能作用有别，分工明确，共同构成完整的产运销网络。“万里茶道”将四级运输融为一体，实现了茶叶从茶源地到消费地的空间转变，以四级市场贸易体系为基础，实现茶叶从鲜叶到商品再到饮品的转换。“万里茶道”线路总体方向是从南向北方和西北，但从茶源地开始，线路便呈放射状分布，多层级的放射状运输线路构成“万里茶道”复杂的路网体系。 其四，以茶为媒多维一体。“万里茶道”是以“茶”为媒，以“茶”为纽带，将茶路各类利益主体、市镇、路网所及的自然环境及其文化遗产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多维社会功能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其形成和发展，围绕着环环相扣的茶叶生产、运输、贸易和消费等产业链条展开。“万里茶道”各茶源地种植、加工的茶叶品种类型多样、味道各异，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红茶主要供应俄罗斯和欧洲地区，黑茶主要供应蒙古、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不同品质的茶叶都通过“万里茶道”贩运到万里之外的消费者手里。首先，“万里茶道”将茶农、本地商人、外地商人、洋商、管理者、消费者等各类利益主体，茶业、粮食种植业、服务业等行业之间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其成为茶叶利益共同体，互利互惠、共生共荣，共同实现茶叶的价值及时空转换。其次，“万里茶道”将茶源地和沿线节点城镇融为一体。茶叶生产、运输和交易使人流、物流、信息流向茶道汇集，给沿线市镇和民众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变化。在原本封闭的茶源地，茶叶成为与外界交流的主要资源和媒介，因茶叶生产和贸易吸引了茶农、茶商等人员的季节性人口迁移，他们将茶源地的茶叶、饮茶习俗带到外地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观念，使封闭的茶源地逐步融入外面的世界。在茶道沿线节点城镇，如河口、汉口、赊店、祁县、张家口、恰克图等地，茶叶转运和贸易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围绕“茶”产业，衍生出商业、金融业、运输业等各种服务业，与之配套的教育文化宗教设施逐步建立。各类行业的发展逐渐形成聚集效应，进一步促进节点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成为辐射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万里茶道”极大地吸附效应犹如一条丝线将茶源地和沿线市镇紧密地连接起来，沿线人口“以茶为生”，茶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民生产业。第三，“万里茶道”将沿线的利益主体和市镇连接起来的同时，也把沿途13000多公里的自然、人文环境串联起来，使分散在各地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凝聚在一个文化符号下的人类遗产。“万里茶道”像一条金线把沿线的山川、名胜、湖泊、河流串联在一起，这些山川名胜中有诸如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武夷山，也有九岭山、鄱阳湖南矶湿地、鄱阳湖、八大公山、壶瓶山、洞庭湖、九宫山、木林子、后河、崩尖子、丹江湿地、河南黄河湿地、伏牛山、太行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些自然遗产既是“万里茶道”遗产的构成要素，也是线路选择、走向和采用不同运输方式的依据。“万里茶道”是包罗各类遗产点的网络，还把分散在漫长线路上的文化遗产点诸如如生产类遗产：茶园、茶厂、制茶工具；交通类遗产：古茶道、桥梁、码头、车站、关隘、驿站；商贸类遗产：茶庄、茶号、古镇、古街、商人会馆；管理类遗产：官衙、海关；宗教信仰类遗产：庙宇和祭祀场所；服务类遗产：钱庄、会馆、客栈；还有大量茶歌、茶俗、制茶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融为一体。这些丰富多样的遗产共同构成“万里茶道”文化线路遗产体系，是“万里茶道”兴衰的见证。第四，“万里茶道”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复合载体。在“万里茶道”上活动的不仅有贩运茶叶的运输者、押送人员、商人，还有进行茶业管理的官员、保护茶叶运输的军队、服务茶叶运输和贸易的各类人员。在“万里茶道”著名节点城镇张家口大境门流行着“一出大境门，半是牲口半是人”的谚语，参加茶叶交易的有蒙古族、汉族、满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有俄罗斯、美国、德意志、英国、意大利人等国人。“万里茶道”上主要运输和交易的商品是茶叶，但中国南方的粮食、布匹、棉花，北方的皮毛、药材、刀具，俄国和欧洲的工业品同样在茶道上川流不息。活跃在“万里茶道”上的各行为主体将各自的文化、见闻、思想观念等信息以不同的方式在茶道上传播，在增强了解的同时，也丰富了各自的文化和旅途生活。人流、物流、信息流的综合作用促进了“万里茶道”沿线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万里茶道”巨大的吸纳和聚集效应，将散落在13000公里的自然、人文、各类利益主体、沿途市镇紧紧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线路体系，承载了文化线路所具有的功能，成为“万里茶道”真实性、完整性的见证物。 其五，融入全球化的文化线路。地理大发现以降，世界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由分散融入整体。“万里茶道”延续两个半世纪，跨越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到近代化的历史转折，在时间上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同步。17世纪初，欧洲的商业力量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英国相继建立东印度公司。1610年，荷兰最先将华茶传入欧洲。随后英国也加入与东方的贸易，并主导华茶贸易近200年。1618年，明神宗派遣使臣携带茶叶从西北陆路出使俄国37。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开始参与国际事务，在传统朝贡体系之外确立了新的处理对外关系的范例。《尼布楚条约》将业已存在的边境贸易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合法化，后又签订《恰克图条约》、《恰克图市约》等系列条约，规范中俄边境贸易，中俄茶叶贸易持续发展，至19世纪，“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固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成了任何商品无法比拟的硬头货”38。“万里茶道”茶叶贸易量的持续扩大也刺激了中国茶产量和出口量的增长，“在鸦片战争前的1817年至1833年17年里，中国的茶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值的比例，除个别年份外，一般都在50%以上，最高曾达71.7%，最低也达31.1%，平均为60.8%。鸦片战争后的很长时期里，茶叶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核心商品”39。中国通过茶叶贸易与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万里茶道”则推动和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茶叶的生产端，由于茶叶出口的剧增，茶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武夷山茶区拓展到以羊楼洞为核心的幕阜山茶区、以安化为中心的雪峰山茶区、以五峰、鹤峰、石门为中心的武陵山茶区，各个茶区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清末，我国茶叶约“栽培面积有600万—700万亩，创我国历史最高记录”40。茶叶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以上封闭的茶区不自觉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冲击着持续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也改变了茶区人民的生活及价值观念。因茶叶的生产、运输和贸易，“万里茶道”沿线催生出许多商业市镇，并逐步融入国际贸易的潮流。1863年，俄商直接进入汉口设立蒸汽动力的新式砖茶厂——顺丰砖茶厂，将现代工业技术引入中国制茶业，随后又开设新泰、阜昌、柏昌等砖茶厂，英国随后也在汉口开设机器制茶厂。机器制茶技术很快推广到汉口周边的羊楼洞、九江等地。中国开启了近代机器制茶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化的进程。因此，“万里茶道”拉动了中国茶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茶叶种植和生产成为世界茶叶市场的一部分，与茶业相关的各行各业均与世界市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在“万里茶道”的消费端，饮茶习俗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与茶叶贸易量的增加互为表里。商人将“中国树叶”送过千山万水，抵达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地区贵族和民众的餐桌，深刻影响着消费地民众的社会生活。茶叶进入欧洲经历了从医病良药到日常饮品的转变，至18世纪，饮茶才成为欧洲人的日常消费习惯。在俄国“每个商人都只用茶叶来炫耀，他们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种类的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喝”41，茶叶不仅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也是商人财富的象征。17、18世纪，在荷兰各地的咖啡馆、酒吧、饭店都可以饮茶，“茶叶如同酒类和咖啡那样已经慢慢渗透到荷兰人的社交、娱乐、文艺等日常活动当中，被人们在各种场合习惯性饮用”42。英国一直是华茶最大的消费国，1863—1865年，占华茶出口量的80%以上43。红茶进入英国后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丰富了英国人的休闲生活，广大妇女也得以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英国还是华茶转口量最大的国家，“19世纪中期，所有欧洲、美洲国家需要的茶叶，大都取给于英国”44，英国对美洲殖民地征收高额茶税导致“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茶叶还带动了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涌现出大量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作品。饮茶习俗扩展至世界各地并逐渐本土化，饮茶的方式方法更加多样，茶文化走向国际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中国的社会性质、贸易体系、管理方式等都发生深刻变化，茶叶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前，中外茶叶贸易南方以广州为中心，北方以恰克图为中心，茶业由晋商、粤商、徽商及沿线小茶商经营。五口通商之后，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商资本迅速集聚在通商口岸，设立银行、洋行、茶栈，深入中国内地采办茶叶、设厂制茶，并通过预付货款设立买办等方式，控制茶叶生产。在进行商业扩张的同时，俄商还开辟新的运茶线路，如从汉口到张家口的江海水运路线；经苏伊士运河至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运茶航线；经平汉铁路的运茶路线。新路线的开辟使中俄联系更加紧密，茶叶贸易更加繁盛，至19世纪末，俄国超过英国成为华茶最大的输入国。为摆脱中国对茶源地的垄断，英属东印度公司自18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引进试种中国茶籽，但终未成功。19世纪40—50年代，又两次派福钧深入中国茶源地，考察引进中国茶苗和茶籽，最终完成了物种在世界范围内的迁徙45。19世纪70年代以来，由英国主导的印度、锡兰茶叶生产逐渐崛起，近代茶叶生产从一国发展到多国，茶叶供应市场出现多元化，由此导致中国茶业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盛转衰。在外商深入中国内地办茶的同时，中国商人也进入欧美国家进行茶叶贸易。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从经济层面认识到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重要性，对商人的管理十分严格46。同治年间，南极祥、广益永、敬享泰三家铺户出境赴俄贸易，贸易规模有限，但清政府允许并支持晋商借道恰克图赴俄贸易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化。 “万里茶道”的兴盛不仅满足北方游牧民族及俄罗斯民族对茶叶的需求，也是沿线城镇和商业发展、经济互补性加强的结果，是亚欧大陆贸易网络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重新繁荣。“万里茶道”从兴起到繁荣再到衰落均受制于世界茶叶消费市场，始终系于当时的全球化进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全球化进程，中外茶叶贸易陷入低谷。1917年，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政府为了遏制茶叶贸易带来的巨大贸易逆差而对其施行了多重限制与打压”47，中俄茶叶贸易停滞。1929年，“万里茶道”上最大的商号大盛魁关闭，宣告“万里茶道”彻底没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运阻塞，中外茶叶贸易降至最低点。可见，“万里茶道”与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连，其存续时间正好与全球化进程相一致，其开拓、发展、繁荣、衰落也与全球化进程相互交集，因此，“万里茶道”一方面参与和见证了全球化的过程，另一方面茶叶全球化也推动了“万里茶道”的形成、发展，并导致其衰落。 其六，活态存在延续至今。与其他文化线路遗产相比，“万里茶道”并不是真正的“遗产”，部分功能仍然是活态存在。一是生产经营的活态延续。虽然“万里茶道”作为联通亚欧商业大动脉已经终结，但那个时代留下的古茶园还在种植、采摘茶叶。如武夷山下梅村古茶园；安化渠江大安村干田界茶园、大坪茶园、连坳坡茶园、安化高马二溪古茶园；鹤峰县坛子洞村古茶园、中营镇神仙茶园；五峰县采花乡楠木桥古茶园等等。“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古茶道众多，这些古茶道在今天的茶叶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仍发挥作用。如武夷山茶区经桐木关、分水关进入河口镇的古茶道，仍然保留一些片段在使用。安化茶区沿资水经洞庭湖进入长江的古老航线仍然正常使用；安化鹞子尖古道，自南向北经过缘奇桥—大坪歇伙铺—甘露茶亭—洞市老街—永锡桥—思贤桥—江南镇资江岸边五福宫码头，全程约30公里，连接茶叶产地、制作地和销售地，自宋代形成后一直是安化重要的茶叶运输之路，至今还在使用。“万里茶道”跨越溪流众多，修建并留存至今桥梁的众多，以安化为例，有永锡桥、思贤桥、爵公桥、缘奇桥、福星桥、万善桥、腰坝桥、红岩塘桥、乐善桥等桥梁，仍发挥着沟通两岸的作用。水陆联运是“万里茶道”的显著特点，因此，也修建了众多水陆转运码头，由于自然毁坏和工程建设，大多消失和损坏，但仍有许多码头发挥巨大作用，如汉口码头、九江码头、襄阳码头等。在茶叶生产、贸易过程中，因人口聚集形成的大量商业街区，如安化唐家观古镇是“万里茶道”安化境内进行茶叶贸易的码头及商贸埠地；宜都陆城历史街区是宜红茶贸易和转运发展的见证；还有洞市老街、黄沙坪老街、铅山河口镇古街道等，这些历史街区至今仍有居民居住和生活，保存完好。个别历史时期的知名老茶厂从未停止生产运营。如安化茶厂创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后又改建扩建，成为湖南省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集红茶和黑茶加工为一体的国营茶厂，沿用至今。裕通永茶行创建于清嘉庆年间，是安化著名的老茶行之一，目前仍是黑茶作坊。江南德和茶行建于清乾隆年间，为白沙溪茶厂前身，发展至今成为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 二是品牌和生产工艺绵延不辍。武夷红茶、宜红茶、安化千两茶、羊楼洞砖茶、宁红茶等历史名茶至今畅销不衰。武夷红茶产生于明中后期，福建武夷山桐木村的正山小种是红茶的始祖，武夷山茶区是“万里茶道”最早的茶区，畅销俄国及欧美国家。宜红茶创制于19世纪中期，生产优质红茶，以英国为主要销售市场。为便于长途运输，清同治年间，晋商“三和公”号聘请技工在安化百两茶的基础上制作千两茶，安化千两茶一直是“万里茶道”上的主要茶种，畅销西北、蒙古及俄国。羊楼洞茶区在唐宋时期以生产团饼茶为主，明代创制帽盒茶，清中期发展为砖茶。砖茶具有便于包装运输、不易变质等特点，成为畅销西北的边销茶。历史时期形成的茶号也延续至今，如晋丰厚、长盛川、长裕川等。历史时期形成的制茶工艺传承有序。“万里茶道”上以销售红茶和黑茶为主，红茶制作工艺流程主要为：采摘、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等；黑茶制作工艺流程主要为：采摘、杀青、初揉、渥堆、复揉、烘焙等。茶叶制作流程虽有部分改进，但主要流程传承至今。茶叶生产中使用的工具，如种植工具：锄头、镰刀；采摘工具：背篓、竹篮等；加工工具：筛子、风车、簸盘、拣盘、揉茶机、模子等，自形成之后便持续发挥作用，仅有部分工具由人力发展为机器。另外，各类茶品仍保持着原有的独特风味，如正山小种红茶仍坚持用松木烘焙，保持茶汤的桂圆香味。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茶叶融于日常生活之中，与民众生产生活有机结合，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茶文化，如武夷山采茶季的“喊山”习俗传承至今，鹤峰的四道茶礼俗仍在民间保留。茶文化还渗透在文学艺术领域，包括茶诗、茶歌、茶戏、传说故事、谚语等。茶诗如田九龄的《茶墅》、黄宗羲的《余姚瀑布茶》。茶歌如宜红茶区《四季采茶》、《茶号子》，安化的《十二个月采茶歌》、《鹞子尖茶引》、《湖南路程歌》等，茶歌通俗易懂、有感而发，至今传唱。传说故事包括名茶的来历、神仙与茶女的恋情、名人与茶等，仍在民间流传。茶谚语是茶叶生产和饮用经验的浓缩，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保存和流传，包括倡导和劝种茶树、茶叶生产、与茶有关的节令。这些在“万里茶道”上形成的与茶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是民间智慧的结晶，留存至今，是文化线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茶文化传承发展的瑰宝。“万里茶道”已成为历史，但它播下的种子则生生不息，作为历史的见证和鲜活的文化脉络存留至今。 三、“万里茶道”的价值：茶业为中心的人群生活与文化交流 “万里茶道”所承载的价值是人们关于在茶道兴衰过程中茶叶生产、运输、交易和饮用对茶道沿线地区国计民生、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等产生的深远影响所作出的认知和判断，是对“万里茶道”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其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综合利用茶源地资源的生态价值。无论是最早的红茶产区武夷山，还是安化黑茶产区雪峰山、羊楼洞茶区和宁红茶区的幕阜山以及宜红茶产区武陵山，境内皆山峦起伏，沟壑纵横，相对高差大，平地少且易水土流失。野生茶树多为伴生树种，上层为高大的乔木，下层为灌木和杂草。经人工开发后，形成茶林间作的茶园生态体系。这种生态体系有助于茶树生长和产量、品质的提高，减轻土壤冲刷、增加土壤肥力，降低茶树病虫害，抑制茶树开花结果、促进营养生长，弥补茶区木材和炭薪短缺48。清代，由于人口压力和茶叶商品化的发展，茶源地茶叶生产出现茶林间作和茶粮间作两种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粮食产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茶源地传统茶园多粗放经营，施农家肥或不施肥，茶园依靠自身生态系统保持肥力，虽然茶叶产量低却保持了茶叶的绿色有机。丘陵山地茶树“就产量而言，山体下部>中部>上部；就稳产而言，山体上部和下部次于中部；就自然品质而言，山体下部次于中部，中部次于中上部”49，“万里茶道”茶源地茶园多散布在山脚和半山，甚至分布在房前屋后，茶树稀疏也有助于茶叶增产50，达到品质与产量的最佳结合。山脚坡度小，种植粮食作物，中部种茶树，山顶森林密布，垂直的自然带分布构成完整的生态链，形成茶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能够维持茶源地遗传、物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世界生态史和农业史上，包括“万里茶道”茶源地在内的茶叶生态系统是人类综合利用土地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的杰出范例，承载着独特的生态价值。 第二，以茶为媒、从封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价值。“万里茶道”兴衰历程是唐至清初内地与北方民族地区茶马互市的延续和发展，并融入近代的全球化进程。它的历史既是“万里茶道”存续期内中国茶叶生产贸易的兴衰史，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史。“万里茶道”打破了中国传统茶叶贸易的藩篱，茶叶通过“万里茶道”走向世界并一度垄断世界茶叶供应，使中国茶业融入世界茶叶贸易体系，为中国茶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世界市场，带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茶叶的商品化率，催生了一批商业市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茶源地、沿线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随着世界茶叶市场的变化，中外茶叶贸易萎缩，“万里茶道”和沿线市镇逐渐衰落。“万里茶道”见证了沿线地区因世界茶叶生产贸易的变化而引发的经济兴衰和社会变迁。“万里茶道”从17世纪延续至20世纪初，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传统社会末期和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在空间上将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相衔接。通过“万里茶道”的连接作用，两种文明交融碰撞，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不断吸收西方工业文明成果，最终实现了两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跨越。“万里茶道”见证了中华民族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艰难历程。“万里茶道”打破了茶源地及沿线地区自身封闭的状态，制茶工人、外地茶商进入茶源地生产、采办茶叶，沿途市镇也不断汇聚过往茶商及周边民众，形成区域性中心。与茶叶相伴而生的茶文化也通过“万里茶道”在消费地生根，并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茶文化，丰富了世界茶文化内容。通过“万里茶道”，茶源地与中原、北方草原地区和欧洲国家建立起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见证了以茶为媒，构筑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文化线路的形成变化历程。在“万里茶道”上流通的各类商品，弥补了各地物资短缺，见证了中国南北各民族互通有无、生计互补、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也见证了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万里茶道”见证了沿线地区交通开拓与发展变迁的脉络，为方便茶叶运输和贸易，各地政府、士绅、商帮以及茶农共同承担茶路的开拓与维护，交通的改善促进了茶业的发展和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万里茶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高度吻合，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万里茶道跨区域、跨多种经济文化形态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发保护具有共同历史记忆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万里茶道”跨国保护和申遗，密切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构筑新的对外交流合作的平台，将“万里茶道”与“一带一路”紧密结合，赋予了“万里茶道”新的时代内涵。因此，“万里茶道”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和融入全球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第三，不断传承、创新发展的文化价值。“万里茶道”上的各族和各国人民在茶叶种植、加工、运输、贸易和消费过程中，创造和传承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首先，“万里茶道”推动了中国茶业的繁荣。“万里茶道”对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的推广与提升起着关键作用，18至19世纪，中国传统的茶叶种植和加工技术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茶农在长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中，逐渐形成了茶叶选种、种植、培育、采摘、加工、包装等流程的知识体系，其制作技艺具有很高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对茶叶加工设备的设计制造，道路和桥梁码头的修筑，运输工具的选择，皆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具有很高的科学文化价值。对茶叶物性的发掘，使茶叶分类复杂多样，饮茶方式千奇百态，各种茶叶的药用和保健价值被人们所熟知，茶叶从医药保健品成为人类广泛接受的饮品，广泛流传。其次，人们还创造了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故事传说，形成了与饮茶相关的礼仪，构成丰富多彩的茶文化。“万里茶道”沿线建立了诸多商业会馆、庙宇、宗祠，不仅是各路茶商集会、交流的场所，也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舞台。这些与茶相关的文化事象，通过“万里茶道”传至域外，成为世界茶文化的重要源头。再次，在“万里茶道”开拓、发展、繁荣过程中，人们还创造了各种物质文明，包括茶园、村落、道路、街区、相关建筑、桥梁、码头、碑刻、制茶工具、运输工具、茶业文献，等等。由于交通线路及运输方式的改变，“万里茶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文化线路遗产，但沿途的文化遗产浸入当地的人文景观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既是今天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旅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重要依据。 第四，资源交换、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地理环境是区域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万里茶道”空间广阔的特性导致了沿线地区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计方式。首先，南方茶源地多山地的自然环境，导致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资料的欠缺，必须与外界进行大量的物资交换。率先与茶源地进行物资交换的是与之相邻的平原地区，如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成为‘宜红茶区’用山货、特产交换粮食、布匹的主要来源地。其次是与茶源地距离较远的北方乃至域外地区进行物资交换。晚清时期，大量洋货涌入各通商口岸，茶商在贩卖茶叶之后，带回洋货沿途贩卖。对于茶农来说，茶叶是换取粮食和日常生活物资的特产，“不仅赖其充盈国库，更关乎邑内逾半数之民生”51，茶叶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其次，“万里茶道”沿线地区因茶叶贸易叶兴起了众多茶叶市镇，如江西河口镇，湖北襄阳，河南社旗镇、半扎，山西祁县、大同，河北张家口等，这些因茶兴起的市镇为附近民众提供了必要的贸易场所和生存空间。中原和南方各民族通过“万里茶道”，把茶叶销售到北方，换回马匹、牛羊肉、皮毛山货等，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也造就了晋商传奇。再次，对于北方游牧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来说，茶叶具有的特殊功效。在我国西北和俄罗斯流传着“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谚语，茶叶是北方以肉食为主、缺少蔬菜和水果人群的生命之饮。安化和羊楼洞压制的黑砖茶在游牧民族地区很受欢迎，销路通畅，与粮食同等重要，曾一度成为草原上可以充当货币使用的硬通货。可见，“万里茶道”是沟通沿线民族生计的纽带，不同经济文化区之间进行资源交换，实现生计互补是“万里茶道”形成的动力因素，而大规模的茶叶运输和贸易，实现了“万里茶道”互通有无的巨大经济价值。 第五，合作共享、文明互鉴的文化交流价值。中国南方茶源地的茶文化通过“万里茶道”远播中国北方直至欧洲，沿途不同的商帮将原籍的地域文化带入各茶源地和贸易节点城镇，俄国商人也将欧洲文化带入沿线城市及茶源地。各类人群在“万里茶道”上以茶为媒，形成了多向的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方面，“万里茶道”是国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万里茶道”茶源地都是多民族居住区，武夷山是汉族、畲族等民族的居住区，幕阜山是瑶族先民活动的地方，武陵山是土家族、苗族、汉族、白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居住地，雪峰山是汉族、瑶族、苗族、侗族等民族的聚居地。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茶叶通过“万里茶道”运送到北方，增进了各民族的了解和互信，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茶叶成为南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万里茶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另一方面，“万里茶道”也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的桥梁。茶作为一种保健饮料，深受西方王室与贵族的喜爱。18世纪，茶叶大量输入欧洲，饮茶逐渐成为西方人的生活习惯。通过“万里茶道”，中国古老的文化和生活习俗传入欧洲，中国风一度在欧洲掀起热潮。同时，欧洲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成果也经“万里茶道”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由此，“万里茶道”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重要廊道，茶叶扮演着跨越亚欧大陆的文化使者角色。 四、结语 “万里茶道”作为跨洲际、跨多种经济文化类型、跨多民族的复合型文化线路遗产，具有时间上的承续性、空间上的积累性、范围上的拓展性、状态上的动态叠加性。在历史时期不仅承载以茶叶为主要货物的运输，也是国内南北方各民族、中国与俄罗斯乃至西方国家思想、知识和价值沟通、交流的载体和桥梁，是东西方文明互鉴的纽带。“万里茶道”虽然已沉寂近百年，但伴随茶叶种植、加工、运输、贸易而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仍然存留于沿线各地，既见证着历史，也昭示着未来。活跃在茶道上的各行为主体在开拓和完善这条世纪大动脉时，继承了中华文化诚实守信、勤劳勇敢的优良传统，又淬炼出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是存续“万里茶道”的文化基因，也是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业的精神动力。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万里茶道”，又高度肯定“万里茶道”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强化了“万里茶道”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其价值的认识，激发了沿线各省区、各国以“万里茶道”为纽带促进文化旅游、商贸往来的热情，也激活了积蓄于“万里茶道”上的文化存量。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期间，又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复兴“万里茶道”有机结合。“万里茶道”是历史留给中、蒙、俄的重要文化线路遗产，是茶源地农民脱贫致富和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强大的文化支持，是建设“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人文资源。新的时代，再续前缘，重识“万里茶道”，将进一步唤醒中、蒙、俄三国人民共有的历史记忆和友情，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往来和文明互鉴。当下应以“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不断提升“万里茶道”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塑造“万里茶道”独具特色的文化品牌，使之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②丁援译：《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宪章》，《中国名城》2009年第5期。 ③王建波、阮仪三：《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文化线路宪章>解读》，《城市规划学刊》2009年第4期。 ④主要参见刘杰：《万里茶道(湖北段)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第3期；李博、韩诗洁、黄梓茜：《万里茶道湖南段文化线路遗产结构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黄柏权、黄天一：《“宜红古茶道”初论》，《农业考古》2018年第2期；康永平：《万里茶道内蒙古段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凌心澄：《文化线路视野下万里茶道两湖区域遗产整体性保护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惠玉：《清代中原地区万里茶道及结点市镇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张宁：《“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2日，第7版。 ⑤陈椽：《茶业通史》，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⑥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2页。 ⑦脱脱等撰：《宋史》卷183《食货志下五·茶》，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79页。 ⑧陈椽：《茶业通史》，第22页。 ⑨庄国土：《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⑩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2页。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8页。 12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3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14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761页。 15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第113—115页。 16吴觉农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401页。 17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8马丁·吉尔伯特著、王玉函译：《俄国历史地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19何强：《“万里茶道”的概念及其内涵》，《中国民族报》2020年9月15日，第6版。 20庄国土：《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1刘晓航：《寻找被历史遗忘的茶叶之路》，《农业考古》2001年第2期；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2邹全荣：《下梅村：一个与晋商携手走过万里茶路的村落》，《中国城乡桥》2006年第6期；邹全荣：《携手晋商，行万里茶路》，《小城镇建设》2006年第11期。 23王海津、潇桦：《本刊2007年隆重推出大型策划：重走晋商万里茶路》，《旅游纵横》2007年第1期；李国光：《李晨光：万里茶路探晋商》，《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孙海龙、孙云、苏峰、潘一斌：《明清晋商万里茶路扩展动力分析——基于经济地理的视角》，《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4赵旭红：《明清气候变化及其对晋商万里茶路变迁的影响研究》，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王淑娟、孙秀娟：《陕西段“万里茶路”文化价值及其保护策略研究》，《茶业通报》2020年第2期。 25刘锦萍：《榆次常家峪中俄茶叶之路的兴衰》，《晋阳学刊》2001年第6期。 26达·查干、尧·额尔登陶格陶主编：《草原茶叶之路》，岱钦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 27叶研：《再现中俄草原茶路：华商随着西伯利亚共同繁荣》，《茶博览》2008年第1期。 28黄芙蓉：《“万里茶道”申遗与区域发展传播路径研究——湖北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思考》，《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1期；刘再起、钟晓：《论万里茶道与“一带一路”战略》，《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2期。 29王建波、阮仪三：《作为遗产类型的文化线路——<文化线路宪章>解读》。 30刘超然修、郑丰稔纂：（民国）《崇安县新志》卷19《物产·茶》，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09页。 31河南省安化县农业局编：《安化县茶叶志》，长沙；湖南省农科院印刷厂，1990年，第6页。 32张宁：《“万里茶道”茶源地的形成与发展》。 33李亚隆主编：《宜都红茶厂史料选》（第2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第352页。 34高润身：《容美纪游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5页。 35黄柏权、曾育荣主编：《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汇编·宜红茶区卷初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页。 36吴觉农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第375页。 37陈椽：《茶业通史》，第483页。 38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46页。 39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40陈椽：《茶业通史》，第54页。 41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38页。 42刘勇：《中国茶叶与近代荷兰饮茶习俗》，《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43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之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 44陈椽：《茶业通史》，第483页。 45陈椽：《茶业通史》，第88-89页。 46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第88-91页。 47宋奕：《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万里茶道”申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48朱自振，唐荣南：《由茶业历史谈恢复茶园复合生态系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9周子康，陈小亚：《浙江丘陵山地的茶树生态气候与茶叶生产》，《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50姚国坤，葛铁钧：《茶树密植对茶叶产量、品质及茶园生态的影响》，《茶叶科学》1986年第1期。 51《长乐县志》编委会编：《长乐县志》，宜昌：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2014年，第35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