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上下），张宝三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所谓学者，就是一个通过读书来获取知识形成思想解决问题的人。书有未曾经我读，于是就尽量找到书的提要或书志类书来充实知识。就我这样一个没人指点读书迷津的人而言，就更只有拜提要、书志为老师。虽然我不能像余嘉锡先生那样撰著《辨证》，却也是从读《四库全书总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买到1965年精装道林纸本）开始，继而读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八十年代初买到万有文库本），继而读中华影印的皕宋楼、善本书室等藏书志，但那都是国内民国和清代书目提要。记得八十年代初，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出版，因为有许多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提要，自然欣喜，买了二本，一本置之案头，以为可以了解古籍外流甚至像皕宋楼一样在国内缺失的珍贵图籍。继而又借阅过屈万里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得知其提要初稿亦出王先生之手，王重民先生无愧是撰写海外书志先驱。 对外流古籍知识的渴念，导致我后来与三部美国所藏善本书志的结缘。第一是沈津先生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那时我正供职上海辞书出版社，所以奉命审阅了其中经史部文稿数十万字，一字一句地读，兴趣盎然，眼界大开。时隔数年，我的朋友陈先行研究员以他主编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相赠，使我多了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窗口。而张宝三教授这部《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下简称《芝大书志》）则是新开的又一个了解外流古籍的户牖。沈、陈两位都是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哈佛和柏克莱大学两本书志早已惠泽学子、饮誉学林，也早有人介绍，无容置喙。经部著作一直为有意纂辑清代经学丛书的我所关注，尤其此书系由我的朋友、当代经学学者张宝三教授所著，更令我想稍抒所见。 我得知宝三教授之名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五经正义研究》，这个题目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眼光省视，其分量重到足以震慑学子。果然，后来在台湾识荆，他就送了我一本近达千页的《五经正义研究》。博士阶段能下此功夫，可见其对五经熟悉之程度。当然他任职台大后所专注的，主要还是循其硕士期间开启的《毛诗》研究为多，也关心东亚经学尤其是日本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状况，先后出版《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论集》和《东亚诗经学论集》等书。他不仅对经学有精湛研究，对目录学、书志学也深有学养，主编过《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之《日本汉籍篇》和《中国古籍篇》。以一个经学学者而兼具书志学涵养的人来编纂芝大经部善本书志，自会有其独特的眼光和视角。 芝大东亚图书馆首任馆长为著名汉学家顾立雅，继任者是驰誉中外的钱存训教授，且先后接受过劳费尔、李宗侗等庋藏图书，故该馆所藏以经部古籍（含善本和普通本)为其特色，竟有一千七百多部，“且不乏孤椠，洵为全美第一”（沈津语）。这“第一”的双重含义，一是数量，二是质量。作者从中选取六分之一二百八十四部善本撰写书志，无疑是其中精华所在。 先列举一二：前两年出版李卫军编著的四巨册《左传集评》，收录六十余种《左传》评本，我购而阅之，总以为已集《左传》点评之大观。而芝大藏有《名公注释左传评林》一种，题明欧阳东凤批评，明李茂识编次，明万历刻本，作者据评林姓氏中避讳字，断为清代印本。此本唯日本尊经阁文库亦藏一部，《四库总目》和《古籍善本书目》皆未著录，其他公私图书馆亦罕见。该书所列参评者有三十一人，除真德秀、朱申、穆文熙等寥寥几人外，他若杨慎、邹守益、唐顺之、李攀龙、王世贞、王宗沐、王锡爵、陈与郊等，或因未有专书，而皆为《左传集评》所遗，可见《评林》一书之价值。又《春秋公羊经例比》六卷，以《春秋》经文相同或相近之文句分类排比，加以申述，有类于杜预之《释例》，因系稿本，自为他馆所未收。作者细察前后内容之重复，断为未完之著。虽然为未完之著，但因《左传》有《释例》，而《公》《谷》二传则缺如，有此一稿，足可启迪来者研究之路向。 书志所要展现者，并非仅仅据书撰志，还须对馆藏著录有所考证。即就《春秋公羊经例比》稿本而言，因有“文廷式章”白文方印一枚，馆藏旧目原著录为文廷式著。作者查阅文氏现存著作、日记、随笔均未提及此书，唯《纯常子枝语》有“余尝欲为群经撰句例一书，惜匆匆未暇也”，遂排纂文氏行年要事，谓“似少有可能撰作”此稿。复据“易印漱平”之印，推定先由文廷式藏弆，转为易培基所有，传之独女易漱平，遂随其夫君著名学者台大教授李宗侗藏书转让芝大。又如清抄本《大易讲义合参》与上图所藏《周易讲义合参》稿本（实为抄本）同出一源。因上图本有“惠栋之印”“定宇”钤印，被定为惠栋所著，但不久即被质疑。作者从比勘两种抄本内容入手，查得上图《八卦取象歌》等六图为芝大抄本所无，复就抄本用字、讳字、行款等考校，左证了上图本非惠栋著作之说。由是可见上图稿本识语称“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义辨证》既成，复著《周易讲义合参》。今《辨证》已刊版行世，《合参》祗有钞本，而流传亦希。此则先生之原稿”云云，乃递藏者出于自珍的想当然之说。 古籍流传，有草稿，有清稿，有初刻，有重刻，错综复杂。据书撰志，既要参考各公私藏馆著录，又要稽考序跋，联系内容，以定刻本年代。作者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以往曾执教台大多年，且尝撰写台大图书馆古籍藏书目录，熟稔该馆藏书，因在考述元郑玉《春秋经传阙疑》之版本时，引录芝大館藏所无的台大同书书末郑肇新跋文一篇，揭示了三百年来此书稿本在宗族中传抄之迹。更征引《四库总目》《经义考》及各馆收藏目录，基本理清了此书之源流与初刻、重刻之本。而若“《诗经喈凤详解》八卷《图说》一卷”一书，版式分上、中、下三栏，题为清陈抒孝撰，清汪基增订。作者以汪氏尝自著《古文喈凤》一书，遂溯其改陈氏《诗经绎传》为《诗经喈凤详解》之由，揭示明人在科举参考书中改头换名行径之一例，且指出该书“备考”由汪氏新增，“图说”亦经汪氏斟酌取舍。至于中栏“汪氏庭训云”语，则据书首吴启昆序汪氏“尊人沐沧先生口授札记庭训汪子兄弟”云云，定为汪父之说。是皆能实事求是而深中肯綮。 前人撰写书目提要，或一人见闻所限，或假借众手所成，像《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提要》皆属巨制，前者积篇过万，后者更达三万多篇，难免疏漏纰缪。自胡玉缙之后，纠错者接踵而来，更正者何止千百，《芝大书志》于此亦时有所见。武英殿本《四库总目》卷六《周易述》提要有云“其注疏尚缺下经十四卷及《序卦》《杂卦》两《传》，盖未完之书”，文溯阁书前提要同。而文渊阁和文津阁书前提要则作“缺下经第四卷”，《芝大书志》指出此书第八卷注“全卷阙”，此即下经第四卷，乃知殿本、文溯阁本皆误。另《芝大书志》又指出《续修四库提要》中伦明撰陈孚《学庸窃补》提要据序文定为乾隆十一年刊本，又著录为九卷，而实际原书是《大学窃补》五卷，《中庸窃补》九卷，总十四卷。且芝大藏本书前书名页有“乾隆庚午新镌”字样，乃疑伦明所见本无书名页，故有此误。 古籍流转递藏，自属事理之常，而欲追踪其流转之迹，则藏家印玺每为重要依据。作者在撰作书志时，于藏书钤印颇能用心。若毛晋汲古阁刻本《诗外传》钤有“风树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一枚，因易培基故居正位于长沙南门外白沙井枫树亭，尝刻“风树亭收两汉六朝碑志”印自用，遂将此书归之易氏所藏，而书又有“李宗侗藏书”印，乃知亦为由易而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入芝大馆藏。 尤其值得一提者，是作者在撰志过程中，尝发现某些善本古籍书页上钤有蓝、红色长条形纸厂印记，像明张岐然《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卷六、卷十七、卷三十五个别页面，元陈师凯《书蔡氏旁通》卷四第十一页右面，皆钤有蓝、红色纸厂印记，于是追本溯源，博证文献，撰成《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一文，初步理清纸厂有色印记的原委与年代，并援此以考定某些古籍印刷年代。《春秋衡库》一书，芝大缺书名页，北大图书馆藏同版书前题有李长庚天启五年序，因著录为“明天启五年吴县昆池刻本”。作者发现北大与芝大两本之卷一及卷五版心为单白鱼尾，与他卷单黑鱼尾不同，凡例亦增加两例，更重要的是，两本均有蓝色长条形图案的印记，由是推测两本皆明天启刻清修补印本。同理，因芝大与多家图书馆皆有收藏的题为崇祯刻本的《禹贡汇疏》，因北大图书馆藏本卷二第八页钤有纸厂印记，遂亦疑其为崇祯刻版之后印本。用纸厂印记来佐证印刷年代，为研究版本者启一新涂。 作者以经学学者身份从事书志撰写，书前《前言》中尝云：“本书志之撰作，除对经部各书作适当之著录，使读者得以对中国传统经学有基础之了解外，亦期望本书志可作为有志从事经学研究者之梯航。”悬此标准要求，“恒自惕励”，力求文献正确、论证有据，解读无误。而在一些人物生平和经典内容介绍方面，也尽量详细，使一般读者一编在手，少假他求甚至不假他求，而能明了经籍著者、抄者、刊者、序跋者先后抄刊、重刻过程。 迭经清末民初之战乱与通商，古籍外流不计其数，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古籍影印回流和撰作书志介绍也日益增多，企盼此类书志撰写到一定程度，能有人予以总结梳理，描述中国古籍外流途径和缘由，补上中国书籍史上重要的一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