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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区域史研究近年势头强劲，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新的学术平台也在陆续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前沿话题。当前区域史研究已取得哪些成果？围绕田野与文献有哪些相关工作和思考？进一步推进区域史研究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如何促进区域史研究走向深入？围绕上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网采访各地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分享动态，交流思想，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李德英，女，重庆市万州区人，1964年10月生。1986年在北京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1993年、2005年在四川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2001—2002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中外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多部。 李德英致力于中国近代区域社会经济史、乡村土地制度研究。她带领的学术团队在成都平原展开了深入精细的系统工作，在田野考察中深化土地制度和乡村社会经济研究。目前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相关田野调查和整理研究工作正逐步向前推进。2012年以来，李德英积极推动四川大学历史学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将口述历史和田野调查纳入历史学教学实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口述历史和民间文献资料。近日，李德英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分享了团队在成都平原的田野考察和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等工作，以及近期对区域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探索。  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右三）、哈佛大学宋怡明教授（右二）、四川大学王果副教授（右四）等在成都新津区展开田野调查读碑。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与边疆、民族研究相结合的区域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注意到，近年来您带领学术团队在成都平原的学术田野上持续推进工作，引起相关学界的关注。首先请您介绍下四川大学在区域史领域的相关学术工作。 李德英：区域史研究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近年来国内区域史研究也非常繁荣，各具特色。四川大学的区域史研究历史悠久，在国内侧重于西部地区、青藏高原，在国外侧重于南亚、东南亚等对中国具有独特而重大地缘政治意义的区域，前辈们在此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边疆、民族研究结合紧密；注重基层、注重社会调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华西边疆学派，对西部边疆、西南民族、康藏地区、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展开了很多社会调查，不仅收获了一大批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也为区域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前四川大学的区域史研究，主要围绕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大区域，跨地区、跨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流动；一个是小区域，地方性的，西南三省的人口、经济、社会变迁。前者的相关研究有很多，罗志田教授的思想文化史、杨天宏教授的政治文化史，他们的很多研究都在思考近代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关系。后者主要集中在明清以来的西南民族史和社会经济文化史方面，石硕教授的藏彝走廊和民族关系研究、何一民教授的边疆城市体系研究、徐跃教授的庙产兴学与清代四川地方社会研究、李德英教授的成都平原土地制度和乡村社会经济研究、成功伟教授的农业合作运动与合作金库研究、王果副教授的城乡关系研究、周琳副教授的重庆商业组织和底层民众研究、郭书愚副教授的晚清四川书院研究等，涉及面广，主题丰富，在视角和方法上重视与环境史、移民史和华南研究方法的结合。 总的看来，我们的区域史研究从比国家更大、比国家更小的两个视角入手，同时研究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使之更为丰富、多姿。 在成都平原开展基础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介绍下您在成都平原主持开展的工作。在您看来，与其他区域相比，你们在成都平原这一区域的学术工作有什么特点或独到之处。 李德英：我们在成都平原展开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是搜集整理档案资料，开展口述历史实践活动。众所周知，四川的档案资源非常丰富，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各县都有很珍贵的收藏。著名的巴县档案和南部县档案其实只是我们这个区域丰富档案资料的冰山一角。成都平原的档案资料也很丰富，有的县区级档案馆从清代到共和国时期的档案保存得非常完整。过去几年，我们与成都市高新区中和场、大邑县安仁镇、新津县档案馆、青白江成钢厂、新都区档案馆合作，除了搜集整理相关档案资料外，还以袍哥（公益协进社）、刘文彩家族、抗战时期的特种工程（新津机场）、南下干部（晋绥干部）、川军起义将领（刘文辉、潘文华）、经典田野再回访（高店子、中和场）、三线建设等为主题展开口述历史实践活动，并进行口述历史档案的整理与收藏。  李德英教授、张杨博士正在进行口述访谈。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四川大学整理的口述历史档案。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收藏的口述历史档案。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二是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搜集整理研究。我们的田野调查是与口述历史、民间文献、档案文献的搜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的工作方式如下：以口述历史调查的方式进入田野，让历史亲历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和感悟；与地方文史爱好者和口述访谈对象合作，搜集民间文献；以口述主题和口述对象为中心，与地方档案馆合作，复制与之配套的档案资料。目前，我们的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一共收藏档案资料和民间文献两万多卷，其中口述历史档案500多卷，由于资料尚在整理过程中，暂时不能对外开放，待我们整理完毕建立数据库，可以和学界同仁共享。 田野调查、口述历史、档案资料、民间文献，这些都是区域史研究非常重要的资料，我们在搜集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展开学术研究，有的成果已经发表，有的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总的来说，我们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但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都很不够，成果的展现也比较慢，还需要向区域史研究的前辈们学习。  李德英教授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图为项目召开学术研讨会合影。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除了上述资料搜集整理研究，请您举例介绍下团队近期发表的成果。 李德英：我和我的学生这些年围绕成都平原展开研究形成的成果，除了我自己的《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近代长江上游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等著作和论文以外，有一批年轻人的成果值得期待。 在这里我介绍两篇博士论文。一篇是张杨的博士论文：《国家财政、民间积怨与政治动员：川西地区的地主与佃农（1940—1952）》，这篇论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首次设立的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的资助，近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二篇是袁上的博士论文：《水·堰·人：成都平原的水利、环境与共同体（1644—1949）》，该论文对都江堰及成都平原的堰渠制度和水利、人文环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特别是关于堰长制度的研究，很有特色。  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李德英《近代长江上游农民生活状况研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从四方面深化区域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以成都平原为例谈谈应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区域史研究。 李德英：不同区域的区域史研究有不同的特色和进展情况，就像赵世瑜教授所讲，区域史研究的区域分布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开展充分，讨论热烈，有的地方刚刚开始，有的地方还没有开始。别的区域，我不好评论。就本人所研究的成都平原而言，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第一，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释读。这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功夫，可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科书却没有这样的内容，以至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直到大学毕业基本都没有接触过民间文献，这是很有问题的，也就是说除了阅读正规出版物，这些精英选编、书写的资料之外，他们可能对民间的、基层的声音，接触不多。所以，这学期我尝试着把田野调查搜集的资料带到课堂上，让同学们读土地买卖、租佃契约、分关文书、碑刻、族谱、诉讼档案和公文，让年轻人接触民间文献，培养他们的研究兴趣和能力，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第二，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田野调查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但我们在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加强。成都平原又称川西平原，它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概念。由于都江堰的庇佑，这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号称“天府之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称“成都平原”为都江堰灌区，这是一个水利概念。随着东风渠等的贯通，都江堰的水东引到龙泉山和龙泉山以东地区，所以我们理解的“成都平原”并非只是平原地区，也包括都江堰能够灌溉到的丘陵和山地。立体的“成都平原”也是多样化的成都平原。过去我们的田野调查覆盖面很有限，我们在新津、新都、郫县、大邑、蒲江、龙泉驿、都江堰等地做过考察，其他地方还没有能够进行深入的调查，这是我们将来需要进一步做的工作。同时，田野调查也是让年轻人认识该区域、理解该区域的重要途径。据我所知，有的同学在川大江安校区读了四年大学没有坐过茶馆、没有赶过场，甚至没有吃过一次正宗的麻辣火锅！这样不接地气的生活，让他如何去理解历史上这个区域人们的生活？有一次，我带学生去做田野调查，随便问几样农作物的名字，很多人答不上来，有的同学对柚子长在树上感到非常惊讶！有的同学不知道林盘是什么。有的同学对四川山区的冬水田很不理解。对城市里或其他地方长大的学生来讲，四川农村和农村生活，他们很不熟悉，如果不到田野去多走走看看，多体验和观察，如何能够理解历史文献，进而做出不脱离实际的研究呢？ 上面两点是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下面两点是区域史的研究取向。 第三，深入区域与走出区域。区域史之所以称之为“区域史”，在于她的叙述主体是区域，而非国家。何为“区域”？如何划分“区域”？刘志伟老师有很好的回答：“一个所谓的‘区域’，可以是国家里面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跨越国家的空间范围；在国家里面的这一部分，可以局限在国家这个整体中看，但我更主张是超越国家的视野。这样，所谓‘区域’，虽然包含了‘局部’的意思，但更具有整体的意义。因此，所谓区域研究，在以国家内部的一个地方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个地方放到更宏大的超越国家的视野里去认识。”我赞成刘老师的说法，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既包含局部又具有整体的意义。所以，我们的区域史研究，起码应有两个面向，一方面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区域内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了解和学习其他区域的研究，探索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立足区域，放眼全国甚至全球，既研究区域的独特性，又研究各个区域共同存在的问题。 例如，成都平原的土地押租押扣制度，是这个区域独特的民间习惯，还是很多其他区域存在的“重押轻租”“轻押重租”形态在成都平原的体现。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了解自己研究的区域，还须了解江南、华南、华北、西北等区域的土地租佃制度和地方习俗。还有宗族问题，由于华南研究中宗族问题研究得比较充分，很长时间以来，很多人认为华南的宗族势力似乎比别的区域更强大，在社会经济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大，换句话说，其他区域的宗族因素似乎更少。但我们读更多的民间文献、做过更多的调查之后，发现在成都平原以及四川地区宗族势力在土地交易、租佃关系、抵押借贷、纠纷调处、司法诉讼、地方事务和民间信仰中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区域史研究不要仅仅着眼于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更要走出区域，跨越区域，讨论不同区域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该区域的研究更加深入。 第四，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有学者讲要做好区域史研究应“小视角，大视野”，以避免“碎片化”的嫌疑，学界对“碎片化”有很多讨论，此不赘述。只想谈一谈如何拥有“大视角”。传统的历史书写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近年来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兴起，“自下而上”成为学界新时尚。区域史研究应将这两种视野结合起来，我经常跟同学们讲，我们的研究要“上天入地”，不能飘在半空中。所谓“上天”，是指“自下而上”的视角能够达到的最高程度，从地方看中央，从区域看全球，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老百姓如何与国家打交道，如何与更大的市场产生联系，形成更大的社会网络；“入地”，则是“自上而下”的视角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那就是要研究国家和中央的政策、制度、法律的执行和落地情况，不能只停留在条文层面，要结合民间材料，透析国家、社会和民众的互动。只有将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才能够获得“大视野”，才能够“以小见大”，做好区域史研究。  李德英教授等在成都新都区清流镇与当地群众交流。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评述施坚雅的学术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网：施坚雅是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近70年前也曾在成都平原田野考察。您如何评价施坚雅在此区域的工作及其学术影响。 李德英：施坚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在成都平原的调查，为西方国家的学者了解成都、了解四川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视角。1949年9月，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来到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11月到高店子（当时属华阳县）做田野考察，1950年1月底，被迫中止考察，回到华西协合大学，1950年8月才获准离开。施坚雅在成都待了将近一年（1950年1月后一直待在华西协合大学），在高店子做了3个月的社会调查，结合其他地方的资料，写出了《中国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系列论文，发表在1964—1965年的《亚洲研究》上，提出了农村“基层市场社区”（standard marketing community）理论。该理论突破了原来人类学家只重视村庄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考察农民的社会交往和活动半径，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影响，从而为新一代汉学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以至于20年后，当黄宗智（Philip C. C. Huang）回顾施氏的影响时就曾指出：“施氏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团体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在美国学术界影响之大）。一整代的美国史学认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因此，未注意到村庄这个单位”。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学者纷纷把施坚雅的农村基层市场理论引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利用施氏理论来研究中国不同区域的基层市场结构，并与施坚雅进行讨论和商榷。其中王笛有非常杰出的研究。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四章《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中，王笛将施坚雅的大区域理论与基层市场理论结合起来，对长江上游的城乡关系和市场网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 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建云、徐秀丽两位老师将施坚雅的几篇论文翻译成中文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进一步推动了施坚雅基层市场理论在中国的讨论。特别是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发表刘永华的《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一组文章（任放的《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王庆成的《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史建云的《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黄正林的《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对施坚雅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展开讨论。此前此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城市学等领域，都陆续有学者对施坚雅的理论展开讨论。有赞成其观点的，也有反对其模式的，学术争论激烈。 2017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郝瑞（Stevan Harrell）和雷伟立（William Lavely）二位教授将施坚雅1949年底到1950年初在成都平原的田野调查笔记编辑出版（G. William Skinner, edited by Stevan Harrell and William Lavely, Rural China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Sichuan Fieldnotes, 1949-19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让学术界得以通过该笔记，重新审视施氏的理论，同时，亦可对其研究进行新的补充和修正。2018年6月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时间和空间中的中国：施坚雅理论再探讨”（ "China in Time and Space: G. William Skinner's Ideas Going Forward" ）学术研讨会，再一次对施坚雅的理论和学术贡献展开了讨论。 个人认为，一项学术研究成果或解释理论，不在于多少人接受它，而在于多少人讨论它，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市场体系的理论、大区域理论、城市体系理论，至今仍然能引起人们的讨论兴趣，可见其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网：我们还注意到，四川大学近年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在推进一些学术合作。 李德英：为了进一步提升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实力，2017年四川大学成立了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并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合作成立了“四川大学西部中国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双方合作研究中心”。这是一个校级合作研究中心，面向全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通过师生互访、项目合作等方式，推动对西部中国的研究。我参加了2017—2018年的研究项目“明清以降中国西部乡村社会历史调查”，主要的工作是在成都平原乡村开展田野调查，我们先后进行了十四次田野调查和两次学术研讨。2018年底，我因为有其他项目要做，时间紧，任务重，没有太多参与这项工作，之后，我们学院的王果副院长和其他老师仍然继续与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的学者合作，除了在成都平原和四川地区展开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外，还在进行数字人文、海外珍稀汉籍数据化等工作。  2018年5月，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四川大学师生在成都平原开展田野调查。图为在龙泉洛带读碑。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2018年5月，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四川大学师生在成都平原开展田野调查，图为在龙泉木兰寺与方丈合影。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2018年5月，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四川大学师生在成都平原开展田野调查。图为在都江堰市崇义乡官家花园祠堂碑旁听当地村民讲官家的故事。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2018年5月，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布朗大学、四川大学师生在成都平原开展田野调查。图为在成都新都区石板滩廖氏祠堂现场读族谱，访谈族人。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走出成都平原，走进西部中国更大的田野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我们今天谈论“成都平原”、“华西”或“西部中国”的研究，在您看来，这些研究有可能为其他区域研究提供什么借鉴和参考？ 李德英：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谈谈个人的愚见。 首先，“成都平原”位于中国西部，属于华西地区，但成都不能代表华西，更不能代表中国西部，就像江南不能代表中国一样。如果我们仅仅从成都平原去认识中国西部，或者仅仅从江南去认识中国，那一定是片面而错误的。有人抨击区域史研究就像盲人摸象，摸到一个局部就以为发现了整体，这是很危险的。就像我前面所讲，我们既要深入区域，又要超越区域，去研究整体中各个区域共同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形式，就是要将同一性的研究和特殊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去把握整体中的区域，区域中的整体。西部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特色分明，必须要充分展开区域研究，才能够得出关于西部中国的整体认知。 其次，成都平原虽然不能代表华西，或西部中国，但我们对成都平原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可以为其他区域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我们的研究方法，一是向华南研究的前辈们学习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口述和田野结合起来，二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对该区域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研究，与环境史、移民史相结合，探讨明清以降移民在地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 另外，我们对西部中国的研究还很不够，下一步需要走出成都平原，走出四川盆地，走进西部中国更大的田野，也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我们的队伍，西部中国的研究任重道远，未来可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谢谢您接受本网专访！我们会持续关注您的团队在成都平原这一学术田野上的行进。  李德英教授学术团队在成都新津区永兴场考察时与新津档案馆工作人员及当地群众的合影。 四川大学口述历史实践教学与科学研究中心/供图 附：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关于成都平原乡村社会的学术论文： ·从成都平原租佃纠纷个案论押租制的双重意义，《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土地转租问题探讨，《史林》2006年第3期。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0世纪30年代成都平原佃农地主结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 ·生存与公正：“二五减租”运动中四川农村租佃关系探讨，《史林》2009年第1期。 ·地震灾害与社会反应——以1933年四川叠溪地震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乡村集镇与农民生活：兼论农村基层市场社区理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3期。 ·佃农、地主与国家：从成都平原租佃纠纷看民国时期佃农保障政策的实际执行，《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 ·清末社仓经首选任与乡村社会——以四川新津县社济仓为例,《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从民国温江县档案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乡村民间信仰的抑制与利用，《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3期。 ·The Tenant-Landlord Disputes in Chengdu Plai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enant Protection Policy (1946-1948),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Vol. 48, No. 3, Spring 2015。 ·从新津劫案看辛亥鼎革前后的基层社会秩序，《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4期。 ·基层市场结构中的乡村女性与家庭手工业：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考察（1940-50年代），《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1期。 ·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 and New Studies of Chinese Regional Histor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2019.Spring. ·Rural market towns and farmer life on the Chengdu Plain in Republican era:A theory on rural standard marketing communities,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2019.Spring. ·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检视（1965—1966年），《史林》2020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