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清代中后期,锡金在汉文史料中先后出现"者木戎"、"白木戎"、"哲孟雄"、"巴赖忠"四个称呼,此后逐渐统一为"哲孟雄"。清代汉文方志《西藏志》、《卫藏通志》对其部族情况有所提及,但较为简略。直到19世纪末期,英属印度方面对锡金部族构成进行了调查。根据彼时资料,哲孟雄部族主体包括布提亚人、利普查人、林波人、穆尔米等部族,且这些部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多与藏族和西藏有着密切关系,但哲孟雄的部族在发展中并未跨越今中印边界进入西藏地区。 关键词：西藏;清朝;哲孟雄;白木戎;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藏哲边界研究”（18BZS07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永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清代中后期，锡金在汉文史料中先后出现“者木戎”、“白木戎”、“哲孟雄”、“巴赖忠”四个称呼，此后逐渐统一为“哲孟雄”。清代汉文方志《西藏志》、《卫藏通志》对其部族情况有所提及，但较为简略。直到19世纪末期，英属印度方面对锡金部族构成进行了调查。根据彼时资料，哲孟雄部族主体包括布提亚人、利普查人、林波人、穆尔米等部族，且这些部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大多与藏族和西藏有着密切关系，但哲孟雄的部族在发展中并未跨越今中印边界进入西藏地区。 清代西藏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外侧分布着诸多部族政权，哲孟雄就是其中之一。清代方志对其有不少记载，但其名称在相互传抄过程中，重复与舛误之处较多，而且混杂不一。而随着19世纪英属印度向该地的扩张，哲孟雄内部的部族分支也逐渐被世人所知。长久以来，因哲孟雄地域狭小、史料缺乏，迄今除国外学者做过相关介绍外，国内学界对清代哲孟雄的内部分支未做过专门探讨。本文依据清代中外文史料，对其进行探究，求教于方家。 一 “哲孟雄”一词源于藏语，指称锡金。锡金在藏文史籍中的正规写法有两种，早期为vbras-mo-gshongs,即哲孟雄，后期为 vbras-mo-ljongs，其意是“产米之地”。英文中多写为Demojong、Demoshong等，20世纪中期开始出现Drenjong拼写，并成为哲孟雄的标准转写。但在此之前，也许Demojong的写法更为普遍，比如1853年出版的《皇家地理杂志》到1892年的《艾奇逊条约集》均记为Demojong。到19世纪后，Demojong在英文文献中逐渐被Sikkim、Sikhim、Sukhym所替代。Sikkim一词则出自锡金部族林波（Limbu）语Su Khyim（意为“新宫殿”），即指彭措南杰（Phuntsog Namgyal）新建之国。在清代汉文史籍中，哲孟雄、西金均指今印度锡金邦。有关清代史志对“哲孟雄”的记载，笔者曾对之有过探讨，此处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西藏方志中又有“白木戎”一词。 成书于清代前期的《西藏志》较早提到了“白木戎”：“西藏拉撤（应为撒）召到后藏塞尔地方紧走十日，系白木戎交界……其白木戎有一王子住的房子，名曰劳丁宰……有大寺二座，一名白马杨青，一名扎什顶，有小寺十八座。”这段文字所出，或为徐天球，或为焦应旗，或为他人之手，无论作者为何人，史料应来自听闻。《西藏志》内关于“白木戎”的记叙，被后来各种志书承抄。 该段史料中提到了三个关键信息：“劳丁宰”、“白马杨青”、“扎什顶”。哲孟雄在清代之前有都城由萨（Yoksam），但其历史资料并不丰富，有资料显示明末西藏人古如从理塘行至哲孟雄建立起个人权威。此后，其重孙彭措南杰（即Phuntsog Namgyal，也写作Phun-tsho-Namgyel，1604年出生）经过多年征讨，成为哲孟雄的第一任土王（Raja）。该政权初期即在由萨建都。1670年哲孟雄迁都Rabdentse。而《西藏志》所载“劳丁宰”从音韵上来看，与Rabdentse是相符的，所以《西藏志》也将其解释为“王子住的房子”。但Rabdentse可能来自藏文nab-brtan-rtsig，“劳丁意为永固，宰意为建筑，合言之为永固宫，乃锡金王宫名”。另外，在18世纪末期（乾隆末年），廓尔喀人乔哈·辛格（Johar Singh）穿越了库哈特河（Khaletchu，西藏称之为Kulhait河），对劳丁宰进行了攻击，在1788年10月28日将其攻陷。至于寺院“白马杨青”，乃藏名Padma-yang-rise(莲花顶)的译音,为今锡金西部一寺院名。寺院“札什顶”是藏名bKra-shin-Iding(吉祥寨)的译音，位于今锡金西部，约建于17世纪初。显然，依照以上说法，白木戎即哲孟雄应该是可信的。此后，《卫藏图识》、《西藏纪游》、《海国图志》承抄《西藏志》，均将白木戎指为哲孟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清代舆地志将“白木戎”、“哲孟雄”并举列出。如《卫藏通志》记“白木戎”外，又列“哲孟雄”条，意为白木戎和哲孟雄为不同地望。《康輶纪行》认为：“然则白木戎者，其在廓尔喀之西北乎？”《瀛寰志略》也认为“白木戎”并非哲孟雄，而为尼泊尔一个部落，即认为“西藏与印度……中间夹杂之番戎小部……似白木戎之为廓尔喀，无可疑也”，认为白木戎、巴尔布、巴勒布都为一部落，均为廓尔喀国内部族。清末学人杜宗预在1904年出版的《瀛寰译音异名记》一书中，曾提到“尼泊尔……藏中呼为毕棒子，志略云即《西藏志》白木戎”。更有甚者，认为白木戎是不丹（即清代布鲁克巴）。例如，清代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把“白木戎”等同于“朱巴尔”：“哲孟雄部一名西金……其北境有白木戎，即朱巴尔。” 不论清代舆地志如何记载，《西藏志》的白木戎，必定为哲孟雄。但为何在汉文典籍中，既有“白木戎”，又有“哲孟雄”？笔者认为，清代中期的“白木戎”可能专指清末“哲孟雄”的部分区域，前者为后者的一部分。从内容来看，康熙末年成书的《西藏志》纂者对“哲孟雄”的历史记载是正确的，只是后来“白木戎”的地区在与廓尔喀战争后，不断变化，导致《西藏志》以后的舆地志将白木戎与哲孟雄的资料分列，在后人考订、承抄白木戎时，出现所涉地名不能完全对应现象。或者“哲孟雄”与“白木戎”在音韵上也无法对应。即使是首次提及“白木戎”的《西藏志》，也把“者木雄”（即哲孟雄）放在正文“疆圉”里，而把“白木戎”放在“附录”中。而此后乾隆末年成书的《卫藏通志》将白木戎与哲孟雄分成两地是符合情理的。乾隆末年哲孟雄西北部地区被并入廓尔喀后，白木戎的地望可能有较大变动，以至于形成脱离哲孟雄的印象。例《西藏赋》所题“拜木戎赛尔之一线才通、哲孟雄藏曲之千家尚骇”，“赛尔”（定结“萨尔乡”）往南临近廓尔喀地界，故有此两地之分称。 那么，为何“白”（木戎）到“哲”（孟雄）有一定变化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者”讹为“白”。《西藏志》的《藏程纪略》中记“哲孟雄”为“者木雄”。从语音推断，“哲孟雄”的藏语为Bras Mo Ljongs，“雄”与“戎”也相近，所以与“者木雄”似，有可能最早为“者木戎”，而后逐步转为“白木戎”。 第二种可能，“戎”与“雄”并无关联，白木戎仅为哲孟雄的利普查人代称。清代哲孟雄利普查人也被称为Rong，这一点国内学界从未注意过。早在1840年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第9卷就记载锡金利普查人的主流即为Rong。1885年伦敦出版的《印度百科全书》在介绍锡金时，也提到Rong和Khamba是利普查人的主体。笔者认为“戎”即“Rong”。利普查人也自称为戎巴（Rongba），这可能与清代的“白木戎”是有关联的。在族源上，多种证据显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人群与嘉绒藏族有一定关系。例如，英国著名植物学家威尔逊于1899年至1918年所撰《中国——园林之母》提到嘉绒“与锡金、不丹和尼泊尔者很接近，这也进一步提供了这两地人们的亲缘关系的证据……这些桥与锡金和不丹的藤桥非常相近……类似的铁索桥也见于不丹，在那里他们认为源自中国”。该作者还引用了原锡金政治官惠德的著作《锡金和不丹》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清代“白木戎”即哲孟雄，但仅为其一部，专门指利普查人的地域。而藏语词汇Ljong意为“地方”，带有此含义的“哲孟雄”其称呼在13世纪的伏藏文献中已出现。另外，笔者在文献中发现，清末还有以“巴赖忠”代指锡金、哲孟雄的现象，对此学术界较少注意。“巴赖忠”一词出现比较晚，仅在1889年期间的部分文书中有所出现。1899年3月16日，昆冈给朝廷转呈十三世达赖喇嘛给哲布尊丹巴的函件中提到，英、法两国侵占了扎噶尔（即印度）之后，先后诱取了那塘、巴赖忠、多尔吉岭（大吉岭）等三处，准备“渐图地方、立意灭教”等。在以上文书中，哲孟雄被称为巴赖忠。达赖喇嘛向清朝做了关于巴赖忠申诉后，总理衙门庆亲王奕劻于6月3日对哲布尊丹巴转达赖喇嘛折一事进行了复议，并且奏报朝廷。奕劻等对于达赖喇嘛所称议和导致军心松懈等进行了驳斥，认为清朝“朝廷轸念旧藩，熟权利害，煞费苦心，为之议和罢兵，俾得纾急难，以徐图自强，所以保全藏人者无微不至”。“巴赖忠”，可能是清代根据哲孟雄（Bras-ljongs）的英文译写成汉文的，19—20世纪期间，同一名而为不同汉译的现象常见。但此并非藏族人本身对哲孟雄的翻译。 从以上可以看出，清代文献出现“者木戎”、“白木戎”、“哲孟雄”、“巴赖忠”四个称呼，在清代中后期，“哲孟雄”是最为普遍的称呼。但随着哲孟雄王室的衰微，王国已逐渐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锡金”在19世纪末期开始逐渐取代“哲孟雄”一词，到20世纪初期清朝渐亡之际，“哲孟雄”一词也在文献中较少提及了。 二 关于哲孟雄的部族情况，直到康乾时《西藏志·附录》才对其有简要记载，其称白木戎部族“所属百姓繁杂，一种名唤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种名唤总一，生子幼时即以五色涂面，成花面。一种唤纳昂，无论男女俱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缠之……一种名唤仍撒……”可见，以时人观之，哲孟雄（更可能仅为利普查人）的部族有四：一为“蒙”，二为“总一”，三为“纳昂”，四为“仍撒”。《卫藏通志·部落》在记载白木戎的分部时，另记其王所管之地还有“纳嘎尔汉、杂纳、余隆巴、拉不立、额郎釉、隘巴、立巴、杂不立”，并记这七处分为不同头人所控。此外，再无记载。 19世纪40年代，英属印度侵藏大吉岭后，在锡金展开了人类学调查，形成了较为细致的记载，迄今国内学界利用极少。笔者研究了这些史料，认为有较高学术价值。尤其英国大吉岭商务官坎贝尔自身也是一位学者，他认为锡金可以作为英印政府军人疗养避暑胜地，且能够从地缘上控制廓尔喀和布鲁克巴，所以在大吉岭建立稳固军事和政治统治后，意图掌握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部族、地理情况，尤其注重藏哲边界地区考察，并编著内部情报资料。坎贝尔调查后把从西藏亚东到大吉岭地带的哲孟雄划分为：布提亚（Bhoteas）、利普查（Lepchas）、林波（Limboos）、穆尔米（Moormis）、马噶（Ma-gars）、古荣（Gooroongs）、果至（Kochs）、婆罗门人（Brahmins）、梅奇（Mechis）等部族，还详细研究了该地林波人的婚姻、丧葬、语言等。若将《西藏志》、《卫藏通志》所记“白木戎”部族与坎贝尔有关锡金部族内部名称进行比较，二者除了立巴即Limboos、纳嘎尔汉可能为Ma-gars以外，其他很难对应。这可能也反映出清前中期的白木戎并未完全等同于清后期的哲孟雄，二者在部族地理范围是存在变化的。 19世纪末期，英属印度又对锡金进行了部族内部人口统计，笔者根据这些文献整理清末哲孟雄部族划分情况如下： （一）布提亚人（Bhutia或 Booteahs或Bhots）。这部分是不丹人和藏族的后代，而非锡金的原住民，由不丹从古代迁入（有学者认为是13世纪藏族迁入，17世纪不丹人迁入）。学者J.R.Subba根据史料认为，锡金的布提亚人源自12个著名的部落，其中4个源自Tong-du-ruizhis，为Khe-Bumsa的子孙，另8个源自Beb-tsan-Gyat,为Khye-Bumsa的子孙，他们均最早来自西藏。在锡金的北部，也有一些布提亚人以山为代名。例如，在拉钦（Lachen/Lachung，意为小山口），该地布提亚人就被称为拉钦巴（Lachungpas/Lachenpas）。19世纪，印度政府认为其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其他部落。大部分史料认为“布提亚人”即不丹人的音转。但19世纪的英国学者不这样认为，其称布提亚人并不意味着等同于不丹人（Bhutanese），这些人更多被称为阿荣特（Arrats）。 （二）利普查人（Lepchas）。利普查人是清代哲孟雄的重要族群，利普查是较早居住在哲孟雄的部族。利普查，可能来源于尼泊尔语。一种意思是廓尔喀人对这一人群的蔑称，在廓尔喀语里，利普查人（Lepche）的代称语为口齿不清的人群（inarticulate speech）。在尼泊尔语里，利普查意为上帝和绒（Rong）族所爱之子。利普查人也自称“绒巴”(山谷之民)。19世纪时，利普查人分布在不丹西部、锡金和廓尔喀的东部，与藏族在经济、文化上一直有密切关系。他们同布提亚人通婚已久，操藏语绒方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信苯教和喇嘛教，从事农业，种水稻。哲孟雄的利普查人族源比较复杂，来源有蒙古说、西藏东部说、缅甸说等。 清朝的汉文文献中，很少有专门涉及利普查人的论说，但《西藏志》提及白木戎时称：“一种名唤蒙，身穿布衣，不遵佛教，不行善事。一种名唤总一，生子幼时即以五色涂面，成花面。一种名唤纳昂，无论男女俱不穿衣服，下以白布缠之”，这与较早的英文文献记载是相符合的。例如1840年大吉岭商务委员坎贝尔记叙了利普查的风俗习惯：“the Lepcha dressis simple, handsome, and graceful, it consists of a robe of striped red andwhite cotton cloth,crossed over the breast and shoulders, and descending to thecalf of the leg, leaving the arms bare.”这显示了汉英文史料的一致。但是，为何有纳昂、总一的名称？从音韵上还需要进一步对证。坎贝尔认为利普查人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荣（Rong）和康巴（Khámbá），但二者风俗习惯都差不多，而且他们族源上都来自中国的一个区域（西藏拉萨的东北部）。Khámbá应为“康巴”。这和藏文文献中杰本萨在13世纪由康区木雅进入锡金地区发展势力是一致的。此后，英属印度外务部的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利普查人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戎”（Rong）。在19世纪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卷就记载了利普查人被称作“Rong”。清末哲孟雄原有的主体民族布提亚人(Bhotias，4894人)和利普查人（5762人）已经少于包括林波人（Limbus）在内的其他部落。目前关于清代利普查人的文献保存于荷兰的莱顿大学喜马拉雅语言项目整理研究室，大约存180本有关利普查文字的书籍。 （三）林波人。林波人在史籍中多写作Limboo或者Limbu。今多居住在锡金北部和尼泊尔东部。清代末期，他们多居住在杜德（Dood）河、库斯（Koosi）河、坎库（Kanku）河与梅奇河之间。林波人称呼院子为雅仲（Yakthung），根据此词，把林波男性称为雅仲巴（Yakthungba），女性为雅仲玛（Yakthungma）。《卫藏通志·部落》在记载白木戎的分部时，称其王所管之地有“纳嘎尔汉、杂纳、余隆巴、拉不立、额郎釉、隘巴、立巴七处，另设大头人管束人民。其方亦呼为小西天，与布噜克巴连界，中隔大江，名曰巴隆江”。其中提到的“立巴”应指林波人。林波人的史籍也被称为波索利（Bhongsoli），但这种典籍极为罕见，至今未有人研究其来源。在史料记载中，林波人的个子普遍要高于利普查人，坎贝尔认为平均身高为5.1英尺。根据坎贝尔的调查资料，哲孟雄的林波人可以分为： A琼族（Chung）。琼与藏族在族源上有密切关系。在大吉岭的专员坎贝尔写的锡金部落调查记里，德旺·伊拉姆辛（Dewan Ilam Sing）作为锡金的统治阶层，是属于林波人（Limboo），但伊拉姆辛说他的部族是来自西藏的一个行政区域“Chung”，而利普查人将琼称为“Chong”，并认为他们来自拉萨南部不远的郊区。他还说在50年前（约1800年左右）他的部族也自称为波西斯（Pothis）。琼部落（Chung）共分为21个宗族。 B冉部落（Rai）族分为28个宗族。 （四）穆尔米人（Moormis/Murmis）。19世纪中期，英国人就已重视民族调查。坎贝尔还采访到一位锡金老人，认为穆尔米这个部落也是来自西藏。1882年伦敦出版了《印度蛮部》一书，其中收录了穆尔米人，认为他们来自西藏，善于牧羊、态度温和。穆尔米部落被尼泊尔人和锡金的利普查、布提亚人称为尼书克（Nishung）。在胡克的考察中有类似记载，他认为穆尔米人也可以称为达芒人（Tamangs），来源于西藏，因为来源于拉萨城某条路附近的尼木（Nimo）和Shung社区，所以也称为尼舒（Nishung）。 坎贝尔认为穆尔米人的习惯和西藏人都差不多。穆尔米在藏文中的含义就是边界和边境地区来的人，国内学界对穆尔米人未作专门研究，《民族词典》仅介绍穆尔米为：“尼泊尔民族之一”，散布在尼泊尔各地，少数居住在锡金；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原为菩提亚人一支，下分若干氏族；操藏语方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信仰喇嘛教；主要从事牧业。但这个定义并未交代锡金境内的穆尔米具体情况。在锡金大学一篇论文中，有学者认为在19世纪，穆尔米也被称作Ishang、Sain、Tamang。他们也是吐蕃时期杰出的骑兵和骑马精神的实践者。他们也是藏传佛教密宗金刚乘的一个分支，被称为Ningmapa Panth。他们大多分布在尼泊尔、不丹东部、缅甸、锡金以及杜拉斯（Duras）和贾尔派古里（Jalpaiguri）的某些地区。胡克也将其记为Moormis人。 （五）马噶人（Magars）。19世纪40年代，坎贝尔就认为，在穆尔米人邻近处，还有一种Magars人，他们是锡金的本土人，从梅奇河（Mechi）和孔齐河（Konki）一带迁徙来。胡克在进行藏哲边界调查后，将其拼写为Magars，认为他们逐渐向尼泊尔的阿润河（Arun）西岸移动，他们被认为是非西藏裔的野蛮人，当时有趋于印度教的趋势。 （六）古荣（Gurungs）。锡金人认为该部落和西藏没有任何关系，认为他们来自尼泊尔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坎贝尔认为其部族可能受印度教影响，他们是一种混血人种。 （七）果至（Kochs）。在1886年，在喜马拉雅山地区考察的英国商人托马斯·瓦德勒（Thomas Wardle）认为锡金还有Kochs部族，并认为他们是博多（Bodo）种族，在梅奇（Mechs）和德玛（Dhimals）地区之间，也靠近阿萨姆的边境周围。他们的首领是库其白哈尔（KuchBehar）的曼谷酋长（Mahu Raji）。1869年英印文献中把此人种写为Koches或者拉吉班斯（Rajbungsis），属于印地人，这些人在英国控制的伯尼（Purnea）、荣普（Rungpoor）和阿萨姆也有分布。艾德玛德（Edmund Mitchell）认为1881年在锡金的果至人约为3万人。 （八）婆罗门种姓（Brahmins）的拉杰普特人（Rajpoots），今多写作拉吉普特（Rajput），含义为Raj（土王）之poots（子），这种人群主要分布于印度拉贾斯坦等地，自称刹帝利，被视为婆罗门教文化捍卫者，人数在哲孟雄非常少，大多为雅利安人种，一部分有蒙古混血。哲孟雄境内的拉杰普特人主要分布于库斯（Koose）地区之西。 （九）梅奇人（Mechis，或记为Meches），主要居住在不丹和锡金的边界处的山下，多为蒙古人与雅利安人的混血。 三 从各语种的文献资料来看，哲孟雄的主体部族与藏族有密切关系。从政权建立而言，具有康巴人血统的彭措南杰在1642年获得了确杰的名称，在哲孟雄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政权。在一些锡金的史书中，还提及其扩展了比今锡金邦更大的领土。清代哲孟雄的部族与今锡金也有明显不同，尤其是疆域范围不断变动，导致部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其政权无疑是以提斯塔河（藏曲大河）为中心而发展的，此后又逐渐有变化。尤其是哲孟雄遭到廓尔喀人和布鲁克巴人不断侵入，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无论如何，其西部为廓尔喀，北部及东北部为中国西藏，南部为印度，东部与布鲁克巴接壤。这些部族也没有明显的界线，甚至交错分布于廓尔喀和布鲁克巴之间。而藏传佛教在这些部族之间起着彼此联结的作用。19世纪的印度政府就搜集了其地理民谚：“哲孟雄位于拉萨的西南，北部与曼塘拉（Monthangla）相互联接，并被吉地（Kiting）的神灵所守护；哲孟雄东部位于唐公拉（Tegongla）山；南部大门在纳萨哈蒂（Nagsarbhati）,被麻贡·恰都·亚堆（Magon-Chamdul-Yabdui）守护，西部大门提马特·卓丹（Timart Chhorten）被可怕的玛姆女护法（Mamo）所守护。干城炯纳（Kangchan Joina）山峰和咱阿（Zar）的塔马·噶门（Thamar Gamen）神灵守护着北方。”这些神灵均为藏传佛教的形象出现。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清代哲孟雄的部族也并未跨越隆吐—则里拉山体进入亚东河谷。从来没有似印度学者所言到达过西藏帕里高原的唐拉山（Tangla）一带。 由于清代官方涉足喜马拉雅山地区部族考察和测绘非常少，导致清朝对哲孟雄等地的部族记录情况并不清楚。遗留至今的仅仅有部分地理测绘成果，以及关于部族情况的寥寥数语记载。康熙时曾遣人往西藏进行有经纬度的现代地图测绘，形成《康熙皇舆全览图》，但也未涉足部族考察，且雍正后的测绘则又落后于西方。此后虽然有少量人员绘制了西藏地图，但大多较为粗略。直到光绪年间，由于边界争议出现，清政府才开始组织官员进行测量。曾有文硕等绘制《藏南勘界舆图》和藏人绘制的地图，但也多不准确，直到陶思曾等人才开始现代意义的测量。这直接导致了近人研究中印边界锡金段时，均对所涉哲孟雄与西藏部族名称迷惑不解，因此笔者近年搜集相关史地材料，加以释疑。 可以说，对清代哲孟雄与西藏等交界地区部族进行探讨对于加强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无论是那个时代的坎贝尔人类学考察报告，还是《印度蛮部》这样重要的史籍资料，当代藏学界和边疆研究界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以至于国内最权威的《民族词典》、《辞海·民族卷》对于这些部族皆语焉不详或缺乏记载。另外一面，时至今日，清代的喜马拉雅山历史与地理，依然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单以资料而言，19世纪英国学者胡克对这一地区的研究，至今保存在米索瑞植物学馆（MissouriBotanical Garden）而无人探究，实为可惜。笔者期冀通过对这些部族与边界地名的研究，展示清代哲孟雄的部族构成，以及在文化、民族意义上西藏对其的重大影响。清朝官员在早期也对这些部落地区有所关注，但随着英帝国向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推进，清朝对这一地区的影响逐渐削弱，而英印政府则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之展开了探索。这也预示着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地缘格局变化与英印对哲孟雄的研究、控制的加深，而这些部族也逐步向英印靠近。正如有史料所言：“汉官中堂大人到达西藏尼泊尔交界地之时,哲孟雄人之苦乐情形未获向其享明,对我王臣之看视奖赏亦甚低,森拉以外之地亦落入他人之手。”英印对哲孟雄的部族与地理情况的探求，也是与侵略西藏相辅相成的。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