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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传统节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所在。文章基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视角，通过对苗族斗牛节、傣族泼水节、查干湖冬捕节以及京族哈节等我国民族传统节日的分析，试图对民族传统节日进行理论概括。民族传统节日不仅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即它们有相对固定的举办地点、时间、活动内容等，而且具有先赋性与自主生成性等特征，自身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能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在本质上，民族传统节日是一种结构遗产，是实现该类型文化遗产“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民族传统节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结构遗产；“传统-现代”转型；文旅融合 作者简介：张继焦，海南海口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学，民族学；侯达，山西运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工作教育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文化遗产。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历史经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项目和重点创新工程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项目编号：2019MZSCX002）的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农历一月初一、农历五月初五、农历八月十五，这些日期在国外人的眼中可能并无新奇意义，但放在中国人眼中则有另一番意味。农历一月初一是中国的新年，在这一天，放鞭炮、吃饺子是人们必不可缺的传统活动。到了农历五月初五，人们会在制作端午彩绳、佩戴端午香包、吃粽子等传统活动中度过这极具意义的一天。农历八月十五则是除春节以外家人团聚的又一个美好节日，月饼是人们桌上永不缺席的美味。众所周知，在我国还有大量与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类似的民族传统节日。但不论是春节、端午节还是中秋节，它们都是我国重要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华各个民族经历成百上千年历史文化积淀而凝聚形成的，其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但是，民族传统节日的本质是什么呢？它们是如何实现“传统-现代”转型的呢？它们的变迁与文旅融合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二、相关研究和分析框架 （一）相关研究 民俗学家、民族学家和非遗专家通常善于以习惯性的描述来分析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目前学术界中研究各种民族传统节日的起源、演变和现状的各类书籍、论文及知识性文章的数量很多。如平锋、王琳以广西南部地区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霜降节为研究个案，描述了该节日的起源及其所蕴含的功能，同时，文章还从内容、形式、功能等多方面对“申遗”后霜降节的演变进行了描述[1]。黄润柏则从壮族传统节日整体的视角，分析了壮族传统节日中所蕴含的信仰文化与“那文化”，同时还对节日中壮族人民的传统服饰、歌舞、饮食作了详细的描述[2]。之后，黄润柏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对壮族传统节日社会功能的变迁作了详细的阐述[3]。谢姿媚讨论与描述了毛南族人民传统节日中的歌曲文化[4]。李乐为在描述土家族传统节日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家族传统节日功能的演变[5]。敖慧敏在分析云南彝族火把节传承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火把文化传承目前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6]。武宇林对宁夏南部山区汉族春节的现状进行了描述[7]。何星亮则从历法的独特视角研究了春节的三大特点，同时又对中国年所具备的各大功能进行了描述与分析[8]。王文章、李荣启从中国民族传统节日全局的角度，从农业文明、中华文化、民族情感以及民族精神4个方面讨论了民族传统节日。此外，该领域还有一大批描述和分析民族传统节日起源、演变和现状的学术著作，如《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现状与对策》[9]《传统节日》[10]《浙江省传统节日民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11]《中国节庆文化丛书》[12]等。 通过对上述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人们还很少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民族传统节日的本质及其“传统-现代”转型的演变规律。除此之外，虽然很多民族地区政府把传统节日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推动当地发展，但是，人们还很少从理论层面剖析民族传统节日自身的“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拟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民族传统节日的本质及其“传统-现代”转型的演变规律，同时从理论层面对我国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概括与深化。 （二）分析框架 1. 作为结构遗产的民族传统节日 很多民族传统节日，都属于国家级或省（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通常带有民族性、地方性、历史传承性等特点。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这些节庆或活动都是结构遗产，因为已经流传了几百年，所以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即它们有相对固定的举办地点、时间、活动内容等[13]。如它们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和文化资源，它们就像李培林所说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4]，自身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能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以及一些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 2. 新古典“结构-功能论” 张继焦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论”[15]、费孝通先生“文化开发利用观”[16]、李培林先生“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学说的基础上，结合竞争优势理论[17]与“内源型发展”理论[18]，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古典“结构-功能论”[19]。该理论主要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与发展，而且认为历史文化遗产这类社会文化因素在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发展中，会表现出与时代相匹配的新的功能，同时还会产生与新功能相配套的新的结构。民族传统节日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大多属于国家级或省（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所蕴含的意义丰富，是我国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因此，本文拟结合新古典“结构-功能论”来研究我国的民族传统节日。 综合上述理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民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与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不甚相同的结构遗产，具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它不以某种自然资源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而是以其丰富的内容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作为存续的基石。同时，民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结构遗产，可以能动地自我发展，能自主地发生一些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变化，形成一些自生结构或自扩结构以及一些自在功能或自扩功能。换句话说，民族传统节日是一种可以持续自我发展、自我改善与自我提升的历史文化遗产。 民族传统节日“传统-现代”转型过程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发展特征，在转型过程中，民族传统节日已经从“传统-被动-静止”的状态发展为“现代-自主-能动”的状态，其自身可以能动地产生新的功能与结构。在文旅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结构遗产，可以自主、能动地参与到现代产业的发展中，吸引现代产业的聚集，形成一种民族传统节日特有的竞争优势，推动现代产业的资源配置，形成与其相配套并以其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同时，民族传统节日作为文化资本与旅游资本的聚合体，它的转型与发展也带动和促进了文化资本、文化资源及现代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并可以形成一条能被其他类型历史文化遗产借鉴的民族传统节日“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贵州黔东南州苗族的斗牛节、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吉林查干湖地区蒙古族的冬捕节以及广西东兴京族的哈节作为代表性的研究案例，通过分析斗牛节、泼水节、冬捕节以及哈节等民族传统节日“结构-功能”的转变，在凸显民族传统节日的先赋性以及自主生成性等固有特性的同时，进一步展现民族传统节日作为结构遗产在“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中的强大主导性地位。 三、特定制度安排下的民族传统节日 首先，民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结构遗产，有其特定的制度安排，拥有相对固定的举办时间、举办地点、节日内容等。 （一）举办时间 “斗牛节”是贵州黔东南州苗族人民的民族传统节日，在苗族人民生息繁衍的历史进程中，斗牛节始终伴随左右。斗牛节拥有相对固定的举办时间，每一年的正月二十都是苗族人民穿着民族传统服饰，齐聚斗牛场观看斗牛视觉盛宴的好日子。傣族的泼水节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泼水节在傣族人民的语言系统中代表着汉族人民的“新年”，又有着“浴佛节”之称。泼水节与斗牛节一样都拥有着固定的举办日期，1987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泼水节的日期定为每年的4月13日至4月15日，节日持续3天的时间。查干湖冬捕节也亦如此。查干湖冬捕节历史悠久，是查干湖地区蒙古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同时也是该民族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它举行于每年的12月中旬至次年的1月中旬，是北方渔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哈节，大家可能会感到有点陌生。哈节也称唱哈节，是广西东兴京族人民的传统歌舞节日，是世代以海洋渔业为生的京族人民纪念海神的节日，具有祈求丰收等内涵。作为京族人民的传统节日，哈节也有其相对固定的举行日期，如每年的正月十五是红坎地区京族人民举办哈节的日子，八月初一是巫头地区京族人民举办哈节的日子，山心地区京族人民举办哈节的日期则是每年的八月初十。虽然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京族人民所生活的各个地区举行哈节的日期不尽相同，但是从本质上来看，哈节具有其相对固定的举办日期。 （二）举办地点 斗牛节的举办一般会共同有一个固定的场所，这是当地人们经过长时间的协作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地点。到了斗牛节这一天，人们会自发地前往村寨中的斗牛场观看斗牛比赛。对于傣族泼水节来讲，其活动的特殊性使得其举办地点分布较广。在泼水节当天，人们会活跃在村镇的街道、广场、巷道等各个地方欢度节日。查干湖冬捕节，顾名思义，其举办地点就位于查干湖地区，这是查干湖地区人民历来捕鱼的传统地区，至今未变。对于哈节来说，在节日当天，人们会在哈亭中演唱歌曲，去海边请神、迎神等，从古至今，历来如此。 （三）节日内容 不管是苗族斗牛节、傣族泼水节、查干湖冬捕节，还是京族哈节，它们都有着相对固定的节日内容。斗牛节有一套既定的流程与活动内容，大致分为斗牛节前、斗牛节两个环节。在斗牛节前，可以分为选牛、养牛、训牛3个阶段。斗牛节又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主家在正式斗牛比赛前为家中即将参加斗牛比赛的牛实施某种特定的仪式，以示“欢送”；第二部分是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由当地具有威望和斗牛经验丰富的人充当裁判，主持斗牛比赛；第三部分则是人们对获得比赛胜利的牛及其主家表示祝贺。傣族泼水节也并非只包含“泼水”这一项内容，它还包含有民族舞蹈、龙舟比赛、歌曲演唱（章哈演唱）、浴佛等诸多活动形式，节日内容形式丰富多样，节日程序清晰明了。查干湖冬捕节的节日内容就是以捕鱼为主，但是查干湖的捕鱼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捕鱼，其有着严格的程序与规定，如在捕鱼之前要实行特定的祭祀仪式，以求丰收；捕鱼也必须由渔把头带领，勘测捕鱼地点，之后才能拉网捕鱼等。哈节虽然举办时间上有着地区差异，但是其节日内容并无太大差别，都以社交、祭祀、祈福和团结邻里为主要内容。此外，哈节还具有相当强的程序性。如过哈节时，人们会穿着节日盛装，邀请哈哥和哈妹（即演唱歌曲的人）在当地特有的哈亭中演唱“哈歌”。而在演唱“哈歌”之前，人们通常还会举行迎神、祭神、入席、送神等活动。 如此看来，苗族斗牛节、傣族泼水节、查干湖冬捕节以及京族哈节在当地人民长时间的共同协作中，成为了当地人民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由此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举办时间、举办地点以及节日内容等，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 四、“结构-功能”的自主“生产者” 民族传统节日“传统-现代”转型的过程就是其“结构-功能”转变的过程，也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源与现代旅游业的融合发展过程。那么，民族传统节日是否可以能动地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发挥其先赋性以及自主生成性的特殊优势，能动地产生新的“结构-功能”呢？下面笔者将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视角来分析苗族斗牛节、傣族泼水节、查干湖冬捕节以及京族哈节“传统-现代”转型，进而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贵州黔东南苗族斗牛节 苗族斗牛节于2009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贵州省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斗牛节因其不同于西方式斗牛，以其独具特色的文化韵味而被人们称为“东方式斗牛”，在国际社会上与西班牙式斗牛文化分庭抗礼。这一国际性的荣誉称号的获得，正是对苗族斗牛节自身文化特征的肯定，也是对斗牛节在当地产业化与规模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肯定。在苗族斗牛节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表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在1980年以前，斗牛节一直处于一种“藏于深山无人识”的境况。斗牛节的举办完全是村民自发性的，通过村民协商来组织，斗牛地点是在村里的田间地头，斗牛程序也较为简略，选牛、养牛、训牛等环节也只是局限于乡村地区，并未与城市地区形成联通。在这个阶段里，斗牛节只是作为苗族人民的民族传统节日而存在，它是苗族人民对祖先表达敬意与怀念的重要活动，是苗族人民庆祝农业大丰收的重大节日，也是苗族人民自娱自乐、展示民族团结与集体意识的重要习俗。 自1980年起，苗族斗牛节开始“走出深山”，受到世人的关注。同时斗牛节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也逐渐凸显，开始受到政府和企业双重重视，并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斗牛节文化与旅游发展模式。1997年，斗牛节的快速发展促使了黔东南州斗牛协会的成立，同时也带动了之后数十年斗牛相关产业的连带发展。据我们的调查：在2013年时，贵州黔南地区一头斗牛的价格大致为1万元至2万元，而在凯里市，最贵的斗牛价格已经达到了十几万元。斗牛养殖产业快速发展同时也辐射到了斗牛饲料行业、斗牛竞技行业等上下游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专门的斗牛产业链条和初步的产业集中与集聚。从组织内部交易方式来看，与斗牛相关的企业之间交易已经开始从杂乱无序、成本较高的市场交易转变为行业协会等调节下的、成本较为低廉的组织内部交易，交易方式的转变促进了斗牛产业链条的稳定，加强了各企业之间持续稳固的联系。 随着苗族斗牛节在全国知名度的持续上升，当地政府开始加大对斗牛节的宣传活动。2003年，当地政府以苗年为契机，举办了规模宏大的“雷山苗年文化周斗牛大赛”，将斗牛文化宣传融入到苗族人民的各大传统习俗之中。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慕名前来观赏苗族的斗牛节，当地的旅游事业发展蒸蒸日上。在斗牛节社会经济效益的推动下，2016年，黔东南州政府斥资约19亿元的凯里斗牛城项目建成落地，这座占地面积400余亩的“东方斗牛城”集斗牛竞技中心、民族特色住宿、民族美食、民族工艺品、游客集散中心等“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为一体。旅游综合体的建成是苗族斗牛节文化与现代旅游文化深度融合的真实写照，也是当地斗牛产业从集中、集聚到产业集群发展的契机所在。斗牛旅游综合园区的建设不仅拓展了斗牛产业的涵盖面，衍生出了更多以斗牛为基础的产业，而且进一步将各大企业、产业等汇集于一处，强化了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些优势的获得使当地的斗牛产业集群在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如今，这座东方斗牛城每日接待游客量可达2万余人，全年可组织各类斗牛比赛约200余场，可帮助7000余人解决就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斗牛节产业取得成功之后，原本外出打工的苗族青年也一一回到家乡，投身于斗牛相关产业中，改善了当地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的状况，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当地人民的民族自信，每当提到斗牛节时，他们脸上都洋溢着自豪感，这对斗牛节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相当有利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苗族斗牛节不仅拥有固定的举办时间、举办地点、举办流程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特定的制度安排，而且它还可以形成自生或自扩结构，在“传统-现代”转型过程中产生与现代产业结构相配套的斗牛产业集群。因此，从本质上说，斗牛节是一种结构遗产。同时，新结构的形成意味着新功能的出现，斗牛节从苗族人民传统农耕文明中的组成部分逐渐转变为贵州现代旅游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功能也从敬祖、自娱以及庆祝丰收等传统功能转变为了旅游表演、民族文化展示、引领斗牛产业发展以及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等现代功能。斗牛文化与斗牛活动也由于斗牛节新“结构-功能”的产生，突破了传统节日的束缚，不再局限于斗牛节之中，而是以节日活动、斗牛竞技、旅游表演、民族文化展示等多种形式共同存在，为传统斗牛文化与现代旅游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与良好契机。 （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 从新古典“结构-功能论”的视角分析，傣族泼水节在“传统-现代”转型中，自发能动地形成了一些新的功能，产生了一些新的结构，在此之外还逐渐与现代旅游业进行融合，形成“文化-旅游”的新结构形式。 傣族泼水节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即地方族群文化阶段、现代旅游文化注入阶段、现代产业集群化阶段，分别对应泼水节的传统发展阶段、“传统-现代”转型阶段与现代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泼水节是一个属于傣族民族群体的传统节日，是傣族人民日常生活结构中的一部分，其所发挥的功能也主要是服务于整个傣族人民的，是傣族民族文化、民族记忆传承与发展的一种载体。改革开放后至2013年的这段时间里，泼水节悠久且厚重的文化底蕴开始逐渐转化为外显的文化资本，开始吸引现代旅游元素的注入。1999年，当地政府兴建了傣族园，开始了文旅融合的初步尝试。2002年，当地政府成立了西双版纳傣族园有限公司，开始以公司制的形式经营管理景区。由于泼水节所拥有的巨大旅游魅力与文化吸引力，公司成立之后将一年一度的泼水节打造成“天天泼水节”项目，开启了泼水节品牌化与日常化的发展道路。2006年，傣族泼水节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之后，泼水节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新媒体等一大批现代行业相继加盟泼水节。如中央电视台组织泼水节昆明新闻会议，派遣工作人员赶赴泼水节现场实地记录影像和文字资料并制作宣传光碟，同时支持泼水节的相关纪录片与宣传视频在中央电视台和西双版纳电视台共同放映播出。同年，西双版纳风光图片展、堆沙作品展、游泳比赛、摄影比赛、书籍发布会等一一亮相泼水节，借助泼水节强大的影响力宣传自己，这个“借力”的过程，也就是泼水节文化、现代文化与泼水节旅游元素深度融合的过程。可以看出，泼水节以其强大的影响力汇聚了诸多行业，这些行业以泼水节为基础进行了职业的调整与设立，并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集中与产业集聚。2013年以后为第三个发展阶段，也是泼水节产业集群形成的阶段。当地政府于2013年开始实施泼水节打包推荐宣传策略，即将当地其他特色自然资源、民族资源以及文化资源等“打包”放进泼水节中，借助泼水节来向中外游客宣传当地的其他特色资源。如在2019年举办的“创意云南”——文化产业博览会上，不仅向世人展示了傣族泼水节的特色文化，还将傣族、布朗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服饰、舞蹈、歌曲以及当地特色的茶文化与现代文创产品融入其中，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除此之外，在政府的有序引导与支持下，西双版纳开始建立文化产业创意园区，将傣族园与影视基地、水灯节、民族风情展等西双版纳各类产业集中在一起，同时加强西双版纳地区星级酒店、民族特色民宿、航运、地面交通等的建设，推动数字媒体、制造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与文化产业进行创新融合，打造“互联网+泼水节”“航空+泼水节”“电视+泼水节”以及“泼水节+N”等旅游模式，促进以泼水节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傣族泼水节也如苗族斗牛节一样，不仅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而且还可以吸引产业的聚集，能动、自主地产生新的“结构-功能”，完成“传统-现代”的转型，促进现代文化与泼水节文化、泼水节旅游的深度融合。因此，从本质上来讲，傣族泼水节也是一种结构性遗产。 （三）吉林查干湖地区蒙古族的冬捕节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冬捕节也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过程。在过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冬捕节只是蒙古族人民维持生计、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小范围式的传统活动，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影响甚微。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的口袋逐渐“鼓”了起来，也更愿意走出家门，外出旅行，具备差异性与唯一性的旅游资源对人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查干湖冬捕节作为我国北方内陆唯一渔文化的遗留者，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性是其他旅游资源无可比拟的。因此2001年，当地政府开始重视开发查干湖冬捕节的经济功能、旅游功能与文化功能，并举办了第一届“查干湖捕鱼冰雪旅游节”，开始借助查干湖冬捕节独特的旅游优势与文化资本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玩，以此来带动当地经济与旅游的发展。 全国各地游客对查干湖冬捕节的青睐促使当地政府愈发重视对冬捕节的开发与利用，自2001年起至今，当地政府已经累积组织举办了18届查干湖冰雪渔文化旅游节，旅游节的内容与形式也越来越丰富。现如今旅游节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完整流程的活动，由文艺汇演、冬捕节开幕式以及文娱活动3个大的部分组成，汇聚了包括歌舞团、旅游、摄影、鱼产品、汽车、演讲、书画、自媒体、徒步登山赛事、雪地足球、冰帆、冰上风筝等涉及诸多行业的活动。2002年，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冬捕节所具有的巨大旅游影响力，发挥冬捕节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地政府成立了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自开发区成立之始，当地政府就开始建设以冬捕节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在10余年的发展中，当地政府累计投资23亿元，开发了200个建设项目，涵盖了商贸旅游、餐饮住宿、基础设施、交通等多个方面，形成了冬捕节旅游“一条龙”服务。发展至今，该区产业聚集规模越来越大，产业聚集效应也越来越好，全区经济生产总值已经累积达到了59亿余元，形成了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查干湖冬捕节产业集群。2009年，查干湖冬捕节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因此，查干湖冬捕节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结构遗产。在传统的冬捕节中，人们捕获的查干湖鱼都是自产自用，基本不对外售卖。随着冬捕节影响力的扩大，每年冬捕节捕获的查干湖鱼都会以线上网店的形式售卖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购买者，庞大的购鱼需求吸引了国内快递行业的争相到来。此外，冬捕节集渔文化、冰雪元素、民族风情为一体，悠久的历史、极美的自然景观与别具风情的民族特色吸引了摄影、诗会、书法、影视、电视专题片、纪录片等各大行业的入驻，极大地改变与扩展了当地的产业结构。同时，大量文化产业的加入扩大了冬捕节在全国的影响力，也为冬捕节文化、现代文化以及冬捕节旅游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做到了冬捕节文化的“活态”保护与发展。 （四）广西东兴京族的哈节 哈节从500多年前传入我国开始，一直没有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只是作为京族人民的一种传统节日而存在，其所产生的影响也仅限于京族人民内部。2006年，哈节凭借其独特的海洋渔业文化与鲜明的民族特色入选了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此之后，哈节的发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节日开幕仪式和哈节文化与艺术晚会，并斥资修建了京族博物馆与文化广场，在为哈节扩大旅游宣传、招商引资的同时，也逐渐完善了周边基础设施建设，为哈节的旅游事业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 在未进行现代转型之前，京族人民以打渔、种植农作物为生，哈节只是其生活仪式的一部分，是其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的传承途径。现在随着哈节影响力的增强与哈节旅游规模的扩大，在京族人民生活的各个村庄之中，人们自发组织成立了哈亭事务委员会来管理哈节的诸多事务，京族人民开始从事与哈节有关的产业，并从以往的个体经营形式转变为与各大旅游公司联手，利用自己的民族优势与东道主优势，开展合作经营。如经营农家乐、加工海产品、为来此体验哈节的游客提供家庭式民宿等，京族人民的人均年收入也由2013年的1.2万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1.6万元。据不完全统计，在哈节强大的吸引力下，该地区已经聚集了200～300余家旅游企业，从事以哈节为核心的旅游产业经营，在当地形成了明显的以哈节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模式。 如此看来，京族哈节也如苗族斗牛节、傣族泼水节、查干湖冬捕节一样，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遗产。哈节可以凭借自己深厚与独特的文化资本，吸引旅游产业等其他产业的聚集，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就业结构，并由此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促进哈节文化与旅游文化的融合，形成哈节文化的“活态”保护效应。 五、结语 目前，国内掀起了对文化遗产研究的热潮，民族传统节日是文化遗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就民族传统节日谈民族传统节日”很容易将学术研究陷入停滞状态。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避轻就重”地研究民族传统节日，让学术研究深入民族传统节日的本质，并对其进行理论的深化与概括。从表面上看，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文化的一种集中体现，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但观其本质，民族传统节日其实是一套系统性的建构与存在，它将各民族的手工技艺、服饰、歌舞等融入到节日活动中，通过这些可以被人们看得到或听得到或触摸得到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来展现一个民族的整体风貌。同时，民族传统节日经过各个民族的世代传承，已经成为了当地人约定俗成的一项活动形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安排，即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相对固定的地点、按照相对固定的程序举行相对固定的节日活动。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旅游元素与现代文化元素相继注入其中，但是民族传统节日的基本架构并未发生变化。 此外，通过对斗牛节、泼水节、冬捕节以及哈节的案例分析可知，民族传统节日在不同的场域中会产生相应的“结构-功能”[13]。如在传统社会的场域下，斗牛节、泼水节、冬捕节以及哈节承载的是传统社会人民丰收的喜悦与对美好生活的企盼。而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场域下，斗牛节、泼水节、冬捕节以及哈节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逐渐显现，其新功能的产生意味着新结构的形成。特别是在当今特色旅游发展的新场域下，大量的现代文化元素与产业元素注入民族传统节日之中，在当地逐渐形成了以民族传统节日为核心的现代旅游产业链条与现代化产业集群[20]。 在民族传统节日“传统-现代”的转型过程与文旅融合的发展中，民族传统节日不是以可以耗尽的自然资源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础，而是以丰富的内容与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作为存续发展的基石，集可持续性、可再生性与可发展性于一体。可以看出，民族传统节日并非一滩“死水”，它可以能动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结构与功能。同时，它还可以对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等各种资源进行配置，促进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与现代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吸引现代产业以民族传统节日为核心而产生聚集效应，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因此，民族传统节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结构遗产，是实现该类型文化遗产“传统-现代”转型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 平锋，王琳.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地方性逻辑——以天等壮族霜降节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4). [2] 黄润柏.壮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J].广西民族研究，2015,(6). [3] 黄润柏.壮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研究——壮族传统节日文化创新研究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18,(6). [4] 谢姿媚.毛南族传统节日中的民歌文化探析[J].大舞台，2013,(3). [5] 李乐为.刍议土家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及现代利用[J].贵州民族研究，2012,(6). [6] 敖慧敏.云南彝族火把节现代传承的困境与对策[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3). [7] 武宇林.宁夏南部山区汉族传统节日现状论考[J].宁夏社会科学，2013,(5). [8] 何星亮.春节文化的特点与功能[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 [9] 王文章.弘扬传统节日文化现状与对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10] 黄健，翁志实.传统节日[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11] 徐爱华，张远满.浙江省传统节日民俗传承人口述史研究[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 [12]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节庆专业委员会.中国节庆文化丛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13] 张继焦.换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新古典“结构-功能论”[J].西北民族研究，2020,(3). [14]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1992,(5). [15] Malinowski B K.A Scien 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s Essays[M].Chapel Hill,N.Carolina: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4. [16] 费孝通.西部开发中的文化资源问题[J].文艺研究，2001,(4). [17] [美]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1990)(上册)[M].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1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源发展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19] 李宇军，张继焦.历史文化遗产与特色小镇的内源型发展——以新古典“结构-功能论”为分析框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 [20] 张继焦.文化遗产的“传统-现代”转型：从“二分法”到“四分法”[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