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很多，涉及学科和领域方方面面，大都以新时代民族工作论述为根本遵循，从中华民族“本体”以及“中心”视角出发，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逻辑建构，这种范式的研究理论性与实践性强，但忽略了少数民族微观意识层面的逻辑建构。其实，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培育和铸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少数民族在微观意识层面的自觉性行为，即“为何接纳和如何适应”以统一多民族国家力量为代表的文化介入，这体现于党在不同时期开辟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之中，也是我们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不可忽视的视角。本研究从“微观意识”以及“周边”视角出发，实证一定区域内少数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建构过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呈现一种微观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与建构；微观意识； 作者简介：黄钰（1990-），男，山东栖霞人，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国现代当代民族政策研究；郎维伟（1956-），男，满族，四川成都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藏族历史社会文化研究；陈建樾（1964-），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主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研究。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少数民族视域研究”(批准号：17ZDA15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认同研究”(批准号：19XMZ002)；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批准号：20GTBSD01)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地提出和发展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和政治主张，成为开展新时代民族工作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指南。1由此，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一时间成为学术热点。有学者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建构的探究2，有学者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的探究3，有学者注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建构的探究4，同时，亦有学者们聚力多学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5。以上研究大都是基于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坚持“中心”思维研究范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与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笔者关于该问题的探究提供了多学科和多维度的视角。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百年间在团结带领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不仅存在着自上而下民族工作的建构实践，而且还存在着自下而上少数民族自觉性、自知性的认同过程，即少数民族微观意识层面的建构，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建构和本体研究上，从“中心”向“周边”辐射拓展的维度不足以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全过程，合理考虑周边少数民族“自下而上”，包括微观意识在内的自觉性行为的维度，才能使得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视角更加全面。由此，笔者萌生了从“本体概念”向“微观意识”以及由“中心”向“周边”研究思维的转换，以期关怀少数民族微观意识层面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自觉性行为，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视角。当然，少数民族微观意识视角的解释需要建立在人类学、民族学所坚持的特定微观田野区域内，需要实证资料加以支撑，这样才能够使得微观意识研究更加客观具体，不会主观抽象，笔者称之为“实证微观意识范式”。 鉴于以往学术研究对于这一视角讨论较少，本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讨论：一是实证微观意识研究范式的提出，从理论、文化、实践三个维度对这一研究范式加以解释和确认，为进一步探究寻找理论支撑；二是通过实证微观意识方式视角，溯源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建构、培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过程；三是在该视角指引下，就当前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建议，以及对该研究视角进行反思。 一、实证微观意识范式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问题由来 根据巴斯关于族群理论的研究，我们可知，族群边界之处各民族之间在特定时空情景下的互动最能够突显族群认同，换句话说，族群边界是族群意识或者民族意识强烈之处。[1]这是由于同一区域内不同族群之间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性，特别是从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的结构关系上来说，这种差异化的界限更为清晰。从另一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兴起后，西方学界热衷于将民族主义作为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必要条件，这种思路很容易使得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的关系陷入二元对立的陷阱，影响共同体的有机建构。[2]基于以上原因，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族群边界和差异的存在，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存在张力和冲突，进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笔者认为，这是站在他者的角度试图对“文化功能性”[3]的一种特殊解释。 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完成从他者到当地人的视角转换，就会发现由于交界之处各族群基于当地文化“需要”和“结构”的特殊功能性，弱化了边界和差异所造成的族群意识的张力和冲突，有效地处理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使得族群身份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形成功能性关联。这也就是“实证微观意识范式”所需要进行讨论的问题，即在认同以及文化功能论等理论指导下，超越概念和理论本体，深入到细致微观区域内通过历史的、现实的材料，实证族群在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下微观意识的变化过程，进而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建构逻辑。2019年10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正宇博士的《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川滇藏交界说起》，正是以微观意识为视角，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加以实证，解构了川滇藏交界各民族以“交往、交流、交融”为社会基础，进而在国家治理力量的外力推动下，社会群体在微观意识层面完成自我身份认同，有效处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过程的实证研究典范。因此，为了更好地建构起微观意识层面族群身份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功能性关联，为“实证微观意识范式”探寻理论与现实支撑，笔者将从“理论维度”“文化维度”和“实践维度”等三个方面，并结合王氏相关研究对这一实证微观意识研究范式加以解释和确认。 一是实证微观意识范式的理论维度。所谓理论维度就是微观区域内族群实现身份认同的理论支撑，即什么样的理论可以解释族群身份认同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身份认同的转变。在认同理论经历了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个体心理层面identification到埃里克·埃里克森社会心理层面identity的发展过程之后。Turner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认同是主体对自身社会群体身份的建构，这是主体受内在文化等因素影响，实现归属性选择的认同模式。[4]在Turner认同建构理论基础上，主体身份认同的建构选择必须考虑社会外界因素发展变迁对其影响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因此，针对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必须注重文化等内在因素和社会等外在因素的共同影响，这就要求该研究范式必须探讨微观区域内族群文化与社会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王氏研究就是通过对川滇藏交界之处族群文化特殊性的描述和阐释，当地族群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变迁，进而在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外力助推下，实现了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族群初级共同体向以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变，体现了身份认同与社会、文化的结合。 基于以上认同理论的框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文化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弱化了族群意识产生的身份认同的张力和冲突，实现了族群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机整合。按照周竞红研究员提出的认同具有多样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可以并存的观点，族群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亦可以并存，以上解释就更加合理了。[5]而微观区域内族群之间能够相互接纳和适应，进而导致族群边界和族群意识的弱化，正是特定时空下共享历史记忆以及文化和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多。这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相信不同群体之间具有了共同性才是共同体形成的关键[6]，也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发展的理论。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文化圈和社会圈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模式。王氏研究的川滇藏交界处接近于格尔兹所倡导的“降衰型社会结构”6[7]，因此，这里的族群能够建构起自我与外来他者的有效联系，建构起自我行动与社会关系的合法性，进而使得自我与他者产生更多的共同性因素，弱化差异和冲突。 二是实证微观意识范式的文化维度。所谓文化维度就是微观区域内族群实现身份认同的认识模式，即在何种认知模式指导下促进了个体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变迁。谈到文化就不得不提文化功能论，这里的文化功能主要是马林诺夫斯基以需要为目的的功能主义和拉里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为主，“需要”和“功能”是马氏文化观的核心概念，而布朗在马氏基础上，融入杜尔干的社会整体观，提出结构功能论，认为文化具有特定的功能，能够促进社会团结和增强凝聚力，成为功能统一体。[3]基于滕尼斯“社区”[9]范畴，即微观区域内，人与人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进而按照文化功能论的观点，个体或群体基于现实需要加强“交往、交流、交融”，成为现实有机的命运共同体。川滇藏交界之处不同族群在接纳和适应不同文化的过程中，正是基于各自的现实利益需要，促进彼此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以适应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历史变迁，进而走向社会共同体的范例。 其实，微观区域内族群这种建构社会关系的认知模式体现了文化的适应性，即通过习惯的行为与工具来适应社会历史变迁带来的各种变化[10]，以满足自身的需要，然而这个过程中就包含了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族群之间、族群内部有差异性、特殊性，包括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历史的特殊性，即文明冲突下导致的地方性差异，处理好这些差异性和特殊性，就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而不同族群之间基于需要而形成的交往互动则为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当地认知模式的特殊文化功能性所在。如此对微观区域内文化功能性的解释，更加有利于我们注重微观意识层面的变化，其实这也是微观区域内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特殊表达方式。 三是实证微观意识范式的实践维度。如果把文化维度作为一种认知模式的认识论来讲，是影响个体进行身份选择的内在因素，那么实践维度主要强调的就是个体在实践中如何完成其身份认同的方法论问题，这里可能涉及更多的就是外界的影响因素。在理论维度，我们将社会因素（各种人的行动与关系的综合）作为影响个体建构共同体意识的考量因素。按照摩尔根《古代社会》[11]中的观点，部落时代群体社会认同无法清晰地被界定，是由于人口流动性较弱，人与人之间关系基本是基于血缘家庭发生的，不同群体之间发生交往互动的可能性较低。而在川滇藏交界之处正是由于历史上持续的人口流动，不同群体之间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联系，进而为其共同体意识的萌生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所和条件。[12]这也就要求“实证微观意识范式”研究要把共同体意识建构的研究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了民族产生前的社会组织序列，即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和国家。所以，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而民族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民族的产生是从血缘部落到地域部落的本质转变过程。[13]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或者共同体意识形成之前，微观区域内群体的关系是基于血缘家庭为纽带而形成的相互联系。在王氏研究中，外来群体基于经济因素，伴随着人口流动进入微观区域内后，为了适应社会和自身生存首先选择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进而在共享的历史记忆中，外来者与当地人进而建立了彼此超越血缘的社会关系。微观区域内族群成员广泛参与的共同性历史叙事使得群体形成了不可割裂的联系，血缘功能由此也发生了分化，从而将“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或秩序内化到成员当中。[2]这无形之中，就促使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发展。 按照恩格斯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进路，在血缘功能发生分化之后，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社会认同、国家认同乃至共同体意识的诞生阶段了。鉴于以血缘为基础初级共同体产生的初级阶段社会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不确定性，社会秩序失措，为加强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国家力量必定要介入类似川滇藏交界之处的边缘少数民族地区。而随着国家力量深入到这些边疆民族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持续流动以及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机会条件。如在川滇藏交界之处，当地人“首先意识到国家与自己的紧密联系，进而根据国家政策层面的安排决定自己的行为与实践，最终走出了温情的共同体而形成社会关系”[2]。这也说明国家政策、制度、方针对微观区域内共同体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此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由于普通民众很难与国家政治之间有直接的频繁联系，除非涉及国家层面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民族政策，在这种共享历史记忆之外，很难有其他的表达方式，这也可以看出我们民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二、实证微观意识范式下溯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实践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充分论证了在多民族国家中长期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一直是客观存在的，而且首先在民族的边界地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16]当然，这在现代国家的环境下，也存在各民族缺乏交往互动，进而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与新建的情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西方是任由其发生以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并在内部进行同一化。而中国共产党的处理方式则是首先把各民族联合在一起，通过不断的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和帮助各民族发展，在现代国家之内去凝聚各民族，并反对各种分裂的行动和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不断增进的，进入新时代以后则体现得更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肩负民族和国家大义，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构起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民族工作过程中，也经历了早期探索、初步实践以及理论成熟三个阶段。 早期探索阶段（1921～1949年），即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此，陈建樾研究员曾提出重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脉络，按照这些事件和时间为主线，党的民族工作对边疆民族地区共同体意识的萌发产生作用，主要表现为微观区域内当地族群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互适应和接纳的一个范畴。这一时期，党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也是处于探索和萌芽阶段，对于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处于以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根本，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回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的问题[17]。近代以来，关于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之争，中国共产党承认多民族存在的基本事实，“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国家建构的解决方案[18]，进而用中华民族“团结各民族于一体”7。当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领导力量，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产生必要的联系，这对于处于特定区域内的少数民族来说就是一种国家力量的介入。以红军长征期间党在西康涉藏地区开辟民族工作为例，这些民族工作的开展就给当地少数民族留下深刻印象，如过境木里时，红军解救过被国民党军队劫走的木里大喇嘛项扎巴松典8，在经过甘孜县涉藏地区时，曾帮助当地建立过博巴政府9，这些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切身利益以及争取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实践，与当地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存在差异性，但是经过实践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接纳和适应。正如木里解放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高兴地说：“嘿，毛主席回来了，就是放回我们大喇嘛的那颗星宿啊！”[19]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党与少数民族共同性叙事的历史记忆中，少数民族认同了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能够接纳和认同中国共产党，亦可说明特定区域内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功能性在外力的推动下发挥了张力作用。这两个方面共同表现为少数民族微观意识层面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新社会和新国家身份认同的转变，建构起互动实践的历史性记忆。 初步实践阶段（1949～2012年），即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党的十八大以前，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工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强烈认同，完成新中国国家身份的转变。这一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与机制逐渐深入到民族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有学者认为“社会动员也就是广义的社会影响，它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变化发展的过程。社会动员可以促使人们与传统社会有关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转变为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20]。社会动员能够使社会为了实现某些目标利益的诉求，有效地完成社会资源的整合，使得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其实这也就是对“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成的促进。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局在民族地区以公路建设为代表社会事业的建设为例，作为边疆民族地区新事物的公路、汽车等，在民族地区展现的是一种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发展状态，这一切均是新中国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崭新变化。公路、汽车这些新鲜事物，正是少数民族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国家政权力量在民族边疆地区的展示。而感谢“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等话语正是少数民族微观意识变化的客观体现，这些字眼是新生政权的代表和象征，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对新国家政权的一种认同。诸如此类的能够动员和唤醒少数民族的新中国国家意识的举措，赢得了西南各民族同胞的一致认同，使得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了党和政府周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到被建构和培育。 理论成熟阶段（2012年～至今），即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进一步发展和确认，成为全国各族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意识遵循。伴随着党早期的探索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初步实践，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到实践都进入一个理论成熟的阶段，成为我们全体社会成员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庆教授就特别强调“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使得各民族能够客观上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进而能够“在心理上自觉认同、主动归属这一共同体。”[21]这种观点依然没有超越“中心”与“理论”的研究维度，更没有下沉至“周边”以及“实证”少数民族微观意识视角，但是与“实证微观意识范式”产生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无外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探究，都没有关注到少数民族微观意识层面的变化过程，更没有加以实证，换句话说，这些本体理论研究及建构路径缺乏少数民族微观意识视角的支撑。在这一阶段，我们不仅要自上而下加强意识范畴建构的顶层设计，而且需要关注自下而上少数民族自觉性意识形态变化过程，使得本体中华民族建构与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机结合。 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发生深刻转变，“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化入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之中，伴随着人口跨区域大流动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使得“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更加紧密地拥抱在一起”[22]，全体社会成员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进一步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存在，并以实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仅以抗击新冠肺炎为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来说，意识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物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主观思想范畴的内容，能够对客观世界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并在客观实践中以物质的形式得以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能动作用下，各族人民举全国之力支援武汉抗击疫情，在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实践中，突显了“中国速度”“中国力量”“最美逆行者”等共同体意识的客观表现，与此同时，这些实践中的客观成就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添了实践内涵。这就使得“实证微观意识范式”扩大至更大区域、更多民族范畴，不仅仅是特定微观区域内的某一民族的意识及行为变化，而是全社会微观意识层面变化在实践中得以体现。 从早期探索、初步实践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建构、培育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使各民族微观意识层面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案例，不胜枚举。这种微观意识的变化也是一个区域从小到大、理论从无到有、意识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力量的助推下，各民族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多，建构起了共同性叙事的历史记忆，并成为实证微观意识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依据。 三、实证微观意识范式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与研究反思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国社会成员意识层面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按照一定方式和路径铸牢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使得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更具包容性和凝聚力，亦是微观意识视角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当前学界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的研究很多，笔者赞同郝亚明教授“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10[23]这一研究模式，虽然是本体中华民族建构的方式方法，但是结合本研究范式的三个维度，就可以为本体建构路径找到一个支点，即从微观意识视角为什么这样做，进而可以得出如何去做。在本研究第一部分我们就提到了诸多影响族群微观意识变化的一些因素，如内在的文化因素的张力作用，外在的社会因素的拉力作用，那么根据这些要素的功能性我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微观层面意识的建构路径。 微观区域内族群能够对外来文化引起的社会变迁具有包容性，符合于其社会群体和个体关于文化的解释和认同。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解决了，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才能巩固。”[24]既然文化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性，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由不同层次精神要素有机结合而成的价值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历史观以及文化观。共有的文化观、价值观、认同观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的包容性接纳，并且这种共同性因素的增长能够弱化族群边界形成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从意识深层次方面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除文化内在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对族群微观意识层面的影响也显得尤为重要。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人群的流动给迁入地带来多元文化的体验，不同族群能够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相互适应和接纳，完成以血缘家庭的初级共同体向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身份认同转变，也正是得益于人口的流动给各民族的互动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群际交往互动才有可能催生跨群体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之间深入、全面、持续的交往、交流、交融能够形成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结构。[23]正如心理学家布拉姆菲尔德所说：“如果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们能够自由而真诚地交往，那些紧张与困难、偏见与困惑，都会消失；如果人们不能彼此交往而是相互隔离，那么偏见和冲突就会像疾病一样疯狂生长。”[26]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必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提供有效的社会基础。 当然早期封闭区域内族群之间的人口流动，以及国家力量治理下社会因素进入当地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与资源和利益因素交织在一起，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社会成员交往互动的最现实的问题。经济是诱发冲突的原因，即资源的有限性和不可发展性为根本原因。有效地加强资源再分配以协调好各方利益，亦成为考验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27]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28]提高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促进民族地区“五位一体”布局下的全面发展，使得各民族能够共同繁荣发展，必定成为各民族微观意识层面发生变化的诱发因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能够得以确认，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和客观实践上长期探索而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我国各族人民在国家政治共同体认同上的共识”[29]。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其初心和使命就与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度一致，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最强烈的愿望和诉求，在实践中团结带领中华民族全体成员进行了百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到：“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0]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已是众望所归，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的选择，这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强的组织领导保障。 四、结语 关注微观区域内不同族群的文化认同（共同的认知模式）与社会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对人与人的关系的体认与维系，将各民族共同叙事性的历史记忆纳入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全过程，是我们结合少数民族微观意识层面，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逻辑的重要维度。笔者尝试在“实证微观意识范式”的指导下，探寻更大区域内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变化可能性和多样性。这是符合微观意识层面及周边视角的研究，当然在论述过程中需要共同性叙事的历史记忆以及相关资料加以实证。实事求是地讲，基于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等因素影响考虑，不同地方微观区域内会存在着地方性知识差异性和历史记忆的特殊性，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在此范式的基础上探求更多区域内的实证案例，加以确认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性。当然，注重实证周边族群微观意识层面上身份认同的变化，依然是我们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忽视的问题，必须继续深度探究。 注释 1.2014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观点，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民族工作指向写入报告，并载入党章。2019年9月，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央首次正式确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的主线地位。 2.如郝时远《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年第1期；陈建樾《重构统一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脉络》，《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王文光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论纲》，《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3.如哈正利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内涵探析》，《中国民族报》,2017-02-24(005)；郎维伟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五个认同”关系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青觉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 4.如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麻国庆《民族研究的新时代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雷振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需拓展的三个维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5.如麻国庆、关凯、施爱东、严庆、冯建勇、郝亚明、李静、田钒、巴战龙《多学科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笔谈一）》，《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6.根据格尔兹的研究，这样的社会结构往往会形成社会象征秩序的典范中心，而整个社会更多地依赖于扮演象征的意识与戏剧而维持其秩序与运转。 7.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团结各民族一致抗战的政策，并明确提出“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主张。 8.项扎巴松典，又名杜基扎什、昂翁扎巴，男，藏族，1917年出生于木里县白碉乡八尔店封建贵族家庭，是贵族八尔家儿子。6岁到木里大寺出家为僧，1924年定为木里大喇嘛侯袭。1934年接任木里第十七代大喇嘛（土司）至1944年冬。 9.“波巴”又译为“博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博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帮助当地藏族人民建立的人民政权形式。 10.把党的建设作为政治基础、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经济基础、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文化基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社会基础、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作为法律基础。 参考文献 [1][挪威]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8. [2] [14][15]王正宇.实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川滇藏交界说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138.194. [3][8]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3~58. [4] Turner,John C.,Michael A.Hogg,Penelope J.Oakes,Stepphen D.Reicher,and Margaret S.Wetherell.1987.Rediscover鄄ing the Social Group: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New York:Basil Blackwell. [5]周竞红.多重·流动·情境：认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J]兰州学刊,2015,(4). [6][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1~5章）韦伯文选，第2卷[M].李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11~112. [7][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M].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9][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 [10]周大鸣主编.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75. [1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问题文选（马克思恩格斯卷）下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92. [13]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93. [16]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17]赵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开启[J].求是，2011,(12）. [18]陈建樾.单一民族国家还是多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解决方案之争[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 [19] 姚丹.“木里”兄弟回家了[N].新华日报,1951-05-27(03）. [20]陈露.浅论民族主义社会动员及其形式[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21]严庆.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3). [22]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02). [23][25]郝亚明.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大基础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5). [24]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252~254． [26] Bramfield T.,Minority Problems in the Public Schools New York：Harper&Brothers,1946：245． [27] 中共中央全会审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3(01). [28]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98. [29]邓新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