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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年来,先秦史研究不仅在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的带动下新成果层出,而且在先秦传世文献整理及传统专题研究方面也不断推陈迭新。《诗经·小雅·裳裳者华》言"维其有之,是以似之",是谓前人有所得,后人宜嗣继之。虽欲竭泽而渔,然三年来研究成果丰硕,顷筐塈之亦难免遗珠,祈见谅于方家。一、概述作为先秦史研究的基础,传世古书与新史料整理始终是学界最为用功之处。三年来,古籍整理研究相关成果以杜泽逊《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 基金资助：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封建制与商周早期国家治理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BZS020）；2019年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自主选题项目相关成果； 作者简介：谢乃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三年来,先秦史研究不仅在新材料、新方法和新理论的带动下新成果层出,而且在先秦传世文献整理及传统专题研究方面也不断推陈迭新。《诗经·小雅·裳裳者华》言“维其有之,是以似之”,是谓前人有所得,后人宜嗣继之。虽欲竭泽而渔,然三年来研究成果丰硕,顷筐塈之亦难免遗珠,祈见谅于方家。 一、概述 作为先秦史研究的基础,传世古书与新史料整理始终是学界最为用功之处。三年来,古籍整理研究相关成果以杜泽逊《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中华书局,2018年)与王和《左传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最具代表性,后者汇总作者对《左传》成书及其史料价值的多年研究,可谓是一部《左传》学史上的巨著。而新材料的公布和整理则是先秦史研究的主要带动点和持续增长点。三年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西书局)第七、八、九辑相继公布,《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9年)也在学界的瞩目中刊行。对青铜器及甲骨、金文材料的整理也硕果累累,如张懋镕主编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等古文字工具书相继刊印。考古材料方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豫东考古报告:“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野外勘察与发掘》(科学出版社,2017年)等均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新史料的扩充和“旧材新读”进而带来了饶有创获的先秦史新成果。如李学勤等《出土简帛与古史再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王晖《古文字与中国早期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论集》(中西书局,2018年)、李伯谦主编《青铜器与中国青铜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8年)、晁福林《夏商西周史丛考》(商务印书馆,2018年)、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赜》(科学出版社,2018年)等论著,都是运用多重史料进而重构中国先秦史的代表性佳作。 这一时期,恰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甲骨学研究120周年,学界总结性的回顾与反思也蔚为热潮。如晁福林《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先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王宇信《新中国甲骨学七十年(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唐际根、荆志淳《殷墟考古九十年回眸: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考古》2018年第10期),夏含夷《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等,皆可谓述往追来,观照中西,借鉴时贤。 二、传统先秦史专题研究的深入 近三年先秦史研究的新创获,着重体现在传统专题研究的深入,集中表现在先秦古史考索、制度探讨、四土经营三个方面。 首先,古史考索的深入主要体现在对传说时代、夏商周具体人物及相关史事的研究上。关于传说时代人物与史事的考察,如孙庆伟《启、益之争与禅让的实质》(《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认为,华夏尧、禹与东夷舜、皋陶、伯益之间的轮流执政是武力冲突的结果,战国儒家的“和平演变”解释模式是一种曲解。彭邦本《再论近年出土文献中的先秦禅让传说——兼谈所谓尧舜禹“篡夺”说》(《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认为,尧舜禹之际业已存在的“篡位”冲突并未真正推翻先民部落联盟的禅让传统。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史》2017年第3辑)以周、秦两种五帝说阐释古史传说的帝系与族姓问题。陶磊《古史传说与政治文化:对古史传说流变本质之新阐释》(《史学月刊》2019年第5期)系统讨论了古史传说中心人物方位构成和线性模式造成的古史流传。此外,以卜辞、金文考察商周人物也为学者所重。如莫伯峰《殷商祖甲时代历法改革的时机》(《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认为,祖甲曾两度进行历法改革,先废除“十三月”置闰制度,后改用“正月”之名,祀典改革则是在两项历法改革之间开始进行的。林小安、李凤英《殷武丁宰辅傅说考补证》(《古文字研究》第32辑,中华书局,2018年)推断武丁卜辞中的“雀”即文献中的“傅说”其人。关于周公的研究,郭晨晖《先秦时期周公形象的演变》(《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认为,周公在周初仅为人臣典范,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被提升至圣人的地位。张利军《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周公摄政》(《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认为,《周公之琴舞》可补周公由顾命大臣到摄王政者转变的史实缺环。刘佳琳《图片国异属铜器与周公东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4辑)认为,周公东征从商奄到薄姑所走路线,应是由汶水而淄水。对西周史事的研究,如晁福林《〈史墙盘〉铭文补释——兼论“成康之治”》(《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肯定了康王勉力治理广大疆域的功绩。杜勇《多重文献所见厉世政治与厉王再评价》(《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和《西周“共和行政”历史真相新探》(《人文杂志》2019年第5期)两文提出厉王是严重突破周代国家伦理的暴虐之君,共和行政是畿内诸侯共伯和会同周公、召公组成贵族合议制政府,以“共伯和”名义行王政的特殊政权形式。 其次,传统制度史的深入主要集中于商周时期的服制、宗法与家族、王朝职官制度等专题。如张利军《甲骨文、殷礼与商代外服的命名》(《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3期)认为,商王朝的外服必须由商王任命,外服的命名途径可能与殷商礼俗有关。武刚《“内服”还是“外服”:西周甸服问题研究——兼论西周王畿的形成过程》(《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认为,西周早期以百官为内服,“侯、甸、男”为外服,中后期形成了内有“甸服”外有“侯服”的“五服”体系。张惟捷《从卜辞“亚”字的一种特殊用法看商代政治地理——兼谈“殷”的地域性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打破了传统的内外服二元国家结构理论,认为内外服之间存在一种政治缓冲地带。 除服制外,宗法与家族问题也引起诸多学者瞩目。如朱凤瀚《金文所见西周贵族家族作器制度》(《青铜器与金文》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和《宗人诸器考——兼及再论西周贵族家族作器制度》(《青铜器与金文》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认为,周代宗族内大宗具有控制小宗等宗族成员制作青铜礼器的权力,且可能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至晚期。王晖《西周金文所见宗族分化问题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6期)指出,西周宗族分化一般从第三代开始。罗新慧《帅型祖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从祖先的形象、祖先的威仪、祖先之德三个方面阐述了周代祖先崇拜的特点深植于文化传统深处的影响。邹家兴《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以天亡簋铭载会同诸侯祭祀是为了宣扬文王天命、周王正统,何尊铭祭祖是为了承武王志、建都成周,此类周初金文王室祭祖多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何景成《西周金文誓语中的诅咒》(《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认为,西周金文誓语咒辞以世俗惩罚制约族际纠纷、凭神主惩罚制约宗族行为。耿超《性别视角下的商周婚姻、家族与政治》(人民出版社,2017年)一书则注意到女性在商周家族、政权组织中的作用与地位,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考察了商周女性在族务、邦政国事中的职能与影响。谢乃和《近出昔鸡簋铭文及相关史实考论》(《古代文明》2019年第2期)认为,昔鸡簋铭文记载了周王、王后通过为王朝大夫之家“置命妇”的方式支配地方,指出周代王权通过婚姻和命妇制度等柔性机制控制内外服贵族。 对王朝设官分职的研究,近三年研究多未拘泥于具体官名职位的考察,一般聚焦于商周职官的管理制度内容。如王坤鹏《商代异族邦伯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因以其伯”——西周时期族群治理的一种方式》(《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两篇论文强调了商周时期通过立“伯”实现对王朝异族管理的制度,及其在商周之际的制度延续与变迁。冯时《周初二伯考——兼论周代伯老制度》(《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认为,周初设二伯辅相周室,至康王以后发展为伯老制度,到昭王时期完善。杜勇《从井氏采邑看西周世卿制度的尊贤功能》(《古代文明》2018年第4期)认为,西周世卿制度本身存在尊贤机制确保王室官员的精英化。宁镇疆《由清华简〈芮良夫毖〉之“五相”论西周亦“尚贤”及“尚贤”古义》(《学术月刊》2018年第6期)认为,《芮良夫毖》中商周辅政的“五相”中“大门、宗子、迩臣”多系“世官”,“元武、圣夫”多为出身异族或身份低贱的人,指出“尚贤”是西周“世官”之外的用人正途。王进锋《西周时期中低阶层中的贤者和相关人员的向上流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认为,周代的尚贤意识与任贤行为为中低阶层中贤者的向上流动提供了空间。 最后,商周王朝对四土经营方面的研究。关于商王朝对四土经营的讨论,如陈絜《卜辞滳水与晚商东土地理》(《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指出,卜辞中滳水是汶水流经商邑段专称,是商人进入东土的重要路线。赵庆淼《商周汾水流域与山东地区的族群交流——基于“地名组群”重叠现象与古史传说的考察》(《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提出,商周时期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地名、国族名的重叠现象,是当时区域之间族群交流、迁徙或政治扩张联动的结果。黄锦前《商末周初东土和南土的形势及其控制措施——从商末有关“伐夷方”铜器铭文的理解谈起》(《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认为,商末帝辛时代商王朝即与夷方交好,周人沿袭以控制东土与南土地区。孙卓《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科学出版社,2019年)认为,中原文化消退背后体现出的是中原商王朝对边疆控制模式的转变。晁福林《殷卜辞所见“未(沬)”地考》(《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认为,花东卜辞中作为地名出现的“未”字,即为文献中“沬”或牧野,是殷纣时期的离宫别馆。关于周王朝对周边经营的研究,如邹芙都、马超《西周金文所见佚记古国及相关问题讨论》(《历史研究》2019年第5期)考证鄳、緐、霸等西周金文所见古国族姓与地望,指出了西周王朝对偏地异族与汉阳诸姬的控制问题。赵燕姣、吴伟华《金文所见昭王南征路线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2辑)认为,昭王南征的路线或为成周(洛阳)→上侯(偃师)→方(叶县)→唐(唐河县)→邓(襄樊)→曾(随州)→寒(孝感)→汉中州(汉水)→相(湘江),指出昭王两次南征对王朝南土的经营意义重大。高崇文《从曾、鄂考古新发现谈周昭王伐楚路线》(《江汉考古》2017年第4期)认为,昭王从成周出发,经南阳盆地而抵达汉东的曾、鄂之地,后亲率王师由“汉东”向“汉西”进发,“涉汉伐楚”。易德生《周代南方的“金道锡行”试析——兼论青铜原料集散中心“繁汤”的形成》(《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指出,长江中下游地区应是周代重要的铜料和锡料产地,形成了南方的“金道锡行”。杜勇《〈诗经·六月〉与金文图片京的地理问题》(《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指出,《诗经·六月》中的图片狁“侵镐及方”,“镐”即为镐京,“方”为金文所见“图片京”,是具有文化功能的行政副中心,图片狁犯周试图对周王朝施以毁灭性打击,是西周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外族入侵事件。 三、新材料为先秦史研究带来的新问题 王国维曾于《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近三年的先秦史研究“新发见”集中表现在考古发掘、出土彝铭、简帛古书等方面。 首先,石峁、良渚、二里头等大型都邑遗址的发掘工作推进了对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如沈长云《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认为,石峁遗址是古黄帝部族的居邑和姬周族人的最早发祥地,将学界一直关注的石峁遗址性质讨论推向热潮。许宏《关于石峁遗存年代等问题的学术史观察》(《中原文物》2019年第1期)认为,石峁文化与夏代有对应关系,且至少是两个不同的人类群团的遗存。赵海涛、许宏《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二里头文化的历史位置》(《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则强调二里头文化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到“一体化”王国时代,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三联书店,2018年)认为,夏代信史的重建,对夏墟的追考要以综合考察夏文化为基础。于孟洲《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关键阶段述论——以二里头文化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提出了二里头文化从内向集中到外向拓展的三个发展阶段。此外,宋建《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通过良渚考古出土玉器揭示了从强控制力的集中政治结构到松散的复合型国家的变迁。 其次,考古发掘为商周古国古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形成了新的热点。如郭长江等《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2019年发掘收获》(《江汉考古》2019年第3期)介绍了文峰塔枣树林春秋曾国墓地发掘情况。种建荣等《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芮国遗址》(《考古》2019年第7期)公布了2017—2018年间对刘家洼遗址的发掘成果,必将引起学界对曾国、芮国的持续关注。而谢尧亭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发掘》(《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等则公布了山西大河口墓地的发掘成果,也引起了学者对西周霸国的热烈讨论。如何景成《霸伯盂与周代皮币制度》(《出土文献》第11辑,中西书局,2017年)认为,皮币与玉器配合的制度,在西周时期已经成为定制。黄益飞《霸伯盂铭文与西周朝聘礼——兼论穆王制礼》(《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认为,霸伯盂铭文所记朝聘礼有三大仪程,即首日伯老赐物于霸伯,翌日命宾、聘享、飨礼、还玉和郊行赠贿。黄益飞、刘佳佳《霸姬盘铭文与西周誓制》(《考古》2019年第3期)梳理了西周立誓程序,认为誓的功用在于约束。裘锡圭《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号墓出土盘盉铭文解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反思了此前其对鸟形盉铭文的误读,重新考述了霸姬向霸国国君穆公告讼气的史事,将学界对相关彝铭的关注推向了高潮。 最后,近三年“新发见”最大热点当属清华简、安大简等新资料的陆续刊布。近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七、八、九三辑陆续刊印,相关研究也因此蔚为大观。如李学勤《清华简〈摄命〉篇“粦”字质疑》(《文物》2018年第9期)、李守奎《清华简〈治政之道〉的治政理念与文本的几个问题》(《文物》2019年第9期)等对清华简的研究就引起了学者对清华简相关经史类古书佚籍的持续关注。而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刊布,则为《诗经》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如徐在国《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异文》(《文物》2017年第9期)、黄德宽《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等介绍了安大简的形制、内容,对简本与传世本的部分异文进行考证分析,纠正了传世本《诗经》中一些长期被误释与误读的字词。 对清华简、安大简等战国楚竹书的深入研究,还促使学界对战国时期简帛古书的文本特点和古书成书过程进行了多维度的新思考。如刘光胜《同源异途: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儒家〈尚书〉系统的学术分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认为,清华简《书》类文献与《尚书》相比,存在篇目、篇数差异,无《书序》,内容上多言鬼神怪异,二者可能分属不同的《书》类文献系统。王坤鹏《从竹书〈金縢〉看战国时期的古史述作》(《史学月刊》2017年第3期)认为,战国古史述作多单篇流行,并有多个版本,这是因为述作者通常会对古史传说进行改写以表达其思想观念。同时受诸子学术的影响,古史述作还具有“史有子意”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为《史记》所继承。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认为,《系年》以晋、楚、郑三国史料为主,是涵盖西周王朝记录、东周史官实录及流行的东周故事三大内容的带有纪事本末体特征的独立史著,由此亦可见战国时期著史具有跳出时间的限制,有选择地叙述国别或人物的特点。黄国辉《重论上博简〈昭王毁室〉的文本与思想》(《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认为,简文中的“訋寇”应读为“讨寇”,是文中“君子”表明自己拼死殉亲的决心,为儒家学派文献,反映了早期儒家重“亲”的君亲观。王晖《清华简〈厚父〉属性及时代背景新认识——从“之匿王乃渴失其命”的断句释读说起》(《史学集刊》2019年第4期)认为,《厚父》应为“商书”,其“保教明德”的主张异于周政。陈其泰《出土文献与历史叙事》(《东岳论丛》2019年第3期)认为,通过出土文献《春秋事语》《系年》和传世典籍的互证,能够推进先秦史书题材、体例、风格等方面的研究。 四、多维理论视角对先秦史研究的新推进 近三年先秦史研究的新进展还突出表现在研究的多维理论视角方面。较为典型的是借助人类学相关理论重新审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与路径问题。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如埃尔曼·塞维斯《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龚辛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等对西方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经典和新进化论代表作的译作,而且也涌现出一批运用相关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进行探索的重要成果。如谢维扬《中原王朝政治的形成对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影响》(《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指出,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与地域控制模式对周边地区国家化进程产生了影响,并强调文献传统在这一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谢维扬、赵争《酋邦与国家接近的程度及对国家起源研究的影响》(《学术月刊》2018年第8期)则强调酋邦与分层社会的概念差异及其在前国家时期的存在状态。此外,李禹阶、常云平《史前宗教、礼与文明起源中的政、教关系》(《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指出了中国早期文明起源过程中,史前宗教关注世俗、循“礼”而前的特殊演进路径。王子今《交通史视角的早期国家考察》(《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通过远古交通史记忆、聚落考古与巡狩制度展现了早期国家的交通能力,及其军事、行政权威与国家控制。易建平《环境限制程度与史前中国社会—政治演进速度》(《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指出,地理环境限制造成史前中国古城出现了非直线型演进。而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则将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五大历史问题置于血缘组织与聚落群聚形态的平台上进行综合考察,角度新颖。 三年来,学者还有意识地沟通社会与人文各学科视角与方法,结合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对商周社会思想观念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如晁福林《先秦时期鬼、魂观念的起源及特点》(《历史研究》2018年第3期)认为,鬼观念滥觞于新旧石器时代之际出现的埋葬习俗,甲骨文“鬼”是对祭尸礼的“尸”的形象摹画。魂观念的出现远后于鬼,直到战国晚期才摆脱物质性因素。晁福林《从甲骨文“俎”说到“义”观念的起源》(《考古学报》2019年第4期)则认为“义”观念最初来源于甲骨文中“俎(宜)”引申的适宜之意,西周春秋时期“宜”用为同音字“义”时则派生出威仪美善标准之意蕴,而《左传》《国语》中的“义”已含有社会公认的社会准则及伦理道德的观念。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历史研究》2017年第5期)认为,殷周之际天道观由帝变为天帝,是周人将姬姓族最大的图腾和宗神“天”与商人至上神“帝”加以整合的结果。刘源《从甲骨文、金文材料看西周贵族社会的“德”》(《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认为,西周贵族社会的“德”即指贵族辅助周王的品行和作为。杨小召《两周金文中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及其演变》(《史学月刊》2019年第12期)指出,西周早期强调效法祖先之德,西周中晚期这种观念已有变化,至春秋战国时期则逐渐流于形式。邓国军《殷周时期“中”观念的生成演变——兼论殷周制度文化的沿革》(《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系统总结了清华简《保训》公布以后学界对“中”观念讨论的热潮,系统梳理了殷周“中”观念的流变。谢乃和《从新出楚简看〈诗经·雨无正〉的诗旨——兼论东周时期的“周亡”与“周衰”观念》(《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考证《雨无正》为二王并立时诗,认为其诗旨为平王吁请内外服臣工的支持,文献中“周亡”“周衰”的记录体现了平王建立正统过程中的政治思想变迁。江林昌《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认为,《九歌》是虞舜《韶乐》、夏代《虬歌》、春秋诸侯祭歌等多元国野乐曲在部族交流融合过程中整合润色的结果。颜世安《〈国风〉与春秋时期的北方地域文化》(《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认为,北方诸国贵族严宗法、摒地方神怪和重视语言雅驯的文化习惯造成了《诗经·国风》在文化风格上的一致性。 在跨学科的多维研究视角下,近三年还涌现出一批研究先秦礼器、礼制和礼俗的代表性成果。如李峰《青铜器和金文书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从周代书体变异、兼含不同文化的书写、西周读写文化等多个视角,对铭文书法、礼器仪制、社会文化生活等多有精到见解。李春桃《从斗形爵的称谓谈到三足爵的命名》(《史语所集刊》第89本第1分,2018年)即是综合了古文字字形、器物形制、历史命名等问题。阎步克《由〈三礼图〉中的雀杯爵推论“爵名三迁,爵有四形”》(《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和《礼书“五爵”的称谓原理:容量化器名》(《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两文指出古代爵经历了周初三足爵、斗形爵、春秋筒形爵、宋《三礼图》雀杯爵“三迁、四形”,而《仪礼》“爵觚觯角散”为“五爵”,是量为一至五升的容量化器名。而阎步克另一篇《饮酒庆功礼与班位、命数——周代的品位形态及功绩制》(《北京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则提出饮酒礼中由功绩序爵、由爵序班位、策勋以载命服和因酒器以见功绩、身份的观点。王晖《甲骨金文“中”字初义与商周宗庙旗杆铭旌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则以文字联名物,再由名物及制度,认为“中”是一种系有父祖名号的铭旌,专用于祭祀的木柱。王晖另一篇《西周金文“京宫”“周庙”“康宫”考辨——西周宗庙制度研究之一》(《中华文化论坛》2019年第2期)考察了周初到西周晚期“京宫”“周庙”“康宫”的兴迭与“五庙”“七庙”的变迁过程。此外,杨华《出土简牍所见“祭祀”与“祷祠”》(《四川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则分析了出土简牍中“祭祀”与“祷祠”用法合流的历史过程,厘清了学者“祭”“祠”对立,秦不重祭的误区。 五、总结与展望 纵观2017—2019年先秦史研究,由于古史研究范式的自觉更新和新材料的不断扩充,从而使相关研究无论是时代上的“纵通”与内容上的“横通”,还是个案专题实证式研究,均取得巨大成就。其中,围绕甲骨、金文、简帛等新材料的发布,更是形成了诸多学术热点,尤其是随着近年新出土材料与传世古书的比较研究的深入,更是形成了对先秦古书文本形成过程的新认识,时贤由“重写学术史”“重建古典学”进而到“重构上古史”,不断进行理论反思与自觉。展望未来,先秦史研究仍将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和特点。 首先,甲骨、金文、简帛文字等新材料研究仍将是先秦史研究的学术前沿。20世纪以来所积累和最新刊布的大批甲骨、金文、战国文字等古文字和田野考古资料,一改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而几无“复先秦之古”的学术困局,为先秦史研究提供了前人未曾寓目的新史料。陈寅恪曾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三年来,先秦史研究正是遵循着这条学术路线,在各领域内取得了卓越成绩,相信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新材料研究仍将是先秦史学术创新的前沿。 其次,古书、古史“新证”式研究仍将是先秦史研究的学术重点与热点。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曾提出“古史新证”。所谓“古史新证”的“新”主要是指研究方法上的“二重证据法”,“证”主要是指地下材料对“纸上之材料”的“补正”或“证明”,就是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证明传世文献的可信。但综观王氏的具体学术实践,其“新证”实际还包含着运用甲骨、金文等古文字考释并恢复先秦古文献原貌的方法,可谓是传承并扩大了乾嘉学派治学强调文字、音韵和训诂的“语文学”学术传统。三年来,大批战国楚简等古书佚籍的刊布,为先秦史研究遵循前贤“古文献新证”和“古史新证”的学术方法提供了可能,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重新反思古书”和“重建中国古典学”这一学术潮流下,亟须加强对古书及其成书过程的深入研究,同时随着以经史类古书佚籍为主要内容的清华简、安大简等陆续刊布,有理由认为相关研究将会成为先秦史的持续热点。 最后,深入推进出土文献等个案实证式专题研究的同时,亟须加强对先秦这一长时段的总体或整体史研究。在21世纪20年代初来回顾2017—2019年的先秦史研究,有必要重视一百年前20世纪20年代前后形成并基本奠定后来中国古史研究范式的古史学派在方法论上给予当下研究的启迪意义。众所周知,古史学派较为显著者,除王国维所代表的“新证”派外,还有以顾颉刚“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傅斯年与李济为代表的考古重建派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等。相较而言,早期唯物史观派相关研究虽有“论过于史”的现象,但在方法论上则呈现出融会诸派并带有更多阐释社会发展模式的理论旨归。反观当下三年来由于新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与研究范式的革新,先秦史研究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学界也应意识到这种单纯的出土文献或具体个案研究对象多发生于年鉴学派“多重时间”中的“短时段”中,对于属于“长时段”中先秦宏观系统研究仍需重视早期唯物史观派的方法论启迪意义,给先秦史学界贡献更多像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宋镇豪主编《商代史》、晁福林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和《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朱凤瀚著《中国青铜器综论》等标志性的巨著佳作。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