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己亥末、庚子初，疫情发生，特别是武汉“封城”以后，禁足在家，读书思考，逐渐形成几个题目，一是“上医医国”：最好的医生不仅要疗治人身疾患，还须医救国家毛病。二是“商贾救亡”：商贾以发展商品经济为务，又不忘社会担当，例如春秋商人弦高救郑；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主持宜昌大撤退，不畏牺牲，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如陈东升、艾路明、阎志等）在抗疫间斥资献力，昭显爱国护民精神。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是吾国经济两大支柱，缺一不可。那种鼓噪一时的“民营经济下课”及贬抑民营企业家的调头，在这些古今史例面前不攻自破。 今天谈第三个题目——《“采风”与“诗谏”》，涉及言路开放问题。关于此题，国史有丰富载述，虽然那是君主制时代的史论，但开通言路是一个普遍性、永久性议题，现时代仍可从历史记述中获取有益教训。 1、“采风”乃古之良制 中国古代政制有两大系统——封建分权的“周制”与君主集权的“秦制”。 社会相对宽和的周制，有一种沟通上下，使信息畅达的举措，这便是“采风”——朝廷派专人到民间采集反映民情的“风”。风的本义是空气流动，引伸为风俗、风教，具体指承载民俗民情的民歌。“采风”便是搜集反映民俗民情的歌谣。 无论古今中外，包括古代的清明治世和现代民主制，社会的上下层总是存在距离、难免隔阂的。而要缩小距离，化解隔阂，便需要执政方倾听民意，体察下情，纠正国政弊端；而民众则有义务、有权利将意见上达朝廷。周代的“采风”便是沟通上下信息的一种举措。 当然，采风的一个直接目的，是提供宫廷乐舞演出所需要的歌词和曲调。而上层人士欣赏采风所得民歌，便随之获悉下情，这比倾听一味歌功颂德的谀词有益得多。终年陶醉于吹捧之中的君王，定然昏瞆，如西晋惠帝，当饿殍遍野之际，却问身边侍臣：“百姓既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晋书·惠帝纪》）西晋的速亡，与惠帝一类昏君昧于民情大有干系。 周代享国791年，是史上历时最久的朝代，这与其实行下情上达的采风制颇有关系。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康王、宣王等深怀忧患，勤谨治国，原因之一是了解社情民意，这得益于采风制。 周朝专设采诗机构，由职官收集民歌向上呈报。《汉书·艺文志》云：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之官，分“行人”（采访员）和“太师”（审查、修饰采诗的长官）两级。此制运作过程略为：“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每年三月，气候温和，朝廷派专门采诗的行官，敲着木梆子，向路边人招唤：我来了，大家有什么好的诗歌，都告诉我。行人返回朝廷，把所采之诗献给高官太师，太师对这些诗进行加工，并令人配上音乐，以在宫廷演唱。天子通过这些来自民间的歌曲，知道老百姓怎么想的，老百姓对时政有什么意见。 周代采风所得甚丰，据说古诗三千，孔子删留三百篇（有学者认为删诗者不是孔子，而是众人汰选的结果）。《论语》多言“诗三百”，显示春秋末存诗状况，传世至今的诗305篇。《诗》由《风》、《雅》、《颂》组成。《风》即国风，为十四个诸侯国加上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周地的民歌，共为“十五国风”，160篇，占《诗经》篇幅之半。大小《雅》多为卿大夫诗作，也有民歌；《颂》是庙堂诗乐。诗三百篇，尤其是十五国风，涉及西周到春秋末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民众的喜怒哀乐，不乏对时政的尖锐抨击，以后列朝也没有以“妄议”删除“怨望”篇目。 周代的采风制，秦汉有所承袭。如秦朝设乐府，汉朝武帝以后正式成立乐府，采集民间歌谣及文人诗篇，不乏卓异篇章，如“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反映了民众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汉乐府》与《诗经》《楚辞》在中国文化史上三峰并峙。 从诗经到乐府诗，也有歌功颂德篇章，但数量有限，其历史认识价值和文学价值不高，而放射光芒的，多为反映生民真情实感，洋溢着社会批判精神的篇什： 一，揭露政治弊端，谴责权贵。如《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将贪官污吏比喻为粮仓里吃得肥硕的老鼠。 二，控诉兵役徭役。《君子于役》“一日不见如三秋”，对苛重的徭役发出怨愤之音。汉乐府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痛陈兵役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唐代诗人杜甫承其绪，“三吏三别”尽写民间疾苦。 三，男女追求恋爱自由。如《国风》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皆千古不朽的爱情篇章。《孔雀东南飞》控诉礼教的残忍，赞颂焦仲卿夫妇的坚贞。 四，农事诗。表现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人疾苦，“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诗歌非常有价值。现在研究中国农耕文明，无不引用《诗经》的农事诗。沿着诗经传统，后世有很多惜农作品，如唐代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白居易的《观刈麦》《卖炭翁》等等皆为佳作。 五，爱国抗敌诗。表现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壮丽诗篇。 《诗经》的功能是：“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指联想、启示；“观”指了解社会民情，观察风俗盛衰；“群”指通过诗歌，使大家交流思想、联络感情；“怨”指讽喻社会不良现象，尤其是讥刺政务弊端。讽刺诗（怨望之诗）在《诗经》中占较大比例，《诗经》洋溢着社会批判精神。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周代采风制有直接关系，这便是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2、“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 《诗·大序》（相传子夏撰）有一段阐发如何对待批评的文字：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上以风化下”，指统治者以《风》教化下民；“下以风刺上”（“刺”有指责、揭发讥讽之义），指下民以《风》讽刺、责难当朝。这就道出“风”沟通上下的双向功能。《诗·大序》又讲，社会批评不宜采取直白的说教，而应该“主文而谲谏”。“主文”，就是用文学化的方式规劝；“谲谏”之“谲”可释为狡猾、聪明，“谏”即提意见，“谲谏”是用委婉而生动的方式提意见。 《诗·大序》进而指出，听意见的人（主要指统治者）应持的态度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提意见是无罪的，意见正确固如是，即使意见欠妥，也是无罪的。无论意见确切程度如何，听意见者都足以引为鉴戒。只有如此，提意见的人方无顾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一“纳谏”卓论，烛照千古。 关于纳谏，《战国策·齐策一》有一精彩故事，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邹忌劝诫齐王纳谏。《古文观止》收录《战国策》这段文字，命名“邹忌讽齐王纳谏”。我少时读古文，主要用《古文观止》本子，里面的不少篇章留下深刻印象。 《战国策》所讲故事如下：齐国谋士邹忌长得漂亮，夫人夸奖他比另外一个美男子徐公还要标致。后来邹忌见到徐公，对着镜子一看，觉得自已大不如人。这使邹忌领悟到，身边人的颂语是靠不住的，不能被其美言蒙蔽。邹忌把这个感悟告诉齐威王，劝谏齐威王切勿被“私王”“畏王”者所误。齐威王接受邹忌意见，“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如果臣民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给予最高奖赏；如果不当面讲，“上书谏寡人者，受中奖”；如果上书也有顾虑，“能谤议于市朝”，在外面市场批评我的，受下赏。此令一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谏）进”。齐威王参酌这些意见修改政策法令，齐国很快强盛起来，燕、赵、韩、魏得知，都到齐国来朝拜。“此所谓战胜于朝廷”——不用派兵出征，在朝廷修政，便赢得胜利。 《古文观止》编者在这一故事后按语曰：“千古臣谄君蔽，兴亡关头，从闺房小语破之，快哉！”点破“言谏”与“纳谏”的妙处。 3、“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 纳谏的要义，在于接纳“诽谤”，这是需要雅量的。 古时把批评称之“诽谤”。今日衍为贬义词的“诽谤”，古时是褒义词或中性词。“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周代的采风制，便是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谠”意为正直，“纳忠谠之言”即接纳忠实正直的意见。 天安门前优雅而壮观的华表，大家都熟悉，游人常将其作为留影的背景。若作历史追溯，这汉白玉华表是从谤木演化来的。“谤木”为何物？《吕氏春秋》讲，古圣王尧舜禹汤为了解下情，采取一些方法：“尧有欲谏之鼓”，尧帝在宫庭前安设大鼓，供人敲击，尧闻声出来听取意见。“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现在谈谈“诽谤之木”。 诽谤之木，简称“谤木”，是朝廷门口树立的一根木柱，上面可以挂木牌，臣民对朝政有意见，书写于木牌，挂在谤木上。《战国策·齐策》记载：齐威王在王宫门前树立一根与人身体等高的木柱，称“诽谤之木”。谤木与人身体等高，以便人们悬挂书写意见的木牌，官吏定期收集木牌呈给威王看，威王就知道哪些政令需要修正，这样齐国官风国政大为改观。 故事在延伸。齐威王死后，人亡政息，君王不再倾听批评，谄上之风重起，臣下专说好听的话：王很伟大，我们要好好学习王令，不变样地照办。这样一来，谤木就没有用处了，但朝廷又不好意思撤去谤木，于是将榜木高度提升，书写意见的木牌挂不上去，谤木也就变成装饰物，以后演化为映衬宫廷壮美的华表，收集意见的功能完全丧失。 汉初文学家、少年天才贾谊的名篇《治安策》主张学习周朝，让太子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太子成人以后，还须保持几样要件：“记过之史”（记载政策朝廷过失的史官），“进善之旌”（仿效尧舜，在宫门树立一面旗帜，有意见的人站在旗帜下面发表意见），“诽谤之木”（人们有意见可以挂上去），“敢谏之鼓”（供人击鼓进谏）。要让“大夫进谋”，“士传民语”。贾谊说，秦朝二世而亡，原因之一是拒绝真活，指鹿为马；而周朝国祚八百年，得益于开“诽谤之路，纳忠谠之言”。诚哉斯言！ 头脑清醒的国君，皆有接纳批评的气度。下举三例。 北周宣帝时，大臣于义上疏指谪朝政，宣帝认为于义是在诽谤朝廷，御史大夫颜之仪批评宣帝道：“古先哲王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犹惧不闻过。”古圣王生怕听不到时朝廷过失的指责，而现在于义对朝廷提意见，不可以下罪。宣帝听了颜之仪的劝诫，马上放弃处罚于义的想法，表示要让人讲话，允许批评。 东汉有个叫任延的官员要出任外官，汉光武帝刘秀告诫临行的任延：好好服事上司（“善事上官”），而任延颇有风骨，当即反诘皇帝：让我对上司唯命是从，就会造成上下雷同，大家都如一个模板出来，这不是皇上你的福分。（“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光武帝不以为忤，赞叹道：“卿言是也。“ 武周时期（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史称武周），有个张姓官员编歌谣嘲讽官制松弛，沈全交续写歌谣，指责武周职官泛滥，被御史逮捕，准备以诽谤朝政、败坏国风定罪，武则天阅览歌谣后笑道，沈氏是要官府莫乱来，干嘛要处罚他呢？并说：“何虑天下人语！”武则天确乎有点接纳异见的气量，“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作《为徐敬业讨武瞾檄》，历数武则天篡夺罪恶，称其“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武则天读檄文时，或微笑，或不悦，最后大赏其才，说骆宾王这么有才华的人未被庙堂所用，是宰相的过错。 当然，史上多有君上拒绝批评，堵塞言路，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国语·周语》的一段名文收入《古文观止》， 拟题《召公谏厉王止谤》。文曰，周厉王残暴虐民（“厉王虐”），老百姓批评国君（“国人谤王”），元老召公告诉厉王：老百姓为什么批评你，因为他们实在受不了你的做法。周厉王听了很恼火（“王怒”），不但没有接受召公的意见，反而启用名卫的巫，严厉监视、镇压乃至杀害诽谤之人（“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老百姓很害怕，不敢说话，在路上只能用眼睛表示意思（“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周厉王很得意（“王喜”），告诉召公，我有办法消除诽谤，使老百姓不敢言（“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反驳道：老百姓不敢讲话，并不是大家没有意见，而是你障碍了言路。接着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止老百姓讲话，堵塞大家的口，好比是江河水涨时，不让流淌下去。川流只能疏导，不能堵塞。应该让老百姓讲话。厉王不听召公劝告，于是老百姓更加不敢说话了。结果朝政愈益败坏，忍无可忍的国人终于把厉王赶走，“三年，乃流亡于彘。”厉王逃亡后，便有召公、周公等贵族联合执政，这是中国古史上少见的一次“共和行政”。 统治者不让人讲话，拒绝批评的史例甚多，这是君主专制的普遍现象，即使在比较开明的唐朝和宋朝，也时有发生。前面提到的《悯农》的作者李绅，因诗作陈述农民苦难，被人打小报告，说是诽谤朝廷，李绅几乎入狱。宋朝苏东坡写《山村五绝》，对底层民众疾苦深表同情，也被人安上“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的罪名，在乌台诗案中受到严厉处罚，甚至有人主张处斩。毕竟宋朝太祖留下遗诏，不杀议政士子，所以苏东坡没有掉脑袋，而被贬谪黄州。 因言获罪的现象在君主专制时代相当普遍，也一再导致社会灾祸，故召公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成为垂之千古的警语。 4、“公其非是于学校” 上对下“纳谏”，下对上“言谏”，构成一种纠错机制，有益于社会生态平衡。周厉王不让人讲话，落得身败名裂，与此相反，古代也有开放言路、接受意见的明智之例。这虽然是君主体制内的举措，但包蕴着的智慧可供今人玩味。 唐宋很多诗文批评朝政，人称唐诗为“诗谏”，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个方面。武大中文系尚永亮教授，研究唐宋贬谪士人的诗文。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等，被贬谪以后，深入下层，对时政的批评入木三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阐发“苛政猛于虎”、“苛政毒于蛇”。 中古以降的“言谏”，渐渐触及到朝野关系、官民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对官民关系有新的解释，全然不同于与他齐名的韩愈《原道》的尊君抑民论。 友人薛存义启程赴官任，柳宗元追至江边为之送行，并有一番赠言：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指出，地方官是老百姓的仆役，并非役使老百姓的。老百姓靠田土生活，拿出田亩收入的十分之一，雇佣官吏为百姓主持公道。现在做官的拿了百姓给的俸禄，应当是官吏敬畏百姓，而不是相反。柳宗元之论，被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发挥。 宋太祖了解下情民心，他强调，是民众养着官吏，官食民饭，宋代在衙门口立石碑，上书十六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诚哉卓论！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指出，君民不是主奴关系，而是类似一起扛木头的同事那样的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进而指出，是非标准不能由君（朝廷）独定，引出“公其非是于学校”的辉煌命题。 传统中国是非标准一向由朝廷决定，但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说，是非不能由朝廷决定，而要由学校，即由有知识、有见解的社会公众商议。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舆论和舆论监督问题上的飞跃性认识。在两汉时期，朝廷把监督与上谏的任务交给言官。言官包括两种，一是监察官，二是谏官，他们共同对舆论畅达起到一些作用。但言官毕竟是由帝王、朝廷任免，反映的意见有局限性，所以还应该广开言路。《明夷待访录》的“公其非是于学校”便是卓异的见解。 有人把黄宗羲之议称作中国的《社会契约论》，这有一定道理。但此说并不完备，应当讲，《明夷待访录》所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应该“公其非是于学校”，把舆论的发纵地交还给社会，交往给公众，其实是继承和发扬了先秦以来的“采风”—“诗谏”传统。中国文化存在着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内生资源，不能把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诉求完全视作舶来品。 感谢大家倾听，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