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关注中产人群的生活品位 除了超越传统民俗学对乡村的研究之外，现代民俗学还应该跳脱出传统民俗学长期关注底层的视野，把目光投向当代都市正在崛起的新兴阶层——中产阶层。虽然民俗学一向以底层民众和山乡村民为关注的核心对象，但在许多国家(包括我国)，民俗学都致力于从国家或民族内部挖掘民众文化的正当性和优越性，保护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民俗学需要透过民俗文化现象了解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心理、民族精神等；如果“民”仅仅局限为边缘群体，那么，如何通过“民”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及其精神？在今天，如果把“民”仍然限定为农业社会的“乡民”，那么，已经或正在成为人口大多数的城市群体就无法进入民俗学的研究视野了，尤其是作为未来文化承担者的日益庞大的新中产人群；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追逐着与其父辈或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不同的新时尚。记录、描述和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情感及其变化，追踪新一代国民如何借鉴、继承和化生民俗传统，如何在当代创造新的生活经验和智慧，这些理应成为民俗学的新课题。而这样的课题自然会导引民俗学朝向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面向以现代性为特征的都市社会，以及为解决人的现代性问题所形成的生活文化。 换个角度说，在我国以往民俗学研究中不仅是把重心放在乡村，也以底层不识字或较少用文字进行交流沟通的群体的口述和行为规范作为主要的叙事方式，或将民俗器物、仪式视为其文化表征。现代民俗学要面对的不是以往那些不识字的群体，而是大量掌握现代通讯工具和技术的都市居民。基于当下和未来中国新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我们今后应该对这类人加以重视；这也就意味着民俗学将超越阶级划分，不仅仅限于对底层民众或农民群体进行研究，也会关注当代社会的新生群体及其文化创造。 目前，世界范围内民俗学、人类学的新近动向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把研究目光从聚焦于远方异乡的“他者”转向身边的人群。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既不是民众主义理念中高大的共同体，也不是精英压迫的底层文化与民众。“民”不是一个具备悠久权威属性的历史概念，而是与我们身处同一社会，同一时空，而我们却并不了解的同胞兄弟。这也提示我们，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可以不是“他者”，即从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上与研究者有着距离的群体，而应该是“我群”，也就是要把我们身边的人和我们自己都纳入研究对象的范围，这就超出了传统民俗学的框架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可能给我们带来研究范式的突破。 当下我国已经进入到后现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以传统的乡民为研究对象显然已不合时宜，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在导致传统产业工人数量锐减的同时，也带动了城市新兴阶层的崛起，后者的生活方式呈现出与父辈和祖辈都非常不同的形态，这正是民俗学长期关注的惯习在城市的新发展，对此视而不见，是民俗学的促狭和失职。而这样的研究已受到一些前沿学者的重视，“因为他们关注的是超越隔离社区的阶级和族群，所以他们的确可能既具有清晰性和针对性的解释特性，又对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具有敏感性”。我国历史上因为长期的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把讲究品位和追求精致的生活，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表现而不予重视甚至贬低。当我们的社会跨过衣食无忧的温饱阶段后，民俗学长期定位于乡土的“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召唤我们的学术跟进，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加以分析。其中，布尔迪厄(Bourdieu)的“生活风格”(styles of life)也许可以成为分析这个群体的理论工具。生活风格与一个人的艺术修养、鉴赏能力、知识拥有息息相关，比如谈吐、仪态、举止规范背后所隐含的特定社会礼仪风俗，家居、服饰、饮食、交通等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的品位，当代城市社会呈现个性化发展趋势，“生活风格”或“品位”不失为解析各类小众群体的有效概念。与此相关的“惯习”(habitus)一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阶层的形成。在我看来，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民众生活的文明化、当代社会消费文化、流行文化等等诸如此类的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现象，都因为与“惯习”这个概念有着特殊的互相包含或交叉的意义，而可能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民俗学从关心“俗”转而关心“民”，关注新时期人们的思想情感、品味与欲望、行为与惯习，探究其深刻的社会内因，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从现实关怀来说，现代民俗学对新中产人群生活品位的研究，切合了当下国家提出的“建构美好生活”的理想，也符合民俗学力求切入当下社会现实的愿望。这个方向大概能够与当下实践民俗学构成对话，比如对文明化的讨论，为当下我国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一个历史借镜，陈旧过时的习俗终究要被现代文明所替代，“传统的民风正在经历也需要经历理性化的洗礼和筛选，这是一个由各种彼此有别的、不一定平等的礼仪向平等的、尊重人格的现代文明规范看齐的过程”。民俗学把眼光转向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市民，以及更能体现当代社会新风尚和时代气息的都市新中产生活方式的调查与研究上，接下来就有可能生发出这门学科在新时代的应用价值和问题意识。这样看来，现代民俗学虽不是以实践民俗学为出发点，却是在某种意义上，与之殊途同归。 四、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换 中国民俗学要实现在当代社会的转型，走向现代民俗学，不仅意味着研究视野要从乡村转移到都市,研究内容和对象要超越以往民俗学所研究的范围，相应地，研究方法和范式也需要调整、转换与创新。 尽管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民俗学为顺应时代变化和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但不少研究者仍深受民俗学诞生时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思维影响。现代民俗学应突破这种思维限制，即不再执著于对文化遗留物或奇风异俗的追索，而应更多关注那些经过不断变化、适应了现代社会环境传承下来的民俗，或当下人们的生活文化。当代社会转型语境下，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和问题都发生了巨变，若从当代变异最为显著的城市化问题和国民日常生活入手讨论民俗学的生存样态，便可以发现都市大众流行文化、民俗主义、消费主义也应该成为民俗学新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在研究视角的维度上，传统民俗学的研究比较重视从时间角度进行民俗事象的探本求源，而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因为更多的是在新的土壤上嫁接和综合的文化现象，于是空间的维度变得更为重要。与传统村落社会由共同的地缘、血缘和亲缘关系所形成的民俗文化共同体不同，都市化社会中生成的民俗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共同的职业和兴趣爱好，呈现出趣缘和业缘的特征。原来民俗学重点关注的“乡风”“劳作模式”“家族”“地方性知识”“村落共同体”等学科核心关键词也需要随之替换或调整。在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达及自媒体传播普及，信息闭塞的地方社会也被网络带来的全球同频共振的人类共同体社会所取代。当代社会流动性加快，个体主义意识增强，公共性衰微，这些都导致民俗传承更多不是以往那样的面对面地传承，而是跨越时间或空间的即时性的传播。传播的媒介也从口语和行为转变成文字、图像和多维声像，传播途径多样、广泛、高效，文化的空间传播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成为我们不能无视或轻视的时代特征。注重追踪民俗传承过程的传统范式，显然不能满足由新的语境变化带来的研究需要。但另一方面，现代民俗学面对新的语境和形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在遭遇形形色色的困难和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各种机遇，亦即，现代民俗学面对这些问题，必然会引发对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和创新。同时，也会积极地向外寻求援助，通过借鉴传播学、艺术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方法来增强自身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度。进一步说，现代民俗学需要发挥民俗学作为交叉学科性质的优势，进行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元研究视角的融合研究。日本民俗学家菅丰教授提出要树立一个多元共建、多样共存的“大民俗学”概念，注重跨学科的视角，积极引入多样的研究视角、方法和手法。在当下中国，民俗学的从业者来自不同背景，各地的民俗学学位培养点分属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等一级学科之下，尊重这种多样、多元的学术多样性也应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项基本特性。换言之，互相欣赏和学习各自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共同遵守民俗学的学术范式，共同朝向民俗学的学术旨归，并积极寻求对话和交流，也许可以营造出现代民俗学的新局面。 总而言之，现代民俗学应超越专注于乡村或对乡土文化研究的倾向，而应更多从当下的生活现象出发，关注都市，关注都市中的“民”和“俗”——那些当代社会主要构成成分的市民及其文化。现代民俗学也需主动扩大自身的关注领域和研究范围，进一步丰富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以更为包容的心态接纳以往从未涉猎的研究课题，以新的对象、新的方法和新的问题唤起学科潜在的可能性，并积极开展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共享各学科新的研究成果，增强对当代社会和文化的解释能力。同时，现代民俗学通过积极介入当下社会，逐步完善和更新学科自身建设，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和文明传承贡献力量。 （本文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