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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的君主制社会，皇帝是一国之君，号称九五之尊，皇帝亲自到孔庙行礼祭祀孔子，对孔子及其家族是无上的殊荣。而且，通过皇帝的率先垂范，尊孔重儒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尊师重教之风必然靡及天下。从顺治帝到光绪帝（除了同治和宣统皇帝），几乎每位皇帝都曾去孔庙（乾隆三十三年前称先师庙）参加过释奠。如此多的皇帝参与祭孔释奠，足以看出清代对先师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之重视和推崇。本文对清代皇帝亲诣释奠历史、清代亲诣释奠仪历史沿革，以及祭孔释奠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进行了考察。 关键词：清代；北京孔庙；亲诣释奠 一、清代皇帝之亲诣释奠 所谓亲诣释奠，是指皇帝亲自参加祭祀孔子的典礼，以示对至圣先师孔子的尊敬和优渥，以及对于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褒奖和推崇。在传统的君主制社会，皇帝是一国之君，号称九五之尊，皇帝亲自到孔庙行礼祭祀孔子，是对孔子及其家族无上的殊荣。而且，通过皇帝的率先垂范，尊孔重儒成为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尊师重教之风必然靡及天下。 在中国封建时代，一共有12位皇帝先后亲诣阙里祭祀孔子，两汉至唐期间就有8位，其中包括西汉高祖（公元前195年）、东汉光武帝（公元29年）、汉明帝（公元72年）、汉章帝（85年）、汉安帝（124年）、北魏孝文帝（495年）、唐高宗（666年）、唐玄宗（725年）。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过曲阜，拜孔庙，加谥孔子为“元圣文宣王”，赞颂孔子为“人伦之表”，儒学为“帝道之纲”（宋真宗《玄圣文宣王赞（并序）》）。那么在清代，都有哪些皇帝曾亲自参与过释奠孔子呢？《钦定国子监志·礼志一·亲诣释奠》上有明确记载： 顺治九年秋九月辛卯，世祖章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顺治十七年春正月庚辰，以修葺先师庙工成，世祖章皇帝亲诣释奠。 康熙八年夏四月辛丑，圣祖仁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雍正二年三月乙亥朔，世宗宪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是年六月戊戌，以曲阜圣庙灾，世宗宪皇帝亲诣国子监，告祭先师孔子。 雍正四年秋八月丁亥，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是年冬十二月辛酉，世宗宪皇帝亲诣国子监，告祭先师孔子。 雍正六年春二月丁酉，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雍正七年）是年冬十二月辛酉，世宗宪皇帝亲诣国子监，告祭先师孔子。 雍正十一年春二月丁巳，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上香礼。 乾隆三年春二月丁酉，圣庙易用黄瓦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献礼。 是年三月甲寅，高宗纯皇帝视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五年秋八月丁未，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十八年秋八月）是月丁亥，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二十一年春二月丁未，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三十四年春二月丁亥，大修先师庙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释奠。 乾隆四十八年春二月丁卯，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五十年春正月丁巳，以辟雍工成，高宗纯皇帝亲临阅视，诣先师庙，行上香礼。 是年二月丁亥，高宗纯皇帝肇建辟雍，临雍讲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乾隆五十五年春二月丁巳，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行释奠仪。 （乾隆六十年）二月丁巳，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是年，辟雍新刊石经告成，亲临阅视。 嘉庆元年春二月丁丑，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三年春二月丁酉，仁宗睿皇帝奉高宗纯皇帝敕旨，临雍讲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七年春二月丁未，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十六年，春二月丁亥，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二十二年春二月丁丑，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嘉庆二十五年春二月丁亥，仁宗睿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 道光三年春二月丁未，皇上亲诣先师庙释奠。 是月癸丑，皇上临雍讲学，亲诣先师庙释奠。 道光九年春二月丁卯，以平定回疆，生擒逆裔至京，皇上御午门受俘，亲诣先师庙释奠。 （咸丰三年二月）丁丑，祭先师孔子。上亲诣行释奠礼。……诣文庙，行释奠礼成，御彝伦堂更衣，亲临辟雍讲学。 咸丰皇帝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承德避暑山庄驾崩，同治皇帝随之即位，年仅六岁。由于皇帝年幼，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在位期间（1861-1875），只是派遣官员赴孔庙释奠孔子，并未举行亲诣释奠。 光绪二十年八月丁未，祭先师孔子，上亲诣行礼。 （《东华续录》有相同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上以祭先师孔子，自是日斋戒三日。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丁卯，祭先师孔子，上亲诣行礼。 （《东华续录》有相同记载）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以祭先师孔子，自是日始斋戒三日。 八月丁卯，祭先师孔子，上亲诣行礼。 （《东华续录》有相同记载） 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十四日驾崩，宣统皇帝随之继位，年仅三岁。由于皇帝年幼，在宣统年间（1909-1912），皆是遣官赴孔庙释奠孔子，并未亲诣释奠。 明清皇帝对于祭孔释奠是非常重视的。从明成祖永乐帝到崇祯帝，从顺治帝到光绪帝，几乎每位皇帝都曾去孔庙（乾隆三十三年称先师庙）参加过释奠。其中，根据《钦定国子监志》的记载，明代十一位皇帝曾十二次参加过祭孔释奠，几乎人均一次，嘉靖帝二次（注：永乐帝应在南京）。清代皇帝对于祭孔释奠重视程度更超过明代。从顺治帝到光绪帝（除了同治和宣统皇帝），几乎每位皇帝都曾来北京孔庙（乾隆三十三年称先师庙）参加过释奠。其中，顺治帝二次，康熙帝一次，雍正帝四次（不包括两次国子监告祭），乾隆帝十次（最多，不包括辟雍工成诣先师庙行上香礼一次），嘉庆帝六次（次多），道光帝三次，咸丰帝一次，光绪帝三次，八位皇帝共三十次之多。如此多的皇帝参与祭孔释奠，足以看出清代对先师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之重视和推崇。根据《钦定国子监志》上的记载，明清两代一共有十九位皇帝参与过祭孔释奠，释奠次数达到四十二次之多。清代无论在释奠等级、释奠规模，还是在释奠次数上，都远远超逾前代。根据现有史料，单就释奠皇帝人数来说，明代为最多，除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之外，几乎每位皇帝都曾参与过祭孔释奠，清代次之，元代几乎没有 。而单就释奠次数来说，清代为最多，无论总数还是个人参与次数都位列第一，其中尤以乾隆帝为最多，其十次释奠的记录更是空前绝后，令其他皇帝难以望其项背。嘉庆帝以五次位列次席，雍正帝以四次跻身三甲。 二、清代皇帝祭孔释奠仪历史沿革 清代皇帝祭孔释奠仪，包括了迎神、奠帛初献、亚献、终献、撤馔及送神和望燎几个程序。而且，随着皇帝的更替，亲祀祭孔释奠仪也存在着一些历史变化。 文庙春秋释奠，清初定例遣官。 但从顺治帝开始，几乎每位皇帝皆亲临孔庙释奠。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十七日到达曲阜，玄烨又亲诣孔庙，向孔子像行三跪九叩礼，又游孔林，并在诗礼堂听监生孔尚任等讲经。 （此为曲阜孔庙） 雍正四年（1726）秋八月丁亥，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特命以尚书四人，分献四配；以侍郎四人，分献十一哲、东西庑。凡进帛爵于先师，皆行跪献礼。谕礼部：太常寺《仪注》内开：献帛进酒，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若立献于先师之前，朕心实有不安。可记档案，以后照此遵行。 雍正四年（1726）八月仲丁，世宗亲诣释奠。初，春秋二祀无亲祭制，至是始定。牺牲、笾豆视丁祭，行礼二跪六拜，奠帛献爵，改立为跪，仍读祝，不饮福、受胙。尚书分献四配，侍郎分献十一哲两庑。（雍正四年起，皇帝亲诣释奠用二跪六拜礼）。 雍正十一年（1733）春二月丁巳，世宗宪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上香礼。谕礼部：朕诣文庙行礼，应亲自尚飨。嗣后如何上香之处，尔部会同大学士奏议。嗣礼部等会议：迎神后，行三上香礼。谕礼部：嗣后亲诣行礼，于香案前行三上香礼。 乾隆三年（1738）春二月丁酉，圣庙易用黄瓦工成，高宗纯皇帝亲诣先师庙释奠，始行三献礼。……又，谕内阁：本年春祭文庙，朕降旨亲诣行礼。查文庙春、秋二祭，旧例俱是遣官。我皇考尊师重道，始定亲祭之礼，间年举行，乃从前所未有者。今览太常寺奏进《仪注》，朕躬献爵一次，其亚献、三献之爵，预先陈设案上。朕思既行亲祭，仍当从三献之仪。著太常寺另缮《仪注》进呈。 乾隆三年（1738），是岁上丁，乾隆帝亲视学释奠，严驾出，至庙门外降舆。入中门，俟大次，出盥讫， 入大成中门，升阶，三上香，行二跪六拜礼（遵循雍正帝所定亲祭仪）。有司以次奠献。正殿，分献官升东、西阶，入左、右门，诣四配、十二哲位前，两庑分献官分诣先贤、先儒位前，上香奠献毕，帝三拜，亚献、终献如初。释奠用三献始此（三献礼自乾隆三年起）。其祭崇圣祠，拜位在阶下，承祭官升东阶，入左门，诣肇圣王位前上香毕，分献官升东、西阶，入左、右门，分诣配位及两庑从位前上香，三跪九拜。奠帛、读祝，初献时行。凡三献，礼毕。自是为恒式（崇圣祠承祭官行三跪九拜礼）。 以下为乾隆三年增定亲祀仪注详细内容： 先期一日，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大成殿外阶下，分左右悬。至日五鼓，銮仪卫设法驾卤簿于午门外。日出前六刻（注：日出应为辰时，即早七点至九点，一刻等于现在0.24小时，则日出前六刻约为今6：34）太常寺卿诣干清门告时。皇帝御祭服，乘礼舆出宫，前引后扈，如常仪。驾发警跸，午门鸣钟鼓，法驾卤簿前导。不陪祀王公、百官咸朝服跪送。导迎鼓吹，设而不作。皇帝至庙门外降舆，赞引太常寺卿二人恭导，由中门入，至更衣大次少憩。太常寺卿奏请行礼，皇帝出大次，盥洗。赞引官恭导皇帝入大成门中，由中阶升，入殿中门，至拜位前，北向立。太常寺赞礼郎引分献官至阶下，夹甬道立。鸿胪寺官引陪祀王公在殿外阶上，百官在阶下，左右序立，均北面。典仪官赞：“乐舞生登歌，执事官各共乃职。”【以下自迎神至送神，皆典仪官唱赞。】文舞六佾进。赞引官奏：“就位。”皇帝就拜位立，乃迎神。司香官奉香盘进。司乐官赞：“举迎神乐，奏昭平之章。”【凡举乐，皆司乐官唱赞。】赞引官奏：“就上香位。” 恭导皇帝诣先师香案前立。司香官跪进香，赞引官奏：“上香。”皇帝立上炷香、次、三上瓣香。奏：“复位。”奏：“跪拜兴。”【以下行礼皆有奏。】皇帝行二跪六拜礼，王公、百官均随行礼。奠帛，行初献礼。司帛官奉篚（注：圆形盛物竹器。），司爵官奉爵进。奏宣平之章，舞羽钥之舞，司帛官诣先师位前跪献，三叩。司爵官诣先师位前立献，奠正中。皆退。分献官各诣四配、十二哲、两庑先贤先儒位前上香，奠献如仪。司祝至祝案前跪，三叩，奉祝版，跪案左，乐暂止。皇帝跪，群臣皆跪。司祝读祝毕，诣先师位前，跪安于篚内，三叩退。乐作，皇帝率群臣兴三拜礼兴。行亚献礼，奏秩平之章，舞羽钥之舞。【舞同初献。】司爵官诣先师位前献爵，奠于左，仪如初献。行终献礼，奏叙平之章，舞羽钥之舞【舞同亚献。】司爵官诣先师位前献爵，奠于右，仪如亚献。分献官以次毕献，均如初。乐止，文德之舞退。乃撤馔，奏懿平之章。 撤馔毕，送神，奏德平之章，皇帝率群臣行二跪六拜礼。有司奉祝、次帛、次馔、次香、恭送爎所。皇帝至转立拜位旁，西向，侯祝帛过，复位。乐作，祝帛爎半，奏：“礼成。”恭导皇帝由大成门出。皇帝至更衣大次内，乐止。至庙门外，陛舆。 【谨案：雍正四年所定仪注，无上香礼，爵止一献，余同今仪。】 各衙门承办亲祀事宜： 凡恭遇皇帝释奠先师庙，工部于祀前一日，自先师庙门内至大成殿门外，铺设棕毯。又恭设大次于大成门内东。其大成殿四配、十二哲分献官，崇圣祠承祭官，由太常寺前期奏派。 大成殿司香、司帛、司爵，俱用太常寺官。 崇圣祠分献官、司香、帛、爵官，大成殿两庑分献官、司香、帛、爵生，由国子监自行拣派，移会太常寺。余与遣官释奠同。 国子监承办亲祀事宜： 先期移文太常寺，查取亲祀典礼。工部恭设大次，并取铺设棕毯工役。于集贤门外栅栏门以内平垫黄土。銮仪卫领应差庙户等红驾衣二十件、帽二十顶、带二十条、翎二十根。余行事宜，并与丁祭同。 光绪二十年（1894）仲秋上丁，亲诣释奠，仍用饮福、受胙仪（光绪二十年开始增加饮福受胙仪）。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十二月，升为大祀。先师祀典，自明成化、弘治间，已定八佾，十二笾、豆。嘉靖九年，用张璁议，始釐为中祀。康熙时，祭酒王士禛尝请酌采成、弘制，议久未行。至是命礼臣具仪上，奏言：“孔子德参两大，道冠百王。自汉至明，典多缺略。我圣祖释奠阙里，三跪九拜，曲柄黄盖，留供庙庭（由此看，亲诣释奠用三跪九拜实自康熙帝亲诣曲阜起）。世宗临雍，止称诣学。案前上香、奠帛、献爵，跪而不立。黄瓦饰庙，五代封王。圣诞致斋，圣讳敬避。高宗释奠，均法圣祖，躬行三献，垂为常仪。崇德报功，远轶前代。已隐寓升大祀至意。世宗谕言：‘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赖孔子以不坠。鲁论一书，尤切日用，能使万世伦纪明，名分辨，人心正，风俗端，此所以为生民未有也。’圣训煌煌，后先一揆。近虽学派纷歧，而显示钦崇，自足收经正民兴巨效。”疏上，于是文庙改覆黄瓦，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祀日入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献俱亲行。出亦如之。遣代则四配用尚书，馀用侍郎，出入自右门，不饮福、受胙。崇圣祠本改亲王承祭，若代释奠，则以大学士为之。分献配位用侍郎，西庑用内阁学士。馀如故。三十四年（1908），定文庙九楹三阶五陛制。 由此可知，亲诣释奠用三跪九拜实自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十七日亲诣曲阜起。雍正四年（1726）起，皇帝亲诣释奠用二跪六拜礼。雍正十一（1733）年起，定亲祭仪，香案前三上香。清代皇帝亲诣释奠三献礼自乾隆三年起，从此成为常仪，崇圣祠承祭官行三跪九拜礼。光绪二十年皇帝亲诣释奠开始增加饮福受胙仪。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十二月，升为大祀。先师祀典，自明成化、弘治间，已定八佾，十二笾、豆。嘉靖九年（1530），用张璁议，始釐为中祀。康熙时，祭酒王士禛尝请酌采成、弘制，议久未行。至此文庙改覆黄瓦，乐用八佾，增武舞，释奠躬诣，有事遣亲王代，分献四配用大学士，十二哲两庑用尚书。祀日入大成左门，升阶入殿左门，行三跪九拜礼。上香，奠帛、爵俱跪，三献俱亲行，出亦如之。 三、祭孔释奠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以上我们所看到的，便是清代皇帝的祭孔释奠历史及祭孔释奠仪。其实，中国古代的礼与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无礼不成乐，无乐不成礼，所谓礼乐相须，正如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所言:“礼乐相须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在《论语》中，有很多是讲这方面的，例如：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同上）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同上）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同上） 由此看来，在孔子眼里，礼乐应是融为一体的，没有脱离礼的乐，亦没有脱离乐的礼，礼乐之间相辅相成，和谐圆融。同样，对于祭孔释奠仪来说，亦是如此。上面我们所言的只是清代皇帝亲诣释奠仪的具体礼仪内容，这种礼仪的沿革同时也伴随着释奠乐舞的发展变革。只是与释奠仪的发展变革相比，释奠乐舞虽然名称和形式亦经历了一番变化，但其基本内容仍然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命宫廷乐官重新制定丁祭乐舞的曲谱。二十六年（l393）颁行了祭孔专用的《大成乐》。清康熙六年(1667)康熙皇帝亲制《中和韶乐》，用于祭孔。为何祭孔要用《韶乐》？因为孔子生前特别钟爱《韶乐》，这在《论语》中有显著体现：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朱熹注曰：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四书章句集注》） 由此可知，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其对《韶乐》简直达到了如痴如醉之程度。朱熹认为，美是赞美声容之盛大，善是美之内容。舜接受尧之禅让治民，武王伐纣以救民，他们的功德是一样的，所以其音乐皆尽美。但是舜之德是“性之也”，也就是因循其性，率性而为，又因为其以逊让而拥有天下；武王之德，是“反之也”，也就是通过反抗暴虐，是通过征诛得天下的，所以其内容不同于舜。程子也认为成汤放桀、武王伐纣，惟有惭德，也即有所愧惭之意，毕竟是通过讨伐君主而得天下，有以臣弑君之实，所以未为尽善。但他同时指出，尧、舜、汤、武，其准则和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征伐并非其本意，是由所遇之时代使然，这就是孟子所言的“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孔子评价《韶乐》为“尽善尽美”，因为它既善且美，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皆无可挑剔，为道德人伦之善与乐律音韵之美的最高融合。相对而言，《武乐》就稍逊一筹，所谓“尽美未尽善”，因为《武乐》是征伐之乐，包括了武王伐纣之情节，而孔子是反对战争的。同时，他也从礼的角度认为武王伐纣带有“臣弑君”的意味，于君臣之礼有妨。因此，相对而言，孔子更喜欢《韶乐》。 雍正皇帝在宣谕礼部时曾经说道：“《礼运》曰：‘礼达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礼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 乾隆钦定的祭孔礼仪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撰、送神六种程序。分别奏昭平、宣平、秩平、叙平、懿平、德平之章。关于释奠乐舞或者说祭孔乐舞的发展沿革，我们可以参考《太学文献集成？国学礼乐录》《大成礼乐集》《钦定国子监志》《文庙丁祭谱》《文庙祀典考》《圣门礼（乐）志》，江帆、艾春华二先生所著《中国历代孔庙雅乐》，孔德平先生主编的《曲阜孔庙祭祀通解》之第三部分“祭孔乐舞”及第四部分“历代祭孔释奠乐舞歌辞” ，还可参考文启明先生的《祭孔乐舞的形成和对外传播》一文，在此不再赘述。 从周代释奠先圣先师，到汉代普遍释奠孔子，东汉时期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三国齐王芳正始时释奠礼停祀周公，专祭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享。自此，整个六朝释奠均只祭孔子。其后，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唐高宗永徽中，曾短暂恢复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很快就停周公祀，只祀孔子为先圣，以孔门弟子和儒学经师配享。唐贞观四年（630），“诏州县皆立孔子庙”（《阙里文献考》卷四）。唐高宗时，又敕“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从此，“孔子之庙遍天下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也就是说，经过了一番释奠周公、孔子的反复之后，唐贞观年间开始才真正确立了孔子的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周公则从此湮没无闻。之后，宋元明清诸朝代都将释奠孔子之礼仪延续贯彻下来。而且，通过对孔子的封号如宋代的“至圣文宣王”，到元代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到明代及清代的“至圣先师”，可以看出宋元明清皇帝对孔子之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其间又有反复，如嘉靖帝废黜孔子封号谥号，仅保留“至圣先师”，顺治帝时又加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改“至圣先师”。其尊奉规格亦有反复，主要在六佾与八佾、笾豆为十与十二之间）。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十二月，孔子升为大祀，标志着清代对孔子之尊崇达至顶峰。这其中自然有维持其政治教化与君主统治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亦不能不看出，孔子凭借其道德博学和人格风采，已经成为后代所尊奉的历史楷模，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在君主制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推崇，特别是其“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维护国家的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其所主张的礼乐并行的为政方略亦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