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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朝臣下园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1-03-20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佚名 参加讨论

    清代自雍正朝至咸丰十年(1860) 之前,君主常驻圆明园,园居而理政,政务活动照常运行不辍,京城西北郊的皇家园林——圆明园遂成为紫禁城之外的又一政治中心。受此影响,朝臣也需从城内随侍皇帝到城外的圆 明园帮助处理政务,这一行为被朝臣称为“下园”。“下园”是君主居园理政的延伸,是朝臣参政议政乃至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为清王朝所特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亦凸显出圆明园的历史地位和功能,因而其不仅是圆明园史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清代政治史、清代北京史的研究亦有重要意义。此一方面的研究课题,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学界相关研究还呈空白状态,笔者拟以文献档案所见,对清代朝臣“下园” 行为予以细致揭示,权以抛砖,愿就正于方家。
    翁心存( 1791—1862) 是清代众多“下园” 朝臣队伍中富有代表性的个案。他是道光二年(182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任广东、江西学政,累迁大理寺少卿。后历任吏部尚书、国史馆总裁、户部尚书等职。咸丰八 年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户部。同治元年(1862)入直弘德殿,授穆宗侍读,为两宫皇太后倚重。卒赠太保,谥号“文端”。他在清廷为官近四十年,大部分时间在京城活动。所撰日记二十七册,记事起于道光五年 (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其中有不少与“下园”活动相关内容,具体而生动地记述了清代官员往来圆明园的大体状况,反映出圆明 园给朝臣政务活动造成的相应影响以 及清人社会生活中与圆明园相关的内容。笔者试爬梳整理 ,缕述如下。
    一、丑正下园
    皇家御园远在紫禁城外西北郊的海淀,为求方便,清代君主在御园周围大量兴建官房,赐给有需要的宠臣使用,王公贵戚多享有附近的赐园,不少陪同侍从之臣则在御园周围营建居所,更有朝臣除了自有或租用城内宅第外,在海淀另外赁舍而居,以求便利。当然,后者需要一定经济基础,至少家用宽裕。京城居,大不易,大部分官员经济窘迫、拮据,是没有能力负担城内和御园周围两处房屋的。道光十四年(1834) 翁心存从江西学政任返京,任国子监祭酒, 租用城内前宅胡同的房屋二十四间, “租钱每月十二千文,破坏殊甚,聊以容膝而己“,显然不具备在圆明园附近租房乃至建房的经济实力,于是“下园”——自然也就成为翁心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需要“下园”的朝臣是指那些不必每天陪侍皇帝,而是轮班侍直,其“下园”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据笔者统计,道光十五年前半年,翁心存共“下园”近20天,大概每8-9天“下园”一次,这大致反映了清代朝臣“下园”的一般频率。
    据翁心存所撰《日记》,赴圆明园值班当日,丑正 (即凌晨两点)下园为常态。他常常“丑正起下园待漏”,有时《日记》记述的时间会更为具体,“是日本衙门值日,丑初二刻起,丑正下园,寅初二刻抵园”。当然也有需要更早出发的情况,如二月十日,“天明时微雪,须臾大风从北来,即晴,风暴甚,扬沙蔽天,终日不息。子初二刻即起,子正即下园销假,待漏于翰林朝房。”因为天气不好加之身体痊愈,心情振奋,翁心存子正提早出行。操心事务,心绪不宁,情绪激动,也会令动身时间提前,“六月廿六日,晴热,是日值日,余起过早,到园时天仅微明耳。”从城内到圆明园路途所用时间基本可控制在一个时辰多一些,如能在一个时辰内到达,已属不易。
    道光十七年二月廿八日(4月3日)
    出阜成门,沿河行,渌水沦漪,白凫翔泳,洵可悦目。过高粱桥,行土道,夕阳衔山 ,林薄深秀,宿麦如罽,浅草铺茵,春光殊明媚也。酉正抵澄怀南垞。(是日旧车修理完好,坐之下园较轻利,到园才八刻耳。)
    但遇风雨阻路,也有例外。咸丰八年(1858)四月五日风雨交加,“丑正起,寅初一刻下园,行至东安,冒风雨前进行甚行,卯正乃到园,凡十一刻”;九月十二 日整夜小雨,天明后未止,到十四日下园,“路犹泥淖,出土城关后大雾迷漫,到园已卯正二刻矣。(凡十一刻)”。途遇特殊情况,也会导致延迟,道光十七年三月十日,翁心存“辰初一刻下园,备园内或传入直也。辰正一刻至西直门。值驾还园初过,因按辔缓行,巳初三刻到澄怀南垞。”这次“下园” 途中遇到皇帝銮驾,他只能静候缓行,幸亏不是正式值班,而是预备侍直,不赶时间,但为此较往日路途所用时间增多则是必然的。
    比较而言,紫禁城城内入直,翁心存则多半“卯正一刻入直”,也就是说,正式入直的时间圆明园与紫禁城皇宫之内都是一样的,城内可以不考虑路途因素,而“下园”则需要朝臣预留出路途之上所需的一,个多时辰,较比城内入直,更为辛苦。
    二、风霜雨雪“下园” 路
    圆明园距城内路途较为遥远,耗时耗力,并且一年四季下园路,朝臣难免经历风霜雨雪之苦。《日记》以翔实的资料展示了“下园”路上的种种辛苦之状。
    道光十五年三月九日(4月6日)
    五更时星斗满天,颇寒,天明后黄霾四塞,日色淡淡,如磨青铜,辰刻愈甚,黄沙从西北来,不露日影矣,集衣盈寸,而无风气象,阴惨可畏,入夜不止,月黯不可辨,实则昼夜并无云一点也,是日值日,丑正起,寅初下园,至翰林朝房,已将辨色矣。入内待漏,辰初上诣皇太后宫,余等排队候过,退后至一亩园近光堂,拜陈莲史廉访。不值,遂至集贤院偕诸同事饭。遂入城。
    北京春季多风,遇到大风天气,“尘沙蓬勃”,甚至 “大风竟日” 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夏季则多雨,冒雨“ 下园”,则路途泥泞难行。
    咸丰七年(1857)七月二日(8月21日)
    四鼓云沉沉蔽日,寅刻雨,巳刻止,仍阴,甚凉爽。夜,有星。……寅初乘肩舆下园,路滑难行,出德胜门,雨复作,卯正一刻始到朝房,凡行十五刻,辰正一刻冒雨回。
    风雨交加,雷电交作的情况令翁心存疲惫不堪,甚至头痛腹泄。
    咸丰八年(1858)四月廿六日(6月7日)
    丑初二刻起,小雨,旋止,丑正二刻登舆,行至东安门电又作,出德胜门雷电交作,雨一阵,至园复雨一阵,旋止,巳初二刻回, 抵城寓, 才午正耳。惫甚, 头痛腹泄,即卧。
    入秋下园“月华如水,凉露沾衣” ;立冬以后则“严寒被途,景色凄冷” ,既要忍耐严寒侵体,还要对风雪天气有充分准备。
    咸丰八年十月廿三日(11月28日)
    大风掀天揭地,天明后晴,终风且暴,入夜乃 息,晴。
    丑正起,寅初二刻冒风下园,风吹舆欲倒,手足皆冻僵,傔从口不得张,出德胜门,见饿殍横路,恻然伤之。卯正始到园。
    咸丰十月廿七日(12月2日)
    彻夜大风,天将明,愈甚,天明后晴,大风竟日,入夜乃息。户部直日。寅初二刻乘舆下 园,冒风而行,进寸退尺,将近海淀弥大,吹舆欲倒,灯烛皆灭,卯正始到园。
    四时之中,有时身体不适,还要强撑病体“下园”,咸丰八年八月十一日翁心存“夜发热,呻吟竟夕”,十二日,还是要“丑正起,寅初下园,卯初到园”,“昨夜不舒,今日勉力下园,归后热止,头尚涔涔作痛”。当然,也有途中忽然发病的情况,比如咸丰七年(1857)七月十八日正值夏秋之交,天气骤然变冷,“丑正三刻下园,服棉衣犹嫌冷也。月好,卯初到朝房,东方始曙,枢廷门尚未启也。(今日下园,舆中忽腹痛,未上。)”
    大体来说,从城内到圆明园的道路,因皇帝常来常往,修有御道,路况应算较好。出西直门行为御道, 铺石为路,干净而不泥泞,但乘车而往,难免颠簸,而且遇雪后石路会较滑,甚至皇帝的蛮驾雪后赴圆明园,也会舍御道改走土路。从德胜门或安定门出,则为土道,遇到不良天气,则更加剧“下园”的艰难。清代道路状况本就一般,加之自然界的风霜雨雪,朝臣“下园”,充满了坎坷,饱尝辛苦。
    三、各堂皆欲下园
    丑初起身,牺牲休息时间,一路披风霜沐雨雪,辛苦万状,但令人诧异的是,清代朝臣鲜有对此牢骚满腹,多加抱怨者。甚至,衙署之中,争先“下园”反为常态。据《翁心存日记》 记载:
    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7月12日)
    清晨,微阴,午刻晴,燥热异常。午刻朱生应麟来。次日为值日之期,文孔修已预订欲留署矣,既又因有事下园不果,当月官富明阿禀余请留署,余以考试满堂官在即,恐诸君欲温习翻译,不愿下园,批令速向各堂请示。傍晚又来禀云:各堂皆欲下园,仍请余留署,余乃允之。任劳退抑,不与人争,自谓接人亦已尽礼矣。
    翁心存本以为国子监考试在即,堂官更愿意留在城内官署温习业务,不愿“下园”,本着同僚之间互帮互助的忠义之道,他主动提出愿代替同僚“下园”,结果得到的反馈结果是善意未被接受,“各堂皆欲下园”。清代朝官竟人人争先“下园”,原因何在?
    其一,当然是因为“下园”较比“留署”可以有机会与君主会面,亲聆宸训。在圆明园内的君臣会面,因地点的改变淡化了正式和严肃的官方色彩,令君臣关系更为亲近。道光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翁心存入园值日,得到道光皇帝亲自召见,皇帝问“汝家有会试者否”,回答说“臣有长子典试”,“复蒙详询年岁、科分及上科曾否呈荐,并问现有几子,当即伏地碰头,一一具奏,天颜温霁,褒奖有加,真异数也”。皇帝甚至会与朝臣闲聊家中状况,这种与君主当面亲近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自然备受群臣珍视。
    其二,“下园”路上景色宜人,令朝臣得以享受四时风光。在《翁心存日记》中,记述了“下园”路上的各种自然美景。六月清晨,雨后雾气蒸腾,“湿云蓬蓬出山如釜上气”, “新霁之后, 凉气袭人,颇爽,高柳蝉鸣,野塘蛙噪,黍稷茂盛,芃芃可观。到海淀,纤纤一钩己吐云际矣。”当然,除了路上所能观赏到的美景之外,圆明园以及周围其他御苑的园林风光,西山一带的自然美景,阳春三月,“薄暮登屋外土山,凝眺西山晻霭,一抹烟痕,御宿繁花明如锦绣,垂杨万树,己豌柔丝,乐泉西舫旧寓墙内山桃红然烂漫矣。池水前数日因放闸去半尺许,今日始渐长。夜,纤月娟娟挂林表,景甚幽秀,南垞水气上蒸,潮湿殊甚,蛰虫缘墙跂跂脉脉矣。”此外周围的古迹如佛寺僧舍等等,都令朝臣留恋不舍。
    其三,“下园”是朝臣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沈德潜曾感慨 “皇居迩西山,从臣宇鳞次”,因各种原因居住在圆明园附近的达官显贵人数颇多,故而“下园”也是朝臣结交、拜会、访友、联谊的必经之途。道光十五年二月十日, 翁房内结识程憩棠,程刚由陕西粮道升任陕西臬使,二人在朝房内热聊一番,退朝后翁又至挂甲屯拜访程,彻夜长谈,加深友谊。惠亲王绵愉常居赐园镜春园,道光十五年三月,其福晋产后薨逝,其子亦殇,翁心存于圆明园下直后,遂特地至镜春园吊唁;端午节前,翁心存又去镜春园拜访惠亲王祝贺节日。访问师友、集体会餐、小酌畅谈、结伴游览等活动也往往在圆明园退直后就近就便进行。“下园”,堪称清代朝臣社会交往之捷径。
    综上可知,清帝园居,给朝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极大改变。朝臣“下园”成为日常,“下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丰富而多样。清代圆明园,在朝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翁心存日记》为梳理和分析清代朝臣的“下园”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也为推进该研究创造了条件。笔者仅以此为例, 期待圆明园的兴建所引起的清代政治制度及清人生活方面的改变引起学界更多关注,形成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阚红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 感谢张晓莲老师授权使用照片,转发请联系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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