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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北京文化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政治上实现了气度恢宏的大一统，为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清统治者为维护满族主体性，推行“首崇满洲”和“国语骑射”的政策，强化了满族文化的移入和影响；在“满蒙联盟”和“满汉一体”政策下，长城内外、南北地域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了前代；在“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下，传统学术文化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而学术思想遭受钳制的局面也异常突出；北京还是当时商贸和消费中心，这进一步推进了不同地域文化在北京的融汇。此外，清初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随着传教士不断来到中国，西方的宗教、自然科学知识、建筑、绘画等也逐渐成为北京文化的新元素。 一、政治大一统的实现 清前期文化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清的统一首先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征战，最终由小到大，由弱变强，赢得女真各部统一战争的胜利。万历四十四年(1616)，后金建立。皇太极继汗位后，改后金为清，与明朝攻战近二十年，势在必得。顺治帝即位后，摄政王多尔衮主持军国大事，大举攻明。经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农民军溃败，清军进入北京。 进入康熙朝，清圣祖首先解决了三藩问题，接着平定台湾，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基本稳定，开始走向恢复和发展。此后，清圣祖的目光便转向危机日益严重的北部边疆。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二十七年，清军经过两次围歼战，收复领土雅克萨，并于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东北边境得以稳定。此后，康熙帝便开始着手处理割据西北地区的准噶尔部。康熙二十九年，清圣祖首次亲征噶尔丹。至康熙三十六年，终于击败噶尔丹，准噶尔势力暂时消退。雍正朝继续对西北用兵，双方互有胜负，维持僵局。 至乾隆朝，西北准部战事再起。先后有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清高宗准确判断形势，果断出兵，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完全荡平两大叛乱势力，达瓦齐被擒，阿睦尔撒纳只身逃入俄境后病死。西北归入平静。与此同时，清军出兵天山以南，至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至此，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平准战争，持续近70年，终于大功告成。 清朝的统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历经了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顺、康、雍、乾共六代的艰苦经营才最终实现。清的统一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统一，并最终奠定了中国的疆域和版图，它发生在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之前，也发生在西方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之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清朝的统一也最终为文化的新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北京作为清代都城，政治大一统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都对清代北京地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影响文化发展的基本国策 文化发展还取决于基本国策。作为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的北京更容易受到这些基本国策的影响。第一，影响清代北京地域文化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是“首崇满洲”，与之相应的表现是“剃发易服”和“国语骑射”。清统治者认为满洲文化质朴务实，没有汉文化那样多的繁文缛节，因此三番五次强调其基本国策。不仅如此，还把是否“剃发易服”作为是否归顺清廷的标志。努尔哈赤在入关前就提出了“首崇满洲”，而且实施剃发令。明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是汉人官民男女的穿戴必须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与此同时，皇太极反复告诫满洲贵族，应恪守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而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汉化”，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入关后，历任皇帝奉行此项政策而不废，而且在都城北京施行得尤其严格，这对当时八旗文化在北京地域的深入影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塑造力量。第二，“满蒙联姻”和“满汉一体”的多民族一统政策也为清代北京地域文化吸纳多民族、多地域文化提供了条件。由于国家统一之下的“满蒙联盟”和“满汉一体”政策，使得清代文化的发展，相比于明代，其辐射范围更加广阔，尤其突破了长城内外的界限。长城长期以来是中原华夏族与“三北”游牧民族的文化分野。从秦到清之前的近两千年间，许多王朝都坚持内外有别、华夷之辨的传统治边思想，坚守长城这道藩篱，清以后这种状况发生彻底改变。早在满族入关之前，主要是在皇太极时期，就成功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与蒙古、汉族等地主王公贵族联盟的关系。皇太极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他还以形象的比喻说：满、汉、蒙古好比饮食中的五种口味，调剂贵在恰当适宜，如果满洲一味庇护满洲，蒙古一味庇护蒙古，汉官一味庇护汉人，就如同酸甜苦辣没有搭配得当。入关以后，历任皇帝都继承了“满蒙联姻”和“满汉一体”的政策。顺治、康熙时期，满蒙联姻又扩大到漠北蒙古地区。康熙皇帝曾对蒙古王公说：“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例如赛因诺颜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仅19岁的策凌在祖母的带领下来到北京，康熙帝不仅赐居京师，而且将策凌安排在内廷进行教养。康熙四十五年，他与和硕纯悫公主结婚，招为额驸，封贝子。后来，策凌和他的两个儿子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都为清统一准部的战争做出了贡献。在满汉方面，入关之始，多尔衮就下令全国官民为明崇祯帝发丧三天，按皇帝的规格下葬。清世祖说：不分满汉，一体眷遇；清圣祖也说：寰中皆赤子，域外尽苍生；雍正皇帝同样高唱满汉一体，“满、汉、蒙古并无歧视，此心久为臣民所共晓”；清高宗也无不极力标榜自己毫无民族偏见。当然，满汉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在首崇满洲的前提下，统治者首先保护的还是自身利益。可以说，清代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大一统”的恢宏新局面。元代以后，清代使长城不再成为边墙，不再成为中原民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界限。清代北京有不少蒙古王公府，有不少喇嘛寺庙，这些都是满蒙联姻的见证；清代北京继承了明代北京的紫禁城，继承了明朝的很多政治制度，更有不少清统治者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这些也无不是满汉关系的见证。第三，“崇儒重道”的国家政策推动清代北京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并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清统治者入关后确立全国政治统治之初，就面临着如何构建意识形态的问题。当时，清统治者虽然面临喇嘛教、儒学、佛教以及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等多种文化，但最终决定选择儒学。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一个月后，便把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同时又明令恢复明朝科举取士之旧制。康熙将“尊孔崇道”具体化为表彰程朱理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亲书“学达性天”四字匾额颁发给供奉周敦颐、张载、程颐、邵雍、朱熹等理学大师的祠堂及白鹿洞、岳麓两个书院，并送去御纂的《日讲四书讲义》等书以示恩宠。康熙五十一年，又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子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一。还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主持纂修《朱子大全》，并亲自为之作序。康熙时期，程朱理学再次被正式确立为官方哲学。与此同时，清统治者为加强文化治统，从康熙时期开始大力开展官修图书活动，从《明史》到《清一统志》，从《古今图书集成》到《四库全书》，从历朝实录到大清会典、各种方略，这些都最终推动了清代北京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三、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经济从来都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商业贸易又是文化交流的助推器和融化剂。清代自康熙中叶起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到乾隆年间走向发展，随之工商业也发展起来，北京是当时中国发达的商业贸易城市，也是最大的商业消费中心。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商业市场，而且聚集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向来被称作“商贾辐辏之区”。为了满足消费需要，除了大量生活资料以外，还有各种奢侈品和娱乐品。例如粮食消费。为了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清政府大量从南方转运漕粮，同时对南来商贩自运粮米采取开放政策。进入北京的粮食，不仅有江浙湖广的粳、釉、糯米，而且有山东、河南的大豆、小麦。北京的瞻云坊外是传统的米市，米谷积千仓，规模可观。伴随着粮食转运，各地生活消费品也汇聚北京。南方日用杂货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如江南的土布、丝绸、瓷器、纸张等。另外，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如关东的貂皮、人参，西藏的藏红花、藏香，新疆的毡毯，蒙古的皮裘以及云贵等地的贵重药材，都出现在北京的市场上。京城则以瓷器、陶器、铁器、绸缎、布匹、烟、茶、粮等重要商品，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北京的大商铺还供应蒙古、西藏等地需要的喇嘛念经用品和某些特别的手工艺品。清政府在城内御河两岸设立“里馆”，专门接待蒙古来京的客商，以加强与蒙古地区的商业联系。清代北京商业区主要分布在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以及菜市、花市等北京内外城的主要区域，而以外城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最为集中。明嘉靖年间修建外城前后，北京正阳门周围及两旁大街便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区，聚集了众多的铺户。明末著名的市肆有勾栏胡同何关门家布、前门桥陈内官家首饰、双塔寺李家冠帽、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双塔寺赵家慧苡酒、顺承门大街刘家冷淘面、本司院刘崔家香、帝王庙前刁家丸药等。进入清代，随着内城汉人的整体向外城迁移，正阳门的这种情形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以至形成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品流通市场，而铺户之集聚居全国首位。《都门纪略》云：“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楼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所可及也。”余蛟《梦厂杂著》也说：正阳门外“左右计二、三里，皆殷商巨贾，列肆开廛”。其中不乏被誉为“老字号”、历经明清达百余年的铺户，如六必居、王麻子、王致和、烤肉宛、同仁堂、都一处、和顺居、天福号、内联升、便宜坊、全聚德、正明斋、瑞蚨祥、荣宝斋等。清前期北京手工业也很繁荣。清代北京的官营手工业隶属于内务府和工部等官署。内务府在京设有内织染局、广储司七作(包括银作、铜作、染作、衣作、绣作、花作、皮作)，营造司三作(包括铁作、漆作、炮作)，工部在京设有五大厂、五小厂和外三厂。其规模不及明代，但民间手工业在康熙后有明显发展，如铸铜、刀剪、制药、酿酒、香蜡、糖果、地毯、宫灯、雕漆、景泰蓝等技术更为精湛。商贸和消费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带动了物质文化的发展，更推动了地域文化的交流。 四、多民族、多宗教、多地域文化的交融 清代北京地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直接得益于多民族、多宗教和多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例如，多民族文化的交流。清入关定都北京后，清政府大量内迁八旗人口，于顺治五年(1648)下令圈占北京内城，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衙属内居住之官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尽迁外城，而分置满、蒙、汉八旗于内城。在清代前中期，北京内城一直为八旗人口的集中聚居区，而八旗的民族成分是十分复杂的，其中除了满族、蒙古族、汉族之外，还有达斡尔族人、锡伯族人，甚至朝鲜族人、俄罗斯族人等。外城不同于内城，清初政府全部圈占内城之后，外城即成为清代北京汉人、汉官和商人的集中聚居区。此外，随着很多喇嘛寺庙的建立，不少藏族僧人也遍布北京城。因此，清前期北京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而多民族的聚居自然也带来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康乾时期，许多满、蒙学者都学会直接使用满、蒙、汉、藏等多种文字写作。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同时更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原汉族的文化交流。早在顺治九年(1652)，满族进士阿什坦就将《大学》《中庸》《孝经》等汉籍译成满文，他还著有《大学中庸讲义》，由皇帝下诏刊行，在满族中广为流传。乾隆时，清廷组织专门人才用了18年时间，把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等三部大藏经，译成蒙文和满文刊行。乾隆时考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的蒙古族学者法式善，蒙古正黄旗人，从小随父居住在北京，成长过程中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陶冶，不仅长于诗赋，且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颇有造诣。后来曾任职四库全书馆提调官，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其文集和诗作当时在满、蒙、汉民族中都有广泛的流传和影响。祁韵士，汉族地志学者，曾师从满族学者德保、阿桂、富炎泰等人，勤奋地向他们学习满文。祁韵士在北京“四库馆”与蒙古族学者法式善等人交往密切。当时，他整理文献、编纂典籍，同时翻译检阅了大量满文档案文献，乾隆五十四年(1789)，历时八年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完成了。他还培育了熙庆、复蒙、善祺等满、蒙学者多人，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北京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可以找到很多例证。乾隆皇帝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后，把维吾尔族歌舞列入宫廷表演的节目中，其中还有维吾尔族的“绳技”表演(即维吾尔族古老的传统杂技表演艺术“达瓦孜”)。著名学者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一中记述：“回(指维吾尔)人则立一木，高数丈者，其颠斜系长绳属于地；回(维)人手横一木，取其两头轻重相等，不致欹侧，则步绳而上，直至木之颠，并跷一足，而仅以一足踏于绠”。表演者还要和以“唱歌，夜久始下”。又如多宗教文化的交流。清前期有了突出发展的是藏传佛教、天主教等。清统治者为加强蒙古地区和藏族地区的统治，积极强化藏传佛教这一文化纽带，在北京多处修建寺庙，供养蒙古和藏族喇嘛。入关后，在京的喇嘛庙，最早见于史料记载的是净住寺和察罕喇嘛庙(后黑寺)。净住寺，顺治二年(1645)，由明朝寺庙改建而成。清朝初年，察汗喇嘛投效来京，清朝统治者恩赐德胜门外校场地方，自行修建庙宇。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进京，顺治八年，在安定门外镶黄旗教场北，修建后黄寺，为五世达赖喇嘛驻锡之所。翌年，在后黄寺旁又为五世达赖喇嘛修建了东黄寺。此外，还有永安寺和普胜寺。永安寺在西苑万寿山，为喇嘛诺门罕驻锡之所。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康熙时期继续在北京修建喇嘛庙。康熙四年(1665)，将太液池西南岸的明朝清馥殿旧址，改建为喇嘛庙，名为宏仁寺。康熙三十三年(1694)，将睿亲王府改建成麻哈噶拉庙。康熙五十年(1711)，在北京地安门内三眼井口外之东，为章嘉呼图克图修建嵩祝寺。康熙六十年(1721)，在双黄寺西北建资福院。康熙六十一年(1722)，重修元朝时崇国寺，更名为大隆善护国寺。雍正时期更加重视喇嘛庙。雍正元年(1723)，将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康熙帝曾为避痘所居之所改建为寺，名为福佑寺；在东四牌楼大市街之西重修隆福寺；将在安定门外辽朝萧太后的宫殿改建为喇嘛寺庙，即达赖喇嘛庙。雍正二年，将二世章嘉呼图克图的转世灵童迎至北京嵩祝寺。乾隆修建的喇嘛庙有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等。雍和宫原为清世宗旧府邸，乾隆九年(1744)时改为了喇嘛庙，成为京城规模最大的喇嘛庙。清代北京藏传佛教寺庙的修建，直接带来很多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渐渐形成了上自朝廷皇室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的一些民俗活动，如“白塔燃灯”、“雍和宫舍粥”、“绕塔”、“喇嘛打鬼”等，这些蕴涵着藏传佛教文化的宗教活动，逐渐融合、演变为北京民俗的一部分。再如多地域文化的交流。在清代北京众多的商铺中，尤以来自山西和山东两省的外地人居多。清人夏仁虎就说过北京工商业之经营，多为山左右人操之，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为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又如切面买卖这种商业，在北京城里开铺子的也分两路人：一是山东人，一是直隶人。蒸锅铺的买卖发明最早，在北京开设的也以山东人为多。这些不同地域商业在京城的发展，构成了清前期北京文化的重要内容。当时北京的商铺大多由各地富商开设，因此在崇文、宣武门外也出现了很多地方会馆或商务性质的同业会馆。时人称：北京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这些会馆和商铺一样，传递的同样是各地域的文化内容。众多会馆中不仅说着乡土乡音，吃着地方菜，而且唱着地方戏，供奉着各地神祗，简直就是地方文化博览会。多地域的文化交流和融汇在清代北京文化形成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饮食就是汇聚南北口味。乾隆末年杨米人在《竹枝词》中写道：“两绍三烧要满壶，挂炉鸭子与烧猪。铁勺敲得连声响，糊辣原来是脚鱼。”“爆肚油肝香贯肠，木樨黄菜片儿汤。母鸡馆里醺醺醉，明日相逢大酒缸。”又写道：“不是西湖五柳居，漫将酸醋溜鲜鱼。粉牌豆腐名南炒，能似家园味也无?”可见，当时的京城不仅流行北味，而且南方菜也很多，更形成了一些不南不北的新口味。此外，如戏曲文化，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喜爱戏曲，凡皇帝、太后祝寿，皇室喜庆，都要举行演出活动。当时各地戏曲品种都来到北京，先是昆曲执剧苑牛耳，后来京腔(京化的弋阳腔)崛起。乾隆四十四年(1779)，魏长生再度以“川派”秦腔入都获得成功。这些不同地域的戏曲文化汇聚北京，不仅繁荣了清代北京的曲艺文化，而且由于互相交融，形成了新的戏剧形式。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京剧。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祝乾隆帝八旬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安徽人)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参加祝寿演出。这个徽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北京的祝寿演出规模盛大，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已开场，那情形简直让人左顾右盼，目不暇接，真是群戏荟萃，众艺争胜。京剧来源于各地唱腔，但又荟萃各地唱腔之优点，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京剧一经形成后便风靡京城乃至全国。这是清前期北京文化的一大贡献。 五、中西文化的交流 相比于对传教士所带来宗教和西学的拒绝与抵触态度，传教士所带来的生活元素则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中。明朝末年，利玛窦一到北京，就向皇帝敬献了自鸣钟。当时的明朝万历皇帝对自鸣钟很感兴趣，把玩不已。利玛窦还将所带来的西洋器物公开展示，像地球仪、天体仪、西洋镜、自鸣钟、世界地图、三棱镜以及精美的油画圣母像，很多士大夫和民众争相观看，深为吸引。西方新技术新机械是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重要内容，传入的西洋奇器有望远镜、钟表，还有各种机械设备。清朝宫中的钟表最初由内务府负责收集，康熙二十八年(1689)设立自鸣钟处，雍正十年(1732)改名造钟处，由中国工匠操作、耶稣会传教士督造制造钟表。由耶稣会传教士担任宫廷修表、造表的任务始自安文思，最初大多数钟表匠不是专业的，后来，专业钟表匠也被耶稣会派来中国。他们大多来自著名的钟表制造地。蒋友仁是乾隆朝服务宫廷的钟表技师，他为乾隆在圆明园设计了喷泉时钟；还有来自法国钟表制造地多芬尼的沙如玉、汪达洪，来自法国钟表制造地布列塔尼的杨自新。尤其在乾隆时期，皇帝只是欢迎传教士进贡物品。乾隆二十四年(1759)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时的定例，重申：“嗣后西洋人来广，遇有愿进方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总督衙门代为具奏”。乾隆朝教案频发，严厉禁止传教士在地方传教，但对于进贡物品是不禁止的。而在京的传教士也将进贡作为赢得皇帝好感的手段，他们清楚“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有的技艺以及皇帝对他们的保护”。乾隆十六年(1751)，为祝贺皇太后六旬万寿，在京的22名传教士共同向乾隆帝进贡，其中就有著名的“万年欢”的机械装置。这件精心制造的西洋奇器，投乾隆帝之所好，乾隆帝甚是喜欢，为此还重重赏赐了西洋人。除了科技器物，西洋音乐也走进了北京宫中。康熙时期，西洋音乐在宫中颇受欢迎。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等人，不但向康熙帝进献西洋乐器，还为他讲解西洋乐理，教他乐器的使用及演奏技巧。康熙帝以徐日升为宫中首席乐师，经常在御前演奏。据《中西交通史》记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传教士德理格将一小管琴献于康熙帝。法国教士南光国也曾为康熙帝制造乐器。波希米教士严嘉禄，对当时宫中所存有的西洋乐器一一为康熙帝试奏表演，并修理过宫中的西洋管琴。据高士奇《蓬山密记》云：康熙帝的畅春园渊鉴斋内，置有西洋乐器，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即拨弦古钢琴——羽管键琴)，弦一百二十根，康熙帝亲抚《普唵咒》一曲。康熙帝还命德礼格为三位皇子讲解乐理，并命徐日升、德礼格将西洋乐理知识整理成中文。康熙五十二年，编纂完成的《律吕正义》续编卷一专论西洋乐理，就出自两位传教士之手。西式建筑也开始在北京出现。早在明末利玛窦到达北京的四年后即在宣武门购得房产，建起北京城内第一座教堂，是为南堂。顺治七年(1650)，汤若望神父又重建，成为北京城内第一座大教堂。康熙三十二年(1693)，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南海西岸蚕坛建起教堂，是为老北堂。康熙六十年(1721)费隐在王府井建教堂，是为东堂。雍正元年(1723)德里格在西直门内购置土地建设了西直门天主堂，即为西堂。西洋建筑风格在清前期北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宫廷苑囿之中。其中的代表作就是圆明园中的西洋楼，由谐奇趣、黄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线法画等十余座西式建筑和庭院组成，整个建筑采用当时欧洲最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建筑风格。由西方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和由当时供职宫廷画院如意馆的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蒋友仁设计监修，中国匠师建造。乾隆十二年(1747)开始筹划，乾隆十六年(1751)秋季建成第一座西洋水法(喷泉)工程谐奇趣，乾隆四十八年(1783)最终建成高台大殿远瀛观。与建筑一样，西洋油画也是完全异域的风格，影响最大的当属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康熙五十四年(1715)郎世宁由欧洲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派到中国，当年七月郎世宁抵达中国。当时的广东巡抚杨琳向康熙帝奏报，康熙虽然对传播洋教不感兴趣，但对教士们带来的先进技术颇为关注，因此在看了奏折后，马上就作了让西洋人快速来京的批示。十一月获康熙帝召见。此后甚为礼遇，并起汉名郎世宁。雍正帝继位后，传教士皆遭厄运，只有那些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雍正年间，郎世宁根据皇帝的旨意，向中国的宫廷画家斑达里沙、八十、孙威凤、王珓、葛曙和永泰等人传授欧洲的油画技艺。从此，纯属欧洲绘画品种的油画开始在清宫内流行。雍正二年(1724)，开始大规模地扩建圆明园，这为郎世宁提供了发挥其创作才能的极好机会。很长一段时间他居住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其中既有欧洲风格的油画，还有在平面上表现纵深立体效果的欧洲焦点透视画。雍正皇帝对这位西洋画师的作品十分赞赏，曾经对一幅人物画的图稿做了如下评语：“此样画得好!”清前期西洋物品不仅流行于宫廷之中，一些东西也开始进入民间，甚至成为一种风尚。桐城杨米人于乾隆末年写成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三针洋表最时兴”句，反映了当时人对西洋钟表的爱好。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就描写了刘姥姥在凤姐房中所见自鸣钟的情形：“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钟表之外，西洋眼镜也是京师社会中的流行风尚。试看：“车从热闹道中行，斜坐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近视人人戴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总之，西洋器物虽然也被很多人视为“奇技淫巧”，但不像西学一开始就受到各个层面的提防和反对，它作为一种生活元素更容易融入到清初北京的物质文化中，它在潜移默化中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而规模更大、影响广度和深度更大的西方文化影响在不久之后的18世纪下半叶便开始了。 * 本文选自《唐都学刊》2012年11月第28卷第6期。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