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根由神话解读的新思路——评荷兰学者田海著《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秦宝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荷兰著名汉学家田海所著《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已经由李恭忠教授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田海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该书是荷兰莱顿大学《汉学丛书》的第43种,由欧洲知名学术出版机构Brill公司出版。田海(Barend J.Ter Haar)毕业于荷兰莱顿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并且在中国辽宁大学和日本九州大学留学。1986年起任教于莱顿大学,1994—2000年任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2000—2013年回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史讲座教授,2013年起任牛津大学邵逸夫中国学讲座教授。田海著作颇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除本书以外,还著有《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践行经文:中华帝国晚期的世俗佛教运动》等。上述著作,在国际学术界均有重要影响。[1] 早在19世纪,田海的前辈同胞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就曾出版《天地会》(Thian Ti Hwui,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Earth League)一书,开启了西方人介绍天地会历史的先河。之后,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政府的华民政务司署署长毕麒麟(Pickering)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及其起源》(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于1878年出版。后来,他的两名助手沃特(Ward)、士特令(Stirling),在华人何乐如帮助下,写成《洪门》(The Hung Society 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一书。20世纪初,在香港警方任职的威廉·斯丹顿(William Stanton)依据警方资料,写成《三合会或天地会》(The Triad Society,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一书,详细介绍了天地会的内幕。 施列格和斯丹顿等人所撰有关天地会的著作,主要是为了向警方提供天地会的内幕,以协助警方破获和整肃天地会组织,内容是对天地会缘起故事和结盟仪式、隐语暗号及诗句歌诀等的翻译和叙述,谈不上研究。用田海的话来说,就是“对这些仪式的翻译或概括”。(中译本第11页,下同)而田海的这部著作,则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探讨天地会的结盟仪式和根由神话。作者熟悉汉语,对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秘密社会的历史,亦有较深入了解,在著作中提出诸多新颖的观点和独到见解。 该书的核心内容,是运用中国历史上民间流传的“末世劫难”和“救世主义”(作者概括为“神灵救劫范式”)对天地会的入会仪式和根由神话进行解读。田海认为天地会“入会仪程,通过仪式再现了生与死的神秘场景,将新入会者从前的身份隐藏起来,获得新生,成为洪姓大家庭的一员。而立会根由(神话)则意在讲述一个天地会起源的历史故事。二者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各自的角色名单。仪式起到了缔结团体的作用,而立会根由则赋予团体以时空上的合理性”。他认为“三合会知识中关键叙事要素的源头”就是“神灵救劫范式”(第238页)。这种“神灵救劫范式”的内容包含末世劫难和救世主义,劫难表现为洪水和番人入侵,而在劫难过后,将会有一个更美好时代的到来。总之,天地会的仪式和根由神话,乃是为了在非常边缘化的陌生人当中创造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集体认同”。 天地会的根由神话涉及到天地会起源问题的争论。以往国内学者在论述天地会起源和性质问题时,多持“反满民族主义”或阶级矛盾的观点,把天地会界定为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的“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因而把天地会“反清复明”口号里的“明”,确认为“朱明王朝”。而田海却另辟蹊径,认为天地会根由神话故事里“反清复明”的“明”,是指《五公经》里所说的“明王”即“罗平王”。田海的这个观点,非常新颖独到,对天地会和会党史研究者来说,颇具启发意义,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 《五公经》最初名为《转天图经》,后称《五公经》,又有《五公末劫经》、《五佛尊经》等多个名称,是一部专门宣扬劫难降临的谶书。内容是借“五公”即唐公、郎公、宝公、化公及志公之口,讲述末劫来临时的种种可怕情景:“有红水飘荡,狂风猛鱼,红白不现,高山崩颓,坡塘尽行打破,人无所依,鸟无宿处。天下大乱,人民饥谨,十日无食。刀兵竞起,斗战相争,干戈不停。”而且“乾坤星宿不定,日月星辰流移,江山河海黑黑昏暗,草野龙蛇不分。六国不顺,白骨堆山”。而在劫难过后,将出现一个太平盛世,“后出明王清帝君,山河光彩换朝廷”。[2]据柯毓贤研究,经文里所说的“明王”,就是指明教《大小明王出世经》里的明王。[3]喻松青认为,《转天图经》是唐末五代之际出现的一部宣扬末劫来临,天下大乱,明王出世,改朝换代的经徽。它反映了唐末、五代群雄割据角逐的历史和人民极度苦痛的生活遭遇,也成为宋、元、明、清历朝农民反抗朝廷统治的理论武器。[4] 田海认为天地会根由神话里的清朝统治,是指一种劫难,而“明王”就是《五公经》里的明王即救世主。“反清复明”就是指劫难过后将要出现一个由“明王”统治下的太平盛世,而不是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所以,天地会根由神话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 以往中外学者在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上争论颇多,田海在书中并未直接阐述自己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看法,而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如何看待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史料价值。 百余年来,人们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天地会《会簿》中起会的根由神话,即少林寺僧众帮助清廷平伏西鲁叛乱有功反遭残害的故事。最早探讨天地会起源的学者,或将其视为天地会的真实历史,或认为它“影射”了天地会创立的历史。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该故事仅仅是个神话故事,不能作为探讨天地会起源的史料依据。田海指出:天地会的根由神话,“好像是在讲述历史事件,而研究三合会[5]的早期学者也往往试图在这些事件和其他资料中得来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联系,目的是追寻他们所认为的三合会的起源”,但是,“他们的研究以该故事的现有成文版本为依据,这些成文版本的形成时间,都在19世纪中期及以后”。也就是说,这些学者乃是用后世才形成的史料,论证前代存在的历史,不符合历史研究基本原则。 其次,如何看待根由神话里的陈近南其人。 陈近南曾被许多学者认定为天地会的创始人。鉴于历史上并不存在陈近南其人,所以,民国年间温雄飞便提出陈近南乃是影射郑成功的咨议参军陈永华的说法。田海通过探讨陈近南在天地会根由神话里出现和发展的过程,指出根由神话里最初提到的创始人是万提喜即万云龙,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陈近南这个新的形象,突然取代了两种传统中万云龙,成了三合会(天地会)的创始者”,实际上否定了陈近南创立天地会的说法。 第三,关于“香花僧手册”和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的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学者曾就《香花僧手册》同天地会的关系展开热烈讨论。《香花僧手册》是记载香花僧为死者超度亡灵的程式和工具的小册子,是罗炤在福建东山一位渔民家里找到的。因该手册并无标题,被他取名为《香花僧秘典》。罗炤认为“秘典”的大部分内容,是出自康熙年间福建诏安长林寺开山僧万五道宗之手,断定该抄本是“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关键性文件”。[6]有人认为该手册的发现,是天地会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7]罗炤、赫治清等学者据此认定天地会乃长林寺开山僧万五道宗所创立。[8]而田海指出:“这份科仪手册,并未吸收三合会的仪式结构,也没有吸收其主要叙事成分,除了黄泉夜战诗,该手册根本没有提及三合会知识的核心政治主张,各职能干部一致之处(尤其是神秘字符的混合,以及‘西鲁’被修正为‘西闯’)都证明它借鉴了三合会知识中的内容,而不是正好相反。该手册中几首诗,仅见于后来的三合会会簿。”[9]从而否定了《香花僧手册》的史料价值和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的说法。 田海的上述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他用“神灵救劫范式”即救世主义和末世劫难说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和根由神话,尚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足够的史料依据。作者认为,天地会根由神话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担心世界将受到各种妖魔的侵袭,这些妖魔被击败之后,由一位完美君主统治的太平世界将会到来”。他称在《五公经》里,发现了“神灵救劫范式”对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影响。这种“神灵救劫范式”,包含“末世劫难”和“救世主义”两项内容。(329页)作者论证这个说法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一般异姓结拜组织的史料。 其一,雍正年间的李梅散发“札付”事件。(195页)该案发生在雍正七年(1729),李梅即李世信,为了骗钱而散发札付,诡称交趾李九葵在广西聚有六十万兵马,他本人是大元帅,他在札付和令旗上书写有“楚震公、罗平字号”,不久有大兵来,又有瘟疫、鬼魅之事,领到他的札付,就不怕瘟疫兵鬼。[10]因为李梅事件里提到“罗平”,所以田海认为该事件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据柯毓贤考证,罗平信仰出自《五公经》,是受明教的影响,所谓罗平即是“明王”,是“救世主”的特有尊号。[11]田海依据《五公经》认为李梅事件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 其二,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湖广荆门发生的孙大有事件。孙大有系荆门花里铺人,家贫,游荡各处,学习拳勇。乾隆三十二年回家,捏称获异人传授武艺,并得天书、神鞭,哄骗邻里,并诡称伊本姓朱,为前明后裔。又捏造天书,称将来应成大事。乾隆三十三年,孙大有同孙国治等七人结拜弟兄,以教习拳棒为由,邀集徒众,孙大有自称“大明天子”,后事败被捕。官府在其家中搜到两面布旗,一面书写“大明朱天子令号”,另一面书写“中华明君见汉不杀”。[12]田海认为旗杆上书写的“明君”即指明王即罗平王。(193页) 其三,是马朝柱事件。马朝柱事件是田海用“神灵救劫范式”解读天地会根由神话最重要的史料依据,他用了整个一节还多的篇幅来论述这个观点,指出“神灵救劫范式即准救世主义形态,可以追溯到马朝柱事件”,(384页)“1747年以后,救世主义师傅马朝柱活跃在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他曾经传播过一个关于年轻能干的明室后裔朱鸿锦的故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它与三合会知识联系起来”。(195页)马朝柱又名马太朝,原籍安徽蕲县,乾隆十四年后,辗转迁居湖北罗田县,带领当地贫苦农民开山烧炭。他利用神灵“托梦”等方式,预先制造刻有文字的铜枪、铜笏、铜镜、旗帜等藏在铁龟沟山洞,约众人前往游观,宣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让众人出银入伙,“歃血吞符,结盟上名”。[13]乾隆十七年,其反清行动为官府探闻,清军镇压下,马朝柱只身逃逸。 上述三件事,均属于一般异姓结拜事件,同天地会没有直接关系,不足以证明天地会根由神话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 首先,李梅事件中虽然提到“罗平”,[14]但是,这仅仅表明雍正年间民间流传过《五公经》和罗平信仰,尚没有史料证明李梅属于天地会。 其次,关于孙大有事件。史料记载,孙大有竖立的大旗上虽然写有“明君”字样,但并非指《五公经》里的明王。据柯毓贤研究,《五公经》里的明王即罗平王,是指明教的救世主。而孙大有旗帜上写的明君,乃是“中华明君”。而且另一面大旗上明确写着“大明朱天子令号”,说明孙大有旗帜上写“明君”是指朱明王朝的君主,而非罗平王。 第三,关于马朝柱事件。田海此说大概是参照日本学者铃木中正的说法。铃木中正认为,马朝柱事件里提到从洞窟里取出铜镜、旗、笏、“遮天伞”、“撑天扇”等宝物,乃是一种“洞窟信仰”。该信仰“是弥勒教的根本思想”,即洞窟里有个“弥勒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交界”。又说:“马朝柱起义运动所提倡的‘复兴明朝’的政治目的,结合着劫灾到来之说,和丰盈富裕的理想世界到来的预言,形成了千年王国信仰。”[15]即使马朝柱案件含有千年王国信仰的成分,但是,在马朝柱事件中,看不到任何天地会的痕迹。 第二类是教门案件的史料。 田海把雍正年间山西翟斌如传习白莲教案、乾隆年间云南张宝太传习大乘教案、嘉庆年间山西曹顺传习先天教案、林清传习天理教案及五省白莲起义中刘之协等事件和人物,作为史料依据,论证天地会根由神话体现了“神灵救劫范式”。虽然在白莲教系统教门信奉的“天盘三副”教义里,含有末世劫难和救世主义的内容,但是,它同天地会并没有关系。 第三类是同天地会直接有关的史料。 其一,田海提到,林爽文起义时,南部起义军首领庄大田的女军师金娘,曾用符咒治疗庄大田父子的伤病,并使庄大田的队伍“刀枪不入”。金娘是一位女巫,被庄大田倚为女军师。[16]在清代农民起义中,往往由和尚、道士或巫婆神汉充当军师,在阵前做法,并不能说明林爽文起义军信奉末世劫难说和救世主义。其次是林爽文起义军的一件告示里,提到将有“天兵”到来,“惩处那些帮助清军的人”。(241页)其实,林爽文起义军这件告示里提到的“天兵”,并非指来自天上的神兵,而是指起义军本身。田海显然误读了该告示的原意。 其二,是嘉庆年间的李凌魁和杜世明案件。(244-246页)田海认为该事件“是一把钥匙,由此可以了解三合会知识的救世主根源”。因为李凌魁在诗句里提到“寅卯时刻坐朝堂”,而寅卯两字在《五公经》里具有重要性。据档案史料记载,李凌魁先拜吴子祥为师入大乘教,后受吴韬纠约入天地会。他试图造反,自称“后唐天子转世”,事泄被捕。[17]李凌魁自称“后唐天子转世”而非自称“明王”。他称将在“寅卯时刻坐朝堂”,而《五公经》却是指明王将在寅卯年出世。李凌魁“寅卯时刻坐朝堂”一语,并不足以证明他在暗指自己是“明王”。 其三,是嘉庆年间的李老五事件。李老五利用铸造假银的方法诱人加入天地会,其入会仪式带有明显的道教色彩,[18]并非受《五公经》的影响。 其四,是嘉庆年间李添保、林崇三事件。李添保是广西武缘县人,曾拜浙江盲人范七入天地会,范七传给他一本符咒书,捏称借此可以调遣阴兵神将。广西天保县人唐明三闻知,便投在他门下,帮扶他“同作事业”。李添保从戏班里购得蟒衣王帽,自称“重华大王”,后事败被捕。[19]李添保并未自称“明王”,而是自称“重华大王”,可见此事件同《五公经》无关。 最后,关键还在于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内容,并不符合田海所说的“神灵救劫范式”。 田海对天地会根由神话的解读是:清朝统治是一种劫难,劫难过后将出现一个由救世主明王治理下的太平盛世。按照田海的说法,天地会根由神话的内容应该是:由天地会的精神领袖、小主朱洪竹带领万云龙和少林寺僧众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一个以他为救世主的太平盛世。可是,在现存各种抄本的根由神话里,朱洪竹并未扮演救世主“明王”的角色。在万云龙同清军交战时被杀后,“不见小主,不知下落”,[2]0或“众兄弟寻不见太子”,[21]或称小主朱洪竹“绝粒而亡”,[22]或“走到白口洞自刎身亡。[23]在同治年间以后的抄本里,小主朱洪竹干脆消失的无影无踪。[24]故事里的五位僧人,即蔡德忠、方大洪等“五祖”,也分散到各省,准备伺机再起。这个内容并不符合田海所说的“神灵救劫范式”。 总之,田海用“神灵救劫范式”解读天地会根由神话的观点,不仅缺乏充分的论证和足够的史料支持,而且不符合天地会根由神话本身的内容,只能看作是一个尚待证实的假设,而不是成熟的学术结论。田海此说的贡献在于,开辟了对天地会根由神话解读的新思路,人们可以不再纠结于满汉矛盾或阶级矛盾的争论,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和解读天地会的根由神话。李恭忠在2016[2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是这个新思路的体现。他在文中指出:“天地会起源传说采用了大众文艺中广为流传的戏剧化叙事结构,清楚地表达了一种下层抗争逻辑,即通过彰显‘冤屈’相连的‘不公’因素,放大由‘蒙冤’产生的‘仇恨’情感,来证明下层抗争在伦理维度的正当性。虽然由于‘反清复明’说辞的不断出现,这种抗争逻辑染上了传统族类观念的色彩,但它却深嵌于主流的天命意识形态之中。由此,下层抗争的正当性在形式上得到了主张。”[25]李恭忠教授的解读,不仅符合天地会根由神话的本意,而且为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找到了新的路径。 [1]李恭忠:《译者前言》,田海:《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李恭忠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7页。 [2]上述引文见于《五佛尊经》,民间流传刻本。 [3]柯毓贤:《转天图经考》,《食货月刊》第13卷第5、6期合刊(1983年9月)。 [4]喻松青:《转天图经初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5]田海在书中所说三合会就是指天地会。 [6]罗炤:《天地会探源》,《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连载(92)。 [7]何龄修:《天地会起源研究序》,见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8]罗炤:《天地会探源》;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 [9]田海:《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第343-347页。 [10]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一期,《李梅等散布伪札案》,1930年6月。 [11]柯毓贤:《转天图经考》,《食货月刊》第13卷第5、6期合刊(1983年)。 [12]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史料旬刊》第七期,《湖北荆门孙大有何佩玉等谋为不轨案》,1930年8月。 [13]《清高宗实录》卷416,乾隆十七年六月甲辰。 [14]据喻松青:《〈转天图经〉新探(附〈转天图经〉)》一文所附《转天图经》经文可知,经文里的明王号罗平。见喻松青:《民间宗教经卷研究》,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第114页。 [15]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中国民众的乌托邦运动的一例》,《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98-714页。 [1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天地会》(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56-258页。 [1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六),第259-263页。 [18]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六),第357-364页。 [19]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18-323页。 [20]嘉庆十六年天地会《会簿》姚大羔抄本,《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页。 [21]道光八年广西田林县天地会《会簿》杨氏抄本,《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8页。 [22]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7年,第2页。 [23]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43页。 [24]《西鲁序》和《西鲁叙事》,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光绪年间加拿大洪顺堂抄本《锦囊传》,加拿大洪顺堂藏本。 [25]李恭忠:《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