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告》簡5、26、29、40中用爲“嗚呼”之“呼”的幾個字，整理者均隸作“虎”。[1]按这幾個字與簡38、40、45的“虎”字寫法有別，似當隸定爲“虖”。考慮到簡5的情況與其他三簡相比稍微有點特殊，後面再討論，先來看一下其餘幾個字（釋文用寬式，下同）：
A類和B類字形下部寫法不同：A類字起筆是“一”，且無論傾斜角度有多大，總體上總是自左起筆運筆至右收筆；B類字起筆是“丿”，自右上起筆運筆至左下收筆，A類字形全部用作虛詞，B類字形全部用作名詞。尤其是《四告》中的第四篇，同篇之中同時出現了A類和B類兩種字形尤能説明問題。對照字形和辭例，不難看出，書手是在有意的區分寫作“  ”形的A類字和寫作“ ”形的B類字。因此，將這兩種寫法迥異的字全部隸定爲“虎”恐不妥。 對照甲骨、金文以及出土簡帛的相關字形，可以看出B類字形實際是“虎”的變體。相關字形的對照如下表：
觀察上表可以發現有的簡38的虎字與后舉諸形相比基本沒有變化，簡40和簡45的虎字稍有繁化。這裏我們重點討論A類字形。A類字形又見於上博簡《孔子詩論》、《季庚子問于孔子》、《舉治王天下·文王訪之於尚父舉治》等篇，字形作：
上述字形在簡文中均用作“乎”。上博簡的整理者將上述各字均隸定爲“虖”。[2]也有不少學者將這些字形隸作“  ”，[3]如果單看以上這些字形，隸作“ ”似乎并無多大問題。但假如我們將下列《廼命一》簡3和簡10中兩個字也加以考慮，就會發現隸作“”在字形上有未安之處。 《廼命一》簡3和簡10中用作“嗚呼”之“呼”的兩個字形如下：
整理者將上述兩個字形都隸定爲“虎”。[4]簡3、簡10的兩個字形也屬於A類字，同樣若隸定作“虎”不太妥當。隸定爲“  ”形亦不準確。《廼命一》簡3和簡10的兩個字“虍”頭下部寫法與“示”的寫法區別明顯，戰國文字中標準“示”的寫法極少竪筆打穿橫筆出頭。 既然A類字形不能隸定爲“虎”、“ ”，那麽應當如何隸定呢？李零先生曾在校讀《緇衣》時指出：“‘瘧’，原從虍從示，楚簡下半所從‘乎’有時與‘示’相近，此字相當於‘虖’，‘示’是‘乎’的訛變。”[5]我們雖不同意李零先生認爲《緇衣》中“虐”字相當於“虖”的意見（詳見後文），但其指出“‘示’是‘乎’的訛變”可從。我們認爲，A類字實際就是“虖”字。下面我們來分析“虖”字是如何演變爲《四告》中的這類形體的。“虖”字最早的形體見于西周金文，關於“虖”字的早期字形，劉釗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論述： 金文乎字作“  ”，後加一橫飾筆作“ ”，兮字作“ ”，與乎字不加飾筆的差別就是一作三點，一作二點。金文虖字作“ ”“ ”“ ”，字从“虍”从“兮”，不从“乎”。這是虖字的早期構形，後虍字中間一竪筆下垂穿透筆劃作“ ”“ ”“ ”“ ”，字下部遂變得與“乎”字接近，後便訛為从“乎”得聲。古文字乎、兮皆从“丂”得聲，音可相通。[6] 結合劉釗先生以上論述，我們將西周初期至戰國晚期“虖”字以及部分從“虖”之字的金文字形臚列如下：
觀察上表，我們會發現從西周至春秋戰國，“虖”字下方的“乎”旁變化明顯：“乎”字上方的兩點（姑且稱之爲“八”形，下同）逐漸由中心向兩邊、由“丂”形上部向“丂”形下部移動。春秋晚期的余贎  兒鐘和戰國晚期的中山王 壺的字形充分説明了這種變化。于省吾先生的《商周金文錄遺》曾收錄有虖 君鼎的拓片，拓片上的“虖”字作下圖：
 ”。如果我們將上舉兩個“虖”字下方“丂”形的“丿”筆完全拉直，則“虍”頭下方的“乎”字和所謂的“示”字將變得完全一樣。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前舉清華簡《四告》、《廼命一》以及上博簡諸篇中的A類字就是“虖”字的變體。 再來討論《四告》篇簡5用爲“嗚呼”之“呼”的“  ” 字，整理者同樣將其隸定爲“虎”。對照上表不難看出，“ ”和中山王壺（銘文選二·880）的“虖”字完全相同，因此也當隸定爲“虖”字。 我們可以對楚簡中的相關字形與金文字形的對應關係作一總結：
上述金文與楚簡字形的對應關係較清晰，楚簡與金文相比變化多在“乎”旁繁化以及“乎”旁下“丿”筆的截彎取直上。可見將這類字隸定爲“虖”字在字形源流演變上是站得住脚的。 前面我們提到從西周至春秋戰國，“虖”字下方的“乎”旁變化主要爲：“乎”字上方的 “八”形逐漸由中心向兩邊、由“丂”形上部向“丂”形下部移動。那麽，爲何會發生這種變化？這大概應該是爲了使字體的整體結構更加緊凑，“八”形在“丂”形上的“  ”字顯然沒有“八”形在“丂”形下的“ ”字結構緊凑。郭店簡《忠信之道》中的“虖”字寫作“ ”，清華簡《厚父》中的“虖”字寫作“ ”，兩者都是直接省去了“乎”旁的“八”形。這是通過直接省簡筆劃來達到字形結構緊凑的做法。[7] 上博簡《緇衣》與清華簡《成人》都出現了與“虖”寫法相近的“虐”字，字形分別作：
上博簡《緇衣》的整理者隸定爲“  ”，[8]清華簡《成人》的整理者引上博簡《緇衣》爲證，亦隸定爲“ ”。[9]這種隸定遂使其與“虖”相混。事實上以上寫法的“虐”字雖與“虖”字有相似的地方，但實際上差異明顯。“虖”從“虍”，而上述“虐”字均從“虎”。清華簡《成人》篇從“虎”無疑，上博簡《緇衣》篇“虎”旁的寫法雖與常見的“虎”旁有所差別，但與同簡“虘”字、17號簡“慮”字、23號簡“ ”字的寫法合觀（見下圖），可證《緇衣》篇的“虐”字亦從“虎”。
同簡“虘”字、17號簡“慮”字、23號簡“ ”字“虍”旁部分均作一竪筆打穿“虍”頭部分，而用爲虐的“ ”字竪筆打穿“虍”頭後有一個明顯的分叉用來表示虎的軀幹四肢。雖説楚簡中偶有“虎”旁與從“虍”旁相混的例子，但寫作從“虎”從“乎”的“虐”字當是刻意爲了與“虖”字相區別。若嚴格隸定，當隸定爲 。[10] “虐”字爲何可以寫作“  ”？兩字音較近。字形上又有什麽根據呢？《説文》“虐”字古文作“ ”，從虎從口，楚簡中多見寫作此形的“虐”字。楚簡又多借“ ”爲“呼”和“乎”，從這個意義上講，“ ”字的作用和“虖”類似。疑古人本假借“”來表示“虐”，而“虖”“ ”在表示虛詞“呼”“乎”之時義同，故而遂誤以爲“虖”亦可假借用來表“虐”。然而“虖”字本被用來表示虛詞“呼”“乎”，再用來表“虐”就容易產生語義混亂。故而仿照“ ”字字形，將“虖”字上部的“虍”旁替換成了“虎”改寫爲“ ”。又上博《從政（甲）》簡15有“虐”字，[11]寫作：  整理者隸定爲“  ”。[12]如果我們關於“ ”字的推論成立，此字或應隸定爲“ ”，可以看作“ ”“ ”這兩種寫法的繁化。[13] [1]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中西書局，2020年，第110、120、123頁。 [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2、152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9頁。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02頁。 [3] 采取這種隸定的學者頗多，兹舉數例，挂一漏萬。如：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91頁。劉信芳編著：《楚簡帛通假彙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74頁。徐在囯：《上博楚簡文字聲系（1～8）》，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238頁。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綫裝書局，2013年，第90頁。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9、386頁。 [4]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中西書局，2019年，第171頁。 [5] 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5頁。 [6]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1-92頁。 [7] 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寧”字寫作從“乎”的。如《合集》34152號甲骨片的寧字寫作“  ”32552的寧字寫作“  ”，《集成》編號爲6419的寧作父辛觶上的“寧”字寫作“ ”。由“”至“”“”，和“虖”的演變路徑一致。亦可作一旁證。 [8]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一）》，第190頁。 [9]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玖）》，第155、162頁。 [10] 按上博簡《緇衣》中的“虐”字，李零、徐在囯、黃德寬等先生已經先後指出其字當從“乎”，不過三位先生都認爲其字從“虍”則不合字形。見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第45頁。徐在國、黃德寬：《<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緇衣·性情論>釋文補正》，《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年第2期，第3頁。 [11] 此從陳劍先生釋。見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戰國竹書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頁。 [1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8頁。 [13] 馮勝君先生以爲“上博簡本‘虐’字作  ，可能是由寫作 形的‘虐’字演變而來”。與我們的觀點略有不同，可參看。見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綫裝書局，2007年，第150頁。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20年12月1日15：50。） (责任编辑：admin) |
||||||||||||||||||||||||||||||||||||||||||||||||||||||||||||||||||||||||||||||||||||||||||||||||||||||||||||||||||
四·38 
合集33612 
包山·271 
包山·273 
四·40 
霸伯盂·銘圖·6229 
伯䢅鼎·集成·2816 
吳方彝·集成·9898 
四·45 
合集·34865 
滕虎簋·集成·3828 
虎鼎·集成·2437 
方鼎 
兒鐘 
君鼎·春秋時期·錄遺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