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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今 吴福辉 原标题：用心的学术行走——致敬“石斋”吴福辉先生 吴老师走了，再读他的书感觉就不一样了。 记得两年前，为庆贺他的八十大寿，《汉语言文学研究》杂志筹划了个专栏向我约稿，真是恰逢其会。十多年前，我就曾应允为他大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写个书评，可调入人大文学院后，总因忙而一再食言。现在退休了，终于可以借机还账了。实际上，多一篇少一篇书评，对于吴老师是无所谓的，只是我自己想了结一直耿耿于怀的歉疚。1月15日惊悉吴老师在睡梦中仙逝，我于哀悼的同时，心底也因此多了一分宽慰。离开文学馆后，我和吴老师已多年疏于联系了。他去加拿大前曾将未赠予的书补寄过来，我只当是供写书评的参考，现在才又体会出了留念与告别的意绪。 多日来，我一直在慢慢地读吴老师新送的书：《石斋语痕》《石斋语痕二集》，他甚至比过去更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越读越发感到吴老师早就开始“俯视”“反观”自己，早就开始着手总结自己的学术经验，以“追念延缩年华”的方式，向自己，向他生存过的世间，向我们绵绵絮语，做“临末的倾诉”了。 我虽不是基督徒，却随着年龄的增大，越发意识到每个人来到世上都负有一份使命，只不过是能否觉悟，觉悟得早晚而已。吴老师似乎没有谈过，甚至有些抵触人生圣化的意义，但他却以自己治文学史六十年的业绩，成就了文学史家的天赋大任，昭显了他的灵命。 吴老师在他《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新版前言中，曾“盘底”自己一生的学术工作，说他出版的十几本书，不计合著，“大概只有两本书或许可留存几年”，所指即该作和他的个人文学史。话中虽透露着谦虚，却也客观而中肯。我在书评《讲述现代中国文学场域的故事》中，也做出过类似的评价：“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似乎都是为推出这部文学史，他个人的生活和志趣似乎也都是在为写这部新型文学史做积累。”[1]毫无疑问，《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不仅是吴老师个人著述的顶峰，也会在相当一个时期独占个人著现代文学全史的鳌头。而其海派研究则是他通往文学史观念、结构以及叙述观点之全面更新的桥梁。 我的宽慰在于吴老师不仅读到了我写他的书评，并大体认可，尤其对我谈他建构起不同于古代，而专属于现代文学空间场域的文学变迁史的观点表示认同。当我把初稿发给他，请他赐教时，他给我回复微信说“这很符合我的原意，说在要害处”。更赞赏我说他在个人文学史里前所未有地创建起一个强大的市民文学叙述系统的观点，认为我文中的这一节“也是对二节的深化，但写得好”。吴老师的个人文学史的确“以其具有个人性的叙述声音和文化大视野，将文学史看作是文学场域活动的观念，把地域作为承载文学万象的空间性结构，通过对文人在现代社会中分化为三大流派的承续与流变的洞察，重建起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图景。”[2]我的拙评不过出于自己的直觉印象，而重读他的两本《石斋语痕》后，才让我从中触摸到了他攀登这一学术高峰的坚韧足迹和艰辛历程。 过去我从未认真对待过吴老师的游历，不过将其看作是一种个人嗜好，甚至是喜欢享受生活的表现，而与悬梁刺股、甘坐冷板凳的学者形象相区别。但《石斋语痕》所记录汇集起他追随作家足迹的一次次探查活动，其范围之广，所收成效之大，的确不能不让我刮目相看了。 显然，吴老师已把实地踏查，践行积累成了他的学问功底，或可说成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田野调查。与一般学者从书本到书本不同，他反倒像作家，或画家，讲究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功夫。他的回到历史现场，不仅仅是通常所谓查阅报刊，寻找第一手材料的意思，而真的是回到历史的现场遗址。早在写《沙汀传》时，他就开始下决心，把沙汀一生走过的地方都走上一遍，从其偏僻的故乡安县到睢水镇、秀水镇、读书的成都盐道街省一师原址、“左联”时在上海的居住地闸北德恩里、青岛距野路，加上抗战期间重庆的角角落落，甚至包括“文革”遭囚禁的昭觉寺等等，他都一一踏访过，还曾数次进入汶川大山里面去寻访产生《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故事的旧址。几十年下来，他探险般的足迹遍布现代作家的出生地、写作地和活动地。通过遍访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对比周边歙县、黟县、祁门、休宁、婺源等地，让他震惊起胡适何以能够从如此贫苦农村走向杭州、上海和世界的好奇心；长治乡下赵树理家带花饰栏杆楼房的故居，打破了他对这位文艺新方向旗手贫下中农出身的臆想；在周氏兄弟故居，经过对绍兴新台门、老台门的细致勘察，他才意识到其家族原是多么大的一个官宦之家，体味到鲁迅所说“家道中落”的意涵；丰子恺的缘缘堂虽然早就毁于日机的轰炸，但他却不放弃，终于浙江石门旧址后修的故居中，找到了被邻居抢下的烧焦的木门，目睹原缘缘堂唯一保存至今的物品，摩挲不止，徘徊不去，让自己的心灵经受一次阵阵袭来的情感震撼。 还有沈从文的凤凰城、汪曾祺的高邮、废名的黄梅、萧红的呼兰河、艾芜的故乡新繁、李劼人的“菱窠”、徐志摩的硖石、冯雪峰的义乌、郭沫若乐山沙湾的祖屋、曹禺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故居、梁启超的天津故居与广东新会老家、林语堂漳州坂仔村的教堂、郁达夫的杭州“风雨茅庐”、艾青的乡间奶母“大堰河”的墓地、闻一多的浠水、骆宾基的珲春老区、叶圣陶的甪直，更不用说吴老师对自己出生地和居住地里作家遗址的珍爱了。鲁迅住过的八道湾、砖塔胡同和西三条、景云里的老石库门、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老舍住过的小杨家胡同、“丹柿小院”，在他的描述中，文学上海是由曾朴之上海、韩邦庆之上海、茅盾之上海、丁玲之上海、沈从文之上海、穆时英之上海、施蛰存之上海、张爱玲之上海多维交织而成，旧上海的地标式建筑：大光明、国泰影院、百乐门舞厅、跑马厅主楼等等，似乎都被他视为了祖传的家宝，炫耀的资本，一次次带着朋友、学生兴高采烈地“游学”不已。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吴老师的现代田野调查不仅仅以个体作家为单位，更以不同的现代作家群体占用一地后所形成的特殊空间为考察对象，在观察其分布、组合及其生活方式的人地关系中，探入不同文化景观的类型。 他的插图本文学史，不以某部作品的诞生作为开端，而以上海著名的报刊书店街望平街的形成作为文化与文学转型的现代标志，其发展则以文学北京和文学上海作为两大“标杆式”的现代文学空间，从而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在都市中发生发展起来的这一性质。到抗战更通过梳理追寻作家们的全国性迁徙路线及其群居地，吴老师细致描述了此一时期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在重庆、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城的文学生态图景。读过吴老师《抗战期间“文协”作家的重庆集聚地》一文的学者，恐怕都不会不惊服于为寻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址，他所表现出的细密与执着。沿着成立地址武汉追随其西迁的路线到达重庆，他居然还能注意到临时的落脚之地青年会，从位于临江门横街33号：“文协”第一个在渝总会会所，到“文协”作家战地访问团成员聚居地：华裕农场的四合院场部，到“文协”第二个家的处所：干涸了的桃子沟南温泉，到林语堂在北培蔡锷路24号买下的一幢小楼：“文协”北培会所，到“文协”最著名的总会地址：张家花园65号等等，他都曾按图索骥、一一“参拜”过，不仅清楚每个会所的来由，甚至摸清了每个房间哪个作家居住过，在特殊时期所形成的共产式日常生活。 我想，现代文学研究者中大概没有谁像吴老师跑过这么多的作家遗迹了，难道他不累吗？面对他涉足如此多的穷乡僻壤，衡门深巷，不能不感到震撼！简直可以说，他一个人不知不觉中创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田野考古学。他的文学考察始终不离开人与地之间所形成的特殊空间关系，通过走访、现场观察、绘图、照相、记录，以及搜集作家的相关创作与回忆文献等等，尽可能地去整合复原作家活动的场域，助力进入“现场”，让自己像作家对故乡人物场景一样，达到“透骨般的熟稔”。 实际上，实地踏查不仅仅是吴老师独特的工作与研究方式，更出于他自觉的学术追求。他以为，“研究文学史，原是一件需贴近已逝的事物去触摸故人灵魂的工作”[3]，作家的故居和重要活动场所，正是解读现代文学经典，理解作家创作的“一处处指路灯”，从中能够看出作家的倾向与个性，是“凝固的活化石”，可以使我们“实实在在了解到那个文学时代的人情关节”。[4]正是通过全面而细致地踏查现代作家的活动场域，在吴老师心目中不仅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生长与分布的文化地图，凝固成他个人文学史大的“板块”与承续“线索”，更发散为他对作家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交际往来等行为的沉浸式体验，生成为生动而亲切的絮语散文般的文学史叙述语调，从而打破了文学史写作的“教科书面孔”。我在书评中全凭直觉说他的个人文学史放弃了扮演权威的角色，“就像一个展览的解说员或一个旅游胜地的导游那样去讲述”。虽说这个比喻会被现实中那些只会背诵的解说员和导游形象所降低，但读过《石斋语痕》后，我却得到了证实。吴老师持有“杂陈”“万象”于“博物馆”的文学史观，他是“存了然于心的学养，行举重若轻的风范，极贯通之能事，向读者如数家珍地指点、讲述这段文学发展史山水流脉的生态图景”[5]，他的文学史所以能发出亲切、温情而生动的个人声音，不能不归功于他的实地考察和体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收入《石斋语痕二集》中，他将张爱玲的旧上海与自己的“童年上海”相对照，写出的系列散文《旧时上海文化地图：“看张”读书笔记》之一、之二、之三，他特别在《自序》中谈到这几篇所以“写得好些”的文章，是因为“毕竟每一寸记忆都回肠百结的呀”。将学术与自己的生活道路，以及实地考察相结合而生出“笔端带着感情的文字”，是他最赞赏，也最想追求的一种论述文的风格。 吴老师学术人生的独特与卓越当然不仅于此，解志熙在挽联中特别赞其“鉴赏最中肯”。虽说受限于文学史体式所要求的大视野与概况流脉的框架勾勒，吴老师的个人文学史未能尽展此端之才华，但他在《石斋语痕》中却大显身手。细读他的这些“学余随笔”，时时会被他一语中的、犀利透辟的警句所击中。如他在讲读张爱玲晚期作品的提要里，评点这三部作品是“一个天才作家写作高峰已过的‘困兽犹斗’”，表现出“一种从童年积淀而来的文字报复力量”。《小团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弑母情结！”，透出张爱玲的“残忍”。[6]他评价萧红的小说“理念的隐退带来的是文学直觉的充分还原，复沓的文句充满诗意和回溯之美”。[7]他说朱自清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会显出一点点矫情”，“或者称作情绪的浪费，是年轻的标记”。[8]他一眼洞察莫言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让人惊叹的“小黑孩”“仿佛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合体”。[9]读了新发现的丁玲关于《在医院中》所做的检讨，他针对其立场问题说：“所谓‘立场’只是部分老干部、老党员的利益角度，往往被夸大为全党全民的立场”，判定丁玲“检讨了也没有解决问题。人类在经过解释了的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解决不好公有制下人保持自由、独立的问题，这就从根本上使得人的解放成为一件遥远的事情”[10]等等，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出吴老师品评作家作品的精准、恰适、透彻的感受力、思想力与表达力。 可以看出，吴老师还是相当看重自己的这些学术散文的，虽然他谦称其为“边角余料”“瓮牖剩墨”，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微型文学史片断”的判定。这种品评鉴赏能力，是与他在集子中一再谈及的语文材料积累的功底分不开的：即“经过不知疲倦的阅读，让普天之下的优秀文字来触动、陶染我们，以打造出一副语文的好身手”，“获取正确语感，体悟美丽文心”[11]，而且认为如果进入大学之前，你还未经过持久的阅读获得初步的这种感知，即可说你还未入语文（包含文学）之门，并提出本科生四年内应读40个作家作品，硕士研究生要基本读完作家作品的基数，认为阅读的盘子大了，自然能建立起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之间的内在理路关系。这是吴老师提出的阅读标准，也是对其学术人生经验的又一总结。他一直以“文青”和二十多年在中学从事语文教育的经历，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广泛涉猎为自己从事文学研究的底气。记得我曾惊叹，怎么说起哪位作家作品，不管大小，是否是代表作，他都门清时，吴老师郑重地告诉我，他研究生时把文学史上现代作家作品一本本地读了一遍，直到现在每天仍会有一定时间读文学作品，而且天天做笔记。 吴老师中肯透辟、精审入微的“语感”和“文笔”除了长期积累涵泳的功夫，不能不提的是，他所秉持的客观中正的学术态度。虽说，一般都认为吴老师通达人情世故，但他的学术著述虽轻灵圆通，并不失严肃与纯粹的气度，他的知人论世并不随方就圆。严家炎先生虽是他的导师，评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吴老师在肯定“学术锐气内含很深”的同时，又说：“本书不以全新的文学史叙述结构、视角、图景为自己的鲜明特色，它的文学史构架是偏于稳定的，积淀式的，持续生长型的”。[12]不扬不抑，分寸适度。樊骏先生是他最尊敬的学者之一，即使写悼念文章，缅怀其“给《丛刊》带来品格精魂”，也并无夸饰，他描述樊骏先生“平时穿戴也普普通通，只从行文的语气和穿着的干净劲儿上，能透出那么一点不凡”，还幽默地说：“这就是改造过的‘贵族’剩下的‘残余势力’了”，[13]刻画得真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他评说李欧梵其书其人，更力透纸背地指出，他所谓的“老上海殖民色彩里面的‘世界主义’”“是源于李欧梵本人的‘世界人’的文化立场”，他对《申报》副刊“自由谈”批评空间的讨论，“没有从‘公民社会’进一步讲到中国的市民社会，这往往是他的局限”。说他采取了“横跨，或横站”这样一种“我们这代人文学者面对世界最聪明的姿态”，他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漫游者’”，他能“引人们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领域，靠的是文本、历史与诗相互结合贯通的学术方式”，甚至调侃他“开辟了狐狸式的研究格局”。[14] 吴老师的品鉴虽不属振聋发聩的宏论，但往往能将大家共同感受到而未说出的意思画龙点睛出来。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方式，追求的是梁启超所谓“优游涵饮，使自得之”的境界。他处世的人情练达与其论学的平正中肯，是他自觉遵循王瑶先生“做人宜外圆内方”教诲的学行，也是他所喜好的“石性石德”，既坚实，又圆润“精魂”之显征。在他“石斋”学术的人生之旅中，吴老师的处世姿态放得很低，甚至低于谦和。他虽一直担纲《丛刊》主编，却如他所说：“王瑶先生、严家炎与樊骏构成刊物长期的铁三角”，“我配合着一起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15]对于我们这些下属，他有时竟会以央求的语调哄我们做事。他坦承，像钱钟书、杨绛夫妇，还有萧乾、文洁若夫妇都是“为学术而生的人”，属于“尖端的例子”，“都不是我们所能轻易学的，甚至不可能也不必要照猫画虎地去学”，但坚守了他们自主地、愉悦地做学问之“普遍的法则”。[16] 吴老师到加拿大后，仍在继续他《石斋语痕》的写作，我还收到他新写的两篇文章。早在2014年最初出版的时候，他就说：“夕阳的年纪，总还存留着中年后期的生命感觉。但这种感觉会不会被某种突然降临的力量所打断，也是不可测的”。[17]吴老师一定不会预想到他走得这样轻松，在睡梦中就羽化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终结，让人羡慕！也不知吴老师的这类短文是否积存得又可以出一本《石斋语痕》三集了。 吴老师虽然走了，我的微信里还存有他发给我的短信，最后一条停留在2020年5月27日上午11：14分，他告诉我写了一篇在鞍山看电影的短文，临末却说：“我在加还好，但人不老是不行的，对吧？”这人的无奈谁能超克呢？我只能以遥远的祝福安慰他。但我现在可以说，“石斋”之建树亦足可告慰其主人在天之灵！只要是研读中国现代文学的人，谁能不读吴老师的文学史呢？他的精魂附体于文字，会长久和我们在一起。 注释： [1]李今：《讲述现代中国文学场域的故事——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重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同上。 [3]吴福辉：《由野史材料探入“文学现场”》，《石斋语痕》，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4]吴福辉：参阅《现代作家故居琐读》，《石斋语痕二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4-180页。 [5]李今：《讲述现代中国文学场域的故事——吴福辉<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重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6]吴福辉：《张爱玲晚期作品<雷峰塔><易经><小团圆>讲读提要》，《石斋语痕》第86、87页。 [7]吴福辉：《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石斋语痕》，第238页。 [8]吴福辉：《现代作家新编二题》，《石斋语痕》，第248页。 [9]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石斋语痕》第243页。 [10]吴福辉：《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石斋语痕》第19、23页。 [11]吴福辉：《我的阅读史和你们的阅读史》，《石斋语痕二集》，第53页。 [12]吴福辉：《突破▪调适▪推进》，《石斋语痕》第259页。 [13]吴福辉：《给<丛刊>带来品格精魂》，《石斋语痕》，第323页。 [14]吴福辉：《李欧梵的文学与都市：其书其人》，《石斋语痕》，第328、329页。 [15]吴福辉：《给<丛刊>带来品格精魂》，《石斋语痕》，第323页。 [16]吴福辉：《从留发、剪辫说到明日之学界》，《石斋语痕》第274-275页。 [17]吴福辉：《石斋语痕▪自序》，第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