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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大钊 《新青年》 陈独秀 原标题：前赴后继，“箭杆院”会聚一时之选 北上南下，《新青年》点燃百年之光 南院办公，北院起居；院子不大，影响巨大 箭杆胡同20号是一座不大的院落，隐身在东华门大街北侧曲折幽静的胡同深处。推开红色的如意门而入，南北两排房一目了然。别看院子不大，影响却不小，100多年前这里是陈独秀在北京的居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在京的旧址。从1917年1月到1919年年底，这座小院聚集起了一批优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驱，并深刻影响和推动了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1935年，胡适为《新青年》重印题词时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发言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2001年，《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初，东城区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重点项目。2015年，小院完成腾退修缮，恢复历史原貌并设立展陈，开辟为又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场所。 陈独秀为什么选择在箭杆胡同落脚？对京城胡同十分熟悉的北京市档案馆专家王兰顺告诉本报记者，陈独秀带着《新青年》从上海来到北京，正是受到蔡元培的邀请，进入北京大学做文科学长。箭杆胡同离北大三院和北大红楼非常近，步行就可以上班。 “今天的箭杆胡同20号在1965年以前叫9号，这座院子属于姓孙的一户人家。孙家从宣统年间就住在这里，他们把东院租给了陈独秀，自己住的房子跟这个院子有一墙之隔，且有随墙门相通。” 陈独秀搬进箭杆胡同9号后，《新青年》编辑部在南房办公，他与家眷在北房起居。以北大为依托，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都曾来到这个院子，为每一期刊物的主题召开编辑会，碰撞思想，轮流当编辑，《新青年》也从先前在上海时由陈独秀一个人编纂的局面转变为一个团体进行运作。 “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革命，才有出路 《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之初其实叫《青年杂志》，是一份综合性文化月刊，每月一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第一卷发行后，因名字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周报《上海青年杂志》有些雷同，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遂改为《新青年》。 《青年杂志》创刊时，中国正处于新旧思潮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袁世凯实行独裁专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而由西方传入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观念却深受知识阶层的欢迎。陈独秀雄心勃勃，立志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在1915年9月15日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他对青年寄予厚望，提出改造青年国民性的六项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敬告青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年杂志》更名《新青年》后，陈独秀在改刊的第一期上又撰写了《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们做“新青年”，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陈独秀与蔡元培的交往由来已久，陈独秀晚年在自己写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提及：“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后来他们都意识到暗杀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于是彻底摒弃了这种形式。 1916年年底，蔡元培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一众“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这其中他也说服了陈独秀迁址《新青年》北上。 从文学革命到传播马克思主义 被蔡元培喻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后，以提倡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文学革命”的口号最早是由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提出来的，出自他写给安徽同乡好友梅光迪的一首诗：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这个口号引发了陈独秀的强烈共鸣，他认为：“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也有意改良文学。胡适写信告诉陈独秀，“……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陈独秀便回信请胡适在功课之暇，“……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 1917年1月，胡适率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从“八事”入手进行文学革命——“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2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八首》，成为中国现代白话诗的开山之作。 从1918年起，《新青年》几乎全用白话。中国第一部白话体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刊载在这里，还有《孔乙己》、《药》等作品；沈尹默、刘半农、陈衡哲等人的白话诗也相继刊登。后经五四运动的推动，1919年一年，全国出现了400种白话报；1920年以后，国内几大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也都逐渐白话化了，文学革命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之前，“民主与科学”一直是《新青年》杂志的主流话语体系。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在1919年5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号”，这一号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另外还有诸如顾梦熊、凌霜、渊泉等人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不过这个时期《新青年》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仅是中国思想界众多思潮中的一种，还不是人们改造社会、重塑中国的思想武器。 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继续刊载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尽管尚未大量刊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但歪曲和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却不再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了。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第一次公开纪念“五一”劳动节，标志着《新青年》的视野已经从青年学生转向了工人阶级。同期《新青年》还集中刊载了中国各界对“第一次亚拉罕对华宣言”的回复与讨论，苏俄革命开始逐渐为国人所知晓。随着“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真正进入《新青年》的话语体系，它逐步完成了最终方向的演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青年》与五四运动 在早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可以看到“陈独秀主撰”的字样，有了北大这个平台，1918年1月﹐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宣布“本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沈尹默加入编辑部，《新青年》开始采取轮流编辑的办法，从此成为了真正的同仁杂志。 不难发现，在《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和作者队伍中，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占据绝对主力，他们在北京高校中声望很高，颇受学生欢迎。五四运动时期的著名学生运动领袖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等都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保持着密切交往。《新青年》杂志虽然并没有明确地号召学生运动，但这些编撰者们一直用自己的言行鼓舞着青年学生，并为他们的积极斗争提供指导和支持。 1919年，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5月4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前往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毛泽东为什么评价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王兰顺告诉记者梳理过相关的史料就会一目了然。 5月4日当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不要迷信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决问题。 5月11日，他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文章中指出：“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它斩尽杀绝……” 5月18日，陈独秀再次发表了《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的文章，指出：“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 5月26日，陈独秀又继续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他大声疾呼：“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第二日又逮捕学生800余人，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6月8日，陈独秀撰写了《研究室与监狱》，他在文中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王兰顺总结道，从5月4日到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周刊上共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运动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份由《新青年》同仁创办的周刊报纸，以反映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为主要内容，与侧重理论的《新青年》互为补充，凭借它们当时具有的影响力，成为五四运动中最强有力的助推器。 除了以文章做武器，陈独秀还采取了一项更为轰动的行动，那就是起草并散发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为了实现宣言中声明的“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来到前门外的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随后就被便衣警察跟踪逮捕，送交京师警察厅，第二天警察又对箭杆胡同9号进行了搜查。 陈独秀被捕后，在李大钊等人的奔走下，北京各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消息传遍全国，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呼吁要求释放他，此后还掀起了保释声浪。9月16日，迫于社会各方的压力，京师警察厅最终释放了入狱三个月的陈独秀。但他并没有恢复完全的自由，警察总监命令中一区警察署对其进行“豫戒”，按月呈报行踪。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帮助下秘密离开箭杆胡同9号，返回上海，《新青年》由此也结束了在北京的发展历程，编辑部从北京迁移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自第八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后，它又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档案见证历史 据王兰顺介绍，从陈独秀被捕、出狱到离京，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京师警察厅的相关档案都有所记录。今年4月刚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平）党组织活动纪实》第一册共收录了11组92件档案，主要内容就有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被捕及获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的革命活动情况。 在这套《中国共产党北京（平）党组织活动纪实》中，近50%的档案为首次公布，而已经公布的，以往也只被研究者所关注。 王兰顺从事档案研究工作多年，他形容自己第一次看到这些档案的时候非常激动，好像在跟前人对话一样。 “档案的魅力就在于细节，如果没有档案记录，陈独秀散发传单、被抓、释放一系列过程都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述。他当时是一个什么形象？怎么穿衣戴帽？传单怎么放在衣服里面？他在警察局的口供里怎么编故事？怎么进行周旋、施展斗争艺术？我们都不会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环境、建筑形态、历史形态和社会背景都发生改变了，但看了档案，整个历史事件的过程好像又重现了一次，很多东西能够还原出来，感觉就像看纪录片一样。” 【被捕】 见一白帽西服人 上下楼甚频 翻开这本“活动纪实”，在一份民国八年六月十一日的报告书上，报告人记录：今晚约八时，在新世界见一白帽西服人，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即由文牍兼探员秦树勋、李文华跟踪侦伺。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其最下即该商场出入之门，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即由李文华下手逮捕……检其名片名陈独秀，并检出洋文信，有汉文三字，系《道字报》，及传单一大卷…… 陈独秀当时欲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也进行了留档，在这份中英双语的传单中，陈独秀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在6月12日的提讯中,陈独秀在口供里陈述道：“我系安徽怀宁县人，年四十一岁，现在北池子箭杆胡同门牌九号居住。我父母均已故去，京内只有我女人并有一儿一女。我从先在日本公立大学毕业，于前二年来京，在北京大学文科担任学长。于两个月以前，蔡校长在校时，我请假回南，因为我家叔故去，尚未葬坟，是以回籍办理坟墓之事。我于前几日由南来京，路过上海时经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本月十一日下午七钟，友人请我在温花春吃饭，我持拿传单到彼吃饭，吃完饭，天约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当时有人在旁睄看我，即将传单揣在我衣兜内，不料被官人将我揪获……” 因警察于前一天从他家中搜出了一些杂志、报刊、稿件及电文，在口供的最后，陈独秀进行了解释：“……由我家搜出《新青年》杂志是上海出版，已有三年，每月一册……于去年十二月我成立《每周评论》社，是我主笔，经理是郭厚庵，去年十二月我曾来厅立过案，每一星期出版一册……” 【保释】 务乞俯念乡里后进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刊登后，引起京师警察厅的震怒。档案显示，6月14日，京师警察厅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公报馆发出警告：“一则曰：近日外间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嗣后对于此等案件勿得妄加臆语，惑人听闻。” 令京师警察厅没有料到的是，全国教育界、文化界等闻讯对陈独秀展开了积极的保释营救。档案记录，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致函京师警察厅；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王星拱等几十人联名呈请警察总监；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中国大学校长洪逵及各校教员冯承钧、袁敦礼、马寅初、顾兆熊等几十人又联名递交呈请；6月25日，安徽同乡会致信警察总监；6月26日，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京师警备司令部、警察总厅…… 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在呈请中说：“……查陈独秀平日言论无论是否适当，然原其用意无非出于书生爱国之忧。窃念钧厅保卫地方，维护士类，素为学商各界所钦仰，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大之至意……” 安徽省长吕调元在电文中说：“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众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 【狱中】 头部发痛肚腹发坠消化不良 王兰顺告诉记者，从这些档案中不难看出，陈独秀倔强刚烈，散发传单之举可以说是性格使然。但同时他也懂得斗争的技巧，以自己的方式与当权者进行抗争。 “活动纪实”收录了9份京师警察厅司法处为陈独秀患病及诊治情形呈警察总监的档案。 1919年7月20日，“据押犯陈独秀声称，伊现头部发痛，肚腹发坠。遂派巡长那玉景往医药室将宋医官请到本所给其诊，系痃症。复派那玉景同宋医官至医药室给其取来面药六包，令其一日服用三次。等情。理合将第一次诊治情形报告。” 1919年8月30日，“据押犯陈独秀声称，伊胃口现在不合。遂派巡长那玉景赴医药室将林医官请来本所给其诊，系消化不良之症。复派巡长刘永寿随同林医官回医药室取来面药三包，给其分服。理合将第一次诊治情形报告。” 1919年9月6日，“窃查本处留置之散放传单陈独秀一名，自七月二十日后时患病症，业经本厅医药室医官等诊治，给药服用。似亦无甚大病，惟近日查察饮食似较减少，精神尚不至困顿。谨将拘留所迭次报告陈独秀病状，及医药室药方一并呈请鉴核。” 【释放】 姑念尚系学子 应予从宽 为营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罗家伦纷纷写信求助或疏通关系；面对纷至沓来的联名信，政府高层内部关于是否“镇压”也存在争议；此外孙中山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最终京师警察厅司法处宣布对陈独秀予以释放，但陈独秀必须接受所辖警区的豫戒管理。 1919年9月17日，箭杆胡同所属的中一区警察署遵从警察总监命令，对陈独秀按豫戒法办理，报告显示：“……据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等，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及在京皖籍官绅马其昶等先后呈函，并安徽吕省长来电略称：陈独秀书生结习，好发狂言，然其人好学深思，绝无他种关系，请予保释。查该种传单煽人为非，其言论殊属破坏社会道德，陈独秀竟自散放，虽称受人指使，究系不知检束，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姑念陈独秀尚系学子，应予从宽。照准。仍应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俾知儆惕，免其再有越轨行为……” 【豫戒】 至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 所谓豫戒，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治安管理法规，受此处分者，3年内均受当地警察官署的监督，迁居要转报手续，如有来客留宿也要向该管地方警察官署报告。 在按月呈报的一份“视察受豫戒命令者月记表”中有如下记录。 执行年月：中华民国八年九月 执行署名：中一区警察署巡长白桂亮 命令各条：第三条第四款，不知检束，常有破坏道德或阻挠地方公益之言论行为者。 本籍：安徽省怀宁县 住所：本京中一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门牌九号 人相：身中面白有须 特征：无 月次：九月 行状：行为安详，闭户读书。 仔细翻阅月记表可以发现，记录1920年1月的行状一栏为：出外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到了2月，行状一栏发生了变化：该生现赴上海，并未在京。其后还附录上备考：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复经调查数日，并未回家，闻系确赴上海。 因署员石贵宣对陈独秀离京茫然不知，随即被中一区警察署予以记大过一次。紧接着刑事所巡长王维藩和巡警许权福受命秘密调查陈独秀行踪。 他们从住在陈独秀斜对门的阎德顺口中得知，陈独秀官司完案回家后，经常外出到很晚，不知道在干什么事。近两个月来阎德顺没有见过他，只看见他家一个女佣人经常去北池子小街上买东西。他的妻子也经常外出，有时在家门外买东西。 王维藩和许权福又前往北京大学向一俞姓人打探，对方说陈独秀学长前几个月经常在学校，近段时间一直没来…… 总之在2月14日的这份“呈报密查陈独秀行踪情形”里，警察最终没有查出陈独秀的藏身之处。还是在同一天的“陈独秀于上海致函京师警察总监”的档案里，陈独秀自述：……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 陈独秀真正离开箭杆胡同9号，是由于北洋政府决定等他返京后立即实行逮捕。提前获知这个消息的李大钊等人商议，先从车站把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因不能乘火车或汽车出京，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自己化装成收账的生意人，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 王兰顺说，李大钊是乐亭人，讲北方话，沿途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陈独秀坐在车里面不说话，因为他是南方口音，一张嘴就露馅儿。顺利到达天津后，陈独秀坐外国船回到上海，这也才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后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