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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00年的“庚子之变”于津城创巨痛深，史无前例，燹火焚毁后的天津几成废墟。其时，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也是侵华联军必须措置的当务之急；但都统衙门并不能直接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深层，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和重建的主导者仍然是地方内生性社会力量——绅董。都统衙门在制度形式上纳入了地方绅董以协助管理基层社会，但绅董们实处于屈辱而尴尬的地位。经历巨大劫难之后的天津，在重建中亦发生了历史性转向。20世纪津城的历史走向和时代风貌由此形成而延展。 关键词：庚子之变；日常生活；都统衙门；地方绅董 作者简介：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津为重要通商口岸，自晚清洋务新政以来，基于北洋工业之创建，近代文明要素的成长诚为可观。“津埠本通商口岸，垂四十年，习于洋情，商贾工作强半资商埠。”天津乃漕运之总汇、国防之要塞、京师之屏藩，实居形胜势要之区位，其财富积聚固然令人称道：“天津为北洋最繁富之区，初有小扬州之名，近则曰小上海矣。”而其风气也颇开通：“大宪临莅，洋官亦多，民教杂居，从无争持凌辱，激不能平之事。”整体而言，民众 “与洋人心见相安，彼此无忤”。然1900年的“庚子之变”于津城创巨痛深，于民教纠葛中迭加官民矛盾，由拳教冲突衍化为中外战争，致使兵祸相接、燹火蜂起，卒至城垣惨遭焚毁，“故成此地球古今罕见之奇局”。 “庚子之乱，有人由富变穷，有人由穷变富。凡是遭到洗劫的人家，家破人亡，由富变穷，而那些趁火打劫的人则由穷变富了。”庚辛之际的旷世奇变，无论是基于义和团事件还是立足于联军侵华战争，显然不仅仅在于此事变中个人或家庭命运的逆转——尽管这也应该成为历史学微观深描的内容——而更在于对于整个历史进程发展走向的根本性影响。其后天津城墙“全行拆去”，“惟兵燹之后，无复故址之可寻”，“四百余年之古迹，一旦削去，若非拳匪扰乱，何至于此！” “历史上没有那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值此义和团运动120周年之际，本文聚焦于“日常生活”视角探寻庚辛之际津城的时代遭际及其历史走向，以期在历史的警示中获取更为深透的理性认知。 一、“庚子之变”与津城日常生活的毁灭 1900年开春之际，天津乱象已然呈现。城内外拳坛遍立，“上至老下至幼，皆争相学习”“横行街市，人心不安”。城内街市“揭帖种种，大言摇惑人心，故地方颇不安靖”。其中一幅揭帖声言： 着尔耶稣教各教堂知悉：今限尔一礼拜内，教堂内之人悉行离开。各教堂均由本会中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须用术将尔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彼时悔之晚矣。 揭帖内容的宣示和各种谣诼的传导，已然造成人心纷乱惶恐。“近日津地谣言蜂起，有匪徒乘人不觉割取发辫之谣，有居民门首忽被团匪于夜间画一红圈之谣。此外骇人听闻之谣言尤觉不可枚举，以致津地三义庄素奉耶稣教之居民闻而大惧，乘夜避居他处。人心为之惶然！”不只民间惶恐不安，清朝官府对此情势其实也有所预判，五月二十四日上谕即言：“拳民仇教与洋人为敌，教堂、教民连日焚杀，蔓延太甚，剿抚两难。洋捕麕聚津沽，中外衅端已成。将来如何收拾，殊难逆料。” 5月以来，周边乡间义和拳民蜂拥而入津城，设坛树帜，势焰甚张，不及一月，“城墙以内的大街小巷已被义和团完全掌握”。有学者估计，“实际上，五月末天津义和团的势力估计城乡约有三百多坛口，人数近四万人。当时天津人口约二十余万”。以“坎”“乾”“离”“震”为旗号以及以黄莲圣母为名号的“红灯照”等各色义和团遍及津城，在焚烧教堂、攻打车站、围攻租界的喧嚣声中，揭开了津城“庚子之乱”“非常态”的生活情景。相关史料的片断记述，为此时津城日常生活情景留下了些许侧影： ——1900年6月2日，“坐落在天津中国地界深处的‘火神庙’庭院里挤满了义和团。大家手里都提着一盏悬在棍棒上的点亮的红色纸灯笼。头上裹着红巾，包住了盘起来的辫子。祼露的胸前挂着一块红帕，上面写着一个神秘的象形文字。在干瘦黝黑的腰板子上紧紧束着一条红腰带。腰带的结子处插着一把弯弯的大刀。下身穿着肥大的蓝布灯笼裤，裤脚用红腿带捆扎着”。 ——某日，三义庙拳坛下令，“合郡商民户户焚香，高声育佛。又令喊杀助威。一时脚声殷地而来……大师兄率众焚香掷去，齐呼烧烧烧着着着……火光熊熊，自下而上，随有从教堂后门而出者……火炎四射，居邻惊慌，恐延及拟灌救之。拳匪曰：此神火，断不旁延一椽一柱，勿张皇……乃祝融无情，延烧二十余户，计房屋数百间”。 ——津城危局已成，“东南城角磨坊存粮甚多，指为洋生意拼力抢劫，存储既空，纵火焚之……”不仅天津各项贸易现俱停办，而各行号装往天津之货均已退关不装；津埠汇丰各银行及其余各行号均相继罢市；招商总局装往津埠除粮米外“各货均一律停办”。 “由是人心摇动，各铺户皆闭，市面为之不活”的气氛笼罩了津城。然而，此时日常生活的失序只是劫难的前奏。随着八国联军的围城和进攻，津城完全为战火所遮蔽。 对于津城而言，“庚子之难”的空前浩劫，史无前例。城破之日，“伏尸堆积，不可胜数。鼓楼南北西三面，以及北门之北，尽行焚如，洵津门数百年来未有之奇劫”。刘孟扬在《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中有所描述： 道旁死尸纵横……护城河内，死尸尽皆填满，或露一头，或露一足，见之令酸鼻。 在八国联军入侵者的笔下，也实时地记录了津城被战火焚毁的图景： ——美丽、豪华的天津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没有一座楼房、没有一幢欧洲人的别墅获得榴弹或火灾的饶恕。墙壁、屋顶、窗户、围墙，全部被弹片打穿或轰塌…… 这个街区呈现出一片彻底毁坏的凄惨景象。在两俄里内，烧焦的墙头，孤零零的烟囱，一堆堆的砖石、瓦砾和木炭，到处可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了逃避火灾、榴弹和欧洲人的报复，弃家逃跑了。 许多街坊区已完全变成一堆瓦砾木炭，只有成群的狗在这里游荡。从灰烬和垃圾里露出了被烧焦的髅骨、尸体、衣服和打碎的破烂。成千上万的有罪和无罪的家庭，被杀，被烧，流离失所。 ——天津城陷落后的景像非常有趣。死尸的数字巨大，而他们的姿态非常奇异。一些中国人显然是在逃回家门时中弹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尸体横卧在门槛上；另一些人是在房屋里被落下的炮弹炸死的，有一些尸体上的皮都被烈性炸药炸掉了。 从城外来的南面城墙，人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炮火的可怕的摧毁力…… 从西局子到南门的一条大道，它的两侧曾经是主要战场，现在它有地平线比周围的村庄高出许多；它的附近一片荒凉，找不出任何掩蔽体；而正是在这条大道上前进时很多人丧失了性命。 ——银行及钱庄被洗劫一空……那怕只有一点价值的东西，远征军也准备运走。负责征收盐税的盐道金库被日本人没收了。满载着抢来的毛皮、丝绸、瓷器等物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随处可见。 “城东的宫南、宫北、小洋货街一带，尽被抢光。城内住户，凡中等以上者无不波及……如是烧杀淫劫，整整混乱了三天以后，天津城内外遍地尸体横陈，火光不熄，凄惨万状。”燹火焚毁后的天津几成废墟，那个曾被“洋人视津埠为北洋商第一重镇”的天津已不复存在。 二、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都统衙门与地方绅董 时至1900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十八日），津城完全落入联军之手。“十八日黎明，居民惊相呼曰：洋人入城矣……城内哭声四起，老幼男女齐向西门、北门奔走……北门内大街难民拥塞践踏，死者不可胜数。日本兵施放枪炮击拳匪，星弹横飞，从人丛中冲出，拳匪十亡八九，而难民遇斯难者，不啻加拳匪数倍。” 还不到半年时间，天津经历了由无序到战乱，由战火到废墟的凄惨之变。“许多街坊区已完全变成一堆瓦砾木炭，只有成群的狗在这里游荡。从灰烬和垃圾里露出了被烧焦的髅骨、尸体、衣服和打碎的破烂。成千上万的有罪和无罪的家庭，被杀，被烧，流离失所。”向称繁盛的街区，“富商大贾，百货云集，店铺如林，皆付之一炬，计其所失，不下千有余万金”，往昔的“锦绣繁华之地”，此际“变为瓦砾纵横之场”。 面对“天津沉浸在一片死寂中”的现状，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也是侵华联军必须措置的当务之急。7月30日设立于总督衙门的“临时政府”（半个月后更名为“都统衙门”）意味着一个管控天津乱局的“战时”机构的形成。显然，从城市社会秩序管控和治理角度看，都统衙门对津城日常生活秩序恢复起着关键作用。对此，学术界已有论述。陈克指明，这种“殖民统治下的新秩序却证明了这种控制体制的效率，这给后来接收天津的袁世凯很大的启发。他不但全部接办了都统衙门的所有机构，并且加以充实完善”。可以说，它“极大地改变了天津的面貌”，“改善了整个城市的秩序”，尤其是“城市秩序的恢复和稳定为20世纪初天津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 的确，“占领天津两天后，也就是7月16日，联军指挥官就开会协商所谓恢复城市秩序问题”，由俄军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首先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管理天津”。但是，“临时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其殖民统治秩序，首要任务是镇压和清剿义和团，禁止华人拥有武器和弹药,甚至还将鞭炮列入武器弹药之列，禁止出售和燃放。其次是摧毁天津地区的军事设施和拆毁军械库所，销毁天津的军火工业。再次是拆除天津城墙。临时政府委员会“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提议拆除天津城墙，并很快得到瓦德西等联军司令官的同意。 由联军共同组成的“临时政府”除秘书处内设机构外，由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军事部、司法部、公共粮食供应署等构成的“政府”实质上是保障其殖民统治系统正常运行的权力体系。“临时政府除拥有最高的治安权外，同时还拥有司法权。”但是所谓“司法权”是“有权对当地华人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也可以在必要时判处华人流放直至死刑。对于外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本委员会只能对其施行治安权”。显然，作为“军政府”性质的都统衙门在城市社会秩序恢复和城市治理或管控层面上的作用无可置疑，但它并不能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深层——亦即属于非“犯罪”和不触及司法规条的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和维系，实际上自成体系，不属于“临时政府”所辖范围。 事实上，津城燹后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其主导者仍然是地方内生性社会力量——绅董。 早在五、六月间津城纷乱无序、官府失控，各街市铺户恐遭土匪抢掠之际，就有邑绅张少农出面组织铺民局，勇自任事，“各处居民，亦皆轮流坐班，以防不测”。城破之后，联军兵士四出抢劫奸淫，津城绅商则奋力于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城陷之日，东门内大街行盐富绅户部郎华萍州绅士承燕出头求见洋兵官，乞为保护，勿焚勿杀，倡供支应，洋官允之。城东区乃完善如故。又恤死问伤，办理周至。又立平籴米面场数处，减价济贫。城内富户皆避难远去，无人辅翼，独力支撑。”其后，“严君范孙，聚亲友十余人，于家男妇老幼皆所供给，至年终犹未尽去，花费万金，皆出己囊，无所捐助”。 此外，“西城赵绅兴堂，纠合同志，与见日兵，力求保护……由城西至西土墙门，约三四里径半之男妇老幼，坐卧于途，雨淋日炙，无衣无食，哭泣相闻，惨不忍睹。城西为粮户聚焦之处。赵绅乃与粮行领袖曹汇川面议，欲其施苇席数千为民遮蔽坐卧；并平籴存粮。曹慨然自任。”战乱之中，无有钱币流通，为保证市民日常生活维系，绅商们甚至不惜亏累，以官钱局所开之票，“以票易粮”，救急危难。 津城罹难之时，“道府县等官皆逃走无踪”，官署大多“皆于被焚后，复被拆成平地”。天津城市控制机制荡然无存，完全处于管控失序状态。由联军组建的都统衙门虽在一定意义上填充了津城管制的制度性空缺，在强制性管控方面发挥了作用（比如抢劫、放火，街市安定，以及协调和规范联军行动等），但却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触及市民日常生活内容。即使都统衙门设立后发出安民告示，“人心始安，然皆不敢遽然回籍”。而“其逃出者，则俱系贸易中人”，是关乎津城生活繁富的富裕民众。 由于“每日洋兵串行街巷，三五成群，向各家索取鸡鸭西瓜鸡蛋等物，稍不如意，即开枪轰击”。为此，津城绅董们向“临时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诉求。据“临时政府会议纪要”(1900年8月6日第4次会议上)记载： 巡捕局长宣读了绅董们提交的一份请求书，称应临时政府的邀请，他们准备返回城区重操旧业。但是，鉴于外国士兵的表现，复业不能如愿。为此，他们要求外国士兵务须行为端正。巡捕局长将奉命酌情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绅董们的“请求书”表明，都统衙门如果不能有效制止联军兵士的抢掠和各国兵士之间的纷争，津城社会秩序就无可就序，逃离的富户就不可能返城复业，日常生活秩序就难以恢复。联军统帅瓦德西对联军兵士的恶行心知肚明： 美国军士虽不是一种恶劣之兵，但却不是可以信任之人。大约其中所杂之冒险分子，似乎不在少数。跑到天津街上抢人，甚至于以手枪攻击法国步哨之事，皆曾发生。倘一旦该军士等解除军役以后，势将成为中国居民之巨害。 瓦德西笔记中多处记述说：“近来驻津英、法两军间所起之仇隙，则其情形却甚为严重。”两国租界相接，法国兵士经常出入英国租界，常常作出“种种不端行动”。而久已存在的“英、俄两国冲突之事，现在尚未完全归于静熄”。 维持地方安宁，保证日常生活正常运行，是地方绅董们一以贯之的基本诉求。早在庚乱之初津绅就曾为此谋划，“绅商百余人请于裕宪，愿与洋人约：彼此不开炮，彼全商务，我保生灵”，无奈其结果是“议两上，厥后皆见黜。津人士遂贰其心，无复守志……”。因此，制止联军的抢掠，保证津城社会秩序的适度安定，是日常生活得以恢复的前提。 一方面，津绅吉润泉、王鼎臣、赵兴堂等“共诣都统街门”“求派洋兵弹压地方”。并由地方绅董参与其中，建立华洋协同巡查机制，“合计津城土墙以内全境分二十余段，各举绅董一二人、三四人不等，以分理各事”。联军各国辖境外数段“公举一总绅，以为领袖。每段属某国辖境 ，某国派兵数名驻之，曰洋巡捕，各率华巡捕数人，清理街道，辑捕盗贼，传唤人犯，皆其职也。华巡捕皆青衣青裤，布靴缨帽，红领红袖者。分段巡捕黄领黄袖者。都统署所派之总巡捕兼供都统署使令者也”。 另一方面，绅董们开设社会救助事业，竭力保障危难之困中民众的日常生活。“天津众绅士等，见读书寒士苦状，须设法以调济之。经邑绅李嗣香、卞竹贤、王奎章、杨春浓、黄杏樵，共筹银二万两，办理文赈，寒士乃稍得沾润焉。此外，移埋各处死尸，赈济各项贫人，亦皆次第议办。惟李嗣香一人，经理其事焉。”由此开始，津城逐步恢复社会秩序，日常生活得以走上常轨。“由是街市渐安，居民无恐。四外恐怖出者，本津地皆携眷回里。”民众始得安生复业，街市之中，“房屋渐已起盖，生意皆已开张，酒楼戏馆妓院歌场增添，视肇乱之先，有过之无不及也”。 三、“华洋共治”体制下的津城绅董 绅商或绅董是地方内生性的社会构成要素或基层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力量。在津城社会生活秩序中，“绅士势力和民间帮会则表现出更强的自我调节功能”，由地方绅董掌控的“义民局”“乡甲局”“铺民局”“守望局”等，构成了维系基层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机制。除社会治安维系之外，对于贫民和流民的救济，对于特殊困境民众的救养等社会功能，事实上也是由绅董们来承担。虽然“没有统一的规划和辖制，也不靠明确的法律来维持”，这些来自民间社会的“控制力量”却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绅董是维系地方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主导力量。如《津西毖记》所记杨柳青情状： 绅董见拳民日炽，若火燎原，急为保护乡里之计。十八日立保甲局，添雇练勇共三百名，每名每夜一百六十文，特邀武孝廉靳君召棠带焉。约水局十六处，每局二十人值夜，每名每夜一百文。又有分局十数处，大概章程与水局等。绅董旧有八人，复邀数十人帮同办理，早晚饭共二十余座，计一切经费，每日约需二百串，统由合村凑捐。 十八日，时方破晓，日兵稔知城内空虚，十数人自南而登城，启门而进……（退守杨柳青之官兵），苦无粮饷，均由本村绅董筹办食用，各军皆持津领之官钱局帖，竞向保甲局换钱，帖愈聚愈多，钱愈换愈少，稍有未继，抢夺随之…… 地方社会公共事务运作和日常生活秩序的维系，完全依赖于地方绅董以及由其建构的公共组织。庚子乱局发生后，官府控制系统趋于瘫痪，绅董急切设立保甲局巡值不过是其既有职责的强化而已。由《杨柳青保甲局绅董办理一切事宜节略》可知，在异常混乱的局势下，为保障地方社会秩序和民众日常生活的维系，杨柳青的绅董们所作的各项努力： 一是绥靖地面。“拳匪肇乱，地面不靖，遂公同商酌捐集钜款，雇勇三百名”，又“会同众水局分段巡街”。 二是接济官军。撤退官军先后达七八千人，粮饷俱无，绅董百计筹措，保证食用；并“延医施药”救治受伤兵勇，“全活数百人”。 三是支应洋兵。洋兵多有扰乱村庄，杨柳青的绅董们多设法支应，以免村民受害。甚至因邻村支应不当，“逢彼之怒，辄到杨柳青恳为设法说项，或借款斡旋，“邻境借以保全”，等等。 开战以后，清朝官府与联军构成敌对态势，因此战后联军组建的“临时政府”拒绝清朝官府以任何形式介入地方管理事务。当“临时政府”责成绅董负责地面巡查时，杨柳青绅董曾提议按惯例应由当地分司汛厅负责。法国武官（贾立尔）当即表示：杨柳青分司汛厅“不准干预地面事”，通常发生的“词讼即由局绅讯明了结，重案则送至芥园衙门讯办”。虽然当地“局绅再三推却，请由本分汛厅管理，贾君不准，词色俱厉……自是每有控案，先使人设法理处，不允再饬巡捕……此局绅区区之苦衷，不得不尔者也”。直到1902年2月14日在第256次会议上，“临时政府”还严词拒绝清廷张莲芬（道台）的请求书，“责成汉文秘书郑重通知张道台，他在天津没有正式职位，不能充当绅董或其他人与委员会之间的中间人，并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过问诸如此类问题（指其请求把育婴堂、广仁堂、育黎堂三所贫民收容所归当地绅董和商人管理事务——引者）”。 与官府或官员的处境当然不同，绅董则守持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和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立场，常常斡旋于联军与官兵之间，以尽可能的力量和措施以保障地方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当时的杨柳青聚集着各路败退而来的官兵，一时兵勇云集，“昼则呵气云成，夜且沿街露宿”。退守杨柳青之官兵，苦无粮饷，“均由本村绅董筹办食用，各军皆持津领之官钱局帖，竞向保甲局换钱……准以津帖在杨柳青买米面等物”。绅董们又“督饬练勇，昼夜巡防，查禁匪人”，致使“溃兵难民，得此接济，始各相安”。及至战后针对联军的侵扰，绅董们也是尽力维护地方安定，努力减免或减轻劫难，时有“印度兵丁，洋员数扰杨柳青，均由绅董出面周旋，村庄得以安稳无事”。 那么，当战争结束联军组建新的城市管制机构“临时政府”后，在这个特殊的权力机制中，津城绅董们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分属六国，和衷办事”的临时政府的管理权限“仅限于中国人居住区和天津郊区”，其当务之急是：“恢复秩序和治安，采取卫生措施，支援军事当局，保卫中国政府和私人所放弃的财产，采取措施防止当地居民发生饥荒”。作为殖民统治权力机构的这个“委员会”当然“反映列强的意志，所以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如果委员会和军事长官或领事之间发生了分歧，就把问题提交到各部队司令官或领事团仲裁。如还有分歧，就由各国政府解决”。其制度设计也是西方制度模板。时人评述称： 联军据城既数月，津人徙者，渐归谋复业，而中国官府无一人，民事刑事无所理，各国为保安地方计，乃谋设都统衙门于河北大胡同……其政治皆根据欧瀛，故地虽非中国之天津，而法律井然，有条不紊，商民亦便安焉。 为有效地实施街市社会管控和维系民众日常生活秩序，在这个“欧瀛政治”制度中依然也引入了地方绅董力量：“合计津城土墙以内全境分二十余段，各举绅董一二人、三四人不等，以分理各事。”而且“每国辖境外数段公举一总绅，以为领袖。每段属某国辖境，某国派兵数名驻之，曰洋巡捕，各率华巡捕数人，清理街道，缉捕盗贼，传唤人犯，皆其职也。华巡捕皆青衣青裤，布靴缨帽，红领红袖者。分段巡捕黄领黄袖者。都统署所派之总巡捕兼供都统署使令者也”。 在制度形式上纳入了地方绅董以协助管理基层社会，体现了“华洋共治”特色。首先，“临时政府”建立警察制度，“当时的警察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构成。外国巡捕主要是由各国军队抽调官兵组成”，而“华人巡捕是单独组织，由绅商保举本地华人充任，听从外国巡捕指挥执行警务”。天津城厢地区分划为8区，每区均推举6名绅商协助治安管理。 其次，临时政府辖区扩大后，新扩区“每个村庄举荐3名绅董负责维护本村庄的秩序与安宁；各区所需招募华捕的人数通知绅董以确保每个村庄的安全。各村庄巡捕的制服及标志与市区华捕的相同”；各村华捕的人数大体按每20户招募一名比例由绅董具体实施。 但是，“都统衙门”在其权力属性上却坚守“洋主华辅”原则。一方面，绅董要直接对由外籍人员担任的区长负责，保证村庄的安宁；同时还要对外国巡捕监察员负责（他们定期巡察村庄），接受其领导和监督。另一方面，辖区内的日常生活秩序问题，如下水道管理等则完全由绅董们“自行解决”，而且“工程费用应由绅董承担”。当绅董“向住户摊派清理下水道捐税”时，临时政府明确通知绅董：“他们无权征税，但是可以要求各区居民自己动手清理本区下水道。”被选入都统衙门中的绅董必须承担维护殖民统治秩序的义务，在所辖区域内发生任何有损“洋人”的利益，首先遭受处罚的是绅董。以下事例典型地揭示了华人绅董在都统衙门里所处屈辱无奈的地位： 其一，1901年4月间，西沽附近的德国电报线被割断。临时政府即“批准巡捕局长的报告，罚款额定为600元；5月17日，城北区英国电报线被剪断，“由未能抓获罪犯”，城北区长直接“逮捕了大直沽附近村里的一位绅董”。 其二，为维系地方日常生活秩序，绅董们在南斜街设立义赈公所，“施放银元赈济贫民”，因未向都统衙门禀报，“巡捕见而惊疑，故将办赈绅董送解来署”。要求地方绅董“务须先诣巡捕官禀准，方可举行”。 “临时政府”体制下的绅董扮演着一个无奈而尴尬的角色：他们完全失去了维系地方日常生活秩序的主导权，只是辅助负责具体的治理事务，并承担保障联军殖民统治利益的义务；同时又要在主权沦丧的条件下艰难地维系故里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稳定。地方绅董“首倡毁家纾难……以保护乡里功，朝廷奖以四品卿衔”之举，实蕴含着顾亭林所谓“必乡里不致于奔溃，宗族不致于离散，而后国脉之可存”之要义。 四、劫难与重生：津城的重建与新面向 1902年8月7日，都统衙门发布文告： 照得本都统等现奉各国统帅饬，于华历七月十二日将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官员办理。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 随后，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命“全部接办了都统衙门的所有机构”，并且在此基础上“加以充实完善”，形成了庚乱之后天津城市管理制度的基本架构。“逾年至辛丑，项城宫保来督燕，各国乃议交还，收归中国治，经营越五载，始克为今日之天津。” 巨大的历史进步常常发生在历史劫难之后。庚难之后的天津在重建中亦发生着历史性转向。陈克的研究认为，八国联军建构的都统衙门管理体制，之所以被袁世凯全部接办，就是因为其拥有“控制体制的效率”；它彻底冲击了庚子之前的旧体制，并在两年的城市管制运作中为袁世凯提供了新体制的雏形。庚难之后的津城管理体制，是20世纪中国“大城市引进和借鉴外国城市管理经验的开端”。“20世纪初天津新体制的建立给天津带来了新面貌，从整体上看，控制重心从民间向政府转移，从社会下层向上层转移，从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移。确实改善了整体城市的秩序。”在新近出版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导言》中，也对庚难之后天津的新趋向有更进一步的评述： 20世纪初的天津，即遭遇了灾祸，也迎来了历史的转折。北洋新政的推行，社会出现的种种变革，使得天津的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些新变化在20世纪最初几年就已经端倪初露。从《纪要》中，可以看到许多新事物和新变化的出现。 即使基于日常生活秩序的视角，我们也不难发现劫后天津重建的历史进程确实发生着深刻而持久的转向。 其一，由军工要地转变为立足民生的北洋实业中心。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天津的近代化进程就与清政府的军事工业发展密切关联，天津机器局以及西局子和东局子、大沽船厂、军械所、武备学堂等等奠造了其近代化的根基。机器局作为天津最大的近代工业企业，“它所聚集的工人数量和先进的设施，是天津此后多年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但是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大沽船坞的机器设备被抢，仓库物资盗运一空。联军炮击东局子，铸帀厂被毁”。被联军破坏了的以天津机器局为基础的工业体系，以后再也没有恢复，所谓“津郡之兵械尽，北洋之精华竭矣，岂不大可惜哉！”北洋制造之精粹以及北方第一代产业工人均遭毁弃。 庚难之后天津近代化建设转向民生领域。“注重于普通生业，为人民广辟谋生之途径。”使无业或失业者“皆得凭自力以谋生活”，“教之以手工技艺”成为庚难之后地方社会的“拔本之计”。周学熙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了北洋实业。1902年，周学熙以候补道资历任银元局总办，两个月时间开工生产。1901—1905年“新政”期间，袁世凯一方面练兵筹饷，一方面兴办工艺。1903年，周学熙赴日本考察工商业，袁世凯委任其总办直隶工艺总局。“一时大兴工艺蔚然成风，直隶省成为全国搞新政最活跃的省，社会上称之为北洋实业。”周学熙提出，设立工艺总局为表率，“将来工场遍立，制造日精，自然户鲜游闲，民多乐利，不特隐患可消，且以立富强之根本矣”。北洋实业由此开始，天津近代化进程由此发生新的转向。 1900年前，中国人投资的近代工业企业有4家，即机器磨坊、自来火公司、北洋硝皮厂、天津织呢厂。庚难之后，直隶工艺总局所办工业学堂附设一座实习工厂，作为“大兴工艺”的示范厂，完全是日用品制造的轻工业企业。五年之内，工艺局直接创办的大型工厂3座，官督商办和官助商办4座，民立工场11处。全省府、厅、州、县各种工厂65处。庚难之后津城工艺总局和考工厂的创建及推广，造成“一时风气丕变，人人思奋，颇有明治维新之象”。 其二，民众日常生活纳入现代化市政建设范畴。一个显著的变革是，都统衙门成立后就设立卫生处把“卫生现代化当作实现的目标”，将其纳入城市日常生活管理范畴;而且“在将天津（非租界地区）交还清政府之前，都统衙门要求中国地方当局设立两个新的城市管理机构：设巡警局以维持治安，设卫生局以控制传染病的发生”。这一变化导致的结果是“20世纪初期的天津人已经将卫生近代化与公共空间和公共责任的新观念联系在一起”，促使天津外在形象和内在品质上发生历史性变化，“没有哪一个像有关公共卫生的新规定那样深刻地改变了天津人的日常生活”。 1901年，英商瑞记洋行经理德国人巴贝和丹麦人林德，以及买办黄玉堃、陈协中、孙仲英等，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要求全市自来水的专利，获得批准。1902年，组织华洋商股合办的自来水公司，到 1905年，水厂每天可供应100万加仑。在管理体制上，形成“华洋共治”模式，董事会构成是华董事6人，洋董事4人，中国股东一直多于外国股东。这几乎是天津外资企业的一个特征。与此相伴生的是，“天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商业、工业以及服务业机构”。这些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新变化从深层结构上改变着津城的品性。 其三，对于游民和罪犯管理开始由简单的救济或惩戒向兼顾“习艺教养”转变。遭致八国联军侵害，天津“地方的建设和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一时无业‘游民’甚多。‘札委周总办教养局以收养游民’”。同时，将其创设的工艺学堂划归教养局兼管，并筹设考工厂，以传习收养游民以糊口之工艺。其后，这一“习艺教养”之法甚至延伸到监狱管理体制中。《天津府凌守福考察日本监狱情形节略》后提出：北方民风质朴，“俭而不勤，游惰者多，且每年例灾例赈，习以为常，遂至流为乞丐而不自知惩警”。对于游民罪犯不单加以惩戒而注重教养，即“大抵讲求工艺，以辟其生机，修改刑律以宽其手足，明罚敕法禁民为非；监狱中多一囚徒，则闾里中少一匪类，工场中多一手艺业，则廛市中少一惰民”。 其四，津邑绅商观念大变，务求广设学堂，开通民智。“天津有识之士，在庚子大乱之后，痛定思痛，极谋普遍创办地方学堂，以灌输新的学说和科技知识，扭转民间的愚昧现象”。“公私各方，协办并举，一时兴学之风，有如雨后春笋。”从1901年天津府中学堂始，各种小学堂、中学堂、男女学堂等相继创立，10年间约创设147所各种类型的学堂。新学堂不仅层次完整，“而且门类齐全，在高等学堂和中等学堂中，有工业、农业、医学、军事、法政、外语、师范、文学等等，还有各省旅津的客籍学堂”。袁世凯颇为得意地声称：“天津县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 此外，庚子变乱之后以“开民智”为导向的通俗报刊（《天津商报》《竹园白话报》《天津白话报》《社会白话报》《北洋画报》《醒俗画报》等）竞相创办，推动并见证了津城民众生活与观念的历史性变化。“使下级社会与中上级逐渐接近；以相当之知识，递相输灌，俾多数民众，略明世界大势与人类生存之正理。” 遭此庚子“千古奇祸”之后，国人普遍觉醒的世局迅速形成，从灾难中抗争奋起的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精神揭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庚子事变之影响，乃大起全国之激论。当年在事之剥落者，多留东京，鼓吹不遗余力。”《庚子诗鉴》描述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意义： 天之构此奇劫展转推衍而不已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前而观之，浑然一守旧之世也。观夫其后，则纲纪堕，风气漓，言构和者败，而言平等者方且侧煽而潜滋。故吾谓义和拳者革新之母也，亦即崩析之所由胎也，治乱消长之机，祸福倚伏之数，岂当日所及料哉！ 义和团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更是近代天津历史发生重大转向的节点。“庚子以后，北洋为新政权舆之地，各行省咸派员考察，借为取法之资。”除去显性的制度性变革之外，我们也可从相对微观的层面上体察到：庚乱之后的天津，日常生活秩序重建中点点滴滴的转变看似零散无序，却也有条不紊地呈现着方向性的趋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20世纪津城的历史走向和时代风貌由此形成而延展。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