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彝走廊”是我国著名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民族区域概念。从地域范围上来看，“藏彝走廊”主要指四川、云南、西藏三省区毗邻的、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脉河流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走廊内横断山脉纵贯南北，受怒江、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岷江、大渡河六条河流（简称“六江流域”）冲击切割，形成天然的河谷走廊。自古以来，藏彝走廊便是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经历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积淀，走廊内形成藏族、彝族、羌族、纳西族、普米族、傈僳族、汉族等民族及支系交错杂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先生倡导的“藏彝走廊”研究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突破了1949年以来学术界按行政区划、单一民族从事民族研究的弊端和局限，推动和促进了跨学科、多维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熔铸机制、路径形成和发展的不断深入。回顾近四十年来“藏彝走廊”的族群研究，可以折射出我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学术成就和发展轨迹。 一、初步探寻“藏彝走廊”族群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路径 1982年，在费孝通、马曜等学者的推动下，中国西南民族学会成立，随后于1983、1985年两次组织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考队，成为继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之后学术界再次大规模从事“藏彝走廊”族群调查、研究的标志性事件。期间，云南省社科院刘达成在1984年发表《关于“藏彝走廊”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首先回应费孝通的学术倡议，提出应通过民族史、语言学等方法厘清“藏彝走廊”境内各民族的族属问题。但是直到2003年11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中国西南民族学会联合举办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藏彝走廊”研究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持续关注。来自四川、云南、甘肃、陕西、青海、北京、西藏等地20余家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会议，专业背景涉及民族史、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生态学等领域。费孝通先生专门发来贺信，强调“在‘藏彝走廊’展开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从特定地区内部认识‘和而不同’的民族文化接触历史与现状，有着重要意义”，希望今后学界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深化我们对这条走廊的认识的侧面，对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研究和学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会议期间，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石硕倡议民族学界应首先统一使用“藏彝走廊”这一内涵丰富、表述简约的概念。与会学者提出未来“藏彝走廊”的族群研究应注重如下两点：第一，“藏彝走廊”族群研究的路径。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与民族走廊学说》强调“藏彝走廊”具有民族学、地理学属性，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民族走廊。今后学界对“藏彝走廊”的族群研究可以关注“族际间的文化交流”“某一民族或族群的历史文化”等重要问题。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星星《藏彝走廊的历史文化特征》总结了“藏彝走廊”的古老性、残存性、变异性和流动性四大特性，族群文化体现出母系文化、猪膘文化、牦牛文化、石室或重屋文化、苯或巫文化、石棺葬文化、藏缅语多元语言文化等特征。这些构想和观点为此后研究“藏彝走廊”族群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考路径。第二，针对“藏彝走廊”族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与会者认为“藏彝走廊”概念的目的是为了超越族群界限，进行跨族群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复生指出，历史文献的梳理表明“民族”概念不适用于多民族及支系繁杂的“藏彝走廊”，“族群”概念应得到广泛运用。北京大学王铭铭《跨族群区域关系研究的人类学意义》解释了跨族群研究的意义，以及结构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于“藏彝走廊”族群研究的可能性。四川大学文新学院徐新建从族群地理、生态史学层面提出，首先应从族群地理层面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其次由生态史学角度诠释历史上大小族群的兴衰演进历程。 二、多维度研究“藏彝走廊”的族群问题 自2003年讨论会召开后的数年间，“藏彝走廊”越来越成为国内民族研究领域高频率出现的热点议题。2007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设立专栏，分两期刊载讨论“藏彝走廊”的研究论文。学术界开始运用民族史、人类学、考古学等方法，对“藏彝走廊”族群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从这一阶段公开发表的成果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种研究取向：第一种是探讨“藏彝走廊”族群复杂性的历史成因。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分析探讨唐蕃铁桥之战如何改变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分布格局。西南大学曾现江的专著《胡系民族与藏彝走廊》及系列文章主要讨论北方游牧民族进入“藏彝走廊”的过程及其影响。石硕的专著《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及相关论文则利用“多重证据法”，通过文献史料、考古材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综合、系统的分析“藏彝走廊”文明起源、民族源流问题，为学术界理解“藏彝走廊”早期族群分布格局的发展脉络提供新的诠释视角和学术观点。 第二种是“藏彝走廊”的族群性、族群文化和民族志书写。自2007年起，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整合、组建的“藏彝走廊”研究团队，陆续推出“藏彝走廊”系列研究著作。其中，李绍明、刘俊波合著的《尔苏藏族》、李星星的《蟹螺藏族》、耿静的《汶川萝卜寨田野调查报告》等均是对“藏彝走廊”内部某一具体族群的民族志书写。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白志红、现任职于云南民族大学王玉琴的论文运用族群认同理论集中探讨了“藏彝走廊”南部滇西北“藏回”、雅砻江中下游“里汝”藏族的族群性问题。李星星的《藏彝走廊的尔苏文化圈》、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系杨曦帆的《“藏彝走廊”乐舞文化的人文解读》，以及云南大学李志农等阐释迪庆“藏回”文化特征的论著均是“藏彝走廊”族群文化研究的代表。 三、探讨“藏彝走廊”的族群共生与互动关系 “藏彝走廊”内部族群支系繁杂、文化多样，各民族或族群如何在历史上通过长期交往、互动形成多元共存的“美美与共”族际关系，应是费孝通先生提出和倡议“藏彝走廊”研究的重要思路。自2009年以来，“藏彝走廊”族际互动、族群共生关系成为新的热点研究议题，近十年间发表的相关重要学术论文多达20余篇。王铭铭的专著《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通过对“藏彝走廊”族际互动关系的研究提出“关系主义民族学”概念，力图超越西方学界的“族群性”概念及“一族一国”理论。石硕、李锦、邹立波等合著的《交融与互动——藏彝走廊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上篇从整体上呈现出“藏彝走廊”民族迁徙、互动的历史脉络以及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编对“藏彝走廊”进行文化分区研究，揭示出民族互动对不同民族文化分区形成的影响，下编通过田野个案研究展现走廊内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现象。类似学术著作还包括云南大学高志英的《藏彝走廊西部边缘民族关系与民族文化变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马尚林、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罗凉昭合著的《藏彝走廊的回汉和谐民族关系》等。 四、“藏彝走廊”族群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自概念提出至今，“藏彝走廊”的族群研究在近四十年间取得丰硕成果，成绩斐然，为我国民族研究领域开辟出新的学术方向。首先，“藏彝走廊”内部多族群共生、共存现象为族群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田野调查场域。既有的“藏彝走廊”族群研究越来越力图突破以单一民族或族群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做法。现今学术界愈加意识到研究走廊内部多族群“和谐共生”实现途径的重要性。特别是“藏彝走廊”内各族群往往通过开放式的亲属关系，即遵循“家屋”制度原则，形成跨族际的通婚圈，并借助“洪水朝天”的“兄弟”族源传说故事，将周邻各族群纳入拟血缘的共同体关系中，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族群关系。因此，深度发掘“藏彝走廊”的族群关系及其文化，能够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 其次，逐步形成多维度、多视角关注和探讨“藏彝走廊”族群现象的研究趋势。既有研究成果日益摆脱学科界限的束缚，倾向从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生态学，乃至音乐学等多学科视野来思考“藏彝走廊”的族群问题。研究者既有以汉族为主的老中青三代组成的学术梯队，也有来自“藏彝走廊”的彝族、回族、纳西族、藏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学者。由此，“我者”与“他者”不同视角更有利于学术界对“藏彝走廊”族际关系的理解。近年来，在“藏彝走廊”既有研究基础上，部分学者加入了“羌”这一生活在走廊内部的重要民族，提出“藏羌彝走廊”的新概念，为多学科探讨 “藏彝走廊”族群关系注入了新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藏彝走廊”族群研究已经成为海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话题，例如2005年8月在成都举办的“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中美学术合作研讨会，2007年9月在西宁召开的“藏彝走廊族群认同及社会文化互动：现今与历史”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专设“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论坛。这无疑为建构中国自身的学术话语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学术研究支撑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