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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基本遵循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以中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为主体，至于与域外学术的关联互动则被作为一个边缘因素、次要方面来处理，归入中外史学交流、西方史学在华传播的范畴。这种做法一方面突出了中国史学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际性视野的缺失和对域外因素的低估。实则，域外学术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演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转折变动常常是对国际学术界的一种呼应。进一步说，在一定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外学者共同缔造的。域内域外只是空间上、语言上的差异，而非学理上的区隔。特别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构建中，域外学者的引导至关重要。[①]域外的相关研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形塑作用。不过，中外学术的关系也处于变动之中。随着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域外学术的影响也始衰减。 一、源自域外的社会进化史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革命形势相结合的产物。简言之，即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这一说法大致不差，但仍有未发之覆。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经典作品的译介属于一般性思想背景，虽作为必要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其次，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从理论上解答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方向的问题，这引发了对中国近代革命史的考察，如李大钊、恽代英的相关研究。但这种近代革命史是革命理论探索的延长，与史学研究仍有距离，对日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影响毕竟有限。实际上，在理论准备和实践需要之外，域外与社会历史相关的学术作品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1920年代出现的一批论述社会进化史的作品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直接源头。严格说来，社会进化史或社会发展史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它重在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越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或者说是超历史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异于常规的普通历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学色彩，将探寻规律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正因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才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涌现的一批社会进化史作品。关于这时的社会进化史，首先进入视野的是1924年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一书。蔡书主要取材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蔡和森讲述的社会进化，从家族、财产和国家三个维度展开，虽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线性逻辑，但尚未明确将社会形态演进作为主线。该书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后世的学术史叙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时人王宜昌观察到，五卅时期最流行的不是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而是张伯简的《社会进化简史》和廖划平的《社会进化史》。[②]张伯简、廖划平二人的作品与蔡著最显著的区别是，将社会形态的演进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线索和基本框架。张伯简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依次演进的8个阶段——原始共产社会、族长的血族公社、封建社会、奴隶制度及农奴制度、城市手工业制度、商业资本社会、工业资本社会、共产社会。这8个阶段又归结为自然自足社会、商业社会和社会化的有组织的社会三种类型。张伯简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我们可以按照历史的记载分为包犠氏以前的原始社会。自包犠氏至尧舜为族长血族社会(这期的材料在易系辞古及马素通史)，自禹至秦为纯粹封建社会，秦以后至欧洲资本主义的侵入为特别封建社会。”[③]这被视作“目前可见较早地用‘原始社会’、‘半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概念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的初步尝试”。[④]这是运用社会形态话语论述中国历史的开端，与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更强的连续性。 据相关研究，此时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进化史多属编译转述之作，来源以苏俄为主。[⑤]张伯简之书亦非原创，而是以波格达诺夫的论作为蓝本。波氏《经济学简明教程》等书非同一般的经济学研究，而是主要考察社会结构的演进，因而在中国学者这里被提炼、改造和转化为社会进化史或社会发展史。波氏思想“在中国是支配了一切的社会进化史概念的思想，如什么‘社会进化史’小册子及简表之流，都是‘因袭’他的”。[⑥]张伯简即是根据波氏的基本理论，编制《各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原素表》，撰写4万余字的长文《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共产主义》，最后形成一部 《社会进化简史》。[⑦]当时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的施存统则直接选取《经济学简明教程》为教本，“认定这是一部最好的‘社会进化史’”，并将其译为中文，以《经济科学大纲》为名出版。施存统在译者序言中称波氏此书为“一部世界的名著而且可以说是一部空前的世界名著”。读过此书，“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经济现象”，“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演进过程”；“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现状”。[⑧] 1929 年有人更进一步指出：波氏“能使我们得着一个精确的社会观，并且我们从而对于人类之发展形态的趋向也能把握住，得着一个有体系的历史观，而在这历史观里更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个革命的人生观”。[⑨]可以说，波格达诺夫等苏俄学者的作品为中国学者考察中国社会史提供了最初的指引。若没有这些作品，中国最早出现的社会进化史将无法起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的作用。 二、国际性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式形成是在192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此时，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究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成品和样板，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仓库”，中国学者也热衷于借鉴域外的成果。特别是苏联理论界的争论发挥了先导作用，苏联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理论策源地。侯外庐即认为：“苏联学者在提出问题讨论上贡献了甚大的功绩，没有他们在前头论争，追求真理，我们是还不会在一个专门问题方面做深入的探讨的。”[⑩]后世研究者也说，社会史论战“不是中国学术自发生成的，而完全是苏联或共产国际通过留苏学者或者政界人士将其内部争论带到中国而加以延续的结果”，[11]苏联方面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实际操盘手。由此，中国社会史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的竞技场，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论域，共享议题、方法和话语。同时中国学者与域外学者形成一定的互动，一个世界学术共同体正在出现。域外学术是内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是跨越国界的，必须将苏联、日本与中国学者放在一起讨论，孤立地考察中国学者之间的辩论难以窥见全景。 既是参与者又是总结者的何干之撰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时，正是将各国的讨论作为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来处理的。何干之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一文中开列论战书目时，苏联、日本方面的作品几乎占了大半。[12]1938年翦伯赞盘点中国通史研究时，列举的都是苏联和日本学者的作品，尽管称之为“似是而非的著作”。[13]刘亚生直接指出：“我们过去所倚赖的科学中国通史书籍，只是外国人替我们写的几本社会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和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教程》在中国历史书籍中已经称霸了。[14]朱谦之也说：“那些世界历史学者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社会史的名著，如马札尔亚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沙发诺夫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等，均已次第译成中文，给我国青年学者，以很大的刺戟(激)。”[15]由此造成了吕振羽所指责的主客颠倒的局面：中国学术界的部分人士和读者，“宁肯相信波克罗夫斯基、波特卡诺夫、约尔克、森谷克己、早川二郎、佐野袈裟美等人”，“误信马扎亚尔、沙发诺夫、波格达诺夫、秋泽修二，乃至德国的威特福格等人的反动说法，而不肯相信中国自己的新历史家的正确意见”。[16]在政治立场与学术自尊的双重作用下，日后人们极力贬低和抹杀这些域外论著的影响。但对于19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这些域外作品的确具有重要的推波助澜之功。 在中国社会史的论争中，波格达诺夫影响依然不减。此前波氏思想主要是理论层面的传播，论战时期则被应用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分析。最典型的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波格达诺夫把商业资本当作历史发展中一个独特的阶段，以为商业资本在分解封建的生产方式以后，曾经在历史上占有支配地位。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元老波克罗夫斯基首先把波格达诺夫这一理论应用于历史学领域。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在中国的代表是陶希圣及其“新生命”派。有人甚至将商业资本主义说冠之以“陶希圣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说成为“新生命”派的理论支柱。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是论战时期的焦点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更为深远。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发源于苏联。吕振羽说：“在中国和日本对于这一问题之各种不同的见解，可说完全是发生于苏联的各种见解的延长。”[17]苏联学者马札亚尔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旗手。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起被列为论战中的四部代表著作。另一苏联学者哥德斯则反对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而认为其是封建制的变种。哥德斯的见解出现后，“在苏联、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不小影响甚或起了倡导的作用”。吕振羽承认其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李达《社会学大纲》，“在这一问题上都曾误受其影响”。[18]吕振羽在1933年以前，“完全同意哥德思等人的见解；但此后在重读世界各国古代史，兼之重新搜集史料书写《中国社会史》拙著第二分册，竟不期和柯瓦列夫达到原则上同一的结论。……去年五月脱稿的拙著《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自信与柯瓦列夫、雷哈德两氏的著作能互为说明和补充”。[19]吕振羽这里提到的柯瓦列夫也持变种说。但他认为，在古代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的变种。翦伯赞也接受了柯瓦列夫的观点，他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决不是一种属于古代‘东方的’法则，一种特殊历史”，而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附有独特形势的奴隶制的社会构成”，是“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普遍存在的一种奴隶制的变种”。[20]翦伯赞对柯瓦列夫推崇备至，对其《古代社会论》做过专门介绍。其中说：“柯瓦列夫是苏俄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对于古代社会之研究，在理论的领域上，特别是在奴隶所有者的构成之诸问题上，他不但忠实地继续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之历史科学的伟业，而且把他们的理论发展了，深化了。他引用新的事实，推翻了一切过去机械论者、诡辩论者的庸俗的见解，解决了史的唯物论的范畴内一切疑难而又重要的问题。”[21]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中，德国的魏特夫是一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者。他在1931年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论述了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基础，把亚细亚社会理解为与奴隶制和封建制相区别的形态，并且从人工灌溉中找到了制约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自然条件的集中表现。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受到魏特夫很大影响。魏特夫的理论在中国学者中也有不小的反响。郭沫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曾与魏特夫发生间接的关系。郭沫若撰作《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是针对朱镜我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而朱镜我依据的是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一书。[22]陈啸江评价《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企图用唯物的观点，纯粹从经济发展过程来解释中国社会之特殊发展的伟大尝试”。[23]翦伯赞则判定魏特夫的观点为“唯技术史观”。[24]亚细亚生产方式虽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不相容，但它指向的中国历史独特性问题却是难以回避的。因此，表面上，公开认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学者寥寥无几，但实际上深受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 三、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向的苏联因素 社会史论战之后，抗战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反思公式主义的过程中趋向成熟和定型。论战中那些风行一时的域外名著地位一落千丈。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反思舶来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这种转变主要不是从中国学术内部生发的，而更多地源于苏联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影响。苏联方面的矛头所向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经济唯物论和公式主义。批判者称其“在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中传播社会学的抽象公式，以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波克罗夫斯基和他的‘门徒们’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公式代替事实，实质上是企图取消历史这门科学”。[25]拉狄克指斥波克罗夫斯基“以刻板的公式代替了全世界经济史”，“受机械论之毒太深，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只有经济力量的自然活动，看不出人的作用”，其经济唯物论是“减去了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26]苏联史学在批判上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运动中面临着重大调整。 吕振羽、翦伯赞都敏锐感知到了苏联方面的这一动向，提出其批判与建设的主张。吕振羽批评国内的社会史研究者在方法论方面，“不是属于机械论的经济唯物论，便是属于观念论的实验主义”。李季、王礼锡诸人“只知搬运其陷于错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来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致连篇累牍的论争，彼此只是‘断章取义’的在反复搬运马、恩、伊诸大师的阶段的文句，完全不曾接触到历史的具体事实与其活现的面目。因而在他们所写出的，并不是作为世界史之一部分的中国的历史，而完全是一种死的一般社会学的抽象的公式”。[27]吕振羽指出：“在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上所形成的一切错误，大皆渊源于波格达诺夫主义，以及渗入在波克罗夫斯基学派中的波格达诺夫主义的血液的流毒”。苏联方面肃清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确立了进入更高阶段的史学研究的指导原理，对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具有“最高的决定的指导的作用”。目前应该根据这种原理来“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28]吕振羽还曾为编译苏联领导人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言论的《史学新动向》一书作序。 翦伯赞对公式主义的批判口径与苏联方面如出一辙，他指出：“波格达诺夫以至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方法论，也曾经而且正在流行于我们小布尔乔亚的历史科学的领域之内，然而这样的方法所产生的结论，便是人类历史之僵化。”[29]他批评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都一味忙于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30]这段话基本上脱胎于拉狄克批评波克罗夫斯基的文章。[31]翦伯赞克服大汉族主义、撰写各民族历史的主张也是受到苏联史学界的启发。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宣布：“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史的唯物论的历史观，使它得到更高发展的是列宁和史大林。”[32]斯大林被尊奉为“世界学术传统的继承者”。[33]显而易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执行自我批判时，也是在追随苏联的步调。 抗战时期特别是“学术中国化”运动中，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但并未阻断域外学术的影响。尽管吕振羽提出，“中国社会通史的完成，应该在先进国史学家的协助之下，由中国史学研究者来担任，要比较便宜些”。但他又认识到，“先进国的史学家，对方法论方面，有许多是不成问题的，而关于中国史料的搜求与考证上便成了问题；我们这一群中国方面中国社会史研究者，却大多在两方面都成为问题，而表现着幼稚”。[34]吕振羽虽意识到中国史研究不能假手外人，但仍不得不认可苏联等“先进国”在理论方法上的优势。侯外庐致力于“理论延长工作”，但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目标是撰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版。[35]这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并未摆脱域外学术的笼罩，而是仍要借力于域外学术的驱动。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问世使苏联理论的影响达到高峰。书中《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章由斯大林亲自撰写，被视为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权威范本。五种生产方式学说从此成为定律，其他各种社会形态理论被打入另册，逐渐销声匿迹。范文澜最早系统运用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探索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开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理论、中国历史体系的主要骨架。这是苏联理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影响。1949年以后，在“一边倒”政策引导下，中国史学全面学习苏联。即使到了中苏交恶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未能根本摆脱苏联模式。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五种生产方式学说受到质疑，苏联的影响才逐渐减弱。同时，随着国门的敞开，法国年鉴派等西方理论又汹涌而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一场新的洗礼。 综上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不完全是中国学术内部酝酿生成的，而是有着无法忽视的域外血统和国际渊源。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史学本身是一个世界性学术潮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分支，是其在中国学界泛起的一道涟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一曲独奏，而是加入了国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合唱，尤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阶段，它几乎就是域外学术的中国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如果丧失了国际视角，将造成严重缺陷。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不甘心一直在学术上依傍外人，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走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际化与中国化构成一种张力。尽管如此，在本土化、中国化渐成主流的趋势下，域外学术仍然可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应当以国际化为背景、为根基。脱离国际化的中国化必然滑向狭隘的孤立主义、关门主义，导致自我封闭和僵化。真正的中国化、本土化与充分的国际化是联为一体、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国际化，无论是回顾学术史还是瞻望未来学术发展都是如此。 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8ZDA169)的阶段性成果。 [①]详细参见李孝迁：《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上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②]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3月。 [③]张伯简：《社会进化简史》，上海国光书店1925年版，第32页。 [④]胡一峰：《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默的声音”》，《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⑤]胡一峰：《中国“社会发展史”话语生成考论(1924—1950)》，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⑥]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读书杂志》，第2卷第2、3期合刊，1931年3月。 [⑦]胡一峰：《波格丹诺夫在中国：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沉默的声音”》，《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⑧]施存统：《序言》，[苏]波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经济科学大纲》，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版。 [⑨]智庵：《关于波格丹诺夫底著作》，《清华周刊》，第32卷第2期，1929年。 [⑩]侯外庐：《自序》，《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建国书店1945年版，第1页。 [11]李勇：《“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 [12]何干之：《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基本知识》，《自修大学》，第1卷第1期，1937年1月。 [1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14]刘亚生：《略评几本外国人著的中国历史》，《解放日报》，1942年1月17日，第3版。 [15]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6]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57－158页。 [17]吕振羽：《社会发展过程中之“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中苏文化》，第1卷第6期，1936年11月。 [18]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第36页。 [19]吕振羽：《社会发展过程中之“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中苏文化》，第1卷第6期，1936年11月。 [20]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33页。 [21]翦伯赞：《介绍柯瓦列夫〈古代社会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2期，1936年4月。 [22]朱镜我：《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思想》月刊第2期，1928年9月；杜顽庶(郭沫若)：《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思想》月刊第4期，1928年11月。 [23]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决问题》，《社会科学论丛》，第3卷第1期，1937年1月。 [24]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66页。 [25][苏]安·潘克拉托娃等著，陈启能、李显荣译：《反对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观点》，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页。 [26]盛岳编译：《史学新动向》，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第32、30、19页。 [27]吕振羽：《史学新论》，北平《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28]吕振羽：《史学新论》，北平《晨报·历史周刊》创刊号，1936年10月3日。 [29]翦伯赞：《介绍一种历史方法论的名著——盛岳译〈史学的新动向〉》，《世界文化》，第1卷第2期，1936年12月。 [30]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193页。 [31]盛岳编译：《史学新动向》，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第9页。 [3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51页。 [33]外庐、洪进编译：《斯大林——世界学术传统的继承者》，《中苏文化》，斯大林六十寿辰庆祝专号，1939年12月。 [34]吕振羽：《评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读本〉》，《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4卷第3期，1937年7月。 [35]侯外庐：《自序》，《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店194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