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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贫女》诗，作于1954年季秋，全诗四句： 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 此诗今典，我曾认为是指陆侃如、冯沅君夫妇1954年修改旧作《中国诗史》，诗题《贫女》命意，是由冯引出陆。“幸有阿婆花布被”之“阿婆”，指冯沅君，“花布”指早年两本旧作。“挑灯裁作入时衣”，指陆冯夫妇及时删改旧作迎合时代（谢泳《陈寅恪晚年诗笺证稿》，台湾秀威科技出版公司，2019年）。 近年世道浇漓，无所事事，我把早年收集的一些宝卷略为翻检，因涉及唐代“变文”“俗讲”一类文献，也借此参观了一些早年的同类研究著作，其中即有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唐代小说研究》，刘开荣著，商务印书馆，1955年  《唐代小说研究》，刘开荣著，商务印书馆，1955年 刘开荣是湖南衡阳人，曾留学美国，后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她是陈寅恪1943年在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短暂停留时指导过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是《唐代小说研究》，此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中国唐代小说研究中，是一本名著，1949年后重印过一次。1955年的修订本，到1957年3月，先后印过三版。刘开荣1973年在苏州病逝，除专门研究唐代文学的人外，较少为人提起了。她的女婿董宝光曾撰《学贯中西的湖南才女刘开荣》（《纵横》杂志，2006年第2期），详细介绍过她的经历及学术。董宝光文中说，据王钟翰晚年回忆，刘开荣毕业论文的答辩组成员是陈寅恪、李方桂和林耀华。陈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由王钟翰代为陈述意见，结论是“通过”。 刘开荣此书无疑受到陈寅恪学术观点的影响，或者说此书的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均来自陈寅恪。在旧版《唐代小说研究》后记中，刘开荣说：“在此过程中，承陈寅恪、吴宓、及研究院院长马季明诸师之指导与督促甚多。陈寅恪先生系国内专攻唐史之权威，作者得时趋聆教，于本书之社会及政治背景，获益良多。”（第159页）刘著常引陈寅恪论文，如评价《莺莺传》时说“自从宋赵德麟《侯鲭录》五以一全卷讨论以后，历代考证者颇不乏其人，说来说去，依然没有定论。但陈寅恪先生的《读〈莺莺传〉》一文出，仿佛满天云雾，一扫而空，而历来没有解决的悬案，也一下便毫不费力地迎刃而解了似的。初读之时，颇觉将信将疑，及至二年来把唐史及一切唐人有关笔记都看过一遍以后，愈觉得唐人社会，生活，思想，举动，与宋以后的都大不相同，而看法也得设身处地，如生活于唐人社会中的一分子来判断一切方对。近几月来，又读唐人传奇小说，并研究小说后面的背景，与史料对照，渐觉得陈寅恪先生的议论，确有见地”（第4页）。刘著谈唐传奇小说兴盛原因：“但此中有一不谋而合的铁的事实，就是正当古文运动奔腾澎湃之时，也恰是传奇小说风流云涌之期，同时文坛上一般古文巨子，又几无例外的都是一时闻名的传奇小说家，所以说唐代的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陈寅恪先生语），的确不是没有根据的话”（第1页）。论《李娃传》时，又转引过陈寅恪《读〈莺莺传〉》中的一则史料（第57页），论及白行简身世，引过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59页）。讲《莺莺传》，刘著认为：“另一方面最初把自己写成一个始乱终弃的负情者，后来又自诩能战胜妖孽，被誉为‘善补过者’。前后矛盾，令读者莫名其妙。不知他这种始乱终弃的行为，何以反而会受到社会的赞扬（此谜已被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所揭穿了）。”（第73页）刘著引陈寅恪《读〈莺莺传〉》多次。论《游仙窟》时，刘著认为：“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一文，对于唐人所谓‘仙’的意义，有充分的解释。”（第135页） 1955年6月，刘开荣对旧著做了较大修改，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版依时代风气，对原作有较大修改，删除了下篇《“俗文”小说》，“后记”“序论”也全部删除。旧著所列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再版后仅保留了少数，旧著所引胡适《白话文学史》内容全部删除，陈著虽保留在参考书目中，但新版只两处简单提及陈寅恪，与原书多引陈文习惯大异。 陈诗《贫女》写作时间，作者自注为“甲午季秋”，应是阳历1954年10月左右了。刘开荣新版《唐代小说研究》出版时间是1955年6月，从时间上说，陈诗在前，刘著在后，陈诗感慨，似不能针对刘著。但刘著在两次重印“后记”中，先后列名感谢过陈中凡、金启华、汪辟疆、赵景深、岑家梧、李长之、孙望诸先生，没有提陈寅恪的名字。1955年版“后记”中，专门感谢了中山大学的王季思。刘开荣说：“又承中山大学系主任王起先生，从远道以书面提出许多对本书修改的宝贵意见，帮助很大，其诚恳负责的态度，尤令人感奋，一并在此致谢。” 依师生关系论，陈寅恪是刘开荣最应感谢的师长，著作又完全在陈寅恪专业范围，但刘著迎合时代，修改旧作，新版虽仍称陈寅恪为先生，但旧著中肯定陈著的话，多数删除了。可以推测，如刘与陈保持师生关系，则刘修改旧著陈应知悉，而陈明确反对（这是陈的一贯态度）。刘未听陈言，则陈也就不再认这个师生关系了。如当时陈刘已断绝来往，也从侧面说明二人思想倾向完全不同。刘与同在中山大学的王季思通信，讨论旧著修改，依常识推断，不可能不想到她论文的指导老师就在同一大学同一楼，感觉似有隐情，现在虽未见陈刘交往材料，但陈的态度可以推知。 虽然陈诗《贫女》写作时间不合新版《唐代小说研究》出版时间，似无“闻见之可能”，但二者时间非常接近，陈诗感慨难说与刘修改旧著没有丝毫关联。有可能陈在出版前即知刘修改旧著事（通过朋友交谈、通信或其它方式）。联系当时王季思与陈寅恪同居一楼，虽思想倾向有较大差异，但一般交往应属正常，存在知刘著修改的前提。如此推论成立，则陈诗《贫女》今典，或与刘开荣修改旧作事相关。《贫女》虽是唐诗旧题，但“阿婆布被”“挑灯入时”暗喻，与刘开荣身份及修改旧作事相合。若日后有私人通信、日记披露，直接或间接涉及此事，当能得到确解。聊备一说，以资谈助。 黄萱曾回忆，陈寅恪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贫女》今典，余英时解为新政权逼陈为文，胡文辉释为“统购统销”政策，我解为陆侃如、冯沅君修改《中国诗史》，今再添一解，尚希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