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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慕津锋 《清江壮歌》 马识途  2021年106岁马识途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目前中国文坛年龄最长的作家马识途，在党的生日那天不仅全程观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成立100年大会”直播，而且还郑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是马识途，我今年已经进入107岁，我是1938年入的党，我在入党誓词所许诺的义务和责任已经实现了，我无愧亦无悔。” 自193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截止2020年，马识途先后创作出版了750余万字的各类体裁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杂文、电影剧本、文论等）。其中比较重要的为， 长篇小说6部，分别是《清江壮歌》（37万字）、《夜谭十记》（31万字）、《夜谭续记》（27.6万字）、《巴蜀女杰》（32万字）、《京华夜谭》（35万字）、《雷神传奇》（47万字），将近210万字； 电视剧本6部，《没有硝烟的战线》（40万字）、《这样的人》、《报春花》、《十个回合》、《闻一多颂》、《咫尺天涯》，近51万字； 长篇纪实文学《风雨人生》（56.7万字）、《沧桑十年》（32.8万字）、《百岁拾忆》（26万字），将近116万字； 中、短篇小说12部，分别是《秋香外传》《三战华园》《老三姐》《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回来了》《我的第一个老师》《大事和小事》《新来的工地主任》《接力》《丹心》，总计37万字； 讽刺短篇小说29部，《最有办法的人》、《最没有办法的人》、《挑女婿》、《两个第一》、《学习会纪实》、《张大嘴纪事》、《五粮液奇遇记——大人的童话之一》、《对策》、《好事》、《五猪能人》、《钱迷的奇遇》、《风声》、《钟懒王的酸甜苦辣》、《我错在哪里》、《臭烈士》、《典型迷》、《挑战》、《但愿明年不再见》、《笑死人的故事》、《在欢送会上》、《不入党申请书》、《专车轶闻》、《红旗记者王》、《五车书不如一本书》、《一个老导演的告别发言》、《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坏蛋就是我》、《老白平反》、《这没有什么》，总计21.1万字， 散文集有《西游散记》（14.7万字）、《景行集》（11万字）、《西窗札记》（15.5万字）， 杂文235篇，先后收入《盛世微言》《盛世二言》，将近78万字； 诗歌正式发表530多首，大多收入《未悔斋诗钞》，总计33万字。 2021年，马老还创作完成了两部重要作品。一部是今年上半年创作完成的自己第一部学术专著《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这部甲骨文研究著作主要包含了上、下两卷和附录。上卷为“马识途拾忆”，下卷为“马氏古字拾忆”，附录则包括“马识途甲骨文形训浅见”等内容。在上卷，马老回忆了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古文字学专业求学时，罗常培、唐兰、朱德熙、王力等先生讲授的古文字学，尤其是唐兰先生的甲骨文研究精髓，同时还记录了他自己当年对部分甲骨文的研究，以及他现在对甲骨文做的形训注解。谈及此书，马老谦虚地说：“我这个书不是什么高深的甲骨文学术书，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甲骨文，供大家消遣读的。”另一部则是今年年中基本创作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真有办法的人》。《真有办法的人》是马识途1961年创作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最没有办法的人》之后，时隔六十年，再次创作名为“办法的人”小说。如顺利完成，这三篇则将构成“马识途‘办法的人’系列三部曲”。 在马老近800万字的文学作品中，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无疑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而今年又恰逢《清江壮歌》出版五十五周年。1966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四川作家马识途创作的革命题材小说《清江壮歌》，正是这部小说让马识途走进了广大读者的世界。在回顾自己走过的百年人生时，马老曾说自己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业余作家”和“不成器的书法家”。  1966年3月出版的《清江壮歌》 “职业革命家”马识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年仅16岁的马识途在北平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消息传到上海后，正在上海浦东中学求学的马识途立刻参加到上海学生示威游行的队伍中。1937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在学校马识途结识了同学刘惠馨，不久马识途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南京秘密学联小组。1938年3月，23岁的马识途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马识途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一个月内，为到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找到一位年青的有政治觉悟的司机。年青的马识途光荣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并在一个月内顺利完成。不久，党组织通知他停止公开露面，切断与所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钱瑛特地找他谈话：要他准备做一名“职业革命家”。 所谓“职业革命家”，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神圣的“职业”。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担负着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他们隐姓埋名，除了从事必要的掩护职业外，不会在任何地方出头露面。做“职业革命家”，必须耐得住寂寞，牢固坚守革命信念，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无所谓青史留名，甘愿做无名英雄， 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奉献给人民革命。“职业革命家”是一群心高志远、大智大勇，用特种材料做成的人。 马识途听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党对他工作的安排。 1938年10月，马识途随中共鄂西北省委前往襄樊。1939年春，24岁的马识途开始担任枣阳县委书记，负责清理农村党组织，重建党的地下机构。后，又任南（漳）宜（城）安（康）中心县委书记，并同时担任国民政府南漳县主任秘书及县民教馆馆长，在民教馆主办战时农村青年训练班，培养进步青年。当年5月，他调任光（化）谷（城）中心县委书记。同年10月，马识途受命前往宜昌，担任中共恩施特委书记，刘惠馨任特委委员、妇女部长兼特委秘书。1939年冬，马识途、刘惠馨在恩施经组织批准结婚，一起从事革命工作。1940年8月，钱瑛到恩施传达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组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马识途被任命为特委副书记。1940年12月，马识途女儿出生。当月，根据组织要求，为应对国民党反共高潮，马识途前往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疏散党组织。1941年1月20日，因前特委秘书郑建安的叛变，马识途妻子刘惠馨与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被国民党逮捕，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当马识途在利川从组织部长王栋那里得知刘惠馨、何功伟被捕的噩耗后，如五雷轰顶。但为了避免党组织受到进一步破坏，马识途强忍着悲伤，立即与王栋派人分别通知特委下属各县领导人立即撤退或转移。为防止何功伟妻子许云落入敌手，马识途紧急前往万县接应，未遇后，他立即前往重庆南方局向钱瑛汇报工作。因为补救措施得当，恩施地下党组织未遭受进一步损失。后根据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1年10月，马识途以“马千禾”之名前往西南联大求学。在西南联大，马识途一面刻苦求学，一面积极团结进步师生。入校后不久，马识途就参加了著名的“讨孔运动”。1942年9月，在西南联大校门口，马识途遇到疏散到昆明的鄂西特委驻重庆联络员何功楷（何功伟的弟弟），才得知妻子刘惠馨与何功伟已于1941年11月20日在恩施牺牲，自己的女儿下落不明的消息。马识途听后内心万分悲痛，但想到自己身上肩负着党交给的使命，马识途明白自己必须要坚强地努力地工作。不久，马识途奉命与齐亮、何功楷重组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党支部成立后，马识途积极领导昆明学生运动，团结昆明进步师生，与老师闻一多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并与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中具有民主思想的士兵建立了“国际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马识途奉调成都担任成都工委、川康特委副书记，领导四川革命解放运动。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叛变；1949年1月下旬，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也被捕叛变，马识途被国民党反动派全城搜捕。为将组织损失降到最低，马识途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向香港倪子明、川北（三台通信处）、川南（专署陈离处）、西昌（电信局黄觉庵处）工委发报报警，一面与成都市委副书记彭塞联系分别转移在成都的相关地下工作人员。2月,在完成人员、组织转移工作后，马识途前往香港汇报工作。因刘国定和蒲华辅的叛变，马识途的堂妹马秀英和堂妹夫齐亮（马识途西南联大同学及党支部同事）、好友罗广斌（《红岩》作者）在成都相继被捕，马秀英和齐亮后在重庆歌乐山牺牲。11月中旬，马识途随一野贺龙部队南下四川，为解放成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得知妻子刘惠馨牺牲、女儿下落不明后，马识途在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一直也秘密地找寻自己的女儿。不知为什么，他一直坚信女儿还活着。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更是多方打听，苦苦寻觅。直到1960年，他终于找到自己失散近20年的女儿。 马识途的红色小说《清江壮歌》 受家庭影响，马识途很小便喜欢文学。1935年1月，20岁的马识途在上海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万县》。在后来从事地下党工作及新中国建设之余，马识途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在他众多文学作品中，《清江壮歌》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清江壮歌》是马识途根据亲身经历创作而成的一部革命小说。它被认为是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一部较有影响的红色经典著作。小说从任远1960年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开始，讲述了贺国威、柳一清、任远等人曾经在恩施地区的革命故事。 贺国威、柳一清、任远是20世纪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怀着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理想来到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开展秘密地下党工作。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们满怀豪情，坚信真理、坚信胜利、不怕牺牲地忘我工作。“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恩施地区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因叛徒陈醒民的出卖，贺国威、柳一清被捕入狱，柳一清被捕时刚生孩子不久。在狱中，贺国威、柳一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坚决斗争。尤其是柳一清不仅经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与折磨，还含辛茹苦养育着自己的女儿，表现出了一位母亲伟大的母爱。贺国威、柳一清在狱中不仅积极团结党员、群众与进步学生，还与狱外的任远相互配合，筹划劫狱。在走向刑场时，贺国威、柳一清毫不畏惧，柳一清更是临危不乱，将自己的女儿巧妙地置于路边的草丛中，使孩子逃脱大劫。（一对普通百姓后来收养了这孩子，亲生父亲任远20多年后才终于找回。）这些故事既是小说，其中大部分也是历史的真实。小说出版后感动过许多60年代的中国读者。 该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贺国威、柳一清是马识途以自己曾经并肩战斗的同志何功伟、刘惠馨为原型写成的，而刘惠馨正是马识途的妻子，而小说中的任远正是马识途本人。 《清江壮歌》创作起因 1960年4下旬，担任中科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马识途正在上海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会议期间，马识途接到湖北省公安厅电报，说已找到他失散近20年的女儿，希望他能立刻前往武汉。 1941年1月20日，因中共鄂西特委前秘书郑建安的叛变，时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与鄂西特委秘书、妇女部部长刘惠馨（马识途妻子）被国民党逮捕，马识途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当时马识途正在利川巡视地下党工作，当他得知刘惠馨、何功伟被捕消息后心急如焚，但整个恩施地区党的组织需要他紧急做出安排，或撤离或隐蔽。同年11月17日，刘惠馨与何功伟被敌人枪杀于恩施五峰山下，女儿下落不明（当时被一位周姓妇女抱走，后转送恩施甘溪线务段工人吴有华夫妇收养。）。马识途一直坚信女儿应该还活着，从那时起，他便在从事革命工作之余，开始寻找女儿。1958年，当马识途在北京向自己的老上级钱瑛提到自己一直在查找孩子的事情后，钱瑛建议马识途应寻求公安部门的帮助。湖北省公安厅得知此事后，特意成立专案组。历时一年多，专案组终于在武汉找到马识途失散二十年的女儿吴翠兰，并立即电报告知正在上海开会的马识途。  1960年5月1日，马识途与女儿吴翠兰 抵达武汉后，马识途在查看相关档案和照片后，确认这个名叫吴翠兰的女大学生正是自己与刘惠馨烈士的女儿。4月29日，马识途赶往北京。当晚，在北京工业学院马识途与女儿吴翠兰相见。不仅如此，马识途还意外得知何功伟烈士的孩子也在这所大学求学，和女儿同一年级。4月30日，马识途与女儿吴翠兰前往天安门游览。当晚，马识途还与女儿作诗《致湖北省公安厅感谢电》。“离散二十年，父女庆团圆。多劳公安厅，特电表谢忱。”5月1日凌晨，兴奋不已的 马识途又作诗《喜逢佳节庆团圆》。 马识途找到失散二十年女儿的消息很快传回四川。等他回到四川后，四川作协主席沙汀等人建议马识途应以找到失散女儿为引子，将自己与何功伟、刘惠馨等烈士在湖北恩施从事地下斗争的传奇故事写下来。除了沙汀等人，马识途的家人与朋友也都鼓励他，把当时地下斗争中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烈士们在监狱中的英勇战斗、慷慨牺牲的经过写下来。 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马识途就曾想过要将何功伟、刘惠馨的故事写下来。这一点，在1961年5月湖北《恩施日报》发表的《告读者》中，马识途就有提及： “要写点文字两烈士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直没有如愿。去年(1960年)国际劳动节前夕在党的关怀和湖北省公安厅的努力在北京与刘惠馨烈士临刑时未满一岁、下落不明的女儿团聚。‘五一’狂欢节日，我们父女二人携手漫步在天安门前慈祥和庄严的毛主席像下，看红旗在蓝天迎风飘荡。广场上的人们欢呼雷动…真是百感交集，热泪横流……一种负疚的感觉猛袭心头，我是应该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了。” 正是在这种怀念烈士的强烈的感情冲击下，在多方的鼓励下，马识途开始了《清江壮歌》的创作。 《清江壮歌》的创作经历 1960年夏，马识途开始创作小说《清江壮歌》。当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西南局科委副主任、中科院西南分院副院长三个职务，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使得他不可能脱产写作。白天他要正常上班,日常行政工作一点也不减,写作的事只有等到他晚上回到家后开夜车来完成。创作期间，马识途几乎每个晚上都要熬到后半夜。有时白天他已忙到精疲力尽，回到家一见到摆在桌面前的方格稿纸,他的头就痛起来。但马识途咬着牙努力坚持着，其实他的日常行政工作没受任何影响，但单位还是有人开始说“马识途在搞自留地, 搞小自由”。 那个时候,这种话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一种危险的罪名。听到这种话语，马识途心中还是有些害怕,他甚至想过放弃。可是那时地他已经从感情上“进入角色”,一块战斗过的烈士,特别是何功伟和刘惠馨常常走进马识途的梦乡与他相见, 与他谈笑风生。他们要求马识途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写出来，要让新中国的年轻人知道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如果不写，他们的故事很有可能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感情、这种责任催促着马识途,使他下定决心即使受讽刺、受批评,也要勇敢地拿起笔写下去。 成都的夏天晚上蚊子很多,那时成都的房子也没有纱窗,开夜车的马识途常被叮咬得受不了,很是妨碍思路。马识途的妻子王放为了让丈夫安心创作，为他特意在床上安了一张小桌,挂上电灯,放下蚊帐,让马识途坐在蚊帐里写作。但是蚊帐里闷热,为了驱热，妻子王放又为马识途安了一个小电扇, 这样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开夜车环境。不过电扇的质量不好,总是嗡嗡地叫，十分打扰马识途的创作思路。最后，电扇只得弃之不用。为了帮助马识途更好地创作，妻子王放不时进帐来给他扇扇子,每过一段时间还来给他茶杯添水,有时还要给丈夫煮两个荷包蛋来提精神。那个时候,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四川的灾情最是严重，平常家里连饭都吃不饱, 每人一个月只有十九斤粮食,家中还有三个孩子照顾，两个鸡蛋得来很不易。就这样，马识途一连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 加上所有的节假日,总算创作完成初稿。初稿完成，马识途如释重负，他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初稿完成后，马识途将书稿拿去给沙汀审阅，沙汀看后觉得不错,决定在《四川文学 》上连载。  沙汀 不久，四川作家协会还就《清江壮歌》文稿专门组织了讨论会。与会嘉宾一致肯定了马识途这部作品，认为这部小说 以马识途亲身经历的生活真实为基础，既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还反映了悲壮的革命斗争历史，充满了人情味，小说将故事性与抒情性融为一体，在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模式中又寓有时空交错的现代手法，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清新流畅。 1961年小说《清江壮歌》引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注，尤其是社长兼总编韦君宜对这部小说情有独钟。因为她和马识途、刘惠馨烈士当年都是鄂豫皖苏区七里坪党训班的同学，也曾和刘惠馨一起做过地下党工作，对于马识途、刘惠馨有着很深的情谊。当她看到马识途写出这部反映我党在恩施地区从事革命工作的小说后，力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出版该书。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派出编辑王仰晨前往成都与马识途商谈出版事宜。当商定妥当后，王仰晨作为老编辑也谈了自己和韦君宜对这部小说的看法。譬如有两张需要砍掉，有两张需要改写，前后应该如何贯通得更好，如何收尾，特别是悲惨牺牲的结尾的调子如何处理，都需要马识途再斟酌斟酌。老上级钱瑛看了《清江壮歌》后，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在以后的修改中，应该加强第一主人公何功伟的分量。 鉴于这些意见，马识途开始了小说修改。他准备用一年的时间从头改写，韦君宜也催促马识途抓紧改完，人文社急着出版。可马识途日常工作相当繁重，他的修改只能在业余时间来做，想在一年内完成这部长篇的修改，着实困难很大。为此，韦君宜特地在马识途到北京开会时，带他见了周扬。韦君宜当面向周扬提出马识途修改小说的时间困难，希望周扬能同四川省委的李大章书记打声招呼，给马识途一定的创作时间。周扬听后，表示他会尽快与四川省委领导沟通此事，争取小说早日出版。马识途回到四川后，李大章书记特意批给他每天的半天创作假，但要求马识途“工作任务不减，还要完成”。就这样，马识途利用下午和晚上时间，一章一章地重写，一年内完成了修改任务。等马识途将书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后，人文社在做了一些修改后很快打出清样。经马识途再次看过后，书稿基本定型。但这一年北戴河会议突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以及出现了“小说《刘志丹》事件”以及“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指示等，马识途又要对之前已经修改完成的书稿再次进行修改。自北戴河会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人性论”“人情味”和“中间人物”开始大肆批判，沙汀特意忠告马识途：《清江壮歌》中存在丰富的感情、又有童云这样的“中间人物”，这些都要加以修改。文中许多地方有痛哭流涕的场景，虽是人的正常情感流露，但也可能犯忌讳，建议要减。韦君宜作为出版方和好友，也告诫马识途“犯嫌的地方都加以必要的改写，最后被屠杀的悲惨局面，一定要把调子提高一些，亮色一些”、“现在不准流泪，你就暂时不流吧。” 基于这些建议，马识途对《清江壮歌》进行了诸多修改。 1、对于烈士的情感，马识途做出了不小修改，尤其是对主要人物的诸多感情描写进行了删改。 2、对于叛徒陈醒民、易师白也进行了修改。陈醒民叛变以后的情况，最初写得较简单，情节发展到狱中斗争后，他基本失去作用了。现在马识途改为他以“红旗”姿态“入狱”，引起了贺、柳对他反复考察的许多精彩描写。易师白入狱情节比之以前更曲折，构思更巧妙。 3、对于章霞、童云也同样做了修改。章霞入狱过程修改之后的描写比原来扩展、充实了许多。对童云这个人物，马识途也进行了较大修改。初稿中，童云由于意志软弱，在敌人阴谋前受骗上当而画押自首，自首后又十分矛盾痛苦，悔根交加，又无勇气向党坦白，陷入精神分裂。但他变节后没有做出卖同志的坏事，后来向妻子章霞吐出真相。最后又用个人复仇手段打死“红旗特务”，自己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中被狱吏击毙。 4、在最后结尾部分，马识途特意增加了武装劫狱，让整个小说亮色了许多，带给读者极大的信心与勇气，让他们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和党的力量。 这样修改后，小说《清江壮歌》更符合当时的文艺要求。 《清江壮歌》的发表与出版 1961年，当马识途创作完成《清江壮歌》后，时任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知道老战友创作了一部反映中共地下党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便联系他，希望能在当地《成都日报》连载此文，教育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先烈为新中国诞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要珍惜得之不易的好生活。就这样，1961年5月21日，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率先在《成都日报》连载，截止到1960年12月14 日，共连载了160期。这一时期，小说《清江壮歌》成为成都街头巷尾大家争相阅读的文学作品。《成都日报》因此也大大增加了发行量。马识途认识的一位四川大学教授柯召告诉他, 每天一到晚饭前,他必须要去门房那里取晚报,看连载的《清江壮歌》,他说他身边的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如此。1961年7月，《四川文学》在第七期也开始连载《清江壮歌》。从1961年7月到1962年7月，《四川文学》共用12期连载《清江壮歌》。同一时期，湖北《武汉晚报》也来信，要求连载这部发生在湖北恩施的革命小说。 《清江壮歌》在报刊接连连载引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意。他们派人找到马识途提要出版这本革命题材著作，同时，还对该书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意见，马识途十分认可。根据出版社提出的意见及各方意见，马识途开始修改小说，很快马识途便将修改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文社收到后1962年便将清样打出寄给马识途。但自此之后，《清江壮歌》的出版便陷入长期停滞状态。一个很重要原因是 1962年马识途前往北京开会并拜访自己的老领导中纪委副书记钱瑛时，钱瑛当面建议马识途《清江壮歌》不要出版，并讲了自己的原因。马识途听后，对于是否出版该书也陷入了思考。虽然当时他心中很希望《清江壮歌》能够出版，但老领导所讲的现实政治原因又是他必须顾及的，考虑再三，马识途决定拖后出版。 对于马识途迟迟不交的《清江壮歌》清样，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催再催，而马识途也是一拖再拖，直到1966年初，马识途才最终把清样交给出版社。编辑在文字上又做了些修改后，1966年3月《清江壮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清江壮歌》手稿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2000年8月，已经85岁高龄的马识途决定将自己创作的《清江壮歌》（第五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该稿第一页为马识途毛笔书写的“清江壮歌 第五稿”。紧随的第二页为马识途手写的一份说明。  说 明 这是《清江壮歌》（五稿）最后定稿本。我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即遭难。由我的女儿马万梅于抄家中设法取出保存下来，一直在她的保管中。现马万梅志愿将此稿本交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经与副馆长周明联系后，表示欢迎，并承诺就此稿本精心复印四份给我，转给马万梅二份，我保存一份，存四川省作家协会一份。 2000年8月，由我托人带到北京交给周明，并由中国文学馆发正式收据，由我转交原保管者马万梅。 马识途 注 2000年8月 “说明”之后有2页名为《告读者》的小文，其后则为《清江壮歌》小说的内容，其中“序章”40页，正文（含尾章）625页，再之后则为马识途所写的大量有关这部小说的修改意见，这之中包含了“修改随记”、“清江壮歌序”、“《清江壮歌》小说结构改变方案”、“写作提纲”、“自拟《清江壮歌》修改意见”、“清江壮歌修改意见札记”、“清江壮歌自评”、“清江壮歌修改试拟意见”、“修改意见”、“座谈《清江壮歌》四川省文联”。最后该稿还附有一份马识途撰写的《党的领导，无往不胜——找到失踪二十年烈士遗孤》,以及“《清江壮歌》人物表”、“《清江壮歌》章目表”、“《清江壮歌》故事提要”。 《清江壮歌》手稿以钢笔书写为主，稿纸则以白报纸为主，最后修改意见部分则夹杂着“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工业办公室用笺”、红线格纸、“中共中央西南局科学技术委员会便笺”等。《清江壮歌》手稿入藏中国国现代文学馆后，得到了很好保护与展示。2010年11月，《清江壮歌》手稿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手稿卷》。201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清江壮歌》手稿再次入选该大展。2021年6月，为庆祝建党百年，《清江壮歌》手稿将再度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迎着新生的太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大展”。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岁华诞，作为一名入党83年的老党员，106岁的马老在年初时曾对朋友谈到自己曾许下过两个“小小”心愿： 1、今年7月1日是党的100岁生日，我去年说希望看到共产党100岁生日，不知道能不能赶上。 2、今年中国作协第10次代表大会应该开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我想去北京参加，我已经参加了九届，这次去是想和大家告个别。 第一个心愿，马老已经实现，而且为庆祝党的百岁华诞，马识途6月19日还特地在家乡重庆举办了“魂系中华——马识途书法展”，向心中伟大的党献上了自己深深的祝福。 第二个心愿，马老也一定能实现。因为很快，中国作协十代会就将在北京召开。我期待着马老下个月来京参会，希望能再陪他看看在北京的老友，听他讲讲他那些精彩的人生故事。 今以此文向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出版五十五周年表示祝贺！向106岁的马老表达我的敬意！感谢他为中国革命、中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感谢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大力支持！ 祝马老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