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学人读旧 《语丝》 一 《语丝》周刊创刊于1924年11月，为新自晨报馆离职的孙伏园集结同人而办，自问世后，一直在北京出版发行。奉军入都后，承办该刊的北新书局于1927年遭查封，遂迁至上海出版。谈到北京时期《语丝》的同人构成，一般得从所谓的“十六位撰稿人”说起。 据当时与孙伏园关系密切的章廷谦回忆，在《语丝》首期出刊前，孙已邀到了十六位长期撰稿人，他们的名字写在一张“红字白纸约摸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上，内云：“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1]这里的斐君女士指孙斐君；曙天女士即吴曙天；林兰女士为蔡漱六；淦女士是小说新秀冯沅君的笔名；衣萍和春台则分别是章衣萍（洪熙）和孙福熙发表文章时常署的名字。 两年后，孙福熙在《讲讲语丝》一文中也列出了大同小异的十六个名字。它们有秩序地作八列二排，每列之中两两相对，从右至左分别是： 周作人 鲁 迅 钱玄同 刘 复 章衣萍 曙 天 王品青 沅 君 章川岛 斐 君 孙伏园 春 台 李小峰 林 兰 江绍原 顾颉刚[2] 孙福熙是孙伏园的胞弟，《语丝》创刊时尚在法国留学未归，其中不免有些差错，如把林语堂当成了刘半农，对几位女性的称呼也不一样。然而较之原广告上简单连缀在一起的十六个名字，这版名单显然更有条理，透露了不少值得分析的信息。 总体来看，名单按资历和代际排列，师长在前——前四位都曾是《新青年》撰稿人，有任教于北大的经历，在文坛已有相当的地位；学生居后——后十二位中，男性都是北大出身，其中李、江、顾和孙氏兄弟都是新潮社社员。[3]冯沅君曾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国文部，与孙桂丹（斐君）同学，[4]1922年毕业后，又入北大国学研究所念书。具体到每一组，除了“钱玄同—刘复”和“江绍原—顾颉刚”，其他各组内部之间又有特殊的关系：周氏兄弟和孙氏兄弟自不必说，其时王品青和冯沅君，章衣萍和吴曙天，分别处于恋爱之中，[5]章廷谦（川岛）和孙斐君，李小峰和蔡漱六则已成婚。此外，周氏兄弟、孙氏兄弟、钱玄同和章廷谦都是浙江人；李小峰夫妇、刘半农的家乡无锡，和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同属苏南；安徽人章衣萍、江绍原分别来自绩溪和旌德，是胡适夫妇的同乡；[6]王品青和冯沅君则是河南老乡。在这十六人之中，密布着乡籍、姻亲、同学、师生和社团等数重关系，可见结社而成的同人杂志，较之公开征稿的日报副刊，更依赖一些传统的人际关联。 这十六人向来被视作《语丝》同人的初始构成，显然是以孙伏园为枢轴召集起来的。他和其中多数有直接交往，而且关系往往是双重或多重的：孙福熙不用说，几位女士之外，其他人同他或兼为校友和同乡（如章廷谦）；或兼为师生和同乡（如周氏兄弟、钱玄同）；或兼为社友和校友（如顾颉刚、江绍原、李小峰）。而其他同人间的交往却往往需要通过他的引介，章衣萍、吴曙天之初访鲁迅，便是由他带领。[7]和孙伏园关系的亲疏大体决定了该同人在团体内的核心程度，以此而论，周氏兄弟和他的渊源最为深厚。早在中学时，他就先后就教于二周，后来入北大旁听和就学也得力于他们的支持。[8]孙任职晨报社时，《晨报副刊》遂成为周氏兄弟最重要的发表平台之一，而二周的文字先后为报社高层所不喜，也是导致他离职的原因之一。[9]因此在新成立的《语丝》团队中，三人理所当然地居于最中心的位置。《语丝》创刊不久，孙伏园另外找到了《京报副刊》主编的工作，其时周氏兄弟已失和，《语丝》主编之任遂由社交较为活跃的周作人承当，[10]实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人之外的核心人物，当数章廷谦和李小峰。前者与孙伏园有同乡之谊，孙离职后迳向他住处投宿，他也随即积极为其谋职，[11]可见两人之亲近。李小峰和孙伏园都是新潮社后期社员，比起成名于“五四”之际的傅斯年、罗家伦等早期社员，他们的声光暗淡许多，相较著述和创作，更擅长处理实际事务，曾在周氏兄弟的指导下经营后期社务。[12]三人年龄相若，境况相似，交际圈较为单一，活动范围都集中在北大一带，除川岛外，[13]当时都没有稳定职业，于是“师有事，弟子服其劳”，主动“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14]组成了“兼管发稿校对及发行的事务”的初期后台团队。[15]章廷谦、李小峰两人的夫人入社本有“凑趣”的性质，也常在北大一号院的《语丝》编辑部盘桓，[16]对这些事务想必也多有赞画。 孙伏园入京报馆后，李小峰承担了更多工作，不作文，专门担任事务。以此为契机，北新书局也由他主导着创办起来。[17]准确地说，《语丝》北京时期的编辑权其实为周作人和李小峰所分有，只是一个显明，一个隐晦而已。两人均负责同人稿件的催促和收取；[18]至于外稿，则如荆有麟所说，“李小峰一律送给周作人看，决定登载与否。于是除李小峰请章衣萍陪他时常请鲁迅写稿外，周作人成了固定的编辑，小峰担任事务”。[19]十六人中的余下数人，虽然在团队内也有相当的话语权，然而和周氏兄弟相比，终归是使自己的文章多一发表园地的赞助之情多，与孙伏园“同仇敌忾”，因而勇于任事的不平之意少。 尽管川岛提供的名单只是一份宣传性的早期广告，但已涵盖了同人内部的三种基本构成：包括主编在内的核心组织者、负责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务的后台团队、与重要社员有交往的撰稿人。前两者居于中心，人数不多，且最为稳定；末一类范围最广，人员时有来去，层次也较复杂。 《语丝》发售出现盈余后，语丝社聚会渐成常规，[20]“社员”范围逐渐扩展到时常参与聚会，与核心成员有私交的投稿者们。“社员”一词既是实际交往的体现，也意味着自由发表的权利——“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21]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语丝》既没有什么固定的义务要承担，也不指望从中分润多少好处，来去自由。与其说他们对社员身份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不如说是由于《语丝》上常见他们的来稿，而易被外部观察者指认为“社员”。周作人泛称其为“语丝社友”，[22]很能显示这种中心稳定而边界模糊的状态。 《语丝》创刊约半年，“女师大风潮”骤起，由于立场的分歧，周氏兄弟等社员和“现代评论社”的陈源等人展开了一场著名论战。前者的相关文字逐渐以《语丝》为主要发表园地，在对手的攻讦叫阵中，一个名为“语丝派”的团体被呼唤出来，意指他们在一系列事件中，持有支援运动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相近立场。双方笔战日趋激烈时，“语丝派”一词开始和“语丝同人”、“语丝社员”发生混淆，甚至以其派系性和排他性，渐有覆盖后两者之势。外来的刺激在同人中催生出立场的分别，对于这一称号，是欣然承当还是避之若浼，亦是一种亲疏的体现，足以在“社友”中再分出层次来。 事实上，对交际圈重合度较高的北京知识人来说，在针锋相对的两个团体之间作明确表态，是件颇令人为难的事——这意味着主动自绝于某个社交群体，和一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事、师长或旧识“破脸”。[23]不过，此种“选边站队”之举，也因此成为成员接受“询唤”、表白认同的最好方式。林语堂和废名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在当时的北大英文系，他们分别是该系骨干陈源的同事和学生，[24]争端未显时，都曾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 在“语丝派”中，林语堂是个相当有趣的存在。两派之争向来被一些当事人和研究者归结为北大教授中留学背景不同的“英美派”和“法日派”间的斗争。[25]照此说来，林语堂于1919年出国，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进修，1923年归国任教，皆深深受惠于胡适，[26]当为“英美系”无疑，然而他却成了“语丝派”中英美留学背景的唯一的人。晚年回忆起此事，他也感慨：“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之派，而属于语丝派。”[27]这固然说明双方之争并非全出于实际利害，的确存在思想立场、性情气质的不合；但另一方面，初回国的林语堂立足未稳，缺乏既有的组织资源，对双方深远的人事背景感到隔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是上海的教会大学出身，曾任教于清华学校，非北大一系；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写过支持白话的文章，但名气远逊于胡适、刘半农等“老资格”。然而他主动参与《语丝》的同人社交，积极介入论争，其热情之高，钱、刘也有所不及。更重要的是，他抓住对方话语体系中的“公理”“偏见”等关键词，加以解构后收为己用，对周作人文章中“费厄泼赖”一词的阐发又引发了鲁迅的回应。壮大己方声势之余，还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一时可谓大放异彩。在一些读者眼中，他的政治见解甚至“驾胡适等远甚”。[28]可见在这场“似乎夸大的对立”中，[29]从“英美派”营垒中反戈一击的林语堂所获颇丰。此后他文名渐盛，虽然年纪与孙伏园相若，却骎骎然给人以他和周氏兄弟平辈论交之感。 1922年入学北大的废名早年也受知于胡适，作品曾在其主持的《努力周报》上发表过。约自1924年起，他与周氏兄弟关系日益密切，[30]《语丝》尚在筹备阶段，就收到了周作人的约稿信。[31]1925年，他受《猛进》上鲁迅和徐旭生的往来通讯所感，在3月20日致徐旭生的信中将“一般所谓学者们”菲薄为“一群胖绅士”，认为“那些法律政治方面的文章”是现下“尤其不必做的”，初步显露了对《现代评论》及其同人的嘲讽。[32]年底争端大起时，他连发数文，在周作人和陈西滢两位师长间作出明确选择： 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反之，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大有“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概。[33] 周氏兄弟是他常拜访的，陈源是他不时登门请教西洋文学，“最熟识不过的”。[34]他之所以下场参与论争，表明立场，固然因为他对争议话题的看法和前者较有共鸣，更多却是由于他自认为对周氏兄弟的“性格和文章”有充分的同情和了解，故不能忍受陈源对他们人格、文格的嘲骂。[35]换句话说，他之所以亲近《语丝》而疏远《现代评论》，实质在于他通过自己“风格即人”的阅读法，对“现代评论派”诸人的文章品味，连带着人格气度都小视起来。[36]相反，对于周作人“为人的健全”、鲁迅作品所含的“生活的实感”，他都表以完全的信任。[37]在废名这里，既然肯定了周氏兄弟的“全人”，便从根本上确认了他们的善意，纵然具体议论有些偏颇和错谬，也只是不掩大醇的小疵而已。[38] 如此，废名和作为《语丝》核心的周氏兄弟确有极深的精神共鸣。这不仅使他从投稿的普通学生辈中脱颖而出，深得周作人信任，以至登堂入室，而且还对刊物本身产生了深刻的认同，将持续地供稿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他在小说《无题》前写道：“久未替《语丝》撰稿，很抱歉似的，既然那样爱牠。”[39]又在1927年替周作人分担了该刊的选稿、编辑、校对等事务，[40]实际已进入到核心同人的层次，并有能力以自己的想法对《语丝》进行设计和建构。他和林语堂的经历显示了同人内部层次间一定的流动性。 二 1926年，在北京卖文为生的沈从文列举《语丝》的主要作者，认为有“鲁迅，开明，平伯，玄同，语堂，川岛，半农，春台等”，都是“在现在的文坛上”“有了相当地位”的人物；傅奕1933年在《语丝与现代评论》一文中历数“语丝社那些流氓”的名字，有“鲁迅，周作人，俞平伯，江绍原，刘复，林语堂，钱玄同”；又隔十年，史蟫在一篇回顾性的文章中说，语丝社内自周氏兄弟两位“台柱”以下，“常有作品发表”的是“刘复、钱玄同、林语堂、江绍原、顾颉刚”等人。[41]三份名单中，沈从文的最为丰富和多样，应该是观察时点最为切近的缘故；后两份则大同小异，列举的人名趋于精简和稳定，可见对于哪些人算是《语丝》的“重要作者”，文坛上已隐然形成了某种“公意”。 对比川岛和孙福熙名单中的十八人，这里除了周氏兄弟以外，他们同辈的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学生辈的俞平伯、江绍原、顾颉刚，全都囊括在内，其他几位则被刊落。孙氏兄弟和几位女社员来稿不多，李小峰夫妇干脆完全转入幕后，不在其内，理固宜然。而常常供应稿件、参与聚会，和周氏兄弟颇为亲密的川岛、王品青、章衣萍等人也遭忽略，揣其情由，恐怕是因为他们声名相对不彰，创作才能亦不甚突出的缘故。事实上，他们的来件多被安排在《语丝》的中后版面，看上去的确不够起眼。 可见，《语丝》实际的同人结构与读者眼中的作者构成，二者虽密切相关，却不完全是一回事。前者是团体内部的人事交往，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观察者“看”出来的。文章刊登频次的疏密，所占版面位置的先后，对论战参与的深浅，都是评判一个作者之于刊物是否重要的标准。与此同时，读者的判断也会不可避免地为一些“前见”所左右，比如人们通常更重视名家名作，而相对忽视“无名小卒”的参与；比起一视同仁地看待所有登载的文体，更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话题性更强、更具代表性的创作上等等。鉴于读者对《语丝》的内情多是一知半解，不大可能作出精密的观察，那么是否有望被视作“重要作者”，不仅关乎同人们对刊物的实际参与，他们各自的资历和声望或许更加重要。 钱玄同和刘半农成名于“文学革命”之际，都是《新青年》的骨干作者、和周作人性情相投的终身挚友。《语丝》之创刊，本有接续《新青年》未竟之业的意图，[42]面世不久，即有青年读者写信给鲁迅，将它指为“先生辈主办”的刊物，[43]便是专就周氏兄弟、钱、刘等人而言的。因此，几乎所有列举《语丝》核心作者的名单，都不会将他们遗漏。两人年纪相仿，主张有很多一致的地方，都有在书信和谈话中追求滑稽趣味的喜好，所治之业也都和语言音韵相关，于是总被“捉对”提到，像刘半农说的那样：“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44]钱玄同参与了《语丝》的筹备，刘半农其时在法国研究实验语音学，攻读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未归，但也很快收到周作人寄来的数期杂志，誉之为“应时妙品”，表示了极大的参与热情。[45]再加上在国语改革、方言研究等方面有相同兴趣的林语堂，三人实际上在同人内部形成了一个语言学小集团。[46]只不过，他们都有意不将专业问题的讨论带入《语丝》，偶有例外，也是为了应付读者就相关话题投来的信件，体现了对刊物默契的共同构想，又依各自不同的关切而有所区别。 1925年初，刘半农从巴黎致信周作人，表达了他对《语丝》的想象和期待： 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很赞成，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头几年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 他将《语丝》看作他所认为的《新青年》的延续——一个承载专业之外的“文学”和“学术”兴味的平台，想趁此机会，重拾一度搁置的白话诗写作，在“诗炉”里升起“新火”。这不仅包括原创新诗，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外民歌选译，他将后者的去向规划为《语丝》与《歌谣》“平半分赃”。[47]在此时的刘半农看来，文学或新诗似乎已经卸去了“文学革命”时期用以开导思想革命的重负，而成为主业之外，一桩能够“发抒个人的心情”，有待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好进行具体建设的事业。[48] 回国后，刘半农将语言、音律方面的专业论文交付给《时事新报·学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等学术性的副刊、专刊，“主业”之外的文字如诗歌（包括新体、旧体、原创和翻译）、杂文、逛书摊时偶得的文件等，多在《语丝》上发表，偶尔也将一二则无关痛痒的小诗分付《京报副刊》等处——这些应该都是他有意的安排，体现了他对不同刊物功能和风格的认识。只在1926年6月到次年1月，他受邀主编《世界日报副刊》期间，各类文章一度都转移到这里发表。他在《语丝》专设了一个名为“闲谈”（后更名为“东抄西袭”）的专栏。不同于周作人专与陈源唱对台戏的“闲话”系列，刘半农的“闲谈”更名副其实些，多是对经眼的民间俗曲、文言笔记、近人轶事的摘录，采择标准大抵是“当时觉得很有趣”，“风趣好，文笔也极干净”，[49]虽也偶尔杂以讽世之语，“为趣味而趣味”的作风是很明显的。如果说在《新青年》时期，刘半农弃文言而就白话，体现了与旧有生活方式划清界限，“脱俗入雅”的努力，那么他功成名就回国之后，投给《语丝》的这些文章，似乎标志着性情上的某种回归。 “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刘半农也并非没有参与，但此事更像是一段打断了他对《语丝》既有设想的意外。稍加辨别即可发现，刘复和“现代评论派”诸人并无根本分歧，他既非愤慨于陈源对杨、章的支持（如周作人），也并非对他们以维持“公理”之姿，行偏帮政府之实有所不满（如鲁迅）。他似乎更想用尖刻的奚落和滑稽的用词愚弄对手、娱乐同人，同时也报了陈源在国外介绍他的学位头衔时措辞不当的一箭之仇。[50]刘文出语轻薄，对陈源施以人身攻击之外，还不适当地调侃了对方的女性亲属，胡适后来说他“风格（taste）不高，有时不免有低级风趣，而不自觉”，[51]可谓知言。遭到陈源质问后，刘半农颇为狼狈，私下写信致歉，承认只是“向老友顽皮游戏而已”，“诚歉然也”。[52]此事大概让他大感没趣，从此在《语丝》上以本名发表作品，多是诗歌、翻译，或是给新书（多为文言）作的序跋，极少涉及种种是非之争了。周作人晚年回忆刘半农，说他“归国加入《语丝》，作文十分勇健，最能吓破绅士派的苦胆”，[53]意在为亡友增光，所言并不准确。 和刘半农相比，钱玄同给《语丝》供稿时断时续，缺乏整体规划，这可能与他的性情有关。钱玄同好作计划与顾颉刚同，又因想法多变，未必都能落实。《语丝》创刊之初，正逢北京政变，溥仪出宫，孙中山病故等事接连发生。“民族革命”是钱玄同前半生的一大主题，故有所触动，接连为文，述往说今，带有总结性质。他似乎感到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日记中写道：“我行年卅九矣，人生几何，去日苦多。过去之岁月，蹉跎荏苒，浪费得真可比此。[此]后桑榆暮景，炳烛之明，非急起直追不可矣。……趁此时候不用功何待！”[54]和安于“杂家”、不务专门之学的周作人不同，钱玄同有着学者“立言”的自我期许。他在1922年致周作人的信中的话，颇能代表他在“后文学革命时代”的想法： 自园先生努力种“自己的园地”，我极以为然。我以为比做几条“杂感”“短评”较有意味——而且讲起功利主义来，也实在较为有用得多。我今后打算一意做“扫雪斋主人”了。我是喜欢研究“国故整理问题”的，又很喜欢研究“汉字改革问题”的，它们便是我的“雪”，我从今以后狠想专心去扫它们。[55] 在他看来，致力学问和改造社会并不冲突，改良国语本身就是浸润着为中国输入“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之意义的事业。[56]由于不满章士钊菲薄白话、“干涉国语”的言动，钱玄同于1925年邀集黎锦熙、林语堂、顾颉刚等人，出版《国语周刊》，为研究国语、鼓吹主张造一园地。[57]过去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约分两类，一类专谈国语改良，以论文为主，回复此类意见的通信为辅；一类是话题散漫无定，大抵以思想革命为主题的杂文杂感。到“语丝时期”，前者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相关文字多流入《国语周刊》；后者小部分为《京报副刊》《猛进》等刊物收纳，归入《语丝》的虽然断断续续，不成统系，声称要长短不拘、无话不谈，作“自由活泼”之文章的“废话”专栏也仅两期而夭，却已是此类文章的大宗了。也就在同一时期，他对顾颉刚质疑古史、研究民俗的学问“极倾倒”，为之大力揄扬，认为“从来没有这样精美的”，而对顾氏“反帝救国”的政治鼓吹，他却又不以为然。[58]在钱玄同这里，古书辨伪对经典神圣性的消解，同他强调民族自我反省的政治观，合逻辑地结合在一起。《语丝》第54期上的《废话（一）原经》一文，意在用浅俗的白话和戏谑的用词将十三经拉下神坛，即是这种结合的产物。[59]如此，钱玄同非但不像一些人所说的“自从一九二一年后，他已经从思想革命战线上，退了下来，逐渐成为一个关起门研究学术的宁静的学者了”，[60]毋宁说，他的学术研究本身就融有政治性。通过调配文章的归属，钱玄同在整理国故、国语改革和思想革命间摸索着新的连接，试图像他宣告的那样，“绝对不持一点学者的态度”，“从谈经谈小学谈诸子等等至于说废话嚼白蛆，持同样之顽皮态度，做同样之吊诡文章”，[61]《语丝》就是此类文章的承载。只因精力有限又孱弱多病，他为《语丝》作杂感、短评的热情，终究被其他实际工作攫去了大半。 钱、刘之外，徐祖正、徐旭生、张凤举、马廉、刘廷芳、简又文等周作人同辈的友人、同事，也陆陆续续为《语丝》赞助过多少不等的稿件。至于董秋斯、张采真、丘玉麟等燕大学生的文章也不时在此出现，显然与周作人当时正在该校国文系执教有关。不过，他们只是周作人的普通学生，并无深交；《语丝》之于他们，也仅仅是一个高规格的发表平台而已。废名、俞平伯和江绍原，同周作人谊兼师友，文名素著，后来都被列入所谓“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中，他们对《语丝》的参与也就非寻常学生可比。 如以当时对“语丝”和“现代评论”两派论争的看法为依据，三位“弟子”的意见可以分出两样。废名之拥周反陈，爱憎分明，前已言之；而1926年初，作为陈源的挚友，徐志摩致函周作人试图调解纷争时，列举了意见相近的“几位居中朋友”的名字，杨振声外，就是俞平伯和江绍原，[62]可见他们的态度。为避免被简单认作“语丝派”的“党徒”，两人自然要斟酌对于《语丝》应当介入到何种程度。 当时的江绍原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约自1925年“礼部文件”系列的发表开始，他的关注点从本行比较宗教学渐向土俗迷信的研究转移。对此他显然兴致甚浓，且一发而不可收，最终以民俗学家的身份留名学术史。由于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错，包括《猛进》《现代评论》《京报副刊》在内的几种京中名刊都是他成果发布的园地，其中又以《晨报副刊》和《语丝》为最主要。前者由徐志摩主持，因助陈源等人发表过挑战的文章，而被视作“现代评论派”的一大阵地。在林语堂因笔战升级而暗忖“以后在《晨报》做文章实在不大犯得着”的时候，[63]江绍原却对两刊一视同仁，各有供稿，[64]可见对他这个置身事外、自有专门兴趣的投稿者来说，对双方保持同等的参与并不是什么难事。 《语丝》创刊时，俞平伯远在杭州，未与其事，“以后也没有正式加入过”语丝社。[65]投来的稿件类型驳杂、不成系统，诗歌、文艺散文、学术论文、论战性的通信，兼而有之，和他同期发表于别处的文章看不出性质的差异。周作人邀稿虽勤，[66]俞平伯的响应却始终不甚热烈。个中原因，他在1927年的一封回信中有所透露：“暑中亦思作小文为遣，拟总名《病暑录》，下或有分题。如《语丝》改组后，有钱可取，亦可付《语丝》刊之。因做了讲师，长假无俸，不得不卖文粥字也”。《语丝》名气虽大，却没有稿酬，经济窘迫时，俞氏遂疏于贡献，自然难说对它有何“忠诚”可言。在同人层级中，不如说是相当疏远的。诚如他自己所言，他和《语丝》、语丝社的关系，“只是投投稿，骗几回饭吃而已”。[67] 由此看来，俞平伯虽然常被视为《语丝》的骨干同人，他的参与却是被高估了的，这和废名的情形恰好形成有趣的对照。也许是因为有“文字洁癖”的缘故，废名对自己的文章有非常明确的分体意识：这一时期，他那些不加掩饰地对周氏兄弟表示拥护，洋溢着“正谊的火气”（胡适惯用语）的杂文，全部发表在《京报副刊》上；同时见于《语丝》的，反而是后来结集为《竹林的故事》和《桥》的那些字斟句酌、冲淡灵动的小说，几篇不多的散文和翻译，以及两首“五分钟内吟成”的《小诗》。从他当时的立场来看，显为“语丝派”无疑；然而一个“语丝派”中人的论战文章却不在《语丝》上出现，细想起来，的确有些好笑。 废名理解鲁迅“时常讲些‘不干净’的话”，只因他有一颗“干净的心”，[68]却不愿将自己难得讲出——因为不善骂人，讲起来也有些不伦不类——的“狗记者”“鸟社论”[69]一类的话拿来“玷污”《语丝》的版面。他对创作的态度极为庄重，曾说： 有许多人说我的文章obscure，看不出我的意思。但我自己是怎样的用心，要把我的心幕逐渐展出来！我甚至于疑心太clear得利害。这样的窘况，好像有许多诗人都说过。 他将这类作品视作“此刻的生命的产儿”，其“艺术的寿命”[70]自比情随事迁的“弦箭文章”要长久得多。将《语丝》作为登载创作、展布“心幕”的场地，足以显示他对此平台的信任与拥护。他在1927年介入编务后，便利用这项特权，将嗜好文艺，和自己同声相应的同学梁遇春、石民等人也介绍到《语丝》上来。冯至晚年回忆，废名30年代筹办《骆驼草》，就是为了“继承《语丝》的传统”，“冲破”北平“浊闷的空气”。但他认为并不成功，因为《骆驼草》未能复制《语丝》“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的“批判精神”，反而“在闲情逸致中苟且偷生，欣赏‘旧物’，对新的产生起阻碍作用”。[71]这里冯至对“语丝精神”的描述全袭自鲁迅的讲法。且不论1930年的废名对鲁迅的“左转”已颇有微词，未必同意他的看法；[72]就是在《语丝》时期，对于它的理想面貌，他显然就另有见解。 废名对《语丝》的介入虽深，他的存在却不常引起读者注意，后人列数重要作者时，甚至常常将他遗漏。这恐怕是因为议论性强、关联人事的文字更能动人眼目，而小说、诗歌、文艺性散文等自律性较强的文类，与刊物的氛围较少干涉，仿佛投递到哪里都不要紧。对于《语丝》这样一份文学史形象同一场论战牢牢绑定的刊物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 顾颉刚是俞平伯的挚友和同乡，也是周氏兄弟的学生辈，然而双方的关系却一直不算亲近。在既往的合作中，他甚至对周作人颇有微词。[73]他列席《语丝》发起人之中，多半是由于孙伏园的邀请，而刊物重心很快由孙转移为周，大概是他始料未及的。不过，身为《语丝》的命名者和出资人之一，[74]顾颉刚完全有资格以核心同人自居。初创刊时，他也的确将《语丝》作为他生活中的十四项事务之一，郑重其事地来对待。[75]他对《语丝》的设想和过去的《读书杂志》、《歌谣周刊》相似，都是要尽可能“攫得言论机关来制造新空气”，为方兴未艾的疑古研究“开出”一条“新道路”。[76]为此，他整理出百余条“古史论题”，“拟于《语丝》周刊中逐期提出，使胸中积闷一吐”；[77]有时为了赶稿，“不得已夜中不睡，做到天亮”，以至犯了脑痛症。[78]与此同时，他也参加“现代评论社”聚会，接受约稿，和陈源等人交往不断。 和废名一样，对论争作出一段时间的观察后，顾颉刚的个人看法也变得明朗，只不过是往相反的方向。1926年初，论战进入白热化，他在日记中记录下对周氏兄弟其人其文的观感： 《语丝》近来文甚少，屡邀予作，未之应。昨来函，谓将以无文停刊，想不忍见其夭折。因以旧日笔记一则抄与之。予近日对于鲁迅、启明二人甚生恶感，以其对人之挑剔诟谇，不啻村妇之骂也。今夜《语丝》宴会，予亦不去。[79] “挑剔”一词正是陈西滢用来暗讽“某籍某系”在学潮中所起作用时说的，[80]鲁迅等人将其特意拈出，讽刺性地反复挪用，顾颉刚对此应当知晓。有意无意间，他和陈源使用了同一词汇，正好说明两人看法的接近。[81]在3月14日的日记里，除了再次写下对“鲁迅等在报上作村妇之骂”的嫌憎之外，他更直接表示：“语丝社宴会”“此后永不去矣”。[82] 与人事上的疏远相对应，顾颉刚逐渐将文字发表的重心转移到了他所负责的《国学门周刊》，以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歌谣》和《现代评论》等平台上。在这些地方，他不仅发展出“孟姜女故事研究”“妙峰山进香民俗研究”等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毫不讳言对“五卅惨案”等时政大事的看法。他主动加入北大成立的“救国团”，在孙伏园特辟的《京报副刊·救国特刊》上接连发文，为“反帝”竭力鼓呼。[83]如此，当然和冷眼看待群众运动，觉得“反抗自己”（内省性的国民性改造）比“反抗外敌”重要得多的周作人等人话不投机。[84] 为了应付李小峰的催稿，顾颉刚后来也给过《语丝》几则总题“蕲弛斋笔记”的掌故随笔，仅涉及一些晚清史事，[85]其价值与正“预流”的古史研究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他故意隐去本名，以笔名“张久”发表，敷衍之意甚明。在《语丝》上，他的来稿由长到短，频次由密到疏，文体由长篇论文到互不相关的简短杂记，终至于无。鲁迅后来说，顾颉刚投来的“‘考古’稿子”，“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86]意在将批评时事的“语丝派”文章立作正宗，而视“中性”的学术文为无关紧要的支流。殊不知在顾颉刚这种自有规划的作者这里，是否投稿，以怎样的方式投稿，稿件的题材、文类、篇幅、笔名，都是立场和意见的显示。又由于他本人的历史分量，这些文字也构成了《语丝》一个并非不重要的面向，无法被轻易覆盖。 沿着这些重要同人的“个体时间”作细致的追溯，[87]即可发现他们想象《语丝》的方式分别植根于各自的性情、身份、立场、关切，以及过去的经验和当下的处境，也就各有其道理。这很像《围城》里方鸿渐那个关于“无线电”的精彩比喻：指针滑动间，听到的节目好像“鸡零狗碎，凑在一起，莫名其妙”，“可是每一个破碎的片段，在它本电台广播的节目里，有上文下文，并非胡闹。”[88]同人杂志是一群人的一段不无偶然的遇合，亦可作如是观。作者们的参与和构想，截然相反或如出一辙的是少数，同中见异是更为常见的情形。然而，即便如此，这些自有渊源的差异依然具体地存在着，不能也不必为某种特定的立场或文体之同所掩盖。换句话说，如果存在着一个整体意义上的《语丝》的文体面貌，他们各自有意或无心的写作和供稿，便构成了种种饶有趣味的偏移。 三 具体讨论某些同人和《语丝》关系的深浅，因观察角度不同，或许会存在分歧的意见。而要说周作人是北京时期《语丝》的灵魂人物，大概不会有任何争议。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的日记里都留下了语丝社定期聚会的记录，其中周作人所记次数最多，只有一两次偶然的缺席。出席者或为老友或为学生，总之以他为中心，绝无可疑。这些人本来也都是苦雨斋的常客，因此那些围绕着周作人而开展，不冠以“语丝社宴会”的名目，性质上却没多大差异的日常聚会，想必不可胜数。 周作人的性格本非勇于任事的类型，新潮社后期之难以为继，他这个不太管事、组稿不力的主编脱不了干系。[89]幸运的是，到了《语丝》出版的时候，诸般繁杂琐细的事务由李小峰和北新书局承担，周作人只需“在家看看现成的稿子”即可。愿意的时候，他可以随时行使调配版面、安插文字、组织话题的主编大权。下面一段话取自1925年6月25日周作人写给钱玄同的信，颇能反映两人分工配合的工作状态： 据莼客说《语丝》下期之稿又略恐慌，所以拟将穆张周三文先行登载，尊文则在二期后发表亦可，如此庶能调剂。敝人虽当赶紧执笔，但至早也只能应三十五期之用耳。如以为可，请将该项文件直接寄交白华绛附[柎]阁去可也。[90] 周、钱通信，喜用无谓的隐语以互相娱乐。陈洁指出，“莼客”和“白华绛柎阁”都是李慈铭的代称，此处借指李小峰。[91]由此看来，周作人一般“无为而治”，李小峰自动负责组稿、排版、印行等一应事宜，遇有问题便向他请示，并遵循其安排。李只负责具体事务，不干涉文字内容，读者来件由周作人决定刊登与否、是否删削，前后的按语也都由他拟定。“穆张周三文”指穆木天的一封来函和张凤举、周作人的两封覆函，起因于穆读到钱玄同对自己鼓吹“国民文学”的批评，乃深致不满，投信《语丝》加以质问。结合钱玄同同日给周作人的回信来看，这三封信当时都汇到了他的案头，预备待他文章写成后，一并寄交李小峰。[92]四通书信俱刊《语丝》第34期，占去了7/8的版面。穆函居首，其后是周张钱三人从不同角度作出的驳诘，这期《语丝》也就成为同人们共同意见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93]整个过程中，主编周作人所起的主导和斡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语丝》以前，周作人以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为主要发表平台。孙离职后，他绝大多数文章遂一分为二，分别归入《语丝》和《京报副刊》。他延续过去的方式，在《语丝》上创设了不少专栏，如“苦雨斋尺牍”专收书信体短文，收信人变幻不穷，有时甚至是虚拟的；又有“茶话”以示清淡的闲谈，“酒后主语”作为佯醉的牢骚，态度上或有平和与愤世的差异，共同之处在于篇幅较长，收纳的都是他关于外国文艺、翻译和礼俗等方面兴趣的文章，可以看作他过去在《晨报副刊》上的“沟沿通信”“自己的园地”“绿洲”等专栏的后身，谈论的话题和使用的文体也没有太大区别。此时的《语丝》，承载了他写作中较为雅正的一部分，相对率意潦草、讥评时事的那些则给了《京报副刊》。这样的安排，和废名颇有几分相似。 周作人那些篇幅简短的副刊文字，多是对世风世相的尖刻评论，而且敢于指名道姓地挖苦眼前的具体人事。有的标题语意直露，如“听说商会要皇帝”“章士钊是什么”“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之类，耸动听闻，已是时评社论的做法。大抵《京副》作为大报馆的日刊，略近“公共论坛”，宜于登载牵连时政的评论性文字；又因其周期极短，内容方生即朽，故不必对文辞有太高的讲求。此类文章，尽管有些后来被周作人收进了《谈虎集》，未入集的仍数量可观。他还在此异常频繁地变换笔名，如从钱玄同的“疑古”派生出的“疑今”，又演化出“异襟”“已惊”“易金”“一擒”“衣锦”“宜禁”“亦荆”“揖敬”“义经”“曳胫”……等等。一音之转，孳生了无数狡狯的花头，流露出他玩耍似的轻松心态。 1926年4月，时局陡转，京报馆馆主邵飘萍遭奉军捕杀，孙伏园等人仓皇出逃，《京报副刊》猝然终刊，[94]周作人的写作规划不得不因之改变。其时“三一八”事件刚过去一月，此事给予周作人极大的刺激，也为正趋白热的两派论战火上浇油。几件事凑合到一块，他的副刊文字遂大量涌入《语丝》，创于3月22日第71期的“我们的闲话”专栏成了它们的主要安置所。由此衍生的“大家的闲话”“闲话集成”“闲话拾遗”“随感录”等系列栏目，持续容纳和吸引此类来稿，《语丝》的氛围为之丕变。从此，周作人几乎九成文字都在《语丝》上发表，中途出于友情，也为刘半农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和孙福熙负责的《北新》周刊供过稿，不过数量都不算多。此时同人离散渐多，“语丝聚会”接近停止，[95]稿源匮乏成了刊物求存的最大难题。在“京版”《语丝》的最后阶段，李小峰忙于在上海拓展业务，“逗留不回”，“北新京局又不能负责”，[96]周作人几乎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大半的版面。在密集的专栏写作中，层出不穷的笔名创造再次成为常态，而且行文大多意态匆遽，少见《晨副》时代和《语丝》初期的悠游容与之致。或者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语丝》整体上就是周作人的一件创造物。他所施加的影响，并不在一枝一节，而是如盐在水、无所不至的。 虽然语丝社的定期聚会至1926年年中就几乎不再举行，此事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鲜活的印象，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里那段有名的描述： ……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䀹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 说得绘声绘影，使人如临其境。不过周氏兄弟已于1923年7月失和，二人形如参商，从不在同一场合出现，因此鲁迅其实从未参加过语丝社聚会。他将场景形容得如此活灵活现，随即却宣称：“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97]个中意思，很耐人寻味。 尽管如此，鲁迅和《语丝》的关系却不可谓不密切。孙伏园之出晨报馆，直接肇因于《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去了已经排好的鲁迅《我的失恋》一文。又由于两人长年的深关系，鲁迅遂成了孙自谋办刊时最先咨询的对象之一。他也因此感到支持的责任，“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98]川岛回忆，《语丝》创刊初期，鲁迅对印期、印量、定价等细节提过不少具体的意见。[99]主编周作人以外，数他来稿最多，也最有持续性。李小峰对他的文章非常重视，常请章衣萍敦促其写稿，有时看到被别家索去，还显出“怃然”之色。[100]在《语丝》上，鲁迅的文字和周作人权重几乎相等，刊登于头版的次数之多，版面之靠前，远超过周作人以外诸人。 因此，在不知内情的读者沈从文眼里，鲁迅和周作人都对《语丝》“负编辑责任”；[101]而在书商看来，他又是和“现代派主将”陈源对垒的“语丝派首领”。[102]“语丝派”既是以派系斗争的眼光划分北京文坛的用词，[103]鲁迅以一枝“刚强有力的笔”，[104]始终向对手锱铢必较地攻击问难，承受这样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鲁迅身为“语丝派主将”，却不参加“语丝社”活动，甚至算不上是社员——这种绕过日常社交直接投稿，在文本和精神层面参与刊物营建的奇妙状态，给了他在语词间腾挪躲闪的空间，因此有了《辞“大义”》《革“首领”》等文章之写作。那几年间，和鲁迅发生了实际人事关联的，反倒是沉钟、未名、莽原、狂飙等以青年作家为主体的小型社团，这与他当时的生活、思想状态的变动有关。 周氏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不久大病一场，[105]进入一个低沉暗淡的阶段，甚至有回避社交的倾向。[106]作文亦不多，以小说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为主，似又回到数年前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状态。次年年中，他同孙伏园等往游西安，回京后开始复振，从沉郁的孤独中酝酿出激越反抗的情绪，一面反刍经验似地写出后来收入《野草》的几篇文章，积在手里不发，一面放松了不见生人的戒律，对陌生青年的来访表示欢迎——“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107]从此，李秉中、荆有麟、许广平、高长虹、陈翔鹤、冯至、韦素园、李霁野等青年学生开始频繁出入鲁迅的门庭。与此同时，他和一些同辈老友却日益生疏起来。他的笔下出现了越来越多与“战斗”相关的词汇，体现了他对文字事业的新认识。显然，他并不想和旧友一道简单地重温旧梦，再续《新青年》的“法统”，[108]而更乐意在年轻一代中寻找他所说的“不问成败而要战斗的人”，这些人是他“前几年所没有遇到的”。[109]1925年4月24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鲁迅所办之《莽原周刊》于今日出版。下午在北大晤鲁。据别人说，他近来愤慨之至，大有鼓吹革命之意云。”[110]多年老友的近况尚须别人告知，可知钱玄同于照常出入苦雨斋谈天之际，蓦然发现，对于鲁迅思想和情绪的动态，他已相当隔膜了。 鲁迅的撰作事业很快恢复并超过了以往的数量。其中有著有译，原创文字中包括小说、杂感、论文、散文诗等繁多的门类。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北京的各种副刊、小周刊也随政治空气的松动而倍增。《语丝》之外，1924年12月创刊的《京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次年3月的《猛进》、4月的《莽原》、12月的《国民新报副刊》等，都成了时常刊载他文章的平台。最后两种由他主编，其他几种的负责人孙伏园、荆有麟、徐炳昶等，都是他的学生和友人。它们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事件”等话题上体现出相近的倾向，被鲁迅视作“和黑暗战斗”的“友军”。他很珍视此种小周刊的形式，认为其价值就在于彼此间的差异性。正因各自团体精简，也就不会“强求一律”、“互相迁就”而变成“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111]也就是说，《语丝》之于鲁迅，并不具有唯一性，只是他眼中作战着的较为重要的一员而已——“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和“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的《猛进》各有得失，均未完全得到他的肯定。对此时的鲁迅来说，不同代际处于不同的价值等级，他优先级更高的行动在于“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而非固步自封于既往的交际圈中。[112]因此对于《语丝》，他没有那种“如父母视其子”的回护，而是肯定中略带保留。《语丝》初出时，他也曾试着对它施加影响，介绍过一些青年作者的稿件，不过不尽成功，他也就意识到自己对于《京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一类的刊物有更大的影响，[113]对《语丝》则只能以个人的方式参与。他投来的稿件，除了两篇翻译裴多菲的诗署“L. S.译”之外，其他均以“鲁迅”之名发表，表明他在此的所有发言都是人格的直接表达。 鲁迅有泛览各种报刊的习惯，对不同刊物的体式和性格有他自己的判断。以他此时的文坛地位，无论是收到约稿后决定撰写什么类型的文章，还是文章写出来交给哪家杂志社发表，他都有充分的自主权。而在这件事上，他又有“量体裁衣”般的区分意识。早在过去代周作人处理译文时，对于不同类型的译稿交给何种刊物发表，他就通过比较，作了清晰的规划。[114]《语丝》创刊后，根据他的习惯，既然在孙伏园未出晨报馆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译文就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孙辞职后，此类文章仍多给他所主持的《京报副刊》，少部分刊载于《京报·民众文艺》和《国民新报副刊》。至《莽原》问世，他在出版预告中写道：“闻其内容大概是思想及文艺之类，文字则或撰述，或翻译，或稗贩，或窃取，来日之事，无从预知。”[115]四个动词大都带有翻译的意味，招徕的青年作者如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等，也多以翻译苏俄和“弱小民族”文学见长，他也就将部分译稿付于《莽原》。与此适成对比的是，鲁迅投给《语丝》的稿件，除了裴多菲诗和一篇《论小说的浏览和选择》之外，[116]再无别的译作，想必也是观察了它多创作、少翻译的特色，感到在此难得呼应的缘故。 翻译之外，对原创作品，鲁迅也有细致的区分。他投给《语丝》的小说凡三篇，即《示众》、《高老夫子》、《离婚》，都是篇幅较短而含辛辣讽刺的喜剧性短章，杂在形似小报又具滑稽趣味的《语丝》之中，显得较为和谐。《高老夫子》完稿当天，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为《语丝》作小说一篇成。”[117]可知是为该刊特别撰作的。同时期所作的《长明灯》连载于《国民新报副刊》，《弟兄》发表于《莽原》；立意相对隐晦、色调也较为暗沉的《伤逝》和《孤独者》，收入《彷徨》以前未曾面世。这些小说都有较强的“正剧”意识，与前三篇迥不相侔。 也就在孙伏园议出《语丝》的同一时期，鲁迅经常写作一类被研究者称为“论说文”的文章，[118]其写法大抵从某一话题谈起，而后引譬连类，加以发挥，“更出己见，纵横抑扬”，[119]作或紧密或散漫的论述。这类文章，标题含有“论”字或“说”字的，以1924年作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为发端，继之以1925年的《论“他妈的！”》《论睁了眼看》《从胡须说到牙齿》《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6年初的《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是为收束。 鲁迅是“新文学”阵营的经典作家，对于看似传统的“文章辨体”也很讲究。他曾讥笑章士钊主办的《甲寅》“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120]因此他在编文集《坟》时，虽在《题记》里自嘲集内文白夹杂，“体式上截然不同”，[121]却又在后记里把集中近年所写的白话文章解说为“小说杂感之外”，“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122]以示经过有意的拣选，文章体现出某种体裁上的一致性——既无小说，亦非杂感，只选择了“论文”。[123]有意味的是，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除《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篇刊载于《莽原》改为月刊后的第1期之外，其余全部发表在《语丝》上。如将译作《论小说的浏览和选择》也算入的话，那么他投给《语丝》的论说文有近十篇之多，不可谓为无心之举。最后一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题目显然是对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戏仿，可看作一种向同人示好的文字游戏。《语丝》中另有一篇《看镜有感》，也是论说文的笔法。 鲁迅这一时期的论说文，也有在别处发表的，但大都可以推测出具体的原因。1925年4月《莽原》周刊出版以后，鲁迅立志将它和一般的“文艺杂志”相区别，其办法就是增加议论的成分，故同属“论说文”而结构更形散漫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和《杂忆》，都为《莽原》分去。此三篇标题分别扣住“闲”“漫”“杂”，不再以所论对象为题，意味着写法有所调整，联想和议论更不受拘束。《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也是收入《坟》内的论文，大抵因为都涉及妇女问题，给了《新女性》和《京报·妇女周刊》这两种专门刊物。论文之外，“杂感”的分布则较为随意，成系列的如“咬文嚼字”、“忽然想到”、“无花的蔷薇”、“这个与那个”，[124]都是篇幅短小，写法自由之作，章节之间跳跃性极强，可以视作他在几种报刊上开设的专栏，有时甚至可以在不同刊物间迁移。其他游离于系列外的杂感、评论也大致如此。 “女师大风潮”等一连串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北京知识人的态度分化，赋予了鲁迅许多文章以明确尖锐的主题，生成了一系列所谓“论战文”，其中第一篇《“碰壁”之后》就刊登在《语丝》第29期上。此前周作人虽然已在《京报副刊》发表过几篇评论文章表示态度，但和其他同人一样，尚无将讨论引入《语丝》的意思，他自己解释说：“‘那只大虫’在北京教育界跳踉的时候，我个人在日报上曾发表好些议论，但觉得这班东西太无人气，在《语丝》上不曾提到佢们”，仍将《语丝》作为“依了个人的趣味随意酌定”的“自由发表的机关”来对待。[125]那么可以说，是鲁迅率先将论争的“野火”引入《语丝》，激发了同人的回应，才有了“语丝派”一词的产生。而且和刘半农不同，他与陈源等人并无往日的私怨，也不曾像周作人、川岛那样斤斤于“一千元津贴”等细事。[126]毋宁说，鲁迅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从思想立场和身份结构的变动中把握论争的性质，视一校的风潮为“仅有微弱的呻吟”的青年反抗中国“各方面黑暗”的缩影，将貌似公允的“公理”言说看作知识受雇于强权来为不义的现实涂饰的表征。这样的看法是否合乎事实姑且不论，[127]但较之其他《语丝》同人，他的确站在一个更加超离的位置上，[128]甚至同人的文章和反应也被他看在眼里，冷静地观察和估量。他除了在私信中透露过一些议论外，高长虹也回忆：“我们同鲁迅谈话时也时常说《语丝》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而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的。”[129]但他终究以含蕴丰厚的沉默隐藏了自己的意见，只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文中有所提点和规谏。正因他独特的观察位置和个人期待，1929年底《语丝》接近停刊时，他才作出了这些试图盖棺论定般的著名概括： 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130] 这些判断成了后人在认识《语丝》及其文体时，总也绕不过去的存在。与其说它反映了刊物的真实历史状态，不如说是鲁迅所认为的《语丝》最值得珍视的思想和文体面向，而且其中不尽许可、有所保留的意味是不难察觉的。[131] 鲁迅对《语丝》的代际特征有他特别的看法，而且这一判断多少也影响到对它的文体投入。他主编《莽原》不久，曾多次向许广平表示，来稿太多“小说与诗”，“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太少，令他不很满意，[132]担心会因此变成《现代评论》那样“穿棉花鞋”的“文艺杂志”。[133]他期待出现所谓“撒泼的文章”，只恨自己“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134]《莽原》的作者、读者以对现实多有不满的青年学生居多，而且两者有较高的转化关系。鲁迅“立志要显豁”的原因之一，恐怕也就是顾虑到自己是面向这一群体发声的。爱青年的纯洁和无畏，又担心他们过于乐观而徒然牺牲；乐于同他们交流，又唯恐将自己灵魂里的“毒气和鬼气”传染过去，[135]这成为当时盘桓在鲁迅思想中的几对矛盾。一些青年读者的来信显示，他们对于一些并不隐晦的反语也有误会的可能，易从文字表面作出轻率冲动的推测，[136]鲁迅的确“怕得有理”。可能正因意识到这些读者的存在，他才有意想写出较为平白显豁的文章。而论起鲁迅形式最为独特，内蕴最幽深难解的作品，自非《野草》莫属，《野草》大概也贮存了他灵魂中最多的“毒气和鬼气”。有意味的是，《秋夜》等几篇稿子在他手中放了月余，《语丝》诞生后就逐件交出，而且初出时就带着“野草”的总名，可见当时已有了通盘的规划。也许在鲁迅看来，《语丝》这个平台足以担荷《野草》修辞的诡谲凝练、复杂多义；又或者他认为，该刊有同人和读者堪作解人，能从这些似梦非梦的文字中悟出些许潜藏的心曲。这样说来，他说《语丝》“时时有疲劳的颜色”，此话并不只有负面的含义，因为在这“疲劳”之中，本就寄存着他的一份。他对《语丝》“灰色”“疲劳”“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的批评，[137]实际上同构于他的一些自我批评。《语丝》仿佛是一个他可以部分地放下对众讲话和“指导青年”的社会责任，短暂地沉入独白的休憩之地。那么它之于鲁迅，终究还是有几分特别的。1926–1927年，离京南下的鲁迅辗转于厦门、广州等地，此时京中政局大变，许多先后发生过关系的刊物都已消殒，只有《语丝》岿然独存，成为他文稿最主要的去处，也是讫于此时同他发生关系最久的刊物，还能时常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论”来“破破”他的“岑寂”。他也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138] 注释： [1]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鲁迅回忆录（散篇）》，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68页，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16号。 [2]春台：《讲讲语丝》，《北新》1926年9月26日第6期。 [3]顾颉刚为1918年末入社的第1批社员，江绍原为第3批（1919年5月），李小峰、孙伏园为第4批（1919年12月），孙福熙为第5批（1920年4月）。见《新潮社社员名单》，《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9–50页。 [4]程俊英：《“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程俊英教授纪念文集》，朱杰人、戴从喜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5]关于王品青和冯沅君的恋爱经历，陆侃如和程俊英均有记述，但都不免讹舛。较为详细的考证见张耀杰：《冯沅君：自由恋爱还是读书进取》，《民国红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225–246页。章衣萍和吴曙天于1927年夏间结婚，见衣萍：《我的自叙传略》，《中国现代作家自传》，柳亚子等著，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第56页。 [6]章衣萍本名章洪熙，是胡适的同乡子侄，胡适曾为他和胡思永等讲过《诗经》《楚辞》。（《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5、124页）江绍原和胡夫人江冬秀是本家，他的母亲甚至一度居住在胡家。（石原皋：《闲话胡适》，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3页） [7]事在1924年9月28日，见鲁迅当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530页；曙天女士：《断片的回忆（四）访鲁迅先生》，《京报副刊》1925年1月8日第30期。 [8]《孙氏兄弟与鲁迅交往年表》，《孙氏兄弟谈鲁迅》，章征天、张能耿、裘世雄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84–301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语丝〉的成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43–644页。 [9]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1930年2月1日第1卷第2期；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10]周作人曾在《语丝》第18期上发布启事，称自己“不是主任的编辑人”，“帮同看稿原是大家共同的任务”，但此话更多只表示《语丝》在名义上未设“主编”一职而已。参见陈离：《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69–73页。 [11]1924年10月25日章廷谦致胡适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12]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第82–128页。 [13]章廷谦时任校长办公室西文秘书，兼任哲学系助教。见袁良骏：《川岛先生生平著作简表》，《川岛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6–137页。 [14]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15]“语丝社草创未久，组织简陋，只有一位朋友（或者应说两位）兼管发稿校对及发行的事务，别无专任编辑的人。”（周作人：《启事》，《语丝》1925年3月18日第18期）此处“一位”应指李小峰，“两位”则加上了章廷谦或蔡漱六。 [16]钱玄同1925年2月16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19页。 [17]陈树萍：《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6–41页。 [18]从现存记录来看，周作人至少曾向冰心、俞平伯、废名等人为《语丝》约过稿。见周吉宜：《冰心与我祖父周作人的早期交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信集》，孙玉蓉编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陈建军：《废名致周作人信二十四封》，《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顾颉刚日记中有李小峰催稿的多次记载，鲁迅的稿件一般也都直接寄给李小峰。 [19]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语丝〉的发刊》，《鲁迅回忆录（专著）》，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97页。可以推测，当周作人对版面有明确安排时，自然按照他的吩咐办；如无安排，则由李小峰按惯例自行决定。 [20]陈离：《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第22–25页。 [21]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22]1927年7月29日周作人致江绍原函，《周作人早期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23]如废名在给陈源的公开信中说：“到了形之于笔墨，驳难先生，真是我的不得已，——并不是怕得罪人，我的心里难道还有‘怕’的影子吗？所得罪者是先生，彼此是那么熟，不大好意思见面而已。”见冯文炳：《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废名集》第3卷，王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5页，原载《京报副刊》1926年2月2日第403号。 [24]1923年10月，林语堂被聘为北大英文系语言学教授，当时陈源任系主任。次年改选后，陈源也曾代胡适行系主任事。见易永谊：《温源宁与北京大学英文系（1924–1933）》，《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3期。 [25]刘润涛、颜浩的研究，引证材料颇为丰赡，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说法，也坐实了当时北京教育界“某籍某系”的存在。见刘润涛：《女师大风潮前夜的“某籍某系”》，《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1期；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8–78页。 [26]吴元康：《五四时期胡适自费资助林语堂留学考》，《安徽史学》2009年第5期。 [27]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05–106页。严格来说，“语丝派”的对立面是“现代评论派”，而非“胡适派”。 [28]轩：《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物略述》，原载《唐山》旬刊，转引自伏园：《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物略述补》，《京报副刊》1926年1月18–31日第388–401号。 [29]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自述》，第107页。 [30]冯荣光：《冯文炳生平年表》，《废名集》第6卷，第3438–3441页。 [31]冯文炳1924年11月7日致周作人函云：“来信收到了，欢喜非常。我这无名小子，将因了先生而博得人之一顾。小周报实在是最重要的事，试看现在的中国，有那几个是清楚头脑？最可怪者，大家都在那里做押韵诗！先生们再不出来，真不得了。我也想零细送点东西跟在先生后面走。”（陈建军：《废名致周作人信二十四封》） [32]冯文炳：《通讯》，《废名集》第3卷，第1144页，原载《猛进》1925年3月27日第4期。 [33]冯文炳：《“偏见”》，《废名集》第3卷，第1177页，原载《京报副刊》1925年12月28日第370号。 [34]冯文炳：《忙里写几句》，《废名集》第3卷，第1175页，原载《京报副刊》1925年12月15日第358号。 [35]冯文炳：《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废名集》第3卷，第1183–1189页。 [36]他当时如此评价《现代评论》上的文艺作品：“今年上季，有许多朋友问我对于几位‘专家’作品的意见，我比时很不肯如心直述，因为他们虽然不大像样，总还不至于归在‘礼拜六’项下。而他们竟互相标榜起来，仿佛一手可以掩尽识者耳目，我实在佩服他们的大胆。”（冯文炳：《“偏见”》，《废名集》第3卷，第1178页） [37]冯文炳：《给陈通伯先生的一封信》，《废名集》第3卷，第1187–1188页。 [38]“我所最相信的人，有时我也疑心他中了流言，比如鲁迅先生说某名教授愤慨他的《头发的故事》，我总以为未必如此。到了我所相信的人，真如卜效廉先生所说，‘你的人格与学问，早就做了我先天的恩物’，被人暗射起来，我不得不大声疾呼，天下事不可为矣！无已就谥我以‘偏见’，我也没有法。”（冯文炳：《“偏见”》，《废名集》第3卷，第1177–1178页） [39]冯文炳：《无题》，《语丝》1926年4月5日第73期。 [40]《语丝》第129期《寂寞扎记》一文，缀有废名的附记：“我在《语丝》编辑室里翻看这一篇稿子，不禁心喜”，可见其此时已参与《语丝》的编辑事务。（志儁：《寂寞扎记》，《语丝》1927年4月30日第129期）另外，1927年5月31日废名致周作人函，即是一封与周作人商议如何安排《语丝》第135、136期稿件的书信。（陈建军：《废名致周作人信二十四封》，《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他曾回忆为《语丝》作校对的经历：“从前《语丝》在北京出版的时候，我们有文章常是亲自跑去校对，有时一连去了好几趟，弄得书店人员有点奇怪，大有讨厌之势，要嗤之以鼻”。（《补白》，《废名集》第3卷，第1245页，原载《骆驼草》1930年6月9日第5期，无署名） [41]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6–17页，原载1926年2、3、6月《文社月刊》第1卷第5–7册；傅奕：《语丝与现代评论》，《涛声》1933年2月25日第2卷第7期；史蟫：《记语丝社》，《编辑生涯忆鲁迅》，赵家璧等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原载《文友》1943年7月15日第1卷第5期。 [42]1924年11月13日周作人致胡适函，周作人：《与胡适书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09页。 [43]1925年3月8日振致鲁迅函，《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张杰编注，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364页。 [44]疑古玄同、刘复：《疑古玄同与刘半农抬杠——两个宝贝》，《语丝》1926年6月27日第85期。 [45]刘复：《巴黎通信》，《语丝》1925年3月30日第20期。 [46]1925年6月，刘半农回国不久，钱、刘、林三人，加上汪怡、赵元任、黎锦熙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数人会”，定期聚会，专门讨论“国语罗马字”问题。见钱玄同：《记数人会》，《钱玄同文集》第3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92–293页，原载《国语周刊》1925年1月1日第21期。 [47]刘复：《巴黎通信》。 [48]刘复：《扬鞭集自序》，《语丝》1926年3月15日第70期；刘复：《〈国外民歌译〉自序》，《刘半农研究资料》，鲍晶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第181–187页。 [49]刘复：《迂仙别记八则——东抄西袭之十》、《东抄西袭之八》，《语丝》1927年3月5日、1926年10月2日第121、99期。 [50]刘复：《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奉答陈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某前辈》，《语丝》1926年1月26日、2月1日第63、64期。刘半农对学位、头衔似有很深的讲求，周作人说朋友们呼刘半农为“刘博士”，“多半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性质”，可见他们老友间微妙的关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三》，《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536页） [51]《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第160页。 [52]刘复1926年1月26日致陈源函，载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5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三》，《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537页。 [54]钱玄同1925年2月26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621–622页。 [55]1922年4月8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6页。书中此信年份作1934年，误。 [56]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62页，原载《国语月刊》1923年第1卷“汉字改革专号”。 [57]钱玄同1925年4月26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635页；钱玄同：《〈国语周刊〉发刊辞》，《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56–157页。 [58]1925年6月25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69页。 [59]疑古玄同：《废话》，《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60]任访秋：《钱玄同论》，《钱玄同印象》，第134页， [61]1925年12月31日钱玄同致周作人函，《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2页。 [62]徐志摩在信中说：“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金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们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见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致周作人函，《鲁迅研究资料（4）》，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 [63]1926年1月23日林语堂致周作人函，同上书，第142页。 [64]1926年7月，徐志摩离京南下，《晨报副刊》由江绍原代编。在此期间，两人因事发生冲突，江绍原遂不再向《晨副》投稿，在此开设的“小品”专栏也移到了《语丝》。（江绍原：《小品》，《语丝》1926年9月18日第97期，10月23日第102期）此事显然更多是一场意外，并非他主观上对两刊有所偏倚。 [65]俞平伯：《又是没落》，《俞平伯全集》第2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84页，原载《骆驼草》1930年6月23日第7期。 [66]周作人向俞平伯约稿的记录，见1924年11月28日、1925年5月21日、1926年6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函，以及1925年1月13日俞平伯致周作人函，《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第18–21、25、33、41页。 [67]俞平伯：《又是没落》，《俞平伯全集》第2卷，第584页。 [68]冯文炳：《从牙齿念到胡须》，《废名集》第3卷，第1174页，原载《京报副刊》1925年12月14日第357号。 [69]冯文炳：《狗记者》，《废名集》第3卷，第1190页，原载《京报副刊》1926年3月21日第445号。 [70]废名：《说梦》，《废名集》第3卷，第1152–1153页，原载《语丝》1927年5月28日第133期。 [71]冯至：《〈骆驼草〉影印本序》，《冯至全集》第4卷，韩耀成等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32–333页。 [72]见丁武：《“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废名集》第3卷，第1200页，原载《骆驼草》1930年5月12日第1期。 [73]1923年，常维钧“欲卸《歌谣》编辑之职”，顾颉刚拟请周作人担任，为后者推却。顾颉刚因此认为，周作人身为歌谣研究会主任，却“如此不负责任，观之意冷。他不肯负责而偏好居名，所以尤可鄙也”。（《顾颉刚日记》第1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32页） [74]1924年11月2日顾颉刚日记，《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548页。 [75]这十四项事务分别是：“《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学术年表》、清宫整理事务、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北京印书局、孔德学校、朴社、《语丝》周刊、研究所杂事、师友间杂事、家庭杂事、自己读书。”（《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562页） [76]1927年7月4日顾颉刚致叶圣陶函，《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7页。 [77]见顾颉刚1924年11月3、6日日记，《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549、550页。他曾在《语丝》上说：“去年，我曾在《努力周报》附刊的《读书杂志》上发表我的古史的意见。本年《努力》停刊，我的一篇竟没有做完。胸中闷涨的很，仿佛欠了债似的。现在语丝出版，我自然极愿把未完之稿继续做下。……因念这些年来所写的一二十册笔记之中颇有些杂乱的材料，现在把这些材料粗粗的整理一回，也可成为无数的短篇文字。……在这样冗忙的生活中也不难继续地供给语丝的文稿了。”（顾颉刚：《古史杂论》，《语丝》1924年11月24日第2期） [78]1927年7月4日顾颉刚致叶圣陶函，《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86页。 [79]顾颉刚1926年1月17日日记，见《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710页。 [80]陈西滢：《闲话》，《现代评论》1925年5月30日第1卷第25期。 [81]1925年5月9日女师大学生开“五七纪念会”当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下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五七纪念，警察打死了两学生，今日学生罢课开会，未知其结果。此等事现已不能引起人家同情，何也？”（《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616页） [82]《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726页。对鲁迅和顾颉刚恩怨的梳理参见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70后鲁迅研究学人论文集》，张克、崔云伟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4–29页。 [83]顾潮：《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9–146页。 [84]凯明：《代快邮》，《语丝》1925年8月10日第39期。 [85]张久：《果嬴与麻蜂》、《红枪会与八卦教》、《窑子与堂子》、《鸦片之战与甲午之战》，《语丝》1926年1月26日第63期、2月8日第65期、3月22日第71期、5月24日第80期。顾颉刚1926年1月17日日记：“点《果嬴与麻蜂》笔记一则，入《语丝》。”（《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710页） [86]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87]“个体时间”语出王风《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一文，文中说：“如果考虑到文学革命内部所存在的自我压抑以及此后的释放，另外考虑到文学革命的几乎所有命题都从晚清的土壤里生长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拆散这两个整体性的空间，而对个体的时间流程兴味盎然。”（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本文受这一思路的启发很大。 [88]钱锺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23页。 [89]李小峰称，傅斯年、罗家伦等早期社员出国后，新潮社一时“群龙无首”，“临时抱佛脚捧出周作人来当主任编辑，也无补于事。他对社务完全生疏，他是教授，同学生总有些隔阂；他工作忙，不能来社领导工作，负责组稿，只能在家看看现成的稿子”。见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06页。 [90]转引自陈洁：《周作人致钱玄同信函隐语考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5年第2期。 [91]同上文。 [92]同上文。 [93]穆木天：《寄启明》，周作人：《答木天》，张定璜：《寄木天》，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语丝》1925年7月6日第34期。 [94]伏园：《京报及飘萍先生》，《中央日报副刊》1927年4月25日第33号。 [95]陈离指出：“1925年5月林语堂南下厦门之后，语丝的聚餐会事实已近于停止。”（陈离：《在“我”与“世界”之间：语丝社研究》，第24页。 [96]1927年9月27日周作人致江绍原函，《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4页。 [97]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98]同上文。 [99]川岛：《忆鲁迅先生和〈语丝〉》，《鲁迅回忆录（散篇）》，第269–270页。 [100]鲁迅：《马上支日记》，《语丝》1926年7月12日第87期。 [101]沈从文：《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17页。 [102]原为《西滢闲话》一书的出版预告，转引自鲁迅：《随感录·六三 革“首领”》，《语丝》1927年10月15日第153期。 [103]李浴洋指出：“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的‘派’、‘系’通常得名于文坛派系对手的赠予一样，‘语丝派’的头衔也首先出现在对其攻伐的文字中。”（李浴洋：《〈语丝〉：1920年代中国的文坛生态与文学经验》，《文艺报》2014年1月20日） [104]周作人晚年回忆：“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功夫，就只可惜使用在斜路上，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由俏皮而进入刻薄卑劣，实在够得上‘叭儿狗’的称呼，但是如果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此话虽带时代气氛，却也是写实之谈。（周作人：《〈语丝〉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第774页，原载《羊城晚报》1957年10月3日） [105]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回忆录（专著）》，第1131–1132页。 [106]在那时，鲁迅甚至连章廷谦偕新婚妻子的拜访都予以谢绝，理由是：“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见1923年10月24日鲁迅致孙伏园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91页。 [107]1924年9月24日鲁迅致李秉中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84页。 [108]语出1924年11月13日周作人致胡适函，周作人：《与胡适书二通》，《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第509页。 [109]1925年3月31日鲁迅致许广平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145页。 [110]《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634页。 [111]鲁迅：《通讯》，《猛进》1925年4月3日第5期。 [112]1925年3月31日鲁迅致许广平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146页。 [113]1925年2月17日鲁迅致李霁野函云：“《语丝》是他们新潮社里的几个人编辑的。我曾经介绍过两三回文稿，都至今没有消息，所以我不想寄给他们了。《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都可以登，未知可否，如可，以那一种为合，待回信办理。”（《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56页） [114]1921年8月17日鲁迅致周作人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第114–115页。 [115]《〈莽原〉出版预告》，《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172页，原载《京报》1925年4月21日广告栏。 [116]开培尔作、鲁迅译：《论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语丝》1925年10月19、26日第49、50期。 [117]鲁迅1925年5月1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5卷，第563页。 [118]王晨辰：《鲁迅“杂感”文体的确立与文学观念的变迁》，《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119]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于北山、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2页。 [120]鲁迅：《答KS君》，《莽原》周刊1925年8月28日第19期。 [121]鲁迅：《〈坟〉的题记》，《语丝》1926年11月20日第106期。 [122]鲁迅：《写在〈坟〉后面》，《语丝》1926年12月4日第108期。 [123]仲济强指出，对于《坟》的“论文集”性质，鲁迅在《二心集·序言》（1932）、《鲁迅自传》（1930，1934）等文中都有清晰的界定；1932年又曾“微调”为“论文及随笔”。见仲济强：《从“论说”到“杂感”再到“杂文”——鲁迅文体意识脉络的钩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 [124]“咬文嚼字”系列发表于《京报副刊》，“忽然想到”发表于《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这个与那个”发表于《国民新报副刊》，“无花的蔷薇”系列发表于《语丝》。 [125]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年11月23日第54期。 [126]“《现代评论》的一千元津贴事件，我一向没有插嘴过，而‘主将’也将我拉在里面，乱骂一通，——大约以为我是“首领”之故罢。”（鲁迅：《随感录·六七 “公理”之所在》，《语丝》1927年10月22日第154期） [127]邱焕星认为，鲁迅主动介入女师大风潮，虽出于他自身的判断，但他对风潮内幕并不完全清楚。在“法日派”和“英美派”争夺北京教育领导权的斗争中，鲁迅的参与实际上给了以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人为首的“法日派”很大助力。另外，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立场倾向、依靠的党派势力等判断，皆有失实失准之处；在将对手“抽象化、类型化的同时，实际抹杀了对手的复杂性”。见邱焕星：《鲁迅与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128]邱焕星指出，在论争中，鲁迅“有意将‘私怨’上升为‘公仇’，将派争转化为政争，在不断的政治化中，树立‘我们—他们’的敌对关系”。而“《语丝》同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没有鲁迅那么远”。（邱焕星：《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如此，则周作人执着于“一千元津贴”一事，也可以看作他通过将论战内容“具体化”，有意识地对“上纲上线、党同伐异”作出的自我约束。 [129]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长虹全集》第2卷，第199页。 [130]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 [131]这篇文章发表不久，鲁迅就在给章廷谦的信中明示，其用意是为了敲打那些“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的“语丝派”中人，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这意味着这些论述均以1929年底鲁迅的心境和情绪为背景，此时他与刘半农、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李小峰等语丝同人的关系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见1930年2月22日鲁迅致章廷谦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2卷，第107–108页。 [132]1925年4月28日、5月3日鲁迅致许广平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191、208页。 [133]“穿棉花鞋”一语直接引自许广平来信，但源头是林语堂给钱玄同的信。林氏在信中说，《现代评论》的风格与“穿大棉鞋与带厚眼镜”的“学者”相仿。见林语堂：《给玄同的信》，《语丝》1925年4月20日第23期。 [134]1925年5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241页。 [135]1924年9月24日鲁迅致李秉中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第285页。 [136]一位署名“霉江”的读者致信《莽原》，对江绍原《仿近人体骂川岛》（《语丝》1925年8月31日第42期）一文说《民报副刊》是“是共产党办的”表示愤慨。此文以明显的反语写成，故鲁迅在复信中解释：“我的意见，以为先生太认真了，大约连作者自己也未必以为他那些话有这么被人看得值得讨论。”又说：“先生大概年纪还青，所以竟这样愤慨”。（霉江、鲁迅：《通信》，《莽原》1925年9月4日第20期） [137]1925年3月31日鲁迅致许广平函，《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6卷，第146页。 [138]鲁迅：《通信》、《随感录·五五 反漫谈》，《语丝》1927年10月1、8日第151、152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转载自“论文衡史”微信公众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