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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幽灵”还是“曙色”，自《共产党宣言》诞生那天起，共产主义运动便遭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梗阻和围堵。和西方一样，近代以来的日本，也一直对与共产国际有关的信仰和组织，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然而，日本政府所设置的“防共”隔离墙，最终竟以“容共”的方式自我崩塌。其间经纬，扭曲而戏剧，矛盾而复杂。当我们去凝视中共百年生涯中的这一历史侧面时，党史中鲜为人知的细节与艰辛，或许能给今人带来别样的启示。 一、地缘政治下的“主义”和“利益” 战争期间日本对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打压，是一贯始终的，极致时竟出现了以昭和八年（1933）佐野（学）、锅山（贞亲）等共产党干部放弃信仰为标志的“大转向时代”。直到1945年12月，行刑在即的东条英机仍在谴责英美人的所谓重大错误，说“他们破坏了日本这一反共堡垒”；而麦克阿瑟初到日本时，也在反对天皇专制和主张言论自由的意义上释放了许多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在押政治犯，并且一个月后这些出狱的人还合法地组建了日本共产党。仿佛是一种悖论，当“主义”遇到“利益”时，便容易碰上《想象的共同体》这一亘古难题。由于国际纷争中的当局者们都十分老练于“主义”和“利益”关系的处理，因此，在地缘政治博弈下，日本与苏共和中共之间的相互对待政策中发生某些跳荡不居甚至不可思议现象，也就无可怪焉。事实上，几乎从明治期的山县有朋开始，日本便莫名其妙地把中国东北(“满洲”)看成是它的“生命线”，东北的事也仿佛是他家的私事。为报甲午战后俄国干涉“还辽”的一箭之仇，日俄战争爆发，日本险胜。出于与俄国争夺“东支铁道”管理权和增大自身在“满洲”权益上的筹码，保住已近囊中之物的所谓“生命线”，日本派荒木贞夫等趁俄罗斯内部爆发共产革命之机出兵西伯利亚。这意味着，如何有效地克服共产主义力量对日本“北进”行动的阻止，一时间已成为军国日本反共防共国策的核心内容。可就在日本当局全力防范苏俄染指“满洲”时，1928年12月，蒋介石与张学良成功地实现了“东北易帜”，东北亦从此在中华民国的法理上明确了主权归属问题。不宁唯是，1932年，在李顿调查团来华期间及国联处理东北问题的最后阶段，南京国民政府在国联外交上的努力亦成功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不仅使中国在道义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还使“满洲国”的主权属于中国的共识进一步被赋予以国联认定下的国际法理意义。 在共同应对日本的问题上，中苏两国应该是天然的盟友，所以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甫一爆发，中苏便立即签署了共同对日的互不侵犯条约。但由于在中日俄三国关系的要素中，之前搅进了蒙古，中间掺入了“满洲”，最后又出现了德国，因此，其复杂走向便无法不在特殊的逻辑上超常规展开。原本，包括现在的蒙古国和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在内的外蒙古，在清代和民国初年同属于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上层集团在沙皇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直到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苏俄都一直明暗襄赞，推波助澜，尽管当时的北洋政府并未给予承认。日方显然了解外蒙地区与苏俄利益诉求彼此契合的事实，也深知自己圈定的所谓势力范围“满洲”亦亟需获得接壤强邻苏俄的默许或承认，而且事实上，经1931年九一八事变军事威压下的东北军西遁和1933年2月松冈洋右的“国联脱退”，日本已经利用军事和外交手段在形式上否决了东北主权归属问题上的中外“法理”依据，这就使“蒙古国”和“满洲国”这两个分别掌握在苏联和日本手中的傀儡政权，终于到了可以对等讨价和彼此默认的时刻。这意味着，1941年4月苏联能与日本签署中立条约，一是因为两国都想规避两线作战的困境——苏联担心被德、日夹击，日本亦无力抵抗苏、美合围，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仍在于苏日两国的“东进”和“北进”策略都各自得到了满足，并且这种满足还获得了相互承认。《日苏中立条约》中“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依约遵守中立”“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等规定意味着，日本对苏俄在蒙权益的默许，即等于苏俄亦承认了日本对“满洲国”的“亚洲门罗主义”主张；而“满洲国”的攫取一旦获得日苏条约的切实保障，日本“北进”国策中的全部虚张声势，亦不啻向世人告白了一个事实，即日本为什么不会与德国联手去东西夹击苏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苏中两国的利益不一和国策不一，将会造成怎样不同的对日态度和政策。有学者指出，苏联的国策之一，就是防止日军北进，为此，支持中国抗战的目的是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以减低其北进的可能。同时，由于德国在西方的强势崛起，苏联的另一国策，就是如何避免与日本全面冲突，以躲开东西两线作战。为此，苏联又需要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妥协余地，并与渝府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直接卷入中日战争。那么，蒋介石的对苏国策又是如何制定的呢？其一，尽可能将苏联和渝府绑在一起，争取苏联成为渝府的抗战盟国，改变渝府孤立的国际处境，并争取更多的援华物资；其二，因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故尽可能将日军引向北进并引起苏日冲突，这样，苏日相互消耗，既可削弱苏联和中共，又可减轻渝府的抗战与剿共压力。在处理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上，蒋介石还一直设法如何将英美拖入：为避免出现日本对远东利益的独吞并尽早将日本逐出中国，蒋曾力劝英国要早日参与远东作战以制裁日本，同时，还希望英国不要在巴尔干牵制德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德国专心东进攻俄，以达到消磨苏军实力和削弱中共武装的目的；而为了阻止苏联坐山观虎斗后的“一国坐大”进而用共产主义去发动世界革命，蒋又力主让美国避战，至少“美倭之战决不在俄倭之先”，好让日本去消耗苏联。总之，俾英出阵，是作为战略家的蒋介石，而消磨苏联，是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前者是抗日，后者是反共；前者是利益，后者是价值。然而对蒋而言，事实的走向每每“行拂乱其所为”。尤其是国民政府对共产党的借刀杀人盘算，虽偶有小得，但最终无效。 二、中共的国际生存状态与日本的“防共”“容共”政策 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为人们客观地了解和把握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国内国际实况，特别是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观测系统。按照“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定理，倘没有内外环境的变化，则国共两党的武装斗争时间，可能会被缩短许多。但自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已拿不出理由再去进攻共产党，无论是军事上、政治上还是道义上的。以西北为根据地的中共，也充分利用了这一机遇，边抗战边绘制未来蓝图，并逐渐积蓄起日后能担此大任的军事力量和干部队伍。延安的核心部队是躲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经过长征于1935年底到达陕北的8000士兵。因延安没有迫在眉睫的外部压力，因此，经过休整和招募，1937年还只有4万名党员的中共，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人数已高达120万；中共的主力部队八路军则从8万人成长到超过100万，新四军也从1.2万人成长为26.9万人。问题在于，中共是怎么做到的？ 有一个特别的纽带把中共、苏共和日本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曾登台发言，片山潜和陈独秀亦同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这意味着，成立于苏联的共产国际事实上已为中日两国的共产主义人士搭建了一个接触和携手的平台。1928年，片山潜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代表日本、英国、美国等支部曾大声宣称：“独立团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后，片山潜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章。结果，使1931年11月20日在“满洲”战场的300名日本士兵拒绝作战，而1932年2月，神户的两个团日军也拒绝开往“满洲”。不仅如此，1932年8月，片山还在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上，激烈地抨击了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勾结，妄图消灭中国红军的罪恶活动，号召国际反战组织一致支持中国革命。 这解释了共产国际的联合平台，为什么会成为日本当局警惕对象的原因。陆军省担心中国的“共产军”与苏联的“赤露”连成一片威胁到所谓日本的“满洲”利益。1933年，在陆军省调查班的一个小册子中曾一度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苏维埃地区即“共产军”，颇有渐次扩大巩固的趋势。且目前看来，南京政府已无力剿灭之。今日之中共固然尚未与苏联接壤，可倘若有一天通过蒙古和土耳其与苏联连在一起，那么，仅凭国民政府的力量，就更是无力回天。其潜在的危险，便是整个中国的赤化。而进一步的担心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态，还必将严重威胁到日本倾力打造的“满洲国”无疑。日军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的调查资料中，也表示出类似的担心。他们害怕以前以江西为中心的“共产军”，会经过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把中国与“赤露”连通为一体，认为“国际赤色干线的实现，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种观察让他们感到悲观：1934年10月瑞金苏维埃政权解体后，特别是“共产军”开始长征后，四川的“共产军”与江西的“共产军”合流，攻打四川和贵州，并结成了一个圆形的“大共产区”。估计，这股力量终将通过新疆，与苏共“赤露”遥相呼应，连成一片。直到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领的红军落脚于延安之前，陆军省都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共的行踪。当然他们也不情愿看到这样的事实作为中苏合作的条件之一，蒋介石竟再度采取了亲苏容共的政策，并且还对中共占据的西北数省表示了默认。有学者称：“延安政权的建立，对陆军来讲意味着共产党势力范围将与苏联接壤，而这也正是陆军最应警惕和最可能出现的事态。” 于是，“防共”俨然已成为该阶段日本对中共的重点政策。而且，日本当局抛出“日中提携三原则”（广田三原则）之一“共同防共”策的1935年10月，也正是毛泽东率领红军完成长征之时。这里，“日中提携”的所谓“中”，显然不是指共产党政权。然而，关于“中国”与“防共”的关系问题，户部良一认为，外务省的“防共策略”中其实隐藏了许多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利用对苏防卫的“防共”说辞，强力推进“北支”（华北）工作。1936年5月，“支那驻屯军”一度增加了2.5倍，理由是，“那些标榜抗日的共产军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而平津地区共产党和抗日团体的策动，也让人深感不安”。1936年2月，陕西“共产军”确曾进击过山西，但日方突然增加如此多兵力，却表明“支那驻屯军”司令官想通过兵力的增加，试图谋得一个与关东军司令官同等格位的天皇任职，并借此逼关东军势力从华北地区撤出。其次他认为，“防共”概念或口号被使用时，还内含有各种意涵和指向，诸如“列国协作”“对华（蒋介石政权）提携”“强化日本对华北影响力”“限制关东军扩张”等不一，其目标之间亦必然会相互龃龉，矛盾丛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真正威胁不但没有被深刻认识到，日本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想利用中共的倾向。例如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订不久日本陆军将国民党势力逐出河北后的尴尬局面：被逐出的国民党势力中，有抗日军队、党部机关和特务组织等。可是，这些机关和组织的所作所为显然不只是抗日，还包括对共产党的严厉镇压。但由于国民党组织被驱逐，共产党的势力反而趁其空隙渗透进国民党腾出的空间里。由于日本的“防共”指向十分混乱且每每自我抵消，加之日本军方对中共的认知多停留在“土匪”和“乌合之众”等外观印象上，结果，陆军或未能真确了解和把握“共产军”的动向，或不以为然，或有意忽略之，以为无所谓。 西安事变是日本当局警惕和防范“共产军”的重要转折点。《支那时局报》曾围绕事件背后共产党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主题，重新开展对“共产军”实态特别是战斗能力的调查和分析。调研结果显示，除了“共产军”有素质不高、战法落后、给养不足等短处外，以下事实反而衬托出中共的优势：（1）绝对服从命令，有未完成任务者将受到严厉处罚；（2）长于集中优势兵力作战，利用剿共军分散、联络不畅之机，实行各个击破；（3）装备简单、轻装上阵，擅长机动战；（4）常年奔走于山地，行军能力极强；（5）长期过着非人的生活，拥有极强的吃苦耐劳精神。西安事变发生一个月后，《支那时局报》不但发现共产党魁首毛泽东、周恩来在西安和西北地区的“赤化”脚步不断提速，还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企图，即“主动把共产军赶向北方，并使之搅乱满洲事务”。于是，在对蒋介石深怀不满的同时，日本当局也开始对中共表示焦虑，认为“共产军”的介入，使“北支”“内蒙”和“满洲”之未来走向，“令人堪忧”!国民政府对日方“防共”政策的反向利用，无疑使政策内涵变得复杂，而更复杂的局面还体现在陆军省新闻班所观察到的其他系列事实——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该新闻班将中日战争的根源上溯至西安事变，也进一步追溯了蒋介石“容共”的更深层背景。认为西安事变是“支那共产党为确保将东北军置于其统一战线内部而发动的一场军事政变。通过这一政变，（中共）剥夺了蒋介石的自由意志，迫使蒋介石按照周恩来的想法来达成国民政府的容共抗日目的”。但这是“人民战线战术的一大成功”，而“不是共产党的败北”。其“与国民党的妥协，是双方为达到抗日目的而做出的相互让步。为实现支那的赤化，（中共）这一做法实不失为巧妙的战术，表明共产军的胜利将成为最终结局。然而，有一个隐蔽的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那就是潜藏其背后的苏联的强大力量”。户部良一指出，“共产军的胜利”云者，仿佛已预见到最终的胜利应该是共产军对国民政府军的胜利，而不是相反。但中共能出人意表地发展到这个程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陆军紧紧盯着能对其侵华行动给予正面抵御的国民政府军，另一方面则在于“共产军”经历过不为人所关注的稚拙造反期、避其锐气的实力蓄积期和一露头角即天下无敌的强大展示期。后来，尽管日本军在“百团大战”后意识到“共产军”的战斗能力，并对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实施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暴行，但由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决战略远重于对中共的扑灭需求，因此，日本的“防共”政策在推展过程中，已经在很多层面和复杂的关系纠葛中被逐渐稀释和冲淡——无论是日本当局自我矛盾的“防共”解释、对国民政府顺势利用手段的反利用，还是顾虑到强大的苏联力量之暗默呼应等，都反而使中共党及其军队在外部力量的平衡牵扯下被有意无意地隐身化了。 1944年春天，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本将51万军队压向正面战场，在重挫国民党军队的同时（伤亡50—60万人），也极大地减轻了对中共敌后战场的压力，致使“共产军”的军力倏忽间陡升。仅八路军，“1943/1944/1945”三年的比例关系就已实现了“339000/507620/1002893”的几何式增长。日本陆军内部的议论是：“中共与重庆政权在本质上是水火不容，而事实上，中共正利用重庆政权的持续抗战，趁机在我方的占领区内扶植其势力，渐次建立起与重庆政权对立的半独立政权，对于此等情形发展，我们应该重视。”这种议论，显然注意到“一号作战”后国共两党在军事力量对比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并且这一变化还严重地打破了以往的政治平衡：“本作战虽然打击了在华北的重庆军，却因减少了确保占领区的兵力，削弱了日军对共产党的压力，因而影响了国共双方力量的对比。”然而实际上，中共延安政权尽管在政治主张上与渝府不同，但抗战爆发以来却从未停止过对日军事行动，“共产军”数量的成倍增长之所以能让决计“南进”的日军感受到了腹背式压力，也是因为除“国军”外，日本已预感到它还必须要做好承受“共产军”乃至共产主义大本营的打击准备。但这也就意味若日本对中共政策可能要发生的重大转向，即由过去以对抗为基调的“防共”政策，转变为以和缓甚至和平为目标的“容共”主张。 1944年7月3日，“大本营政府连络会”在决议《对支作战之宣传要领》时，首次称中共势力为“延安政权”，并同意将尽量避免使用“反共、剿共、灭共”等字眼。尽管军方以“此种对共产党政策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对华北方面军之剿共政策，甚至对国民政府之政策皆有重大影响”为由表示不满，但重光葵外相却执意为之，认为“防共”与“容共”，不单单是思想与主义的问题，它须与国家对外政策一起做通盘性的思考；而战争末期的苏联对中共和重庆皆拥有绝大的影响力。具言之，（1）既然无法以武力轻易镇压华北之共军，不如改用非武力之政治手段，尤其是苏联一向将中共视为“对日前哨战”之一环，故调整对中共政策，实有助于缓和日苏关系；（2）容共政策作为诱使苏联愿意与日妥协之重要手段，可以强化《日苏中立条约》，甚至能更进一步签署奠定保障日本之安全的条约；（3）战争末期，日本军政要员对于国共关系之态度，有相当程度是缘于深信苏联对中共和重庆皆拥有绝大的影响力；（4）苏联应该并不希望美国势力进入亚太地区太深，惟此，也不乐见日本的全面崩溃与衰弱。但因目前苏联的方略就是利用共产主义全面渗透中国，因此，日本唯有放弃“防共”政策与苏联谋妥协，才是正途；（5）当时日本国内亲苏氛围日趋浓厚，苏联可能会干涉日本内政，要求日本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让共产主义者入阁；同时，亦有主张与延安合作者，体现为在东亚，苏联拟以中共为中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而中共亦扮演着苏联的“东亚先锋队”角色，并广泛收编日本共产党和反战联盟，其影响力已持续扩展到日本内地，且对日本构成了巨大威胁，故亟需缓和对苏共和中共之政策；（6）对于中共，如何借重他们来离间苏英美的同盟关系，应立即着手研究，此乃大本营之期望。 但是，正如波多野澄雄所注意到的，当1945年5、6月间为防止苏联于中立条约期满后参与对日作战，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特持“日中苏”合作构想前往箱根与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Yakov Malik)会谈时，马立克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这等于宣布了日本“防共”“容共”政策的失败。然而，“容共”的背后应该有更深层的问题需要提起关注， 即日本念兹在兹者仍然是如何通过“容共”手段来强化《日苏中立条约》，以维护其在“满洲国”的特殊权益。但是，中立条约中“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是以“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之条件为前提的。当苏联在蒙古的利益保障（承认外蒙独立）者已经由1941年4月莫斯科会晤上的日本转换为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的美国时，并且罗斯福提供这种保障恰恰是为了敦促苏联及早进击在华日军时，日本病急乱投医式的“容共”政策，显然已随着1945年6月30日之后付署在即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尊重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这一不啻取消《日苏中立条约》的宣言和8月8日的对日宣战，而彻底走向破灭。这也意味着，无论“防共”还是“容共”都无法阻遏其发展壮大的中共及其军事武装，不但应验了日本“陆军新闻班”当年的预言，其后亦果然从东北南下，并最终完成了解放中国全境的大业。 三、日本共产主义者对中共抗日事业的明暗支持 通贯于《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安德森定律”及其普遍有效性，在日本共产主义者身上，却每每遇到反例。 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1901—1944），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他在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这样写道：“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激起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而是中国问题的现实展开加深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尾崎秀实在上海结识了鲁迅、夏衍与史沫特莱等左翼文化人士，他联合在华“日籍同志”，以“日支反战同盟”为阵地，投入反战队伍之中。在任职《朝日新闻》驻上海的特派员工作中，尾崎积极与抗日地下组织联系、合作，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给中国同志。1937年6月，尾崎进入日本内阁权力中心，成为首相“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其间，尾崎与另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理查德·佐尔格（德籍苏联间谍）交集并合作，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1941年夏，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是“南进”还是“北进”，无疑已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日本北上攻苏，中国抗战处境将更艰苦。值此关键时刻，作为佐尔格小组核心成员的尾崎秀实，在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的情报后，通过佐尔格及时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决心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1941年10月中旬，佐尔格的真实身份暴露，尾崎秀实等30多人亦先后被日本军部逮捕。日本检方在审讯尾崎秀实前，曾坚信尾崎之所以会出卖国家机密，当然是为获取金钱。但讯问的结果，包括其他被捕者的供述，表明了这一猜想是完全错误的：“尾崎也好，他的德国同志佐尔格也好，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都是廉洁高尚的人，而且头脑都十分聪慧，为了守护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团烈火般的激越的灵魂，令人想起古代的志士仁人。我虽然作为法官在审问他们，心里却是深深地敬佩他们的”,“他不仅没有收取一点工作经费，反而还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入中缩减出钱款来充作行动资金，高田法官承认，在金钱上，他没有丝毫的污点”——负责佐尔格一案的高田法官如是说。1944年11月7日，日本方面特意选择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以叛国罪将尾崎秀实秘密绞死。 与上述不同，下面的因果现象，似乎也需要学术界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如前所述，昭和八年(1933),作为日本共产党“大转向时代”标志的佐野（学）、锅山（贞亲）等共产党干部背信转向事件，曾给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造成过重挫。但是，正是这两位，却在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中发挥过特异的作用。有学者注意到，把对延安妥协的策略提升到国策层面的，就是这个成立于1939年的战争指导班，并且自成立那天起，它一直是陆军及外务省与海军协调制定重要对外政策的要害部门。从1944年初起，已声明转向并脱离日本共产党的锅山贞亲和佐野学开始出入于战争指导班，并多次与其成员举行会谈。战争指导班对他们的中共分析颇为关注。“1944年3月17日条”有如下记述：“听取佐野学对中共看法。言中共之弱点在无建设性，除苏联外美国势力亦已渗透中共较深等点，较从前观察更进一步，将来制定政策值得参考处颇多。”据说锅山还曾接受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晴气庆胤大佐的指示，于1944年2月前往北京研究中共动向，两个月后提交了题为《中共的优点和弱点》的报告书。其要点是：（1）延安政权是在边境地区拥有根据地的独立政权；（2）与延安进行和平交涉值得考虑，但不能忽视莫斯科对延安政权的影响；（3）延安政权与蒋介石政权不同，十分廉正等。这些分析在战争指导班内获得共鸣，从而成为制定《对支作战之宣传要领》的基本资料。在锅山、佐野对中共的分析中，战争指导班特别注意到，中共不仅拥有政治独立性，而且“除苏联外，美国势力也已相当程度渗入中共”，而这也是重光葵强烈意识到的事态以及不久便易“防共”为“容共”的十分重要的情报依据。据说，重光是通过战争指导班班长松谷诚大佐得到这些情报的。佐野和锅山对中共的正面或示弱描述，让人有理由推测，那些所谓“转向”的日本共产党人，似乎已在有意无意间把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希望，寄托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至少在结果上看如此。 作者简介：韩东育，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