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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革命的进步思想性和文学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一直以来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当代作家的成就标准。今天，当我们重读郭澄清先生创作的《黑掌柜》《社迷》《茶坊嫂》《大刀记》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甚是感受到了文学艺术上的享受和文明革命思想上的启蒙。郭澄清用他的文学艺术修练的文学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和极为宝贵的文学财富。他几十年筚路蓝缕、矢志不移的创作，取得了比肩赵树理、孙犁等一代文学大师的艺术成就。但是，受历史风云的影响，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真实而客观的肯定，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应该的。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站在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历史关口，有必要对郭澄清及其创作进行重新疏理和评价，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予其科学、公正、客观的认识和应有的地位与尊严。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历史的必然，更是致力于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必须坚守的操行和道义。 郭澄清是一位被历史风云所长期遮蔽和被严重误读的作家，理应还原其人民艺术家的本来面目 纵观李宗刚教授主编的《郭澄清研究资料》，黄书恺和高艳国先生所著《风雨大刀魂•郭澄清评传》，已充分的展现了众多名家的最新观点，正如《文艺报》编者按语：“由于时代的原因，郭澄清先生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正确的阐释，文学史对他的定位评价还很不充分、很不到位。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位与时代错位了的作家，是一位被文学史遗忘和忽略了的作家。”【1】这一评价，十分客观。但是也应当看到，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不在于郭澄清“错位”了时代，而是时代和社会“错解”甚至“误解”了他。 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界对新时期以前二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总体上来说持负面的意见占据上风。由于郭澄清的创作正好跨越这两大时期，因此他的作品便遇到了一定的漠视和误读。这其中折射的其实是社会思维的简单化、偏面化和追风化。不可否认，二十七年时期，文艺创作出现了一度的部分单一性现象。但是，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还有一部分作家，仍然像科学家一样，坚定地追求文学的高尚之美，如同时代的科学家追求第一颗卫星上天，第一颗氢弹暴炸成功一样。科学家和作家他们在各种环境下，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夹缝之中，努力探索实现科学和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途径和方式，创造出了一些在常人难以想象的成就。在文学领域，郭澄清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郭澄清的一生一直在坚持着自己创作道路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原则，更是坚守了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他的作品以写人性之美为主基调，重在描写落后生产力、落后生产关系与先进思想和新生事物之间的矛盾，反映和揭示人民内部矛盾，努力体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中国风貌。真实性地起到了文艺服社会并促进文明，服务生产力的基本作用。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角度看，他的创作成果实际上是文学的一泓清泉或一方绿洲。 郭澄清一生坚持为基层人民的生活写作。在郭澄清追悼会上，宋法堂同志曾经指出：“郭澄清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人民作家，终其一生为了他热爱的人民和乡土而拼搏而创作。”【2】这一评价可谓恰如其分、精准到位。郭澄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为人民而创作的人。他始终坚持以毛泽东同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进行创作。在他的词海里，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的尺度和砝码。他的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说《社迷》《篱墙两边》《茶坊嫂》《黑掌柜》等几十篇传世佳作，都是扎根农村生活，刻画鲁北大地广大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反映时代风貌和新社会新人物，属于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精神食粮”。郭澄清的短篇小说至今仍然被人们提起，鲜活的人物让人们难以忘怀。他的文字，无不爱憎分明，以火热的激情拥抱生活。现当代那些伟大和杰出的人民艺术家，都始终遵循了为人民而创作的原则。正如中组部老部长张全景同志2005年《写在郭澄清同志新版<大刀记>出版之际》中所言：“人民的作家为人民”。【3】回顾现当代文学史，实际上正是包括郭澄清在内的一代代优秀作家传承人民艺术，不断开拓奋进，阔步走向未来的历史。我们仿佛看到，从鲁迅到王蒙，从赵树理到郭澄清，从铁凝到路遥，人民艺术家们一路走来，书写了人民文学的瑰丽诗篇。不论是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郭澄清先生都是一头扎进《大刀记》的创作之中，他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作出属于自己的人民的文学创作道路。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就是作家中的战士，是大地上的一棵青檀树，能够耐得住干旱和贫瘠，顽强地在石头缝里生长。他的坚守，他的创作，是一种精神，一种大树扎根大地，向泥土深处“深扎”的精神，更是一种正直、向阳和向上的精神。 新的时代呼唤对郭澄清文学创作道路进行重新研究和认知评价，许多文艺批评名家，包括张炯、阎纲，谢永旺，雷达、吴开晋，吴义勤、孟繁华、陈晓明、梁鸿鹰、朱德发、魏建、杨守森、张学军，李宗刚，张丽军，李均等对此也已经发出了他们的声音和呼吁。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在这样一个时代，郭澄清以他完美的艺术修养创作的经典文学作品，弘扬了让人们信服的时代精神。在建国70周年，《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建党100周年，《大刀记》入选60部之一的《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之际，在文学史上认知郭澄清。近10余年，由中国小说学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适时召开了｀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讨会｀，众多专家呼吁，要对郭澄清的文学创作进行全新的诠释和解读。 郭澄清的文学创作成果，客观上形成了富含文学哲理的语言特色，其作品布局结构巧妙并可信性极强，作品中人物鲜活，有让人过目不忘的效果，是青年作者可借鉴的范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文坛形成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以及以欧阳山为代表的“南国羊城”派，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形成较大影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当时在中国文坛大地上，以郭澄清，李凖等为特色，以书写新生活、塑造新人物为主要特征，产生了一定的集群效应，也在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只是对于这一作家群，文坛没有足够的重视，也无人研究。 郭澄清的创作一直坚持书写和讴歌新社会的“新人物”，发挥了领路人的作用。他的创作有自己的自觉和选择，而不是漫无目的的旅行。他的全部作品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努力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体现社会主义大公无私、以社为家、爱社如家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他的儿子郭洪志先生曾介绍说，父亲特别重视小说人物的塑造，生前常常说，人物活了，人们看了信以为真，才行。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郭澄清总是找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好人好事来写，用英雄模范的事迹影响人、引导人。新社会的新人物，始终是他作品的主角；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他创作的主基调。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发言时，他曾指出，作为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才有资格歌颂我们的新时代、新人物。曾任山东艺术学院院长的李健葆也认为，郭澄清努力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也自然成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 郭澄清的创作成果客覌存在的形成了自己的“新人物”谱系，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他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黑掌柜》《茶坊嫂》《方方嫂》《社迷》《嘟嘟奶奶》《公社书记》等，都塑造了新社会新生活背景下的新人物，形成了北方农村基层社会的人物谱，并呈现出鲜明的性格特色。他笔下新人物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人物形象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新”。一是思想观念新，二是行为作风新，三是精神面貌新。他们有些虽然是平凡人物，但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有些还具有雷锋主义精神。以《公社书记》为例，郭澄清塑造了一个新社会乡村基层党员干部的新形象。主人公项书记，虽然是公社干部，却让大家喊他老项，无论是外貌形象，还是举止打扮，都与一般群众无异，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体现了干部群众一家亲的理念。同时主人公不仅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而且还具有反对特权专权和渴望民主平等的现代思想。这都是“新人物”的重要标志。 受郭澄清的引导和影响，特别是他“手把手”的教导，以及通过创办文学刊物《激流》《宁津文艺》等，他所在的宁津县走出了一大批短篇小说家、戏曲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家。其中包括张长森、王中才，张宝森，郭洪红、赵廷辉、孟吉庆、刘德荣等人。他们的创作，也都带有郭澄清书写新人物、塑造新人物的鲜明特点，形成了一种难得的“宁津现象”。这其中也包括杨柱山的《乡村车站》《山村闲话》《明日是星期天》，王焕琦的《远去的岁月》《地出霞光》，谢文成的《抒情的鲁北》《流浪的红蜻蜓》，孙福新的《圣洁的水》《冰雪恋人》等等。这一作家群体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以郭澄清为代表，以申跃中、张峻、尧山壁、申身、张长森、牟崇光、王中才、张宝森、杨金亭等为骨干的河北、山东作家群。他们综合借鉴融汇了赵树理的山西乡土语言、孙犁的河北纯美语言和沈从文的湘西静谧语言，以反映时代新人和时代精神为己任，构建起新社会的新人物谱系，为繁荣当时的文艺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革命叙事中的人伦价值建构》一文中明确指出，郭澄清的作品一度与赵树理的作品相媲美而别有趣味。赵树理的作品倾向于揭示社会问题，而郭澄清的作品则重乡村伦理的保持和建设。黄书恺、高艳国则先生认为，郭澄清跨越“十七年文学”和“特殊时期”两个时期，并且是两个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家，尤其是在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文学评论家更是将他与孙犁、赵树理称为那个时代的三驾马车。他们共同构成那个时代一道质朴的文学风景线。 郭澄清的史诗性代表作《大刀记》具有强烈的革命进步与民族覚醒思想，其文学艺术价值也是传统文学构架中创造了现代语言，塑造了新时代的人物形象美，充分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发掘了其超越时代的内涵和意义。 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诞生之时，曾在文坛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巨大轰动。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大刀记》所展现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精神，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和所提倡的。 从思想内容上看，《大刀记》是弘扬中华民族的“大刀精神”。它展现了民族的精神与血性。《大刀记》重在写人，写人的精神，作品始终贯穿着人民英雄主义精神。郭澄清将梁永生这一主人公，作为炎黄子孙的代表来书写、来塑造，展现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永不屈服、敢于反抗的“大刀精神”。事实上，郭澄清所塑造和铸造的这一“大刀精神”，如同李云龙的“亮剑精神”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和一种文化符号，渗入国人的血液和灵魂之中。 《大刀记》还展现了难得的家国担当与责任。《大刀记》书写的是鲁北地区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奋力抗战的故事，作品展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当民族面临危亡考验之时，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利益，不是家庭甚至家族的利益，而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大义。这些，是与郭澄清身上所蕴含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意识是分不开的。 《大刀记》还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红色的基因与传承。这部诞生于上个世纪的作品，本质上说属于“红色文学”范畴，其书写和传承的是我们党的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言实出版社编辑出版“百年百部红旗谱”书系，中国作家协会选编“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大刀记》都位列其中，本身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从艺术成就上看，《大刀记》属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代表性作品。它展现了中国故事的特质。《大刀记》讲述的是家史、村史和民族史，是鲁北大地的故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郭澄清在《龙潭记》后记中曾说，“龙”者，炎黄子孙之象征也；“潭”者，乃“龙”之故乡者也。或者说，“龙”，即我中华民族；“潭”，即我万里“神州”。总之，“龙潭”者，祖国也。由此可以看出，《龙潭记》和《大刀记》书写的就是祖国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中国的故事。不仅如此，作者是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方式、中国小说的结构讲述的中国故事。因此，它便具有无可争议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大刀记》展现了恢弘史诗的特质。郭澄清最初的想法是要创作一部类似《静静的顿河》一样的史诗性作品，《大刀记》是按照“三部曲”的史诗级构架展开的，共分为三部：《龙潭记》《大刀记》和《千秋大业》，无论是跨度，还是容量，都非常庞大。单从字数看，仅《龙潭记》一部初稿便达到120万字，第二部《大刀记》也达到100万字。从反映内容来看，上起清末，下至建国后，时间跨度非常大。从人物塑造来看，不仅塑造了一两个人物，而是塑造了一组人物群像。从作品所展现的气质来看，可谓气势恢弘，波澜壮阔，浩浩荡荡，既是一幅人民战争的绚丽画卷，又似一曲抗日战争的壮丽凯歌。虽然第三部因为多种原因最终没有完成，但仅前两部的史诗性构建，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属罕见。 《大刀记》展现了为人民深深喜爱的特质。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大刀记》出版后，在文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这其中包括书籍的被抢购，连环画书的畅销，小说和电影的热播，都充分说明这是一部人民群众极为喜爱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家家收听《大刀记》，人人称赞梁永生”盛况的形成，绝对不是依靠政治干预或组织安排所能够做到的，而是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热爱。1989年，郭澄清先生去世之后，山东省专门为其隆重举行追悼会。省里有关领导、无数作家、读者和亲朋纷纷赶来，痛悼中国文坛痛失大家，从中可以窥见这位人民艺术家在人民心中的位置和广大读者对他的热爱。 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曾经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郭澄清是一位扎扎实实深入生活的作家，是一位认定了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母亲的作家，是一个坚持了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作家，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家，因而也是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6】这是对郭澄清先生的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对于这样的好作家，我们不仅不能遗忘，对于他身上及其作品所展现出的优良的品质、优良的精神和优良的作风，还要进一步挖掘、研究、肯定，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注释： 【1】《风雨大刀魂》黄书凯、高艳国着，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序言》第02页。 【2】《风雨大刀魂》黄书凯、高艳国着，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引言一》第02页。 【3】《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第230页。 【4】《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第235页。 【5】《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第234页。 【6】《郭澄清研究资料》李宗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第296页。 作者简介：李恒昌，铁道战备舟桥处党委书记。济南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签约作家。先后出版文学作品九部，曾获中国铁路文学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