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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代灭亡的历史，如同百科全书，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古今之流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历史画卷。 1994年，中华文化促进会启动了“今注本二十四史”（简称“今注本”）编纂出版工程。然而，因工程浩大，经费筹措几度陷入困顿，一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可谓万事曲成。经300多位历史学家锲而不舍，终于出版了《今注本三国志》《今注本宋书》《今注本南齐书》等13部史书。余下的书稿，将在2024年底前全部出版。 “今注本”总字数近1.3亿，集思想性、历史性、综合性、研究性于一身，成为人们研究和了解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桥梁。这部鸿篇巨制的出版，引起人们对一些历史、文化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只有中国没有像其他古代文明“失落”在历史深处，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断层的文化实体。没有中断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 慎终追远、以史为鉴是中华文化的特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中华民族始终重视历史、重视历史记述有直接的关系。《易传》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即通过学习历史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培养自己的器识。我国从夏朝起，即有专门的史官，他们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学家。此后官方和民间的历史学家，代有传人，星光熠熠。“后朝修前朝史”，在历史的演变中，约定俗成为“兴亡继绝”的传统。可见，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史学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史学是文明的载体，史学没有中断，文明就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民族深知“守其根”的重要性。清代学者龚自珍研究历史时讲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核心文化力。历史的记述起着承载民族历史记忆、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作用。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支撑点，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他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想要一个国家灭亡，就要先让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文化支撑。人唯其所爱而奋斗牺牲，而凡其所爱，必其所知，因此，所爱的前提和基础是认识和了解，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一个不懂自己国家民族文化的人，热爱祖国、民族自尊、文化自信便无从谈起。 中国人信仰历史，而非宗教。究其文化根源，重视的不是神，而是历史舞台上的人，无论是居于庙堂之高的帝王将相，还是处于江湖之远的贩夫走卒。历史是人创造的，是先人创造的。所以中国人以历史为本，本质上体现了“远神近人”的人本信仰。早在上古时代，人们认为，天道很远，人很近，所以神和天的世界不用否定也不用太关心，要把精神关注在人世和人文。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同于以宗教为其标志的文明。在宗教文明下，困惑时往往求助神，而中国则崇拜祖宗。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其重要的文化特征。由此，我们也可从中窥见中国文化的深层肌理，那就是不靠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 学习历史，固然可使人“发思古之幽情”，对民族的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更重要的是追求“鉴”之智慧。近代以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国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培育了这些优秀品格。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如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言，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历史文化历久不衰、绵延不绝，其悠久、无间断的历史与详密丰富的史学，就是我们的个性、特殊性的一大表现。中国文化特色和历史特色，是中国特色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一定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离开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滋养的现代化，就难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了。 世局如棋，千变万化，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亘古不变。今人面临的境遇，与古人面临的境遇，虽表现形式不同，实质上有相似之处，所以有“历史何其相似乃尔”的名言传世。古人处理困境、应对变局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王阳明语）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更为深刻，从而可以避免错误一犯再犯。 对于如何“以史为鉴”，我们的先人有很好的论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孟子）。历史事件，不管有多么威武雄壮，终会有偃旗息鼓的一日。历史人物，不管多么叱咤风云，也终会有寿终正寝的时刻。但历史事件和人物所蕴含或体现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仍会影响当今与未来。神者，伸也，能伸展，能再创。神性，值得人们再记忆、再经验、再创造，具有生命力，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资产。 《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文关怀，这些都不是一招一式有形的东西，但对一切事物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所以，“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历史知识，而是要把握文化精神，也就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倡导的“抽象继承”。被马克思、恩格斯誉为“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毛泽东同志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也强调“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概念，就一个字——“道”。在中国文化史上，老子是第一个对“道”作深入研究的学者。“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的这一句话，显示了儒家对道追求的热情。闻道，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对中国文化而言，唯有与“道”为一，才能达到智慧之境。 古人说：盐化于水，盐已无形，而仍在水中；且每一滴水中，皆有盐在。如果历史是一条大河，哲学科学所谈的“道”就是溶于水的盐，不必有形，不必可见，却始终存在，且无所不在。道是抽象的，饮者知咸，却不辨何者为盐，何者为水。我们要化隐为显，从历史的事件和人物身上把“道”抽绎出来，好比从盐水中把盐提炼出来。 中华文化历经劫难，终能复兴，一个“时”字值得深思。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彖传》多处强调“时大矣哉”！《随卦·彖》更宣称：“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哉。”天下万事万物皆随时变化，人必须务实活在当下，这种智慧太重要了。 《周易》虽被尊为五经之首，但我们祖先很伟大，在总括易道时不忘提醒人们：“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经典的可贵之处，不是金科玉律，不是教条，而在于启发灵感和创意。要根据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来处理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在这里，“绲”与“混”通，混淆的意思。这是说，借鉴历史经验固然重要，但不宜简单机械照搬，因为“古”与“今”“未必尽同”，时间不同，其他要素也随之变化了。以成就功业作为原则，“古”“今”怎可混淆不分？ 当然，史学研究只能不断地逼近历史原貌，任何史书不可能百分之百复原历史真相。史学是对过往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但史学家是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摆脱其所处时代和自己立场的影响，而记载也是诠释，且任何解释都有主观成分，即创意或想象。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评论：“史家追求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管锥编》）。 伟大如司马迁也不能例外。鲁迅先生曾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赞扬《史记》，就暗含着司马迁使用了文学渲染的手法，使历史变得并不实在。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饰过度就成“史”了。 钱穆先生在其《国史大纲》扉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凡是“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着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和敬意”的人数越多，则这个国家向前发展之希望越大。当然，中华文明不是独立于世存在的，切不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所以除了具有“思接千载”深邃的历史眼光，还应有“视通万里”放眼世界的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