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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忌赛马”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的事件，入选了小学语文、数学教材，为社会广泛熟知。关于“田忌赛马”的准确系年，《史记》无记载，现有文献尚无准确查证。 近年来，“田忌赛马”制胜的“对策”引发了诸多争议，既涉及事件的情节合理性、“对策”正当性，也包括主人公田忌、孙膑和齐威王的关系，及事件本身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缺失事件发生准确时间的背景下探讨相关问题，可能造成对事件本身及人物关系的曲解。如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网络文献称，“和田忌赛马的不是齐威王，而是后来成为齐威王的齐国公子”。该文认为“田忌赛马”发生于齐威王之父田齐桓公时代[1]，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2]之描述不符。另有一篇网络儿童故事称，“公元前340年，孙膑逃到齐国并被田忌收为门客”，与前述《史记》记载的田忌、孙膑共处时期明显不符。 关于“田忌赛马”的准确系年，可通过相关历史文献中对齐威王、田忌、孙膑等人的生平记载和年历表进行推算。 《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二）战国纪年表”，齐威王元年为田齐桓公十八年之次年，为公元前356年[3]，因而田齐桓公去世和齐威王继位发生于田齐桓公十八年，即公元前357年。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索隐》谓“案《纪年》，梁惠王十二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4]因而，史书存在田齐桓公去世于十八年还是十九年的矛盾。再参见《辞海》“中国历史纪年表•（二）战国纪年表”记载的魏惠王（梁惠王）十二年对应田齐桓公十七年，即公元前358年，如将该“年号对应”放入前述《史记》之《索隐》，则仍可推算出田齐桓公去世于十八年的结论。此外，根据范祥雍先生所著《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中的“战国年表”，田齐桓公于十九年去世，但该书记载的对应公元纪年仍为公元前357年，齐威王元年对应公元前356年，魏惠王十二年对应田齐桓公十七年，即公元前359年。[5]前述史书的记载虽有冲突，但综合相关内容，本人倾向于认为田齐桓公于十八年，即公元前357年去世。 《资治通鉴·周记二》记载，公元前353年，“于是威王谋救赵……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6]《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传”的后部分记载，“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7]。同一事件，根据《资治通鉴·周记二》的记载，“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刎”[8]，发生于公元前341年。而“孙膑传”中“后十三年”的前一段记载，“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9]，与《资治通鉴·周记二》的记载相吻合，即公元前354年－前353年，“魏惠王伐赵，围邯郸。楚王使景舍救赵……齐威王使田忌救赵”[10]。可见，田忌、孙膑在公元前354年即有共事。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膑传”的前部分，先说“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再说“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然后记载“田忌赛马”事件，最后记载“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11]可见，“田忌赛马”发生于田忌向齐威王推荐孙膑，即田忌和孙膑共事之前。因此，“田忌赛马”发生于公元前354年之前。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12]，在此背景下有一件史事，可能与“田忌赛马”事件的社会背景相关。《史记·滑稽列传第六十六》记载了齐威王接受淳于髡讽谏的故事，“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奋兵而出……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13]前述记载虽无明确年份，但从“三年”这一细节，推算应为齐威王继位三年左右之时，约公元前355年前。前述事件，说明齐威王决心励精图治。回到“田忌赛马”事件，类似的赛马应属于具有赌博性质的“娱乐活动”[14]，较大可能发生于齐威王对国家“不治”之时期，因而推测发生于公元前355年之前。 综上，结合齐威王于公元前357年继位的判断，“田忌赛马”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357年－前354年；而根据相关历史背景的进一步推测，该事件可能发生于公元前357年－前355年。 注释： [1] 田齐桓公在位期间为公元前400年－前357年。 [2] 司马迁：《史记》（第七册·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3页。 [3]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197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086页。 [4] 司马迁：《史记》（第六册·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88页。 [5]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6]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册·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51页。 [7] 司马迁：《史记》（第七册·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4页。 [8]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7-58页。 [9] 司马迁：《史记》（第七册·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3页。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册·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页。 [11] 司马迁：《史记》（第七册·卷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62-2163页。 [12] 司马迁：《史记》（第六册·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88页。 [13] 司马迁：《史记》（第十册·卷一百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7页。 [14] 根据《史记》记载，该场赛马的赌注为“千金”，而“千金”无疑意味着较大数额的货币，类似的赛马显然是带有赌博性质的奢侈娱乐活动。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