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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颠覆以往对故事和故事学的认知 民间故事的文体特征都是经由书面文本的提纯，这主要得益于可以将大量的记录文本集中起来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三段式”、“二元对立”、“功能”（普罗普）、“功能性母题”、“母题链”、“生命树”等形态模式，甚至编制出多种母题索引和类型索引。记录文本提供了跨区域、跨民族及国度的学术可能性，使得故事学具有世界视野，并且揭示出结构层面和本质主义的文体特性。 记录出自讲述，那么，直接面对故事讲述能否触及民间故事的一般性规律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否则，故事学伊始就会直截了当地审视口头讲述。从故事讲述切入为何不能实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学术目标，并且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所作为？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记录文本是讲述文本的主体部分，是对“讲述了什么”的呈现，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资源价值，而讲述文本则溢出了讲述了什么，以怎么讲述为侧重点。于是，行为动作、表情、声音和肢体语言成为关注的视域。这些与母题、类型、情节单元、形态结构风马牛不相及。二是尽管故事讲述活动可能是模式化的，但口头语言的地方性、个体讲述的独特性及讲述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风格差异，使得归纳讲述层面的结构规律相当困难。即便某一地区故事讲述的风格比较明显，这一风格显然也不适合另一地区。广泛性、适应性、代表性和完整性似乎是学术研究一贯的基本遵循。格式塔理论就认为：“整体是某种不同于其部分之和的东西，它具有某种独特的规则，这个规则，如果我们单只是这个意图整体的个别部分，是无法揭示出来的。”民间故事则是“这一次”的讲述，一般而言，每次讲述都不能被复制，具有唯一性，试图集合每一次讲述以构成整体是徒劳的。然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个别蕴含一般，个别即为整体，这是学术研究应恪守的指向。这种个别化、唯一性和多样性恰恰为故事学研究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同时，以“讲述”为中心可能致使故事学学术惯常发生根本性转换。 近几十年，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界对记录文本的省思持续不断，有些言辞相当激烈。田野中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移转到纸上所暴露的种种问题被无情地抨击，民间故事记录文本也被贬低为活态表演极不完整的替代物。其实，对故事学学术转向的呼唤并非主要源自记录文本的局限。以记录文本为研究对象的故事学之所以应该受到质疑，症结不在于记录文本有问题，也并非研究范式之僵化，而是僵化了故事的意义。故事属于表意系统，相同的故事类型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故事学并不在于探寻故事类型那个“单一的”“本质化了的”、被承诺的既定的意义，同一故事类型在不同的讲述当中可能释放出不同的意义。故事学应该建构故事所生发的可能的意义时空，即“生活”的意义，以及讨论故事如何被挪用，又如何出现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消费实践当中。在不同的语境中讲述《狼来了》的故事，所产生的意义成效是有差异的。《狼来了》故事文本的意义是既定的，相对固定的，那么，这个故事之于不同的讲述者和听众的意义是多样的，个别的。“故事作为一种显示身份的话语，它的表述形态取决于讲述人在社会空间中位置。”这种有区别的意义如何释放出来，这就是“表述形态”即“讲述”的问题，不同的讲述可以赋予故事不同的意义。 在超越文体的层面把握民间故事，是故事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著名学者车锡伦指出：“上世纪初，周作人用从日本引进的三个概念，武断地将中国民间故事（广义）三分为‘神话、传说（原称‘世说’）、童话’（这些概念是日本学者用汉语词根造的词），这种‘三分法’，加上其他一些偏见，一直限制了中国民间故事的历史和分类的深入研究，也限制了当代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车先生反对“三分法”大概是因为神话、传说和童话三种文体本身难以辨识。其实，将故事当作一种文体就值得商榷。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故事当中，这里的“故事”就溢出了体裁。每个人之所以愿意过民俗生活，在于每个人与民俗生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故事。民间生活世界绝不仅仅是各种现象，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事件，有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一旦被讲述，就进入故事的现场，故事也由此生成。 在日常生活世界而非体裁的维度定位民间故事，便颠覆了惯常的故事学认知，研究对象突破了狭义和广义的故事文体，进入“故”和“事”的广阔天地。譬如，民俗学者考察一个地方的端午节，可以观察到包粽子和吃粽子。可制作粽子的米和箬叶从哪里来，里面包的是什么，包多少，谁来包粽子等，每家都有自己年复一年传下来的习惯，这是家庭内部的传统和记忆，即故事。而一旦惯常被打破，故事便发生了转折，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延伸。故事才是端午节在每个家庭内部得以传承的内在动力。民俗学者在田野中所目睹的是当地人如何过端午节，即过端午节的文化现象和行为表现，其实，当地每个人在端午节的语境中都担任了不同的角色，与节日构成了各种关系，故事便隐藏于这种关系之中。可见，所有的民俗活动背后都有故事。端午节的生活和文化意义既有共同认知的，也蕴含于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当中。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也改变了“故事”的定义。因此，应“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开展“文化研究。”从故事学的角度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故事化、情节化。在田野中发现故事，是一种文学性的想象过程。将故事扩大到日常生活世界，传统故事记录文本的羁绊便不复存在，学术的焦点自然集中于讲述行为和过程本身。就像传统民间故事是讲述出来的一样，日常生活故事同样也离不开讲述。故事之所以为故事而非民俗，就在于其不是被观察的，而是被讲述的。故事学的任务就是讲好日常世界的故事，这属于新兴的广义故事学的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