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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话叙事与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手工艺研究 这类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手工艺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凡俗的日常生活之需，如御寒、果腹、装饰、娱乐、个体／家庭趋吉避凶的心愿表达等，是“与群体衣食住行和民俗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尽管它通常并非专门为了表征神话及与神话密切相关的诸事象而存在，但它本身包含着丰富的神话叙事元素，成为神话日常表征的重要方式。理论上，对这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研究，既包含在神话学研究中，也包含在艺术学研究中，但前文对神话的景观图像叙事的研究的梳理表明，这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在神话学研究中整体上是被忽视的。那么在艺术学研究中，其现状又如何呢？ 就笔者目力所及，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这些成果也表现出两种研究取向。 一种是对某种具有神话属性的艺术题材的综合研究，其所使用的材料包含着刺绣、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形式。例如，刘敦愿对虎图腾的研究就使用了大量出土文物和少量民间剪纸材料。靳之林对生命之树文化的讨论中，也综合使用了考古文物、剪纸、刺绣等材料。刘芊主要依据考古文物、刺绣、年画、剪纸中的神树形象（如摇钱树、桃、月桂、葡萄等）对中国古代设计艺术中的神树图像的设计方法与艺术特点、图像形式和文化内涵的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但此类研究数量不多。 另一种是聚焦于某种包含着神话叙事的艺术形式，如刺绣、剪纸、年画等的专门研究。显而易见，神话是此类手工艺所表征的重要内容。翻开任何一本关于剪纸、刺绣或者年画的书，几乎都能找到与神话有关的内容，甚至有一些手艺人还自觉通过此类载体再现神话。就学术研究而言，目前的研究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将神话叙事作为此类手工艺所表征的一个重要题材类别加以呈现，通常与传说并举。例如，邓启耀认为少数民族服饰上记录着诸多神话，是一件件用象征语言“写”出的神话，渗透着民族集体意识的“原始心象”。因而，在其专著《衣装秘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一书中，开篇第一章就是对神话传说与服饰象征的介绍。王树村、王海霞在年画的题材分类中将神话传说视作其中的一个类别，在此类别之下，作者列举了天河配、白蛇传、天仙送子等21个神话传说。李宏复在对枕顶绣的研究中，也将戏曲中的神话传说，如与白蛇传相关的《盗仙草》《水漫金山》《断桥》《祭塔》以及其他神话传说如《柳毅传书》《天河配》《宝莲灯》《哪吒闹海》等，作为一个类别来专门加以介绍。 第二，讨论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特点。例如，方湘侠从湖北民间绣品的艺术表达方式与工艺技法（挑花、补花和绣花）两个方面，通过诸多例证讨论了其中的凤鸟形象的表达。作者认为与作坊绣品相比，出自妇女之手的绣品表达形式简洁稚拙，朴实无华，刚健清新，给人以亲切感，其中的凤鸟形象因而也一直保持着活泼浪漫的楚艺术古风。罗义群探讨了苗族服饰剪纸中的神话审美结构。他认为苗族服饰剪纸的审美结构基因是由“福—祸”“生—死”两个不同的生态范围所构成，并由这样的基因组合成各种各样的神话类剪纸图案。苗族服饰剪纸作为刺绣的派生物，其图案内容与口碑神话不同。刺绣剪纸的图案内容只允许正面的歌颂，反面的诅咒仅仅作为一种陪衬而隐藏在这些鲜明的图案之中。在对贵州地方性知识的考察中，张晓松将服饰作为一个考察维度，从性别的角度对女红与神话叙事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当地少数民族妇女所进行的蜡染、刺绣等工作是一种将神话、传说、历史等“历时性”的“口述文本”，变成一种“共时性”的“图画文本”的过程。妇女们儿时听来的神话、传说，以及在年复一年的各种仪式活动中被不断重复和再现的“神话”均被作为特定的“历史场景”凝固在妇女们的绣片和蜡染图样中，其中蕴涵着少数民族女性意识的文化表达。 第三，分析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与其他神话叙事媒介之间的互文性。例如，熊克武发现，苗族剪纸《蝴蝶妈妈》《姜央兄妹成亲·合磨图》《姜央兄妹成亲·赛马图》《姜央射日月图》等在《苗族古歌》中都有相应的叙述，他据此认为苗族剪纸和《苗族古歌》一样具有很强的幻想性，剪纸中出现的幻想形象既非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也非客观物象的再现，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受和创造，其思维主要来源于《苗族古歌》。 可以说，在艺术学的研究中，研究者承认神话叙事是民间手工艺的文化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分析了此种神话叙事体裁的独特性及与其他神话叙事体裁的互动关系。但相关研究也亟待进一步夯实：一方面，许多涉及神话叙事的手工艺研究往往仅将神话叙事视作手工艺的诸多文化表征之一部分，缺乏对该体裁的专门关注；另一方面，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没能充分展开，例如现有的研究大多没有注意到语境中的人与手工艺、手工艺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此种互动对手工艺的神话表征所产生的影响。 三、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手工艺与神话图像叙事研究的新视角 民俗学对艺术的探索，为进一步理解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提供了基础。 格拉尔德•Ｌ.波丘斯梳理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史将浑整的宇宙碎片化、将实用的观念与审美的观念相分离以及最终将艺术定义为特殊的人群创造的过程。波丘斯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被定义为特殊的人群的个人灵感，被赋予了高于文化积累的智慧的地位，普通人及其技能被排除在艺术范畴之外，被打上民间或原始的标签。波丘斯试图打破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之间的壁垒，将普通人及其技能重新纳入艺术的范畴，将艺术的界定扩展到所有日常活动中涉及审美经验的创造与群体公认的技能。迈克尔•欧文•琼斯则在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二元结构之外思考艺术，指出不是所有人都属于艺术先锋派，也不是所有人都属于创造民间艺术的少数族群。他追问道：“难道这些人就不创造艺术、不参与审美活动、不继承传统吗？”他提出：“每个人，因为是人，都会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传统的审美活动，每一个人都拥有对形式的感觉，都渴望创造，都需要审美体验”。在琼斯的观念中，“院落装饰、生活与工作空间的个性装饰、家务、由回收材料制成的审美物品、住房翻修、房屋建造、烹饪、饮食、宗教圣坛的设计和就圣职着装的设计等”都被视作传统的审美行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践的。 波丘斯和琼斯都将艺术扩展到普通人及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强调普通人的艺术创造中所蕴含的传统面向及主观性的审美体验。二者的表述中都隐含着在普遍的日常生活维度理解艺术及其从业者的意图，他们将艺术的创造者从极少数的精英降维或者说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艺术也随之被扩展到每一个人的技能，抑或说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审美活动。就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研究而言，波丘斯和琼斯解构了民间艺术与精英艺术的分野，把普通人及其创造纳入艺术研究的范畴，这使得时下仍然普遍存在的、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之价值有了被重视的可能性。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受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俗学从遗留物研究转向关注当下、关注事件的民族志研究的影响，琼斯提出“物质行为（materi-al behavior）”概念，强调对手工艺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手工艺品本身，还应该关注人们的创作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人们“创造物品的动机（感官的、实用的、概念的、治疗的），制作过程中的感受和身体活动以及对物品及其制作的反应”，包含着“个性、心理状态与心理过程以及与手工艺品相关的社会互动”，还包含着“人们与物品相关的想法、人们赋予物品的含义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象征性地与工具性地使用物品的方式”。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尽管这些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手工艺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毋庸讳言，这些包含着神话叙事的手工艺品的艺术性（抑或说审美性）仍然主要由专家学者定义并讨论，此类手工艺的实践者及其艺术性表达较少被关注。从物质行为概念出发，将蕴含着神话叙事的当代手工艺实践者的艺术实践及其艺术表达纳入研究范畴，这使得在具体的语境中，从普通人的视角理解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成为可能。 正是受波丘斯和琼斯的启发，并结合中国神话学、艺术学研究领域里对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研究现状，本文提出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艺术表达入手来研究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神话的当代传承与变迁，为神话图像叙事研究提供一种新视角。研究或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1.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整体文化特征。借助相关文献提供的二手资料与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归纳总结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整体文化特征。例如，此类手工艺呈现的主要是哪一类神话？它在神话人物、场景、色彩等方面的选择上有何特点？使用何种工艺技术进行神话呈现？此类手工艺品的主要制作者与消费者是谁？此类手工艺品中的神话叙事与民族国家的神话叙事之间有何关联? 2.手艺人、传统社区与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实践。借助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方法整体地了解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传统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例如，通过具体的个案，围绕一次具体的神话图像设计考察：手艺人生活社区有怎样的神话叙事传统？手艺人有怎样的个人生命史？手艺人的手工艺品制作过程是怎样的？（例如，手艺人在何种情境中开始他／她的制作？手艺人如何选择与设计神话叙事的呈现方案？哪些因素影响了他／她的选择？手艺人自己如何阐释其所制作的神话图像的审美特征？社区居民围绕该神话图像有何互动交流？）手艺人的个人生命史对该手工艺中的神话图像呈现有何种影响？该手工艺品被制作出来之后，被作为何种用途？该用途是如何实现的？（如制作者与使用者的互动过程）该手工艺与当地社区生活又产生了何种关联？该手工艺中蕴含的神话叙事对于当地社区居民的神话观有何影响？ 3.手艺人、现代化与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实践。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背景下以及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此类手工艺受到重视，其传承形态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神话主义的视角来看，由于现代文化产业的影响，此类手工艺及其所附带的神话叙事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满足不同于以往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过去主要作为日用品突出其实用性的手工艺品，当下则主要作为艺术品突出其审美性。因而，可以借助民族志式的田野作业方法，理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中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当代转化。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考察：在新的社会语境中，谁参与了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生产与消费？手艺人的身份与创造理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此类手工艺品的制作与消费过程发生了何种变化？在以上背景下，此类手工艺品中的神话叙事的图像选择发生了何种变化（哪些图像消失了？哪些图像出现了？哪些图像形态改变了？）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与当地社区生活的关联发生了何种变化？与民族国家的神话叙事传统之间有何新的关联? 四、结语 总之，现有的神话图像叙事研究更关注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出土文物，或者是当代偏向公共领域的神话景观图像，并凸显其中蕴含着的民族国家话语，这在整体上忽视了当下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凡俗之物所蕴含的神话叙事。但恰恰是这些神话叙事将神话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并与其他形态的神话叙事相呼应，共同构筑着中华民族的神话叙事体系，推动着神话的当代传承与传播。指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当下此类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类手工艺品中的神话叙事的整体文化特征及其在当代的传承形态等都缺乏深入研究。 民俗学关于手工艺的研究为理解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提供了镜鉴。一方面，民俗学家对艺术概念的反思打破了民间艺术与精英艺术之间的分野，将普通人及其技艺纳入研究的视野，同时挑战了时下仍然流行的、认为蕴含着丰富的神话叙事的当代手工艺品逊色于更具历史光泽的出土文物的观念。另一方面，“物质行为”视角的手工艺研究则将蕴含着神话叙事的当代手工艺实践者及其手艺实践与艺术表达纳入研究的范畴，这有助于改变通常由专家学者来定义与讨论手工艺的艺术性的现状，为在具体语境中理解人们的手艺实践与艺术表达，理解其中的神话叙事提供了可能性。 受以上观念的启发，同时立足于中国神话学、手工艺研究领域里对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的研究现状，本文提出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艺术表达入手来研究手工艺中的神话叙事，具体从三个维度展开：（1）此类手工艺品中的神话叙事的整体文化特征；（2）手艺人、传统社区与此类手工艺品中的神话叙事实践；（3）手艺人、现代化与此类手工艺品中的神话叙事实践。这样的研究在主流的、偏向宏观的民族国家的神话研究之外提供了一个从微观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理解神话的可能性，为神话图像叙事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