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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通与融合：神话研究的多元化趋向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文化学转向，它被逐步纳入到民俗学之民间文学研究中。神话研究作为80年代民间文学领域的生长点，其深厚的学术积淀、独特的研究对象、特定的学理依据、博采众长的研究方法，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1984年7月17~22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兴义举行了首次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在中国神话学中的地位问题、关于神话的界说问题、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特点问题”。本次会议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史上具有总结性和开拓性的重要意义。1984年11月，王松为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神话专书《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所写的“序言”中提出，此书“恢复了中国神话的本来面貌”，“给予少数民族神话应有的地位”，有利于建立中国神话学的理论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兴文学。对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不仅是神话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也是1949~1966年神话研究之主旨“现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遗产共构”之延续。 20世纪80年代中期，神话理论开始被广泛介绍到中国，一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神话相关理论著作及译本被再版重印。如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神话辞典》，列出一千三百多个条目，其中神话人物一千一百条，神话概念和典故二百多条。这些条目释文展现出奇幻的传说、优美的故事、浪漫的情节、丰富的想象，从中可以了解到神话同人类生活的各个侧面，如历史、民俗、天文、语言、文艺等的关系。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重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责任编辑傅信在《人民日报》发表《马氏和<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一文，论及重印的契机，他认为，“除了适逢当前‘文化热’的吉日良辰这些并不稳定的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它学术上的真价值”。他谈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理论及“参与观察法”的田野作业方法，并强调其“值得我国的民族学与民间文学理论工作者认真对待”。1989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神话三家论》（影印本），包括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上、下册，世界书局1929年版），谢六逸《神话学ABC》（世界书局1928年版），林惠祥《神话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1992年8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艾兰博士《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字宙观研究》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利用中国神话资料来重新认识神话，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更好地去理解那些或许隐藏着的意义”。作者认为，在研究神话的同时，也需要研究艺术、宇宙观和祭祀占卜等，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底层结构上的产物，只有在这整个体系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的含义。”此外，还有《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语言与神话》《神话的诗学》《神话学》《神话一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学》《神话学入门》《比较神话学》《神话与文学》等相关译著陆续出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对于如何才能在中国神话研究领域恰当应用这些“他山之石”，尚是一个难题。伴随着理论自觉性的提高，在大量汲取西方神话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神话研究体系。 20世纪70年代末期，民研会的恢复，民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建，都为神话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84年5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启动，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进一步推动了神话研究的发展。以80年代的“文化热”为契机，大量西方神话理论介入，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功能理论、神话一原型批评等交融并置，研究者从不同维度、不同视阈出发，共同推动着神话研究逐步脱离传统书面文学窠臼，形成符合自身的研究范式与理论体系。如《神话与节日：神话、传说与习俗的点线面》《神话·传说·民俗》《神话与民俗》等著作，通过对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研究方法的运用，强调动态地研究神话；《满族古神话》《白族本主神话》《苗族神话研究》《峨眉神话》《萨满教与神话》《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等著作，通过对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强调，以共同的理解与情感为基础，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核心，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建构力量，亦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