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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陕豫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总体格局中占有特殊地位，对黄河流域各省区乃至其他省区的发展应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系统深入地整理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文化资源谱系，有利于彰显乡村社会的内源性动力，走出一条具有本土化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主要涵盖民间文献资源、物质生产生活资源、民间组织资源、信仰庙会资源、民间文艺资源五个系列。只有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模式，推进“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立，才能讲好黄河故事，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 关键词：山陕豫；实证研究；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段友文(1957—)，男，山西襄汾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民俗学与区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证研究”(19ZDA185)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美丽乡村的内源性动力，对乡村文化复兴、厚植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本土特色具有重大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2018年新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确立了“三农”发展新的历史定位，规划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河南考察之后，发表了《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到了新的高度，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山陕豫三省地处黄河中游，自古以来地理毗邻、习俗相近、人缘相亲，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的民间文化资源有着极强的同质性，在乡村振兴和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如何抓住历史性机遇，深入挖掘民间文化资源，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古老的民间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活力，实现乡土文明的价值重构，这是山陕豫三省必须破解的时代性难题。我们的设想是，乡村振兴旨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些突出的社会矛盾，以补齐民族复兴之短板，夯实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乡村振兴必须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乡村民间文化的现代价值，既不能机械复制城市化的路径，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化的老方法。为此，必须直视中国乡土大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乡村重建的本土化道路。民间文化资源是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中华文明繁衍发展、薪火相传的重要依托，它渗透弥漫于乡村社会物质生产、民间组织、乡村治理、信仰观念、文艺审美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它具有极强的生活属性，感性散漫，使得人们对它习焉不察。今天站在新农村建设的高度，以文化整体观的宏阔视野，深入系统地发现整理民间文化资源，是重要的、艰巨的任务。在此基础上，探索民间文化资源内部发展逻辑，揭橥不同类型民间文化的深层关联，这成为民间文化谱系建构的应有之义。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终极目标还要发现捕捉不同的民间文化类型、系统所对应的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劳作方式、社会制度、心意信仰、审美情趣，把民间文化置放在社会运行的大系统中综合考量，总结民间文化与地方社会互动互构的规律，促进乡村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要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学术上要实现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多学科渗透融合；地域上要打破固有的行政区划壁垒，由山陕豫学术团体、管理部门、民间组织，更重要的是动员广大的乡村民众共同参与，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难题并作出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解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发掘民间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才能共同讲好“黄河故事”，奏响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黄河大合唱”。 一、从民间文化资源中寻求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 发掘整理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实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换，一方面必须遵循“乡土的逻辑”，站在农民“主位”立场，怀着对乡村文化的深切认同，从“乡土中国”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进入，探寻民间文化蕴涵的地方性知识与民众的生存智慧，洞悉民间文化代代相传的生命密码；另一方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的时代制高点上，重新审视以民间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形成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对接融通，让民间文化资源在乡村振兴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彰显磅礴的力量。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民间文化资源谱系建构的三重逻辑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华民族经历百年沧桑巨变做出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二十个字总要求，描绘出未来美丽乡村建设的宏伟蓝图。我们认为，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百年梦想，必须牢记乡村是民间文化的发源地，实现传统的民间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对接融汇，这是出发点；用民间文化搭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桥梁，激发城乡居民的“乡愁”，建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这是聚焦点；在保持乡村民间文化底色的基础上，实现民间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盘活民间文化资源，这是落脚点。 1．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性互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精准概括。乡土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为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生存，人们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单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形成了特有的农耕生产习俗；为了共同应对来自自然的、人为的各种灾难，他们必须相互帮扶，结成以家族村落为中心的社会组织。从古老的“春祈秋报”到后世的二十四节气，再到丰富多彩的岁时节日民俗，都是人们源于对土地、山川、河流、天神的自然崇拜而形成的民俗信仰与观念仪式。农耕文化孕育了星罗棋布、广袤浩繁的家族村落，也孕育了乡村百姓的生活习俗，恋土重农、耕读传家、重视乡情、务实守成是区别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上层文化的“乡土逻辑”。自1978年以来，农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快速的城镇化，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革，乡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形成新的转型，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由封闭同质的农耕文化转向多元异质文化。由于土地承包、户籍放宽、城乡互动，农民获得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接受了商业文化、城市文化、外来文化，使固有的单一农业文化有了开放性、多元性。二是由生存理性转向经济理性。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农民以首属群体为依托，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辛勤耕耘，守望相助，凭借低下落后的生产力抵御各种困难，维持生计，只要活得下去就会“安土重迁”，即使远走他乡，最后也要落叶归根。随着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农民在满足基本生存条件之后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三是从伦理本位转向利益本位。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家庭之内敬老孝亲，邻里之间重情尚义，尤其看重人情与面子。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行为动机的重心发生位移，个人利益成为权衡人际关系的主要砝码。传统与现代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互为镜鉴，相互结合的，关键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文化调适，以代代相沿、薪火相传的农耕文化为根本，以现代社会新的理念为参照，实现“历史之根”与“现代之源”的成功嫁接，彰显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与活力。 2．城市与乡村的战略性耦合。 城市化是西方国家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主要包括城市人口数量和工业化水平两个方面。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城镇人口仅占17.9%，到2016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剧增到57.35%，预计2021年将会超过60%。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对农村农业乃至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发达的城市需要发达的农村的强有力的支持，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工业化是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总体评价，其内涵主要是制造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事制造业人口数量、制造业技术水平、城镇化率的提升以及人均收入状况。工业化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城乡关系具有不同的情形。初期阶段，工业基础薄弱，主要是农业支持工业；中期阶段，工业化体系基本形成，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后期阶段，农业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工业与农业差距缩小，进而融合发展。我国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2000年之前长达半个世纪的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进入21世纪之后总体达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突出反映在农业和乡村发展的滞后上。”因此，当下主要的任务是打破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实现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乡村的城镇化，形成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打破城乡壁垒，建立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桥梁就是挖掘乡村民间文化资源，保留乡村记忆，以“乡愁”为纽带，达成城乡居民的文化认同。在乡愁的召唤中让乡村民众能够守望家园，使城镇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聚焦城镇化，留住乡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这是中国乡村振兴实现本土化的必由之路。 3．固本与创新的实践性转换。 乡村是农民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场域，千百年来她不仅孕育了传统的农耕文明、生产生活方式，也延续着与之关联的社会制度、精神文化，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乡村的功能主要是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为城乡居民提供重要的农产品，同时为整个国家尤其是城乡接合部的城镇提供生态屏障、营造绿色环境、提供绿色产品。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保存着特色鲜明的“地方性知识”，是民间智慧的宝库，对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挖掘发现民间文化资源，就是要保护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民间文化资源在当代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功能，因此，既不能封闭保守，故步自封，仅仅停留在对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对后现代社会的迷恋中，也不能激进急躁，盲目随从，照搬城市化模式或模仿西方。我们要通过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整理，发现乡村社会蕴含的物质、制度、知识、理念等更深层次的东西，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民族精神，这是研究民间文化的落脚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在摸清楚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文化家底的基础上，建构民间文化资源谱系，依据民间文化资源不同类型的性质、特征、功能来分类施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民间文化凝聚的内生力量，让乡村充满新的生命力。 (二)一河跨三边：从“黄河金三角”到“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 黄河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更是文化的河流，千百年来奔腾不息，孕育了闻名世界的华夏文明。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经济发展区，包括山西省运城市、临汾市，河南省三门峡市，陕西省渭南市，是促进跨省合作，实现中部崛起的重大举措。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黄河沿线九省区的协作发展描绘出宏伟的蓝图。经济要发展，文化需跟进，文化作为软实力将为山陕豫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如何由黄河金三角扩展到黄河中游山陕豫三个省区，对整个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以民间文化资源为依托，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是势在必行的历史选择。 1．黄河流域山陕豫社会文化的同质性 山陕豫三省区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习俗风尚乃至文化心理结构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这是三省区民众实现文化认同、共筑社会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基础。传统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地理格局的形成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历史发展、族群迁徙分布、行政区域沿革等多种文化因素的驱动，区域文化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行政区域，更重要的是要考察自然区域、文化区域，从历史、文化、地理的角度总结文化发展演变规律，进而为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参照。文化区是指处于同一地域范围或地域相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受各种文化因子的驱动而形成的具有类似文化特质的区域。山陕豫三省同处黄河中游地区，得到黄河水的滋养，创造了无比丰富的传统文化，其文化的同质性不仅体现在神话传说、农耕文化、民间文艺这些标志性文化事象上，而且有“秦晋之好”“大槐树移民”“山陕会馆”等重大文化事件及文化建筑作为佐证。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华夏民族形成发展的见证，保留着珍贵的历史记忆。以黄帝、炎帝、蚩尤三个部族为代表的诸多部族在这里经过冲突、融合，建立了华夏民族，大禹治水在陕西韩城，山西河津，河南登封、禹州形成了独特的“大禹神话传说圈”，尧、舜、禹、成汤等帝王传说家喻户晓，至今保留着相关的文化遗迹与口承文本。黄河中游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合人类定居，华夏先民最早在这里创造了农耕文明，后稷教民稼穑的神话传说在陕西武功、岐山，山西稷山、万荣等地广泛流传。山陕豫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历朝历代都有各类农书、农谚，农村生产生活的有机循环为现代新农村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民居是适应定居的农耕生活而形成的居住类型，山区的土窑洞、平川的四合院，还有山西平陆、河南陕县、陕西三原的地窨院，都是乡村民众依据自然环境选择的宜居方式。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催生了二十四节气和丰富多彩的岁时节日民俗，伴随着春祈秋报等农事仪式，山陕豫各地盛行求雨仪式、迎神赛社活动。戏曲上演是乡村民众节日狂欢的重要内容，山陕豫都有“戏曲之乡”的美誉。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上的自然生态资源、生产生活资源、文化艺术资源构成了农村的“财富三角形”，有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黄河形成了山陕豫三省天然的区域隔离，也带来了三省从官方到民间的密切交往。大河做媒，成就了“秦晋之好”的佳话，公元前655年秦穆公派大臣携重礼请求迎娶晋献公的女儿伯姬，两国国君出于安定国土、以图称霸的政治需求，达成了政治联姻，开始了秦国和晋国的友好往来，地处陕西渭北旱塬澄城的水莲古村就是“秦晋之好”的发生地，至今遗迹尚存。明清时期，山西、陕西商人因地域毗邻、习俗相同、性情相近，密切合作，经商的足迹遍及内蒙古、河南、河北、湖北、四川等二十多个省区，山陕会馆遍布全国各地，仅河南省就有社旗山陕会馆、开封山陕会馆、洛阳山陕会馆、郏县山陕会馆等。正如清人李云栋的《成都竹枝词》所云：“放账三分利逼催，老西老陕气如雷。城乡字号盈千万，日见佗银向北回。”“老西”是山西人，“老陕”指陕西人，这首竹枝词描述了清代山陕商人在成都的商业势力，财源滚滚，大量的财富运回了北方老家。山陕商人以历史英雄关羽为财神和保护神，强化了共同的地域文化心理，在与其他地域、其他商业群体的激烈竞争中称雄八方。明代初年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运动，使大量的山西人远走他乡，到河南、河北、陕西、山东、湖北各地安家落户，在河南、陕西许多村落的家族谱牒上都记载着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作为明代移民的迁出地俨然成为家族祖先崇拜的象征符号，它是超越一般地域文化心理的更为深刻的族群心理，使山陕豫乡村民众内心深处凝聚着一种“山西是故乡”“我们是老乡”的文化认同。山陕豫乡村民众以洪洞大槐树为标志的祖先认同，突出地表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山东、河北等地遭受黄河泛滥、旱灾水灾等天灾人祸的巨大灾难之后，他们逃荒避难的首选之地就是山西，形成了汾河流域的边远山区地带成片的“河南村”“山东村”这样的村落景观。“秦晋之好”“大槐树移民”“山陕商帮”等“文化事件”成为山陕豫民众跨省域合作的情感纽带，为新时代山陕豫跨省域协同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文化心理基础。 2．山陕豫民间文化资源的区域分异 同质性与分异性是区域文化的一体两面。区域分异是指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区间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的差异性是由于自然地理、民族迁徙、风俗习惯、方言土语、心意信仰等文化因子交互作用、共同驱动之下形成的。因此，山陕豫三省有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亚区与形态各异的文化类型，这些文化亚区有的与行政区划重合，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以自然地理分割、习俗惯制传承、方言土语扩布为地理边界的。从省级行政区划来看，山西可分为晋北、晋中、晋南、晋西、晋东南五个文化亚区；陕西包括陕北、关中、陕南三个文化亚区；河南则有豫北、豫西、豫南、豫东等文化亚区。从山陕豫跨区域社会文化共同体考察，以三省交会的黄河金三角为核心区，以黄河中游渭河、汾河、伊河、洛河、沁河等支流连贯的地区为中心区域，以各省与周边省区交汇地带为边缘区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类型。黄河金三角核心区域民间文化资源包括神话传说资源、农耕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表演文化资源等，类型众多，门类齐全。陕北、晋西同属晋语方言区，道教信仰盛行，伞头秧歌、民歌戏曲、三弦说书深受乡村民众喜爱。明清以来山陕大峡谷的水上交通运输成为贯通山西、陕西、内蒙古各省区经济交往的重要通道，黄河左右岸的山西碛口镇、陕西木头峪都是秦晋两地的水陆码头。随着社会的变迁，水陆码头的功能消失了，然而这些古村落、古名镇保留的商铺、街道、院落、窑洞、神庙、戏台仍然述说着昔日的繁华，成为开展乡村旅游的独特文化景观。太行山崇山峻岭，逶迤连绵，河流纵横，横贯连缀着山西、河北、河南三省，历史上划分为北太行、西太行、南太行，这里不仅有女娲补天、炎帝神农、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等经典神话传说，而且依托奇特壮观的自然地理形成了山区村落景观。山西境内的抱犊村、井底村、黄崖底村，河南境内豫西林州石板岩村、辉县郭亮村，这些村落景观将自然风景与人文创造相结合，融雄、壮、奇、险、秀多种审美范畴为一体，被人们称为世外桃源。总之，山陕豫跨区域社会文化的同质性，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区域文化的分异展现的是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彰显了黄河流域山陕豫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将同质性与分异性综合考量有利于构建同为主导、同中有异、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 3．建立“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之构想 黄河流域横贯全国九省区，地域广阔，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上游为水源涵养地区，重在生态修复；中游在防止水土流失，加强污染治理的同时，目标是实现经济、文化的“中部崛起”；下游是河流湿地和生物栖息地，要在修复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位于黄河中游的山陕豫三省不仅是一个生态共同体，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更是一个“跨省域的社会文化共同体”。目前黄河流域各省区都在讨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省域方案，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做准备，我们发现存在偏重生态保护、水沙治理、产业发展，对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估计不足的现象。共同体首先是有共同的命运，它昭示着特定区域群体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生命历程。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一个人类个体都会有共同的感受与意识，对群体的生存与未来发展达成普遍的意识，这就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建立在一致性、普遍性基础上的共同感，也是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所说的可以把个人与他人、族群、民族联结成一个整体的共同意识。共同体理论的奠基者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认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有三种，即源于亲属关系的血缘共同体、源于邻里关系的地缘共同体和源于宗教、友谊或同志式精神关系的精神共同体。山陕豫社会文化共同体涵盖了这三种形式，是以家族为细胞、以村落为基本社会单元，推而广之，将不同的社区、文化亚区维系在一起的超大社会群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从文化的视角看，关注的是乡村社会以农民为主体的感性生活与情感生活，以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身体性、情感性感受为标准，关注广大民众的生存命运和日常生活，充分发挥民间文化资源的内源性动力，建设美丽乡村；从社会运行的整体机制考察，注重民间文化传统中积淀的生态观念、生存法则、生产经验、村落规范，并与当代社会的生态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延续建立起内在的关联，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各个要素及检测指标形成系统性、协同性、整体性的良性运行机制。山陕豫跨省域社会文化共同体有优越的地理生态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理应成为在黄河流域率先发展的“主体功能区”“示范引领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