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费晟，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慕尼黑大学博士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国际环境史学组织（ICEHO)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环境史、大洋洲史与华人移民史。 本节内容节选自作者新著：《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第六章，注释从略，感谢作者授权。 农耕高手的养成 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如此迅速的在农业活动中崭露头角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就是农耕高手出身，比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覃仕沛。十九世纪下半叶前往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四邑，而在19世纪环太平洋淘金热之前，珠三角乡村已经是中国农作物品种最丰富、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还积累了高超而复杂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四邑地区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势北高南低，地貌以丘陵为主，河渠纵横，平地零碎分布，自然植被丰茂。此地年平均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年降雨量最低也在1000毫米左右。显然，这里的自然与澳大利亚东南部殖民地的并不全然相同，尤其是拥有充足的降水和肥沃的土壤。但在澳大利亚，四邑移民几乎抓住了所有可能的机会，在所有环境中都不余遗力地施展其在农业领域的才华。 珠三角地区的农民营造了颇为精妙而高产的农业生态体系，包含多样化的种植与养殖活动，这是他们能够在海外农作活动中大显身手的根本原因，从加利福尼亚到澳大利亚，都有他们的痕迹。首先最出名的就是桑基鱼塘。所谓桑基鱼塘就是为充分利用土地而创造的一种挖深鱼塘，垫高基田，然后在基田上种植桑树、塘内养鱼的立体人工生态系统。桑基鱼塘是池中养鱼、池埂种桑的综合养鱼方式，蚕粪可做饲料，而定期挖掘鱼粪池泥又可肥田，是典型的高效有机农业生产方式。此外还有轮作制度，即每年种两季水稻，间种蔬菜与红薯。最重要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四邑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蔬菜种植业的中心地区之一，品种达到30多种，通过水路供应广州、佛山等大城市。水果种植业也是另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新会的橘子产量大、品质好，1840年时已经成为清廷的贡品。此地还特产蒲葵，名声甚盛。  典型的桑基鱼塘景观 其次，这里的生产技术是充分适应当地具体的雨热条件而发展起来的，这主要练就了四邑人出色的水利技术。四邑地区虽然雨水充沛，但降水也有季节分布不平衡现象，当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发生干旱时，这里的降水也会减少，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仍然是受季风影响。春季降雨期的延长与台风雨都可能导致水灾，丘陵密集、河网细密、沿海地势低洼的地理特点则加剧了水灾的威胁。为了生存，这里的水利建设任务非常繁重。比如晚清时台山县主要依靠民间力量修建了“蛮陂头渠”，它从山里出发，曲折十余里，西流猴岭，斩截山脉，转折分流，注于锦坡朗，灌溉1000多亩土地，而且渠、圳（田边环绕的水沟）密布。除桑基鱼塘，沿海低洼地区居民为了适应环境还发展起注重疏导内涝和保持土壤肥力的农田生产体系。作为四邑新会人，著名学者梁启超曾对家乡种植柑橘留下一段生动的描绘： 植物之大宗者。艺谷之外。曰桑。曰菸叶。曰蒲葵。曰柑橘。曰橙。……老农为余言。……吾县濒海。凡种植家皆筑围以避潮。围内为壍。资畜泄焉。此为第一义。其费每亩为二两四钱。犁地为界。界有小濠。此为第二义。犁地之费。每亩八钱。开濠如之。买树为第三义。每树一株。值银三分六厘。每亩之费。为五两四钱。吾县之田。每年中价。二两四钱而赁一亩。其初植之第一年。田主重征之。率亩而加三两焉。此为第四义。都其总数。初植之第一年。凡亩而费十四两八钱。一切备矣。橙五年而实。向言亩值五百四十两有奇者。六年以后之事也。老农又为余言。田艺谷既久。其土涂於新树最不利。而番薯最宜。故第一年必植薯。植薯之利。每年可三两六钱。新树畏烈日。自第二年至第五年。必间岁植蔗及瓜豆芋栗之属以捍蔽之。植蔗之利。年可二十两。植瓜豆之利。年可十四两。其视艺谷所获。已一倍至二倍矣。围堤内外。树以杂果木。堤外二排。一蒲葵。二水松。堤内三排。荔蕉桃李桕间树之。壍可以畜鱼。濠可以艺禾。橙下余地。可以植蔬。……治田之工。每百亩仅用四人。惟植橙用工特少橙熟收实时则雇散工耳每年中价。人约十二两。一切取之於围堤濠壍所出之物。恢恢然有余矣。故植橙百亩者。 这一段信息量丰富的记录充分说明四邑农民普遍擅长修筑堤坝以及水渠用以引水和排水，而且水利设施的修建是灵活通变的。这将很好地解释1860年代后四邑移民为什么能在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各大矿区开展大型的围场淘金作业，同时在局部推广灌溉种植业时那样得心应手。不仅如此，他们熟悉掌握土地肥力的变化，懂得不同肥力的土壤适合不同的作物，也能利用有机肥料改良土壤。最后，他们将轮作的技能发挥到极致，在培育果树直到收获的周期中几乎种植了所有可以耕作的其他农作物。毋庸置疑，四邑移民同样是出色的农业生产者，这将大大增加了其海外拓荒的竞争力。正是凭借这些水利技术和蔬果种植技术，华人在遥远的殖民地满足了移民社会的饮食需要，也促进了南太平洋内陆地区农矿新生态的崛起。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布莱尼等学者曾经认为华人在废旧矿淘金方面的某些成功可能与他们早已拥有采矿经验有关。但仅就四邑的自然环境而言，这种可能性很低。因为首先这一区域唯一曾经发现具有可采价值的冲积金矿坐落在恩平县，虽然历史上偶尔有人在此淘洗金子，但直到1930年才有重大发现。此外，在维多利亚淘金热爆发之前，这里有一定开采价值的矿产主要是石灰石等非金属矿，利润率低且不足以形成支柱性产业，也就催生不出大量矿工。总之，这些侧面的例证更加说明对四邑移民而言，在海外的环境改造经验基本都源于其在故乡的农业活动传统而不是工矿技能。 化腐朽为神奇 维多利亚殖民地农业耕地的增加，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清理欧洲移民所谓的荒地而获得的，尤其是配合畜牧业对干草料的需求而建立，但是华人租赁荒地基本上是为了种植蔬果。1857年后，在选地法的保障之下，一些华人移民可以相对自由地进入矿区城镇近郊的荒地，凭借自己的农耕经验，寻找靠近水源的肥沃地块扩大蔬菜种植活动。这相对容易，基本上就是将地表除草平整后就种植蔬菜。比如1870年代成为矿工蔬菜基地的罗登河（Loddon）谷地农业区就是被华人开发出来的，土地租赁记录与考古学界证明这里一共形成了三大块菜园用地，都靠近卡索曼矿区最后一个被发掘的大型沉积金矿——亚历山大山（Alexander Mount），距离最近的矿工集镇沃恩（Vaughan）仅有一公里。尽管已经无法得知菜地的奠基者，但是其耕作方式都是相同的： 在这里，华人用爬犁将土壤翻松，然后在土地中齐刷刷地垒出菜畦，再沿着划好的菜田格子挖浅浅的方形水井，最后进行浇灌。 以此为例，维多利亚中部矿区许多城镇附近相对肥沃的土地都发展起了蔬果种植园。在华人农夫的照料下，这些种植园往往能够持续许久。比如1867年，一名叫李春（Li Chun）的华人根据1865年选地法在罗登河谷地沃恩小镇附近开发了一个新菜园，面积接近5英亩，经过三次转手，最终存在到1912年才停止了种植活动。这个菜园曾经持续雇佣过其他华人种菜，包括季节性用工。考古发掘证明这个菜园还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灌溉系统与生活区： 在河道的北部，可以看到由植物、道路、一排排田畦和住宅组成的复杂系统，河道南部则遗留了道路、水坝、房屋以及渠道，许多断断续续的碎石堆说明这里曾经有过河堤，但是后来被破坏了……这里还出土了近3000件人造物品，包括金属、玻璃器皿、陶器，……还有吸鸦片的烟枪。 与欧洲移民的农场不同，罗登河谷的华人菜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虽然菜地可能属于不同主人，但之间没有明显的区隔空地，没有地界标识，包括没有任何篱笆。显然，菜地的运作是依靠集体合作的，差别只体现在不同菜地的蔬菜品种不同。 
中国人新开辟的蔬菜种植园 相比于上述这种常规土地上的种植业，更令人惊叹的是华人在恶劣地形与地质条件下发展的蔬菜种植业，而这是更常见的情况。华珠三角的农业经验与技术在这里充分展现了优越性。在淘金热爆发后，首先是许多耕地被抛荒，在澳大利亚洪旱交替气候的冲击下，土壤退化，杂草丛生： 没人再关照它们（花园）了……本地生的木蓝、仙人掌果、红白玫瑰、黄茉莉、枣树、印度胶树以及千奇百怪的花朵和灌木丛，……都湮没在齐腰高的杂草堆里……花园变成了杂草构成的荒漠。 更糟糕的情况是，淘金活动直接破坏了本来完整平坦的土地。除了浅表沉积金矿开采时代已经积累的土壤与水系破坏问题，1860年代后矿区的土地还因为石英矿开发而进一体无完肤步。石英矿开发的土方量通常远远高于冲积金矿，比如在本迪戈的露天石英矿开采中，矿区地表土壤先被大面积的剥离，然后矿工再用强力炸药爆破巨大的石英矿脉，动辄涉及数百平米的地面。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被开采过的石英矿坑与矿井都会变得崎岖不平，而由于彻底失去了土壤覆盖，地表植被几乎没有自我复原能力，而且矿渣的堆积也造成了河道淤塞。 1860年代后，这种问题在维多利亚最大的矿区本迪戈最为突出，由于经年累月的金矿开发，这一带已经很难找到成片的可耕地。按常理看，要这里发展农副业很可能是事倍功半的，然而华人移民硬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证明了什么叫化神奇为腐朽。华人以每0.125英亩1英镑的年租金从官方手中获得耕种许可证，然后若干华人想方设法通过拼凑，将几块狭小的土地土地合并成大小适中的菜地，然后一起进行蔬菜种植。最重要的是： 在密集的矿坑中，华人愿意花大量的时间清理掉板结的粘土块以及数不清的石英石废渣，然后反复松土并平整土地。 不仅如此，华人移民还要施加底肥。首先，他们引入了四邑的绿肥技术。绿肥就是把废弃的新鲜植物揉碎埋入土里当做基肥。在种植工作开始后，他们又始终注意施加有机肥追肥，就是把积攒的人畜排泄物和有机垃圾埋入土壤。华人菜农会专门走访营地收集这些肥料，而四邑矿工社区的头领也要求麾下矿工把生活垃圾与粪便堆积到指定区域，否则罚款。这个经验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应用，也成为华人蔬菜特别优质的关键原因。考古学的材料证明在罗登河农业区，华人定居区从来没有蓄粪池和有机垃圾的堆积，这与白人定居区很不同。这说明华人把这些有机物都用于肥料了。 不仅如此，华人的农田水利技术也被广泛应用到蔬菜种植业上。1863年本迪戈再次遭遇旱灾，民众在向政府求助的申诉中说华人菜农利用了引水渠技术，通过挖掘渠道从远处深山引来了水流，避免了旱灾对蔬菜业的毁灭性打击。罗登河谷的菜地考古也发掘出环状的水渠遗址，其实就是珠三角地区农田“圳”的应用。不仅如此，在极端缺水的情况下，华人菜农还可以完全靠人力肩挑手抬取水浇灌菜园，为了避免被炽烈的阳光暴晒，华人通常是每天天亮前就开始浇灌菜地，异常勤劳。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末期自来水应用为止。1868年杨牧师在报告中说，三大矿区中，华人蔬菜种植业影响力最大的地区并不是水土条件最好的巴拉瑞特，恰恰是海拔最高、地形最崎岖的东北部矿区，以及土壤最不肥沃且经年缺水的中部矿区，绝对不是偶然的。 中国农耕技术的应用在移民社会赢得了相当的认可，本迪戈的媒体就曾评论说： 华人用极大的耐心应用了他们从本国乡村获得的知识，简直让欧洲人无比羡慕和嫉妒……如果没有华人，人们要多付50%的钱才能买到生菜、洋葱和水萝卜。 在1862年与1865年议会的两次调查报告中，都可以找到对华人在相对干旱地区种植蔬菜的评价，通篇溢美，简直不敢让人不敢相信，仅仅数年前，也是同样的机构，终日忧心忡忡唯恐华人成为殖民地的麻烦制造者： ……是蔬菜种植而不是淘金，让他们成为对这个殖民地有用的人。在卡索曼、桑德赫斯特（本迪戈）及巴拉瑞特，他们以巨大的毅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掌控了这些市场的供给。他们种植中国白菜以及其他欧洲人熟悉的蔬菜，他们挖掘渠道并且浇灌土地，坚持不懈地用粪土肥田。 ……华人菜农简直就是国家的财宝，这个殖民地几乎没有那个城镇居民可以不依靠华人的蔬菜存活，他们持之以恒地提供如此高品质的新鲜蔬菜。至少就矿区的情况来说，在任何集镇里，想要跟华人比试一下生产和销售蔬菜的念头都可以放弃了。 就在种族歧视立法被废除的1865年，本迪戈还举办了农产品推广会，专门印发了中文宣传材料，还让华人菜农自己做广告。而十年前这里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公开举行反华集会示威的地方。很明显，通过蔬菜种植业，华人移民与矿区欧洲移民的交流大大加深，蔬菜交易市场成为双方沟通与合作的舞台。事实上，华人从蔬菜种植活动中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收入。1866年《巨人报》就记录说： 有一个菜园子由5个华人运作……大概有3英亩大小，这五个中国人人均周薪是一英镑。对欧洲人来说，这似乎也不多，但是已经远远超过淘金那些人的平均收入了，而且比他们在自己国家能挣到的钱高了差不多两倍。 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比奇沃思著名的华人蔬菜种植园主金龙（Gin Long）在1867年回国探亲了两年，临走前当地媒体评价他道： 金龙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并没有积攒下多少宝贵的金属，尽管他是被它吸引到这个殖民地来的。他是通过种植蔬菜而不是挖掘土地发财的。他在多个农业和园艺展销会上赢得了奖状……加上他文明又温和，赢得了各个阶层无数消费者的青睐。 
位于本迪戈的金龙博物馆，展示着淘金热时代至今，当地华人的生活状况和华人社会的历史 由于蔬菜种植业领域的回报相对丰厚，华人移民转型从事农业活动的比例在1860年代后节节攀升。根据1867年威廉·杨牧师报告的统计数字计算，华人菜农在矿区男性华人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是4.6%，而参看1871年维多利亚统计局的资料，整个殖民地华人菜农占华人人口的比例已经上升到8%，再到1881年，菜农比例上升到19%。在乡村地区，华人菜农和零售店主及牧场临时工并列成为华人移民的三大主要职业。正在这种发展态势下，矿区的蔬菜种植业促成了一个意外的积极效果——许多被采矿破坏的地表景观与土壤又变得富有生机。 新物种 从推动构建移民殖民地新生态的角度看，华人蔬果种植活动的大发展还有一些影响深远的后果。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贡献是，华人从珠三角引来了新物种，还使其成为澳大利亚移民生物圈的一员。实事求是的看，与故乡不同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决定了珠三角当年常见的作物不太可能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地区繁衍壮大。许多证据确实也表明华人种植的蔬果几乎都是欧洲移民熟悉和喜好的，他们并没有曾经广泛引入他们最熟悉的桑树、茶叶、红薯与花生。1873年时，一位从美国移民来的著名演员与剧院经理曾描绘他在维多利亚乡镇见到华人种植的蔬菜品种: 华人用如此少的可耕地创造出如此多奢侈的蔬菜，简直是这个国家蔬果种植的希望。蔬果种植终结了“羊肉和大饼”的统治，代之以物美价廉的卷心菜、生菜、土豆、西红柿、芜菁、胡萝卜、一串串的葡萄、一筐筐的西红柿。 但是这不意味着华人没有引入新的物种，比如最近的考古学成果就确认了维多利亚华人定居点遗迹附近有香葱（spring onion）的生长，但早已经野化，这是本土植物体系中根本没有的。由于白人喜欢吃的是欧洲大葱（leek），所以香葱必定是华人引种的。事实上，华人菜农顺手引入的一些新物种不仅在当年就引起了注意，甚至成为当地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罗登河谷农业种植区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显示，维多利亚中部地区梅树（plum）的种植非常普遍，这并不是欧洲人带入澳大利亚的。梅子树得到了这一带居民广泛的欣赏和喜爱，因为这里当年几乎没有欧亚大陆常见的开花果树，同时这些果树还能结出可口的水果。除了直接吃鲜梅子，华人还会腌制梅子或者用它泡酒，晒干的梅子也可以用来做开胃零食帮助消化。更重要的，梅子具有审美和文化象征意义，因为在矿区6月份开始的阴冷冬季中，只有梅树依然有翠绿的叶子甚至绽放花朵。当地移民社会都认识到，在中国珠三角地区的民间习俗里，梅花象征着繁育与克服逆境，是家家户户春节时用以装点烘托节日气氛的重要植物。 另一个有趣的例证是本迪戈的柚子树（pomelo）。可以确认，这种植物是十九世纪末由一名叫做孙阿多（Sam Ah Dore）的蔬菜种植者在本迪戈北部的小镇艾尔莫尔（Elmore）最早引入的，移植到本迪戈后，立刻在华人社区流行开来。柚子是珠三角重要的特色果木，同样具有四季常绿的特点，它们在气候相对干燥寒冷的本迪戈存活下来，不啻为当地荒凉景观中的一抹亮色。虽然在本迪戈柚子树很难结出累累硕果，但它很快也获得了当地欧洲裔居民的欢迎。本迪戈每年复活节时，华人都会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因为当时的节气类似于珠三角的春节十分。庆祝活动中重要的仪式就是舞龙，表演开始的动作就是用柚子叶沾水拍打龙头。 无论是蔬果的种植，水坝的修建还是道路的修缮，都与采矿活动具有本质不同的生态与社会意义。蔬果种植业促成了耐久且与当地自然环境充分交融的人造景观，标志着一种对新大陆的土地更持久的物质与精神联系，更是澳大利亚移民生态体系得以稳步拓展壮大的基本保障。以罗登河谷底农业种植区为代表，围绕蔬果种植出现的大量基础设施，都是顺应当地地理环境和人居需要而修建。几代华人都在努力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技术，精心营建和维护这些设施。这是1860年代之前的矿区边疆社会无法想象的。 因采矿活动而诞生的蔬菜种植业是华人与澳大利亚环境互动的重要内容。蔬菜种植业的成功，既是华人转行谋生所需，更是他们在发挥传统经验的同时改造当地自然环境、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 
标题：再造金山 副标题: 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 作者: 费晟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3 页数: 472 定价: 78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303268030 内容简介 作为英帝国最偏远也是最晚开辟的殖民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自十九世纪以降迅速沦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的资源边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历史是世界史研究中基础非常薄弱的领域，本书利用环境史的新视角整合了之前零碎保存的史料，从近代西方殖民扩张及生态变化的角度探讨澳新历史变化的特点，突破了传统国别史研究中只重视政治经济话题，从而容易忽略地缘上较为次要的大洋洲区域史的局限。本书以澳新华人移民的经历与命运为线索，力求展现全球资本主义及西方殖民扩张中人口交流、经济发展、环境变化以及文化冲突之间的复杂互动。 目录 图录 表录 自序 第01章 序章 老问题之否思 一种新思路：移民环境史 澳新殖民地的社会与生态之变 本书章节安排 第02章 新航路 南太平洋地区对华海参出口及其生态影响 寻找通往中国的“极东航线” 极东航线上的海豹皮 极东航线开辟的环境史意义 小结 第03章 跨越赤道的相遇 走入荒野的厦门人 淘金热与移民潮 珠江三角洲的躁动 通往金矿之路 小结 第04章 “黄金国”来了“天朝客” 金矿资源边疆的形成 华人淘金活动的开端 “华人破坏水源”？ 小结 第05章 躁乱的边疆 通往暴动之路 遏制华人分享资源 强制的华人生态 小结 第06章 荒野中的新生机 华人蔬菜种植活动的兴起 珠三角农耕经验的传播与矿区生态重建 华人多样化的农副生产活动 小结 第07章 新西兰与昆士兰 新西兰，新希望？ 华人移民与新西兰农矿生态的发展 昆士兰：热带的召唤 小结 第08章 资本的力量 工业化采矿的生态影响 “香蕉王国” 蔬菜、木耳与奶酪 小结 第09章 终章 参考书目 附录一 悉尼杰克逊港与广州直接通航船次一览表（1788—1817 年） 附录二 淘金热时代维多利亚殖民地出口黄金至中国的数量和价值一览表（1851—1879 年） 【转载自“历史的生态学畅想”微信公众号4月7日推送，本期编辑：陈双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