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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与城市历史的缠绕——草海之城堪萨斯城的变迁
侯 深
摘要： 堪萨斯城崛起于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的交汇处，是一个依赖大平原的农牧业所建立的美国中西部都市。铁路助力资本打破了自然的种种限制，令大平原转化为堪萨斯城的腹地。虽然征服自然以实现城市经济的永续增长，一直是堪萨斯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文化的野心，但是成为腹地并不意味着自然完全受到资本与技术力量的操纵，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消失。作为一种自发的、独立的力量，自然以其丰饶奠定城市发展的基础，也以其极限挑战着城市发展的野心和规划。在堪萨斯城的故事中，1930年代的尘暴与1951年的洪水以灾难的形式迫使这个城市去适应新的生态现实。
关键词：堪萨斯城；腹地；尘暴；生态适应性
1950年，在堪萨斯城正式建制一百年之际，该城最大的报纸之一《堪萨斯城星报》出版了一期百年特辑，题目为《今日之城崛起于昨日之滨河小镇》。这份特刊的封面是两幅嵌套的彩绘图片。下方较小的一幅图片中，站立着一位手拄来复枪的拓荒者，身旁是头戴羽毛的土著人和一架双牛驾辕的篷车。画面中拓荒者的背影坚毅而笔直，他身旁的土著人则显得矮小卑微。拓荒者眺望着流向远方的密苏里河，近处是一艘小小的平底驳船，稍远处一艘冒着滚滚浓烟的汽船向西驶去。河岸芳草萋萋，在较平坦处排列着七八座低矮的小楼。屋宇之后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山丘。这幅较小的图片嵌入占据整版的大图之中。在大图中，依然屹立着男子的背影，依然流淌着迢迢的河水，依然摇曳着堤岸的高草，但是一桥飞架南北，在宽广的大河北面，是一座巨大的、高耸的城市，山丘已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连天入云的大厦。对现代的美国城市而言，只有当这些大厦勾勒出城市的天际线时，它方可被骄傲地称为一个大都市。男子的身旁不再有土著的陪衬，他一手插在西装裤的口袋之中，望向的也不再是荒蛮的西部，而是因汉尼拔大桥而极大便利了对外交往的城市。河上的汽船已经消失，篷车早已是历史的陈迹，昔日的河港小镇伴随汉尼拔大桥的修建，逐渐成为美国中部密集铁路网的中心。大图上方一架飞机驶向城市，标志着一个新的交通时代的到来，似乎也宣告着一个河港与牛镇（cow town）时代的落幕。
“The City of Today Rises from the River Town of Yesterday，”Centennial，The Kansas City Star，June 4，1950，p. I．（图源作者）
在1950年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时代到来之际，百年的堪萨斯城野心勃勃、充满生机。土生土长的堪萨斯城居民渴望讲述自己城市的历史，如同所有热切地赞美家乡的人们一样，他们兴致盎然地回忆着过去的苦难与辉煌——如何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如何以普通人的聪明智慧创造出今日的富强。在他们的讲述中，一个胜利的故事逐渐成形，它的基调是进步的，节奏是迅疾的，气质是民主的，信仰是自由的，它将是一个典型的西部故事，也会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在那些对一个城市深具认同感的人们的笔下和口中，个体的城市传记类似于个人的传记，而人们愿意去记录并且传扬的是成功者的故事。历史学家如是，普通人更是如此。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关乎成功的故事，一个昔日只有数十人的皮毛贸易小镇成长为横跨堪萨斯与密苏里两州、人口近300万的大都市，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不但为无数前赴后继来到此处的人们提供机遇、希望和财富，也为西进的人们提供了最不可或缺的能量——食物。
但是，胜利的故事并非总是历史的全部，苦难历程的终点并非必然导向辉煌。取代胜利或者进步叙事的，也不仅有衰败一途，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故事。已经有很多人在讲述这个新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一部分人如何为了另一部分人的成功而付出代价，以及前者作为个体或群体所罹受的不公、挫折和失败。然而，就像历史不仅是关于某一个或者某一种人的成功故事，它同样也不只是关于“人”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往事。为成功而付出的代价经常由人类以外的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承担，而自然环境的变迁反过来会影响人类及其创造物，如城市的存在方式、历史轨迹与权力关系。
堪萨斯城的成长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芝加哥在大平原上的翻版，它距离芝加哥800公里，同芝加哥的情形一样，讲述它的故事，同样需要回到大西部，回到高草与短茎草草原、玉米与小麦农场，回到牲畜围栏与肉类加工厂之中。1991年，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出版了《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在此书中，克罗农打破了城市的既有行政边界，将之放入一个更为辽阔的生态与历史维度中进行讨论，开创了环境史研究的经典叙事。他通过“商品流动”（commodity flow）对都市（metropolis）及其腹地（hinterlands）的影响展开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探讨芝加哥得以成为中西部最大都市的根源。城市资本的力量借助铁路、冷冻罐车等现代技术将大西部变成芝加哥的生态腹地，为城市提供其所需的资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草原转化为麦田，牲畜取代了野牛，五大湖区的森林成为建筑材料，大西部的自然被不断地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而芝加哥作为这些商品的集散地逐步扩张，成为自然的大都市（nature's metropolis）。大西部原有生态系统的演化中嵌入了资本的逻辑，“居于中心的城市对其周边的地区施加着长远的市场影响”，远离市场的腹地的景观变迁与物种兴衰不再由其所在栖息地的环境所决定，而成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这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洞见。但是，虽然资本的逻辑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四处延展，自然的力量却始终在与之抗衡。芝加哥的生态故事并未结束于“白城”，自然也没有就此为资本的逻辑所统御，简化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力量，自然执着地存在于城市、乡村和更遥远的腹地，不断地形塑着城市的生态、经济与个体的生活。
“白城”（the white city），指的是 1893 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建筑群，其总设计师为丹尼尔·伯纳姆（Daniel Burnham），景观设计师为弗里德里克·劳·奥姆斯泰德（Frederic Law Olmsted）。克罗农以《白城朝圣之旅》作为其芝加哥故事的结尾。在克罗农看来，“白城”标志着芝加哥成为一个世界性大都市的华丽崛起，也标志着城市与乡村彻底一体化。
堪萨斯城与芝加哥一样，是一个自然的大都市。它们几乎拥有共同的腹地，也分享着某些相似的经历。然而与克罗农所描述的芝加哥所不同的是，在堪萨斯城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壮伟的大都市一往无前地以资本为利器碾压、征服其腹地生态的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它的过往生态经历中，自然的力量从未被彻底消灭，它的变迁始终影响着城市权力与经济形态的改变。而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不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都市的崛起与所受的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城市与自然之间纠缠的历史。
一、两河交汇处的堪萨斯城
堪萨斯城诞生、成长于广袤的北美大陆的中部，坐落于堪萨斯河与密苏里河的交汇处。后者是北美最长的河流，诨号“大泥流”（the Big Muddy），它自白雪皑皑的洛基山峰顶起源，最终汇入密西西比河黑褐色的洪流之中。与密苏里河相比，堪萨斯河短而浅，长度不过185公里，整个流域位于今日的堪萨斯州，然而即使如此，它也可能在某个持续暴雨的季节浊浪滚滚，洪水成灾。因此，当地人在闲谈间，也以“大”名之，称之为“the Big Kaw”。“Kansas”“Kaw”“Missouri”均得名自曾经在河畔生息繁衍、激流泛舟的中西部土著部落，它们与其赖以生存的河流及成千上万的河狸和满山遍野的橡树一起，共同塑造了白人未至之前的生态。这里是两种生态系统的交汇处，在堪萨斯河的入河口处，由高大的橡木和山核桃树构成的东部林地生态遭遇了中西部的高草草原生态。
当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团（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在1804年6月26日来到卡奥点（Kaw Point）——堪萨斯河与密苏里河交汇处时，这里的河山已经数度易手。最早留下记录的是18世纪初的传奇人物——法国浪子布尔芒（Etienne Veniard de Bourgmont）。在1763年的《巴黎和约》之后，西班牙人在名义上控制了这个地区，但是法国人仍然在皮毛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Louisiana Purchase）完成之后，密西西比河以西214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划入美利坚合众国版图，但是当时远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精英对那片土地一无所知。
堪萨斯城在这股资本与自然相碰撞的浪潮中首当其冲。密苏里河正是在此处不再继续流向西南，而是拐向东部，奔赴密西西比河。这样一个弯道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为那些立志前往西南部的人们提供了弃船转车最便利的地点。最初，此弯道周边的土地是一个天然的前往新墨西哥圣塔菲的补给站。那些希望与土著和墨西哥人进行贸易往来的东部冒险家乘船来到卡奥点，在此间购买篷车与牲口，穿越大平原向西南而行，最终抵达圣塔菲。著名的圣塔菲小径在大篷车和来复枪的加持下成型。很快，新的愿景产生了，通向太平洋的俄勒冈小径成为更多人奔赴西部的路径，但是它们拥有共同的起点——堪萨斯城和与之毗邻的堪萨斯州的独立城。1848年淘金热开始后，更多的篷车从此处出发，带着对未来、财富、自由的渴望西去，去实现这个国家与他们个人的天定命运。这股浪潮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带向他们的梦想之地，直至1869年州际铁路贯通，篷车队伍才慢慢从大平原上消失。在此之前，至少有40万人通过俄勒冈小径西去，演绎了无数的悲喜剧。而这个在1855年人口不过500人的小镇——堪萨斯城，在其中扮演的生态角色究竟是什么？
堪萨斯城所踞之处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地理上最佳的换乘点，同样重要的还有其草原生态。无论西进的移民是选择圣塔菲还是俄勒冈小径去开拓西部的荒野，他们的篷车都需要役使成千上万头牛、马、骡子，这些牲口需要饲料，而围绕堪萨斯城周边的草原正是它们整顿、休憩、过冬的天然牧场。堪萨斯城知名的传记作者詹姆斯·R.肖特里奇（James R.Shortridge）认为，堪萨斯城周围的草原是这个西部小镇成长为大都市的最重要的三大地理特征之一，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特征。但是，肖特里奇以及其他研究堪萨斯城历史或者地理的学者们同样忽略的是，堪萨斯城的草原属于向西伸展的广袤平原，而这片南至得克萨斯，西抵科罗拉多，包括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怀俄明诸州在内的辽阔“草海”（the “sea of grass”）才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生态特征。
在堪萨斯城，商业仍然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但是此时，商业所仰仗的不再是自然孕育的毛茸茸的生物，在人性的贪婪、资本的支撑、金钱的诱惑、威士忌的刺激和土著的娴熟猎捕技艺下，那些因其美丽、温暖的皮毛而受到猎人青睐的动物（如河狸），将被捕杀殆尽。这个野心勃勃、决意扩张的国家需要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它的商业不能继续依赖于自然漫不经心、毫无效率的产出。人类之手必须介入，应当由人类来决定自然应当产出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速度和周期来产出，这是农业与牧业的基本逻辑。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民在缴纳税款之后，其产出供给自身、家庭与社区的需要。但是大平原将要出现的农业和牧业与之不同，它将是早期以商业和市场为导向的农牧业，将在农民的劳动与国家的意志、人类的需求与土地的供给之间嵌入资本的链条，从而改变大平原的农业生态与城市景观。
堪萨斯城站在美国西部开发的前哨，是最鲜明地为大平原生态与经济角色的转变所定义的城市。西部的农业开发使这个城市能够从一个贸易中转站、圣路易皮毛贸易王朝的小角色，摇身一变成为密苏里州最大城市（包括其在堪萨斯州的部分）。在1850年代，西部开发的鼓吹者们（boosters）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1857年出版的《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历史》一书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西部开发的可能。此书有一个当时流行的冗长的副标题：《描绘土壤、气候、河流、草原、山丘、森林、矿物、道路、城市、村落、居民，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主题》，扉页上则是号召人们移民堪萨斯城的宣传。在此书中，作者沃尔特·斯隆（Walter Sloan）费心竭力地以当地土壤、河流、气候、动植物的丰饶，全方位地解构堪萨斯和大平原地区“大沙漠”的形象，以期吸引来自东部的拓荒者。他写道：“堪萨斯的气候同密苏里、肯塔基、弗吉尼亚相似，不过略干一些。这里的土壤可以完美地产出所有的谷物、牧草、蔬菜，还有中部各州的各类水果。……从堪萨斯河口以西，沿河100余英里的两岸，优良的木材非常充裕。……很多橡树的直径有五至六英寸，杨树往往更加高大。”在此书为堪萨斯城专辟的章节中，作者写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城市，现在正全力以赴服务于移民、圣塔菲与加利福尼亚的贸易。”该书的作者预见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以及更远的西部平原的广阔农牧前景，但是很显然，他对这个雄心勃勃的小城市的野心尚未有清晰的认知。
该城早年的领袖人物之一——罗伯特·T.范霍恩（Robert Van Horn）则展望着更为宏大的前景。1855年，正当而立之年的范霍恩从俄亥俄来到堪萨斯城，该城刚从1850年的霍乱之灾中恢复元气。彼时，它的人口不过寥寥478人，但是，西部开发的鼓吹者已经用各种方式为这个作为拓荒起点的小镇背书。范霍恩成功地买进刚刚成立的报业公司，发行了这个小镇的第一份报纸《堪萨斯企业报》。密苏里河南岸便是堪萨斯城，沿岸的建筑大都是仓库，昭示着该城的港口位置。港口背后是延绵数百英尺高的崖岸，其上森林繁密，但是此时已有几幢住宅。在未来的数十年间，堪萨斯城在不断向西拓展其腹地的同时，也将砍伐这里的森林，夷平大部分山崖，建造一个城市。《大堪萨斯城早期史》的作者查尔斯·迪赛里奇（Charles Deatherage）本人就是当地一位木材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对此处的森林状况有大量描述。
在此书中，迪赛里奇用数页篇幅转引了范霍恩于1857年圣诞晚宴上所做的题为《时代的精神》的演讲。范霍恩的演讲激情澎湃、用词考究，他传递的信息是那个时代人们熟悉的声音：铁路将吹响进步的号角，贯彻民主的制度。“铁路蕴含着进步的哲学……”，他告诉听众：在那些大量使用人力与畜力进行运输的古老国家，“朝廷修建城市，专制统治者的法令强迫整个帝国为其奢靡的都城进贡。……在这里，人民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城市……纽约、辛辛那提、芝加哥、圣路易斯、新奥尔良是我们人民的大都市”。上帝之手以山峦河流确立了商业的中心，“正是通过研究全能之主手指划过的痕迹，贸易的先驱与文明先锋选择了这些地方建立共和国的宏伟城市。在通向密西西比与太平洋山峦盆地的商贸西进的路途中，最后一个伟大的财富、贸易与人口的中心稳固地坐落在密苏里与堪萨斯被岩石环绕的河湾之中”，那就是堪萨斯城。他铿锵有力地言道：“从哥伦布时代开始，商业与企业便一直在追寻西部。西部、西部，这是跨越大西洋，溯流波多马克河，翻越阿勒格尼山，顺流俄亥俄河，穿越密西西比河，北上密苏里河的口令，它终于被找到了。堪萨斯城屹立在西进航程的终极所在（ultimate point）——它是商业的西部（commercial west）：位于堪萨斯城以西的地区必须横越大陆向我们靠近。我再重复一遍：西部终于被找到了。”
范霍恩敏锐地看到堪萨斯城在铁路时代将至的时刻所占据的独特位置——它位于美国的地理中心。基于此，他告诉人们，当铁路从四面八方修入堪萨斯城后，它们将为堪萨斯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超越的财富之矿，在70个小时内带来得克萨斯的棉花、蔗糖与牲畜，大平原与山区的皮毛，东部的工业制品，密西西比河流域与苏必利尔湖的铜与木材”。最后，他例举芝加哥所创造的奇迹，并且自信地宣告：“让世界像知晓芝加哥那样了解我们，让他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商业中心，为自然的法则所确立……让我们努力西进——该词（westward）为堪萨斯城而存在……。”在1857年的圣诞之夜，这个城市的商业精英欢聚一堂，虽然自由州与蓄奴州的撕裂正在加深，堪萨斯城深陷于此裂缝当中，已在一次次的流血冲突中感受到内战的阴影，但是，当他们望向西部，看到的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丰硕富饶的土地。他们坚信上帝的规划与自然的法则将带来一个都市的崛起，这是他们的“天定命运”。
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
（Charles Francis Adams Jr.，1835-1915）
亚当斯的曾祖父是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独立宣言》的撰写人之一；祖父是昆西·亚当斯，美国第六任总统。他的家族中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辈出。对自己在堪萨斯城所立的功业，亚当斯毫不掩饰其得意之情，他在55年后撰写的自传中写道：
我确实取得了一项伟大的商业成功，这是唯一一项在商业上让我颇感自豪的功绩。自1869年堪萨斯城牲畜围栏公司建立伊始，我便参与了它的建设。40年间，我一直担任它的领导人，指导它的策略与发展。在我最初成为其主席时，它不过是个资本10万美元的公司，每年净盈利大约2万美元。从这里开始，作为它的主席，我一步步地令其发展壮大，直至今日（1915年），它的资产已经超过千万美元，每年净盈利大约120万美元。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它一直在行业内稳居第二，只有一次在一年内分四次发放红利，而导致这一情形的原因是一场巨大的灾难——1903年堪萨斯河流域的洪水。三天内它卷走了这个公司价值60万美元的财产……这场损失一直无法弥补。我一直以一种开放的、自由的精神管理着堪萨斯城围栏，它既是一项巨大的公共福利，也是一项可观的商业功绩。
亚当斯真诚地相信他所投资的公司是一项伟大的善业，为这个踌躇满志的城市创造了丰厚的利润，也为成千上万来到这个城市寻求生计的穷苦移民提供了工作和面包。然而他从未记录自己是否曾经亲临这个在潮湿的洼地和隆隆作响的铁路旁建成的围栏，每一个小小的牛棚中挤满待宰的牛、猪、羊。当然他也没有造访过受恩于其善业的工人日夜作息的地方，围栏周围的空气中永远散发着粪便、汗水和牲口身上特有的臭味。不过，与他对这个企业的公益性所怀的信心相比，亚当斯对他以一己之力建立美国第二大牲畜围栏的强调则显得更加盲目。虽然亚当斯更为自我认同的身份是历史学家与公共事务的领导者，在如何看待一个由他担任主席的企业崛起的问题上，他显然与所有的企业家有着同样的认识：伟大的个人的头脑导引资本的聪明流动是成功的关键。但是，在牲畜围栏的经营上，西部的土壤、水、草、牛，还有数以千计的移民劳动力至少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
无论如何，确如亚当斯所言，这是一场巨大的成功。1891年，在牲畜围栏公司成立20周年之际，堪萨斯城的商贸年度报告回顾了该城牲畜业的发展。由于这是堪萨斯城商业俱乐部（the Commercial Club of Kansas City）在年度报告停止发布三年后，第一次接替同业公会撰写的报告，其内容格外翔实。报告写道：“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开始于23年前，在1868年，它总共接收1.3万口猪、4200头牛。……与其他任何行业相比，牲畜业对堪萨斯城无与伦比的发展贡献最大，这门生意不仅仅与其他产业保持同步，还总是处于领头羊的地位。现在，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占据世界牲畜市场领先地位的芝加哥。”浩浩荡荡的牲口大队延绵不绝地被火车运抵堪萨斯城，队伍如此之庞大。报告继续写道：“如果将所有被带入堪萨斯城的牲口装入一辆连续的列车，这个牲口集合将从肯塔基的路易维尔一直延伸至旧金山，再回转路易维尔。……如果将这些牲口排成一列纵队，这条活生生的队列将长达39 376英里，相当于绕地球一圈半。如果让这个纵队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昼夜不停地前进，则需要一年零45天才能完全通过同一个地点。”此时牲畜围栏已经占地100英亩。在1920年代，牲畜围栏接收的牲口数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好年景如1923年，有2 631 808头牛、2 736 174 口猪、377 038 头牛犊、1 165 606 只羊、42 987匹马和骡子被运至这个城市。到1945年，这个“牲畜旅馆”占地238英亩，共有4200间牛“房”（围栏），700间猪圈，450间羊栏。
对大部分牲畜而言，这里不是“旅馆”，而是“屠场”的号房。同堪萨斯城牲畜围栏一同崛起的是肉类加工业。同样以1923年为例，1 194 527 头牛留在本地，直接进入肉身分解线（disassemble line），占总量的45%，留下的猪是1 857 143口，牛犊约有48%被留下来，羊留在当地的比例更高，接近62%。绝大部分马和骡子都留在堪萨斯城，不过它们的命运不是待宰，而是贩卖给大平原的农场主，继续其被役使的命运。在这些加工厂与围栏旁边，则是一栋九层高的牲畜交易大厅，人们在此进行牲口交易。这些自出生便已命运注定的动物有过在西部广阔的天空下咀嚼多汁美味的青草的好时光，但是自它们被驱赶入火车的那一刻起，在中间商的眼中，它们只是移动的商品，而不再是活生生的生命。
肉类加工、牲畜围栏与牲畜交易大厅精诚合作，奠定了堪萨斯城“牛镇”的赫赫威名。当然，堪萨斯城不仅仅是一个牛镇，它还是一个“谷仓”，从联合谷仓（the Union Elevator）开始，一座座巨大的谷仓被建立起来，以高度机械化的方式定义了西部洼地铁路沿线的风景。小麦、玉米、燕麦、大麦、干草、苜蓿同牲口一样络绎不绝地进入堪萨斯城。1945年，城市规划委员会在展望堪萨斯城战后发展前景的报告中写道：“在正常年份中，堪萨斯城在磨坊饲料的生产上一直排名第一，在面粉的生产上，多年来常居第二。堪萨斯城在很多年中，一直是全国——假若不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冬小麦（交易）市场”。（27）与牲畜围栏和肉类加工厂之间的关系一样，谷仓与磨坊以及其他各种食品加工厂，如面包、意大利面、糖果生产厂并肩出现。当然，这里同样存在谷物交易大厅。从这些谷物被倾入谷仓的那一刻起，它们同其产出地的联系便被彻底割裂。
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中，大平原变成了商品经济掌控下的腹地，堪萨斯城则成为真正的“门户城市”。同芝加哥一样，它既面向西部，汇集彼处丰饶的产出，又通往东部，为那里的市场生产食物。正如城市规划委员会为它所做的定位：“堪萨斯城在全国经济中提供了几项特别的、很有价值的服务。来自丰饶的农业地带的牲畜与谷物、牛奶与奶制品、家禽、鸡蛋、蔬菜和水果倾入堪萨斯城的铁路与卡车中转站。它们在那里被移入包装车间、仓库、批发市场、加工车间、零售店和交易大厅。其中一些在生鲜状态便已被消费，还有的首先经过加工而后在堪萨斯城被消费。再有一些穿过这个城市，甚至没有离开过车厢或者卡车，被运往其他遥远的中心（城市）。”一方生产，一方买卖，还有一方消费。买卖一方的加入，隐藏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以及城市与其腹地的联系，消费的一方关心的只是杂货店或者超市食品架上的食物是否充足，是否涨价，至于这些食品的生产地是怎样的情形，生产者是怎样的状态，他们既不关心，也没有得知讯息的渠道。
但是，被隐匿的联系并不意味着联系被切断，买卖的一方——城市农业经济的运行者们其实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同其腹地的联系，并在经济规划中不断强调这一联系。在上述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同一份报告中，再次明确了这个城市及其腹地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要求人们认识到“大堪萨斯城是一个经济整体”，认识到“这个地区对其农业腹地的依赖”。“正因为它将自己与一个非常丰产的农业腹地以蜘蛛网般的铁路和卡车线路联系起来，堪萨斯城的都市区方得以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在1945年的城市规划委员会报告中，有一个在19世纪高频出现的词汇——自然（nature）自始至终没有现身。彼时无论是堪萨斯城的鼓吹者，还是同业公会早期报告的撰写者，都会反复使用该词，提醒人们大平原的沃土和物产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位于两河交汇处的堪萨斯城是自然选择的绝佳地点。然而在1945年，委员会的精英们看到了腹地，也明智地提醒着城市的规划者，堪萨斯城不能脱离其腹地而独立存在，但却没有看到腹地背后仍然保有的不按资本逻辑运行的自然。克罗农同样如此，虽然他讲述的是“自然的大都市”的建立，但是最终，自然同样变成了腹地，变成“第二自然”，即为资本所左右的人工化景观。腹地是人为规划的产物，是温顺的、有序的、可预知的，虽然会偶发“痉挛”，却总会回到既定的规划道路上。但自然则是一种不驯服的、自发的、独立的力量，当人类努力与之相适应时，双方或许有相对稳定的合作；但是在单纯的征服、榨取之下，双方则处于对抗的状态。有时，技术和资本会占据上风，但是当榨取达到一定的极限时，自然的对抗性力量便会爆发，即使并非总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将破坏既有的规划，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迫使征服它的资本、技术与城市力量做出调整。堪萨斯城、芝加哥，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城市都概莫能外。
1930年代的堪萨斯城与其他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城市一起，进入了艰难时代。在这个城市的政治与社会史上有一个特别的标签——彭德格斯特时代（the Pendergast Age）。同许多美国城市一样，堪萨斯城同样受制于城市大佬政治。今天，很难想象这个循规蹈矩，位于美国中部最为保守区域的城市在禁酒令时期，如同芝加哥，以及遥不可及却又密不可分的纽约一样，是恶名昭著的“完全开放城市”（wide-open town）。从1920年代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颁行禁酒令，堪萨斯州严格执行，直至1950年代酒精饮品仍然罕见。但是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下城，排列着大大小小或昂贵或廉价的酒吧，当然还有赌场和妓院。在城市的周遭，有着大量私酒作坊，这个城市即使在经济萧条的困顿时刻，仍然有丰足的玉米供他们酿造波本威士忌，它的优质大麦和德国移民传统也保证了一桶桶口感丰富的堪萨斯城风味啤酒的酿造，这大概是一个粮食之都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禁酒令下达之后，无数城市只能运营地下酒吧，想方设法获取购买私酒的渠道，堪萨斯城则不仅是私酒的贩卖方，同样也是私酒的生产方。
一个“完全开放的城市”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能够容忍帮会、赌博、妓院、酗酒这些为一个正常社会所排斥、唾弃的事物，但往往也对多元文化有更强的包容力。这样的城市角色，令它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群再次来到这里。毫无疑问，堪萨斯城自建立之初，便已确立起一个由资产和教育程度所界定的等级社会，伴随它的成长和新移民的不断涌入，等级区分愈发森严，但是，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中，萧条的经济与黯淡的天际令每个人都怀有某种末日之感，一度令罪恶与正义、贫穷与富裕，甚至黑人与白人的界线变得不那么分明。私酒贩子旁边住着在高尔夫球场挥棍谈生意的企业管理人，黑人社区迅速扩大，地下酒吧与爵士乐舞厅混杂在众多小教堂与贫民窟中间。这个城市此时已经有大量来自爱尔兰、南欧和美国南部边境的天主教移民，在20世纪早期又迁入了大量波兰人，他们成为西部洼地牲畜围栏和加工厂的主要劳动力。这个“完全开放的城市”建立在多种族的移民基础之上。
此时恰逢整个世界处于萧条之中，与东西部同处于大萧条的城市相比，堪萨斯城遭受的是双重打击。他们引以为傲的腹地，在过去80年中曾经强有力地推动了这个城市的发展，然而在经济衰退之时，腹地终于不再以城市资本所期望的方式继续产出，而是用笼罩一切的黑色风暴扫荡了全部希望。极度的干旱，在整个1930年代困扰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不过，对大平原来说，干旱是一种常态。1877年到1939年间的堪萨斯城年度商业报告显示，干旱不断地出现，导致庄稼歉收，使堪萨斯城农业产业的利润一定程度下降。当然干旱并不必然导致沙尘暴，后者是另外一种灾害，起因是人们将多年生的野草连根拔起，换上单年生的庄稼，后者的根太短，当干旱开始，狂风刮过，没有深植于土壤下一两米之深的根系固定泥土，这时，孕育无数生命和人类食物来源的泥土变成了尘土，尘暴开始了。伴随1930年代的干旱而来的是席卷南部大平原——堪萨斯城腹地——的尘暴。
1930年代的尘暴摧毁了南部大平原蒸蒸日上的农牧业，土壤流失、庄稼干枯、牲口渴饿而亡。而这片被尘土吞噬的地区正是堪萨斯城最重要的腹地。在城市的年度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城市粮食交易市场收购粮食数量的变化。在1900年，堪萨斯城总计收入粮食46 638 250蒲式耳，其中小麦34 775 450蒲式耳，玉米8 334 250蒲式耳。此后的二十年，虽然不同品种粮食的数量有所变化，但是总体持续上升。1921年，一战之后的小麦大丰收也为堪萨斯城带来了新的繁荣。这一年，总共收入粮食139 629 550蒲式耳，其中小麦110 204 550蒲式耳，玉米15 495 000蒲式耳。之后的十年虽然偶有起落，但是基本保持稳定。到1931年，东部的城市仍然深陷经济危机之中，但是堪萨斯城的粮食业却依旧繁荣。1932年，干旱开始影响大平原，致使粮食产量下降。到1933年尘暴降临时，粮食总量约为1921年的一半，其中小麦产量更低，仅略高于此前的1/3。到1936年，粮食产量略有回升。然而，总体而言，这样的衰退情形延续至1939年才渐渐恢复正常。在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报告中有如下表述：“直接围绕堪萨斯城的诸州（堪萨斯、密苏里、内布拉斯加、爱荷华、阿肯色和俄克拉荷马）在1939年为堪萨斯城的农业市场提供了近2/3的农业原材料。……在堪萨斯城这样一个从根本上依赖于其周围腹地的城市，所有职业的‘存在理由’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农业相联系。”城市规划委员会也看到了尘暴对堪萨斯城经济的影响，指出1939年堪萨斯城的牲畜业开始回暖，在每一种牲畜的交易量排名中都位于全国前七位，但是，与尘暴发生之前堪萨斯城牲畜围栏稳居全国第二的位置相比，此排名则不尽如人意。报告指出，回到1932年、1933年，“在那些极端干、热的年份之前，堪萨斯城的排名总是好于1939年”。
在大萧条与尘暴的双重压力下，堪萨斯城民众与其在大平原的同胞们一样，转向华盛顿吁请帮助。随着联邦政府入驻，特别是二战期间包括军用飞机制造在内的大量军工产业转入内陆，堪萨斯城再次得到救赎，这一次不是依赖其尘土漫野的腹地，而是联邦政府。
1950年，堪萨斯城已有百年历史，虽然在纽约这样的东海岸大都市眼中，它还是一个位于中西部的落后的乡村，但这个城市的鼓吹者们已有足够的自信对这种无知表示不屑。他们成立了堪萨斯城百年委员会，回顾这个城市的辉煌历史，展望它的光明未来：“工商业的进步，与市政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增长，令堪萨斯城置身于进步主义城市的行列中，共同构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堪萨斯城在100年间的发展中，从一个稚嫩的拓荒者小镇变为一个拥有强大的商业、工业、市政、文化力量的大城市，现在正阔步向前，成就工业的力量……（成就其）工业生产力和工业领导力。”他们期待这个城市成为一个产业更加多元的城市，但是毫不讳言农业是一切的基础，农业自身也直接催生了各种工业。经过尘暴和二战，大平原恢复了昔日的繁荣，堪萨斯城再次成为牲畜业和粮食业的中心，“冬小麦（交易）市场全国第一，谷物（交易）中心排名第二”。在恢复能力上，自然与城市拥有着某种共性。此时堪萨斯城的商业精英们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开启这个城市的新一轮增长。
然而，一场不期的意外爆发了，1951年，经过多天的暴雨之后，堪萨斯河和密苏里河河水暴涨，堪萨斯河无法汇入密苏里河，洪水从西部洼地冲破堤岸，轰然登岸，摧毁了早已成为这个城市身份象征的牲畜围栏。此后，牲畜围栏不断衰落，最终在1991年彻底从城市的版图上消失。
事实上，洪水之于堪萨斯城，如同干旱之于大平原，原本是这个城市应当始终审慎应对的常态。在1845年，当这个城市尚未存在时，一场洪水摧毁了刚刚出现的商贸定居点。1903年，堪萨斯河、密苏里河流域再次暴发大洪水。洪水暴发后，W.R.希尔（W.R.Hill）撰写了一部小册子，以记录这场洪水。他在该书前言部分第一句话中写道：“作者相信1903年的大洪水应当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所以他决定描述这场洪水的画面。”他鼓励人们去想象“两条狂野的河流冲入一个有着25万居民的城市及其郊区，想象一下12英尺高的洪流如特快列车般穿过联合仓库和周围的区域……”。然而，当时亲历过这场洪水的人们尽管曾为之感到恐惧与悲痛，但显然最终遗忘了这场灾难。
不仅洪水被遗忘，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这两条堪萨斯城因之而生的河流也在铁路、汽车和即将到来的航空时代，成为人们视而不见的存在。密苏里河上曾经川流不息的汽船早已消失，河流对于堪萨斯城的功用看似消失了，至少在普通人眼中是如此。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它们仍然是流动的上、下水道，提供饮水，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如同大部分城市那样，将城市废水与垃圾直接排入河流当中。它们是这个城市的另一种腹地，在铁路时代之后，只有在抚今追昔的时刻，方为人们忆起的存在。然而，1951年洪水的降临，再次提醒着人们，它们是自然的河流，无论有多少水坝与堤岸，当足够的雨水倾入它们的河道，古老的狂野力量就将被再次唤醒，冲破一切人类施加的束缚，宣告自身的存在。
在《喷泉之城的河流》一书中，作者讲述了堪萨斯城对堪萨斯河的污染与治理的过程。（参见 Amahia Mallea，A River in the City of Fountain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Kansas City and the Missouri River，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18.）
无论堪萨斯城、芝加哥，抑或其他城市都在发展过程中建构着自身的腹地，这些城市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其腹地的产出，然而，这些腹地显然远比其创造者所期望的更为易变不定。它们有着不同的土壤和植被类型，不同的野生动物物种，不同的进化历史，不同的河流形态与水文环境，不同的能源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不同的气候类型和循环。当然这一切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时候，它们的变化源自其漫长的演化历史中发生的变异。然而，在农牧文明开启之后，很多变化则是人类与他们栖息的环境互动的结果。如果大西部的开发者，如堪萨斯城的创建者，以及成千上万来到这个城市寻找安逸、稳定生活的人们曾经希冀的是永恒的福地，那么显然他们注定会一次次地失望。腹地就像人为吹起的巨大气泡，每一个气泡都是不确定的，也都会对城市构建者或宏伟，或细微的设计有所抗拒。人们不应当期待，腹地一旦建成，便将始终处于稳定、驯良和永续的状态，它们可能会被干扰，可能会四分五裂。有时，气泡甚至会破碎，1930年代的尘暴之于堪萨斯城而言，就是一个巨大气泡的碎裂，当然它毕竟只是一个最极端的灾难性事件。有时，气泡会消失，当一个地方原有的资源（例如油田、煤矿、金矿、森林）被彻底消耗之后，它从前的腹地功能便不复存在。更多时候，它的变化是渐进、微妙的，时刻提醒着它的创造者和承继者调整自己的设计。有时甚至意味着彻底地改变设计的初衷或者放弃整个设计。纵观人类的过往，很多时候，历史特别是环境史是关于失败的故事，是关于某个人群、某个城市，甚至某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宏图在面对被误解、低估、不稳定的自然环境时幻灭的故事。不过，幸运的是，历史同时也在讲述关于城市对其生态现实的适应。
没有人会否认，城市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城市的变化并非只意味着增长或衰退。对大多数现代美国城市而言，它们的变化更多在于重新调适自己同其腹地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学会去适应，而非一味地掠夺；学会去约束，而非无止境地膨胀。这意味着城市文化的一种变化，意味着它的居民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去反思：对于这个城市和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其他物种，以及它们所依赖的生态系统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更意味着他们意识到自然允许它们的气泡膨胀的极限，一旦超越了这个极限，城市将面临新的失败。或许它仍然会复苏，如同堪萨斯城从尘暴与洪水中的重生，但是这必然要求一代人，甚至数代人付出高昂的代价，而那些人往往是生活在堪萨斯内城和大平原农场中的普通人。同样不能幸免的是一个曾经生机勃勃、丰富多元的生态系统，它们正是灾难中最无辜的受害者。如果美国城市在过去200年中，总是在经历灾难或者资源枯竭后才能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或许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候：在新的灾难到来之前收敛野心，直面自身的脆弱，学习与同样无常而脆弱的自然相互依存。
1930年代的尘暴之后，大平原再次振兴，重新向世界源源不断输出粮食和肉牛。它的农业变得更加机械化、现代化、企业化，奥加拉拉含水层（the Ogallala Aquifer）的发现令它暂无缺水之虞。但是，这个含水层并不能保证永续的水源，在未来的几十年，最多一百年的时间内它就会因不断增大的取水量而消失，而取水量的增大很大程度上源自更多的人对汁水丰富的牛排的渴望和牧场主们对饲养肉牛获取的丰厚利润的追逐。如同沃斯特在《尘暴》出版25周年后回顾大平原的变化时所言：“像传奇式的美国西部的铜矿和金矿产地一样，支配着大平原的畜牧业今天也是一种矿业经济。它提取的是肉而非矿石。和所有的矿业经济一样，它的结果必然是鬼镇，被抛弃的住所，荒废的农场，以及崩溃的企业。”当尘暴再度来临时，堪萨斯城又将会如何？或者人们会说，它现在有着庞大的制造业、高科技工业和健康服务业，更何况它完全可以向联邦索取更大的帮助。后者曾帮助它走出昔日的困境，在联邦如此强大的今日，将会给予其更加慷慨的支持。但是，即使这个国家如此强大，它仍然需要支持其机器运转的能源，供养其人民的食物和水。华尔街的商业精英和硅谷的技术极客即使拥有比现在更精明、强大百倍的头脑，他们仍然需要土地的产出，需要水，需要无须净化便可自由呼吸的新鲜空气，还有在文明的边缘得以保留的野性世界。那个世界中的非人类生命，包括草原的郊狼、沙漠的蜥蜴，亚马逊雨林中在亿万年内循着自身的轨迹演化的鸟类、昆虫与植物，它们都有着自身的生存权利。
至于堪萨斯城，有些东西失落了，在变化中远去，不可复归。没有逝去的是夏日闷热而潮湿的日夜，这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及其支流所共有的气候类型。这个城市一次次的复兴是否讲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故事？它是否已经学会如何与自己的极限及其所处的生态现实相处？诚如沃斯特所言：“美国人对大平原仅仅一个或两个世纪的统治，并不能成为预言任何社会或机制长期生存概率的根据。在如此短暂阶段的基础上，没有历史学家、环境史家或其他人，能够挑选出一个未来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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