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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知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印本佛典，主要刊布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以下简称《典籍》）一书中，通过检索比对《大正藏》，编者对其中一些印本佛典给予定名，在断代上仅笼统划归为宋代，还有一些佛典残片仅公布图版。笔者在翻阅《典籍》过程中，检括出数片契丹时期印本佛经残片，既有《契丹藏》残片，亦有单刻本，文中将对相关残片进行考释。[2] 吐鲁番所出印本佛典种类很多，仅就汉文印本佛典来说，既有不同时期单行本，又有不同历史时期的藏经，如《开宝藏》《金藏》《契丹藏》等。关于吐鲁番所出的《开宝藏》《金藏》国内外学者早已有研究，如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考察了国内、德国及日本所藏吐鲁番文书中的印本佛典，通过对比《中华大藏经》认为这些印本属《金藏》，并对其来源与意义进行了探讨。[3]王丁《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西域出土印本汉文佛典研究》对德国、日本、俄国所藏的《开宝藏》残片加以勘察，对这部中国最早印本大藏流向西域的背景进行了讨论。[4]国内收藏契丹时期印本佛典较多的是大连旅顺博物馆，主要为大谷搜集品，这些契丹佛经印本有些已经刊布在《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一书中。[5]日本学者中村菊之进、小川贯弌对大谷搜集品及黄文弼刊布的印本佛典名称、版本等进行考订。[6]此外日本、德国也收藏了相当数量的西域出土印本佛典残片，有些也已刊布，如出口常顺特藏、中村不折特藏及东京静嘉堂文库等机构的收藏。[7]诚然，这些前贤学者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吐鲁番出土汉文印本佛典的研究，但吐鲁番博物馆藏《契丹藏》佛经鲜有人关注，这就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空间。 一、吐鲁番博物馆藏《契丹藏》残片的比定 本文所涉佛经残片是1980年10月至1981年7月间，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对柏孜克里克石窟进行清理发掘时所获。此次所获汉文佛典都已刊布在《典籍》当中，通过作者的比对，其中属于《契丹藏》佛经残片的有： 1.已定名佛经残片中的《契丹藏》残片 《典籍》序号三一九，编号80TBI：493a-3，为《佛说长阿含经》卷十五“第三分种德经第三”局部；《典籍》序号三二八，编号：80TBI：517-2，为《中阿含经》卷一八“长寿王品天经第二”，这两件文书彭杰已对其进行过研究，可以确定为《契丹藏》无疑。[8] 《典籍》序号三二九，编号80TBI：497-21，该件文书上左右均残，尚存六行，文字通过与《大正藏》比对还原后每行为17字。《典籍》中将本件文书与编号80TBI：517-2缀合，[9]但通过与80TBI：517-2和旅顺博物馆藏契丹版残片的比较，二者在字体的雕刻刀法上还是有着显著不同，[10]是否为《契丹藏》还有待商榷。 《典籍》序号三三〇，编号80TBI：511b，为《中阿含经》卷十八“长寿王品净不动道经第四”，该件文书下左右均残，尚存三行，残片文字与《大正藏》比对还原后每行亦为17字，该件残片与80TBI：517-2残片同卷，通过比对文字，二者完全一致，[11]应为同一经板刷印，由此判定该残片亦应为《契丹藏》。 《典籍》序号三三一，编号80TBI:513，为《中阿含经》卷十九“长寿王品梵天请佛经第七”局部，文书四周均残，存四行，无法判断每行字数。该残片与《典籍》序号三三二，编号80TBI:512同卷，80TBI:512文书上左右均残，尚存五行，文字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还原每行为17字，二残片比对后发现无论是字体还是纸张完全一致，[12]判定二者为同一经板刷印，此外这两件残片其文字雕刻刀法锐利，加之每行17字这一特征，较符合契丹时期刻经的特点，虽然没有千字文帙号，但考虑前几件《中阿含经》残片皆为《契丹藏》，推断为《契丹藏》残片的可能性较大。 《典籍》序号三三三，编号80TBI:500a-1[13]，为《中阿含经》卷二十二“穢品经第一”局部，该件文书上左右均残，尚存八行，下部有少量回鹘文，文字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还原每行17字。该残片与80TBI：511b、80TBI：517-2文字细节完全一致，虽然该件文书无千字文帙号，但推断亦应为《契丹藏》。 《典籍》序号三三九，编号：80TBI:498-4，为《增壹阿含经》卷四十九“非常品第五十一”局部，该件首行上部还保存有界栏，其余四周均残，尚存五行，文字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还原后每行为17字。文书第一行“悲”字后无“泣”字，而《碛砂藏》《普宁藏》《嘉兴藏》《大清龙藏》等均作“悲泣”。文书第3行与第4行之间有一个小字“十”四周涂黑，这应是经板雕刻时留下的版号，与旅顺博物馆藏LM20_1487_17_07比对后发现二者字体完全一致。此外《房山石经》（辽金刻经）中该经“悲”字后也无“泣”字，该文书与石经比对，文字排版完全一致，字体风格相仿，《房山石经》中辽金刻经部分仿刻《契丹藏》，综上更加可以判定该残片为《契丹藏》。（见图一） 《典籍》序号四四七，编号：80TBI：507-1，该件文书上左右残，尚存四行。《典籍》序号四四八，编号：80TBI：507-2，该件文书上左右残，仅存三行。《典籍》序号四四九，编号：80TBI：506-2，该件文书上左右残，存八行。以上三件文书残片皆为《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卷一局部，文字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还原后每行为17字，且三者纸张、版式、经板文字雕刻风格相同，当为同一经板、同一时期刷印。（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残片考释） 2.未定名佛经残片中的《契丹藏》残片 《典籍》未定名佛经残片序号七八，编号：80TBI：080a[17]，通过检索大正藏为《中阿含经》卷十八“长寿王品净不动道经第四”局部，[18]该残片下左右残，仅存三行，文字还原后每行为17字。该残片与序号三二八，编号80TBI：517-2同卷，该件文书虽无千字文帙号，但比对发现二者在字体细节上完全一致，应为同一经板刷印，为《契丹藏》。 《典籍》未定名佛经残片序号九二，编号：80TBI：496，此编号文书由4件文书残片组成（见图二），残损严重，通过检索大正藏，残片1应为《中阿含经》卷五“舍梨子相应品第三”[19]，将文字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复原可以推算出该残片应为每行17字。残片2为《中阿含经》卷四“业相应品尼乾经第九”[20]，文字还原每行为17字。残片3第一列存“火數熱於”四字的半部，第二列存“如是”二字，检索可知为《中阿含经》卷四二“根本分别品分别六界经第一”[21]，文字还原每行为17字。残片4仅存半字无法辨识，但从字体与纸张材质来看应与前三片残片是出自同一部《中阿含经》。从每行17字及字体笔划较为锐利这一特征来看，疑似《契丹藏》。 《典籍》未定名佛经残片序号一六〇，编号80TBI：501，该编号文书由8片佛经残片组成（见图三），该组佛经残片极残，仅编号6残片可以辨识，通过检索大正藏，该佛经残片应属于《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卷一[23]，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还原该残片原为每行17字。 《典籍》未定名佛经残片序号一八三，编号80TBI：760a，残存“一切智智清净”“若一切智”，残片下方有界栏。通过检索大正藏，该佛经残片应属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由于符合经文内容较多，无法确定具体卷数，但通过文字位置还原每行为17字，字体极为锋利，与旅顺博物馆藏契丹版《大般若经》残片（LM_20_1468_02_02）比较，[25]二者字体完全一致，当为《契丹藏》。 《典籍》未定名佛典残片二四六（TBI：506-1），由两片文书残片组成，两片文书上、左、右均残，有下界栏，通过检索大正藏为《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卷一[26]中的内容，文字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还原可知每行为17字。 二、《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残片研究 吐鲁番博物馆藏《契丹藏》佛经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该经为宋代“明教大师”法贤（即天息灾）[27]于至道元年（995）所译，主要内容为小儿在不同阶段患病的表现，认为是为十二曜母鬼所执，并对不同病症提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法，与其说是一部佛经不如说更像是一部医经。陈明教授在其《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一书中对其进行了研究，认为该佛经的内容可以在生命吠陀医籍中找到对应，《轮授方》第六十四章《童子病》中记录了囉嚩拏所写的《童子方》，二者内容大体相同。[28]陈明教授考释了该经中的词语与印度医典对应关系，但对该经在西域的流传并未涉及。 目前已知出土文献中该经印本仅在吐鲁番盆地有所发现，均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中予以公布，序号分别为已定名的四四七、四四八、四四九和未定名的一六〇、二四六，共计五个序号的残片。这五个序号的残片有一些相同点：残片文字与《大正藏》中该经文比对还原每行为17字；从经板雕刻角度来看，带有明显的契丹刻经的痕迹。这其中仅四四九（80TBI：506-2）号佛经残片带有千字文帙号“弱”字，该经在《中华大藏经》中千字文帙号为“兵”，《中华大藏经》影印该经的底本为金藏广胜寺本，而金藏广胜寺本又与《开宝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众所周知，《契丹藏》也是一种基本亡佚的大藏，是继《开宝藏》之后我国第二部官修大藏，《契丹藏》大致面貌仅能从山西应县辽代木塔及河北丰润县辽建天宫寺塔中发现的数十卷（册）《契丹藏》经卷得以一窥，这些经卷证实《契丹藏》至少有两个不同版本，即应县木塔发现的每行17字和丰润县天宫寺塔发现的每行30字，[29]由于这两处发现的《契丹藏》印本中并无《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无法比对，而《房山石经》中刻有该经，刻经年代为金代。《房山石经》中辽金所刻部分，即有千字文的那部分刻经是依据《契丹藏》所刻，李富华先生将应县木塔发现的佛经与《房山石经》一一比对，发现其千字文帙号完全一致，由此认定应县发现的佛经印本是依据《契丹藏》所印。[30]再将吐鲁番发现的刻有“弱”字号的《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与《房山石经》中所刻该经比对，千字文帙号完全相符，甚至连文字位置也大体相近，因此该佛经残片应该与应县木塔发现的一样属于《契丹藏》的印本（图四）。 笔者在比对《典籍》中这五个序号的残片时，发现《典籍》中四四九号（80TBI：506-2）文书比例尺存在错误，造成与其他四个序号佛经残片字体大小不一致，[32]笔者对收藏在吐鲁番博物馆文物库房的这五个序号的残片进行了比对，发现其字体大小是一致的，且不同残片中有些字体完全一致，如序号四四七（80TBI：507-1）中的“上”字、四四八（80TBI：507-2）中的“用”字、四四九（80TBI：506-2）中的“上”“用”（见图五，从左至右依次为四四七、四四八、四四九），虽然其余四个序号残片没有千字文帙号，但明显出自同一刻工之手，加之其皆出自柏孜克里克石窟，基本可以判定这五个序号的《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残片同卷，同为《契丹藏》的印本。 该经是北宋僧人法贤于至道元年（995）所译，而《开宝藏》初雕版已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完成，此后近百余年的时间《开宝藏》又有所增补。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编撰完成的《大中祥符法宝录》（以下简称《祥符录》）详细记载了太平兴国七年至大中祥符四年（982～1011）北宋新译佛经的情况，几乎每部佛经译出后，都会进献给皇帝，然后由皇帝下旨“诏以其经入藏颁行”。[34]不知何原因在《祥符录》中并未提及《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但从《祥符录》所记其他佛经推断，该经入《开宝藏》时间应该是在祥符四年之前。 《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在《契丹藏》的初雕版完成并未入藏，之后该版本《契丹藏》不断有所增补，至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前全藏完成。综上所述，《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由北宋传入契丹并入《契丹藏》应该在祥符四年至咸雍四年之前这一时间段内。日本学者松井太考察了德国柏林国立图书馆藏吐鲁番出土契丹藏《增壹阿含经》残片（Ch5555）（见图六），认为残片为990～1010年印制的契丹版《大藏经》残片，[35]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契丹藏》从最初的505帙到最后形成579帙的全藏经历了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兴宗至道宗续补的部分一依圣宗时期505帙的板式，[36]松井太的观点意味着该残片为505帙的《契丹藏》初雕本。 吐鲁番博物馆所藏的《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未进入《契丹藏》初雕本之列，这两部《契丹藏》佛经是同时传入（579帙版）吐鲁番还是分批传入（505帙版、579帙版）？笔者在比对了德国藏《增壹阿含经》残片与吐鲁番博物馆藏《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残片后，认为二者是同一经版印刷的，应该同属于《契丹藏》579帙版。 关于《契丹藏》是否传入吐鲁番史无确载，但契丹与回鹘都笃信佛教，二者在经济及佛教交流上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确实史载有据。当时，大量的回鹘商人往来两地，为数不少的僧人、佛像、佛经等通过西夏进献给契丹。而这部完整的579帙的《契丹藏》极有可能就是在雕印完成不久（即辽道宗咸雍四年）之后由这些人带入高昌回鹘，其传入时间早至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传入的时间下限，应与《金藏》的大规模刊印有关。《金藏》雕刻完成后不久，由其倡导者崔法珍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进献于朝廷，奉敕安置在大圣安寺，经版于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运至京师。党宝海在《吐鲁番出土金藏考》一文中认为吐鲁番出土的金藏印本传入吐鲁番的时间在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37]这应该就是在《金藏》大规模刊印后由往来两地的商人或者僧人带至高昌回鹘汗国，所以吐鲁番所出《契丹藏》佛经传入的时间下限应该就是在《金藏》传入的12世纪末。前文提到的德藏《增壹阿含经》残片，背面写有不同笔迹的回鹘文题记，松井太考证这些题记后认为是13～14世纪蒙元时代所写，说明这些汉文版《契丹藏》佛经在高昌回鹘佛教徒中一直沿用到蒙元时代，[38]这又正好可以与《契丹藏》传入吐鲁番的时间衔接上。 三、结 语 国内藏吐鲁番出土的印本佛典主要收藏在吐鲁番博物馆与旅顺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所藏早已有相关成果面世，从中括检出数量可观的印本佛典，包括《开宝藏》《契丹藏》《金藏》以及不知名大藏。[39]本文经过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的考察，对一些未定名佛经予以定名，并比对出其中有些残片属于《契丹藏》。这其中极具特色的是印本《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考虑该经在北宋已译出及入《开宝藏》时间，再结合579帙完整版《契丹藏》雕印时间，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目前吐鲁番所出印本《契丹藏》，无论是国外藏还是国内所藏，应同属于一个版本的《契丹藏》，其传入吐鲁番时间的上限应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其下限应在12世纪末《金藏》大规模刊印之后不久。这表明，在辽金时期，高昌回鹘与当时辽金政权交流频繁且紧密，而《契丹藏》传入吐鲁番则是最有力的印证。吐鲁番所发现的《契丹藏》佛经残片极大的丰富了《契丹藏》与契丹佛教的研究，同时也使我们得以清晰地认识到吐鲁番佛教来源的多样性。 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汉文佛典有很多缺少出土记录，而其所藏的《契丹藏》残片与吐鲁番所藏《契丹藏》残片有着密切关系，这意味着旅顺博物馆藏《契丹藏》残片有可能也是出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这同当时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作为高昌回鹘王国王家寺院的地位是完全相符的。 （附记：本文由笔者与彭杰研究馆员合作完成，论文初稿完成惊闻噩耗，无比悲痛，谨以此文纪念彭杰先生） [1] 吐鲁番博物馆所藏《契丹藏》佛经残片考释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4—8世纪高昌佛教史研究”（项目编号：18CZS013）、201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百名博士引进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2] 本文所研究《契丹藏》残片皆为吐鲁番博物馆馆藏文书，主要参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下），文物出版社，2007年。 [3] 党宝海选取的印本佛典主要有黄文弼作为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所获得的两种共计四件印本佛经残片、上世纪80年代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柏孜克里克石窟进行清理发掘时所获文书中的一种共计五件、德国探险队所获四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及一些私人藏品，共计六件《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妙法莲华经》文书。详见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3～125页。 [4] 王丁：《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西域出土印本汉文佛典研究》，初刊于《佛教文献と文学——日台共同ヮヘクショップの记录》，东京，2008年，第76～96页。后收录于朿迪生，李肖，娜仁高娃：《高昌社会变迁及宗教演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0～190页。 [5] 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京都：法藏馆，2006年。 [6] 小川贯弌：《吐鲁番出土の印刷佛典》，《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4卷（1956年）第1号，第28～37页。中村菊之进：《トルファン出土の大藏经》，《密教文化》第172期，1990年，第39～70页。 [7] 藤枝晃：《高昌残影——出口常顺藏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斷片圖錄》，京都，法藏馆，1978年。《トルファン出土仏典の研究——高昌残影釈錄》，京都，法藏馆，2005年。磯部彰编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东京，二玄社，2005年。 [8] 彭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72～173页。 [9]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下），第364页。 [10] 图版见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第191～195页。 [11]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第206、208页。 [12]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第208～209页。 [13]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第210页。 [14]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第214页。 [15] 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第191页。 [16]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第二十七册），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400页。 [17]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下），第394页。 [18] 《中阿含经》卷十八《长寿王品净不动道经第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第543页上栏。 [19] 《中阿含经》卷五《舍梨子相应品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第451页下栏。 [20] 《中阿含经》卷四《业相应品尼乾经第九》，《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第444页下栏。 [21] 《中阿含经》卷四二《根本分别品分别六界经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第691页中栏。 [22]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下），第397页。 [23] 《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492页中栏。 [24]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下），第417页 [25]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下），第423页；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第194页。 [26] 《囉嚩拏说救疗小儿疾病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492页中栏。 [27] 详见林顺道：《宋明教大师法贤考》，《浙江学刊》2007年第2期，第43～47页。 [28] 陈明：《殊方异药：出土文书与西域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29]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129～131页。 [30]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30页。 [31]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第287页。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第二十七册），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89～90页。 [32] 关于这五个序号的残片参见《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汉文佛教典籍》（上），第286～287页，（下），第417、442页。 [33]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上），第286～287页。 [34] 赵安仁等：《大中祥符法宝录》（第3～20卷），《大正藏》第111～112册。 [35] 〔日〕松井太著；巩彦芬译；杨富学校：《契丹和回鹘的关系》，《河西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16页。 [36] 李富华，何梅著：《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40页。另可参见罗炤：《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文物》1988年第8期，第73~81页。 [37] 党宝海：《吐鲁番出土金藏考》，《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卷），第117页。 [38] 〔日〕松井太著；巩彦芬译，杨富学校：《契丹和回鹘的关系》，第16页。 [39] 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法藏馆，2006年。及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完成的项目成果《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