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唐政权系“拓跋王朝”说的破题及其反响 
      
    国外关于唐史的传统观点，倾向于承认唐朝是传统的中华帝国型王朝，试以魏复古（K.A.Wit-tfogel）在1949年出版的和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史：辽朝（907—1125）》为例，作者在全书的导言中，将中华帝国的王朝分为传统意义上由汉族建立的中国王朝和渗透—征服型北族王朝两大类，而唐朝则和秦、汉、宋、明等朝一起被列入第一大类“典型的中华王朝”（Typically Chinese Dynasties），迥异于作为第二类的由北方民族建立的北朝、辽、金、元、清诸政权（Dynasties of Conquest and Infiltration）。唯从70年代起，国外学者也注意到隋唐王朝的形成基础与通常的汉族王朝有所不同，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日本学者开始倡导奠定隋唐帝国的政治基础来自于所谓的“胡汉混合社会”的新提法。此后身为语言学家的长田夏树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史学论文，从文化史的角度着力论证唐朝类似于北朝，也属于胡汉复合社会的命题。类似的思考在北朝—隋唐政治史领域的延伸，则体现在朴汉济的“胡汉体制论”中。此后该研究思路继续发展为定性北朝—隋唐历史连续趋势的“胡汉融合”论。当然无论是稍早的“胡汉混合”论，还是随后的“胡汉融合”论，均依然重视隋唐帝国要素中的汉文明因子，故适宜看作对更早时期观点的修正，而非将其彻底推翻。 
    不过近来的一些观点已经不再以承认并阐发唐朝历史的“胡汉融合”特征为满足，转而在一种与中国史全然不同的“内亚史”视角的牵引下，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发掘并强调唐朝统治中的北族因素，另一方面又竭力淡化实际存在于唐代的汉文化因素，最终构建起来的唐朝历史图像是一幅胡汉比例完全失调的画面，这和我们通常熟悉的中国中古史的历史叙事可谓格格不入。即以日本学界为例，除了有学者给唐朝一些早已汉化的北族后裔依旧贴上“鲜卑族”的标签以外，专攻蒙元史的杉山正明在为新版《岩波世界历史》内亚分卷所写的长篇引言内，旗帜鲜明地将唐朝重新定义为凸显北族性质的“拓跋国家”，并以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复兴时间（682年以降）为节点，将此前和此后的唐朝分别描述为拓跋国家的“世界帝国”与“单纯的中华帝国”这两种不同的统治形态。随后又将“唐朝属于拓跋国家”论加以铺陈发挥，写进大量无须在此逐一征引的概论性或通俗类历史读物内，极力向本国知识界和公众传播、宣扬其新见。该观点实质上已经迥异于此前通过“胡汉混合”或“胡汉融合”的论点来观察唐朝历史的考察路径，因为在后者倡导的叙事中，以混一南北的隋唐帝国的建立为契机，华夷一体的观念构造也就相应完成，此前充斥着北族（鲜卑）至上主义的拓跋时代即告终结，所以隋唐帝国自然也就不再是什么“拓跋国家”，尽管其历史谱系确实上接鲜卑系诸王朝。杉山氏鼓吹的上述观点甫出，便得到了另一位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积极回应。后者同样也否认唐朝属于汉族建立的王朝，认为该政权的建立者由鲜卑化汉人和匈奴余部联合组成，在整体上依然属于拓跋国家或鲜卑系王朝的脉络。有意思的是，当阐述该观点的森安氏著作后来被译介到台湾时，其出版界特意将原来相对朴实的书名《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更换为全新的标题——《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从中央欧亚出发，骑马游牧民眼中的拓跋国家》，这种专门添加上原著所无的冗长副标题的极不寻常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博取岛内读者对唐朝“内亚性”的特别关注。 
    与杉山氏的颠覆性看法差可比拟的观点，也见于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英语学界。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宣扬印欧文明对东亚历史有着根本性重大影响的梅维恒（他或许是当代欧美汉学界中沾染印欧文明优越论最为显著的一人），先后在相关书评和论文中表达了对中国古史中“汉化”现象的不同理解，提出用拓跋化（tabgatchization）、蒙古化（mongolization）、满洲化（manchuization）的概念以解说东亚历史的进程。因此，他不仅将唐朝看作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建立的非汉系（Non-Sinic）国家，还将其间武后建立的昙花一现的周朝也确定为鲜卑人国家。而继以前拉铁摩尔提出唐朝是由一对敢于冒险的具有突厥血统的父子建立的大胆论断之后，“新清史”学者濮德培也撰文认为，唐朝的统治集团与元、清相似，都来自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具有混合民族背景，其中部分是突厥人（part Turkish）。不过真正试图以实证研究的方法坐实唐朝鲜卑国家性质的，还数定居北美的华裔学者陈三平。他先后发表了两篇专文以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所得出的最终结论则定型于在2012年推出的个人论文集内。陈氏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其一，从根本上看，唐朝并非本土型（native）汉族王朝或基本汉化型（basically sinified）王朝，而是鲜卑—中华联合型（Xianbei-Chinese）帝国。其二，李唐皇室在唐朝的大多数时间内，其家族内部依然流行一种和北亚的突厥—蒙古语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鲜卑语，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汉语。其三，唐朝历史中的许多重要现象或重大历史事件如皇位继承制等均体现了唐朝国家的鲜卑特征。我们或可把这种唐朝的“鲜卑国家论”名之为“陈三平—杉山正明模式”。其中陈三平的观点得到现在台湾任教的唐史学家张广达的赞同，认为采用陈氏首创的“鲜卑—华夏体制”比起旧有的“关陇集团”更为妥帖地反映了隋唐兴起前后的政治局势，尽管他并不像陈氏那样用其来定性整个有唐一代。另一位台湾学者甘怀真注意到了日本学者的观点，虽然不尽同意其说，却也表示将唐朝定位成拓跋国家，确可捕捉到若干历史史实。 

    

 
    二 关于从皇室用语到太宗自我认同的文献证据的再检讨 
      
    细审陈三平的有关论据，可知其中既有继承前人学说并予以发展的部分，又有自己首次提出的新颖见解。而在后者中，则以唐朝皇室的母语相当于准突厥—蒙古语的鲜卑语的提法最富原创性。然而仔细核检他的证据，不难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的穿凿附会之处。他举出的例证之一：当贞观初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兵逼长安郊外时，唐太宗曾只身前往渭桥附近与前者单独会面以劝说其回师退兵。陈氏由此得出结论，太宗既然能够与突厥可汗当面沟通交流，那么他必然已经掌握了突厥语，因为突厥可汗不大可能会讲汉语，这又能够进一步推断出李世民本人的母语应该和突厥语高度接近，所以他才能不费力地与突厥可汗用对方的语言进行交谈。可是这一推论显然忽略了新出墓志中所透露出的关键性史实，即太宗其实是在有人陪伴、护卫的情况下才与突厥可汗会面的，只不过此重大细节失载于正史而已。该史料就是本为粟特人的武威安氏家族成员安元寿的墓志。根据墓志的记述，在渭桥之会时，李世民唯留安元寿随侍帐内。看来后者一定是怀有某项特殊本领，才会得到太宗的如此信任与看重。研究者已经指出，考虑到当时的中亚粟特人经常以娴熟掌握各种语言著称，从而频繁作为使者来往奔走于突厥汗国与其他各方之间，那么源出粟特的安元寿在这种高峰会晤中扮演的角色也应当是中介口译。该论断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和具体小环境皆无不合，宜可成立。故陈氏的这项证据自可取消。 
    陈氏举出的证据中还有的纯属牵强附会地误读史料。太宗的继承人、后来的高宗李治，小名雉奴，这本不足奇，可是陈氏却偏偏要把它解释为鲜卑语叱奴（“狼”之义，相当于蒙古语的cinu-a），理由是唐太宗由于担心李治性格文弱，曾引用了如下一句民谚：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在陈氏看来，正是由于太宗给其子起小名为狼，才特意引用了这句与狼有关的谚语。上述推断可谓牵强至极，完全是把两件毫无关联的事凭空硬接在一起。若按照这种思路，同样用类似于雉奴的鸟名青雀作为小名的魏王李泰，他的乳名又该是哪个鲜卑词语的译音呢？陈氏文中还继续张大刘盼遂之说，后者注意到李唐皇室成员中存在称呼父、兄皆为哥的现象，并推考其源自鲜卑语阿干（“兄”）。他又对此做了更多的论证，然而即使“哥哥”一词真是本自鲜卑语，也不能证明李唐皇室就用鲜卑语作为内部交流语言，因为正如刘盼遂所揭示的，“哥”的用法也见于当时的白居易家族中，这至多只是表明白氏和李氏一样，均保留有个别特定的外族遗俗而已，我们总不能由此遽断大诗人白居易在家中也使用鲜卑语作为母语。故陈三平的李唐皇室通用鲜卑语论其实并无充分有效的根据。 
    事实上，有助于我们判断唐朝究竟是否“拓跋国家”的最为直接、有力的铁证，当属发生于太宗与僧人法琳之间有关李氏源流是否出自代北鲜卑的一段辩论，全文即刘盼遂首次引用的僧人彦琮所撰的《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卷下的相关文字： 
    贞观十一年春，帝亲降问法师曰：“朕本系老聃，东周隐德。末叶承嗣，起自陇西。何为诡刺师资，妄陈先后？无言即死，有说即生。”法师对曰：“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谨按老聃之李，牧母所生。若据陇西，乃皆仆裔。何者﹖《敦煌宝录》云：“桓王三十九年，幸闲预廷，与群臣经夜论古今。王曰：‘老响父为何如人也﹖’天水太守橐绥对曰：‘老聃父姓韩名虔，字元卑，癃跛下践，胎即无耳，一目不明，孤单乞贷。年七十二无妻，遂与邻人盖寿氏宅上老婢字曰精敷野合，怀胎而生老子。’又王俭《百家谱》云：‘李姓者，始祖皋繇之后，为舜理官，因遂氏焉，乃称李姓。李氏之兴起于聃也。以李树下生，乃称李姓。至汉成帝时，有李隐抗烈毁上，被诛。徙其族于张掖，在路暴死。其奴隶等将其印绶，冒凉得仕。所谓陇西之李，自此兴焉。’又《老子》云：‘吾不敢为天下先’，故述五千之文。又言不与物竞，处众人之所恶。既处物不竞，又不为先，恕己推人，守雌保弱。《老子西升经》又云：‘乾竺有古皇先生者，是吾师也。绵绵常存，吾今逝矣。’又《苻子》云：‘老氏之师号释迦文。’《尹喜内传》曰：‘老子曰：吾欲出家，吾师好佛觉一切人也。’窃以拓跋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经云以金易鍮石，以绢易缕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帝时大怒，竖目问法师曰：“朕闻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尊祖重亲，实由先古。何为追逐其短，禽鼠两端﹖广引形似之言，备陈不逊之喻，爬毁朕之祖祢，谤黩朕之先人”……时宪司执奏曰：“法不可废，国有常刑。诸指斥乘舆者，罪当大辟。”帝曰：“法琳虽毁朕祖宗，非无典据。特可赦其极犯，徙在益部为僧。” 
    刘盼遂抄引上文之后，并加按语：“此事实足为李唐番姓之铁证，赖存于释氏书中，得未遭摧烧耳。陈师寅恪所云。”张广达也认为这一记载表明太宗本人并不坚持李唐一定出自柱下、起于陇西的说法。诚然，陈寅恪在论李唐源流的初作《李唐氏族之推测》中肯定了法琳所言足以看作李氏源出陇西说的反证，并进一步推论达阇即拓跋鲜卑中的大野部。这种看法实较此前冯承钧仅从李渊祖上来历不明且其氏族多与鲜卑北人通婚即断言唐室不出于汉种的推测更推进了一步。《李唐氏族之推测》发表后，曾引起朱希祖的商榷，后者虽然同意达阇即大野之说，但指出西魏时期的赐姓实对原非鲜卑的汉人而言，故这恰好印证了李虎一族原非鲜卑旧氏。朱氏甚至以彦琮所记多与史实不合进而怀疑法琳之语系后人伪托。其实陈氏起初也曾考虑过李氏原非华夏世家的可能，疑其本出大野氏部曲，故晚至李虎一辈时，遂被西魏正式赐姓大野；但后来专就李氏早期家世详加推考后，转而认为其出自河北赵郡李氏的没落族人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在李虎之前，其家世与代北武川诸胡族尚无密切接触。陈氏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结论见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下列表述：然则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值得注意的是，陈氏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之后的论著中，再未征引过前引法琳一文，显示他已不再确信此文可以作为李唐番姓之佐证。对此赞成者有如《剑桥隋唐史》所评价的，他的论据非常有力，尚无人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直到近期，还有学者搜集、分析证据，支持与加强李唐皇室祖先出自赵郡之说。 
    诚然，除了他断然排除李家先世曾迁驻武川的论断略嫌有些绝对外，其论证的其他方面都大致可以自圆其说。相比之下，否定此说的学者主要是从学术以外的社会因素来审视这一研究成果，譬如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导致陈氏在李唐氏族血统问题上转胡为汉，以更加突出其在经历了世变的政治环境下秉持的民族本位理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仅限于原本即倾向于从六镇胡人改用汉姓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的部分日本学人，还包括了像陈三平这样的海外华裔学者，后者甚至更为具体地将陈氏转变学术观点的原因揣测为受到其父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强烈抗议的触动。因此，这些异议实际上并未对陈氏文中关于李唐出自赵郡的文献证据的繁复分析做出同样绵密的批判，这等于在论述层面上仅是倒回到最初冯承钧的立论而已。同时陈氏关于李唐氏族出自的后三篇论考均发表在1937年七七事变和其父去世之前，因此从中日战争的角度解释其学术观点的变化全无时间上的根据。 
    然而让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尽管陈氏的续作力主李唐先祖本自汉裔，但是一直都有学者误解为其结论坐实了李唐出身胡族一系，即如“书中（按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两处讲李唐王室的男系根子是出在胡族，女系早就知道，哪个皇后是胡族很清楚，就不用讲了……经过大量的资料分析，李唐男系也是来自胡”，竟致黄永年生前曾专门著文力图纠正这一误读。可惜这种以讹传讹之说已经到了纠不胜纠的地步，以致目前仍有学者重申，“至于李唐系出夷狄，今天已为人所熟知，显然，这是由于陈寅恪先生阐发的缘故”。情况与之类似的，还有甘怀真在前揭文中臆断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主张李唐族源可以上溯至河西走廊的中亚人士。 
    至于中文阅读水平有限的国外学者就更是极易对此发生误解，这恰如史怀梅（N.Standen）猜测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证明了李唐皇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突厥血统（a royal familyof largely Turkic descent）。事实上，尽管公开进行辩论的陈、朱双方的最终看法确有差异，但在承认李氏本源于汉人这一点上却具有共识，相左之处仅在于前者倡导赵郡李氏说，而后者依然维护正史所载的陇西李氏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极力推论李唐氏族出自北族（叱李氏）一系的学者则为日本人金井之忠。应当承认，北朝后期确有不少同样自称出自陇西的李氏实为胡人后裔，但像陈三平文中那样，以属于此类情况的北周李贤为例，进而类比印证李虎一族也当出自鲜卑的研究思路则尤显不伦，因前者墓志中称其为汉将李陵之后，恰合正史中有关北人常伪托李陵之后的传世记载，同时志文中所追溯的其始祖名作俟地归，当时尚未有汉化姓氏，故知其始祖必为北族人士无疑。这和目前已知的李唐氏族较早的确切先祖李初古拔（陈寅恪疑其与李重耳或为一人）远在北魏孝文帝颁定汉姓之前即已冠有李姓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只是在未必准确掌握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并且蔑视汉文史料所记史实虚假的可怕性在世界上无可比拟的杉山正明看来，李唐皇室出自血统纯粹的拓跋鲜卑人则是不容置疑，因为这将直接关乎他以统治者的血统进行立论的“拓跋国家”论能否成立。 
    此外竭力论证李唐氏族起自代北鲜卑或与之渊源极深的，尚有海外学人卓鸿泽的新作。他具体从两个方面将李氏与鲜卑勾连起来。第一即论述前引法琳陈述中的“拓跋达阇，唐言李氏”之语反映了李虎即拓跋达阇的重要史实，因“达阇”可看作满语—女真语tasha（“虎”）或其亲属语言中近似名称的译音。然而此说断不可从，这不仅涉及鲜卑语与满语是否存在关联的语言学难题，而且单从审音上看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障碍，因为“达阇”至多只能和类似于tasa这样的读音勘合，而决不能和tasha勘同。当然更关键的还是我们对法琳原文内容本身的推敲与解读。如上文所引，法琳答语中明确提到事关李氏出身地位的“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由此可知，“达阇”之名实为一“系”，而“系”字自当理解为氏族或家系方为妥当，这才配得上是“达阇达系”，相反，如果“达阇”真是满语—通古斯语中的“虎”的话，那后者只是在给家庭成员起名字时使用的一个具体名字而已，何“系”之有？因为其他姓氏的家庭同样也可以给其成员起名为“虎”，正如见于相关记载的北周人拓跋虎那样。倘若“达阇”真是鲜卑语老虎之义的话，那么由法琳口中道出的“拓跋达阇”一词岂不是“拓跋虎”的同义语？然而李虎本人只是被赐姓大野（疑系达阇），绝未在其名字（“虎”）之前再冠以“拓跋”这一在当时经历了复旧风潮的北朝后期尚仍由北魏皇族宗室后裔独享的姓氏。卓氏论证之粗疏难通，仅此可见一斑。至于卓氏论证的第二点则是在李虎的名字（“虎”）上大做文章，认为这反映了鲜卑萨满教流行老虎崇拜的风习，甚至还把李唐氏族攀附老子一事与杨雄《方言》中“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准、南楚之间，谓之李耳”的记载相联系，最后声称上述攀附反映了“五胡乱华”以后文化融合的结果，即鲜卑萨满旧俗与道教信仰两相结合。客观地说，鲜卑旧习与中土道教在北朝的融合并非不可能，但西汉《方言》中代指虎名的李耳其实与老子的名字并无实质性联系，两者同音实属巧合，根本无须在这一问题上过分深求，以之作为连接李唐氏族攀附老子的津梁。故卓氏充满求异思维的新说也因穿凿过度而不宜轻从。明乎此，则法琳之语的史料价值则在于其透露了晚至初唐时期，社会上还流传着李姓源出鲜卑氏族的传闻，至于这种说法是否契合史实，其时已无书面文献作为确证（具体讨论详下）。 
    然而《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有关文字最重要的价值，还是明确反映出唐太宗坚决否认其家世与作为“阴山贵种”的鲜卑氏族有渊源上的关联，故对担心皇帝偏袒道家的沙门法琳希望李氏放弃祖述陇西李氏与道家鼻祖李耳的建议予以回绝，并斥之为毁谤、亵渎其先祖。他的这一宣明立场不啻李唐皇家无论其祖先是否出自代北鲜卑，待至唐朝建立以后，即主动与皇家血统所承载的旧有鲜卑政治遗产进行切割以回归塑造华夏正统的最好写照，再以此反观陈三平与杉山正明等津津乐道的“拓跋国家”论，那么该说的虚幻性就不攻自破了。此处需要指出的是，相较杉山氏来说，陈三平则对《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这样关键的史料有所措意，不过他所做的诠释却有悖文意，以下试辨析之。 
    陈三平断言，在这场发生于两人之间的辩论的最后，太宗其实已经承认了法琳对皇室所坚持的李唐先世观点的驳议并非没有根据，故才减轻对法琳的处罚，进而声称太宗公开认可了其先世在血统上与拓跋贵族和其他北族大姓存在关联的说法，并且这一点在当时亦属世人共识。当然此前刘盼遂早已有过类似的解读。倘若他们的这一判断属实可信，或许我们还可以说“拓跋国家”论在立论上尚有挽回的余地。可是一旦复核彦琮原文，即知以上理解全然不得要领。彦琮原文最后说，太宗之所以对法琳采取宽大处理，是因为在其看来，“法琳虽毁朕祖宗，非无典据”。故我们必须究明这里的“非无典据”究竟对应的是前面文字中的哪些具体内容？幸而《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介绍得非常翔实而明白，绝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歧异。那就是当法琳叙述自己获悉李唐祖先来源于鲜卑著姓的信息来源时，使用的措辞仅是“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全未举出任何记载这项说法的资料来源，而此处所选用的“闻”字尤见个中深意。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法琳的依据仅仅是不见于书册所载的在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种通俗说法，其属于广义上的耳食之谈。不妨设想，以法琳泛览经籍的知识程度而言，倘若他果真握有李唐家族出自阴山大姓的一手书证，在面临“无言即死”的性命攸关的紧要时刻，岂有装聋作哑、缄默不引之理？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旦转入对柱下李氏和陇西李氏的传承谱系追溯梳理时，法琳立即侃侃而谈，出口成章地将其所掌握的相关著述的名称与内容和盘托出，予人以博览群书、熟稔经史的渊博之感，尽管事实上他举出的这些外典多系抑道扬佛之作，其中祖护释教、乖违史实之处比比皆是。两相对比，李世民所指的“非无典据”只能是指法琳辩论中征引的上述论及柱下李氏和陇西李氏来历的一干书证，因那种无有任何书证、不克引经据典的耳食传闻是万万配不上“非无典据”的学识评价。故唐太宗最终对法琳的从轻发落，大概只是缘于他觉得后者谙熟外典、富有辩才而学问出众，害之未免可惜，且影响天子清誉，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其已经在皇家血统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改弦易辙，转而认可李唐一门出自代北胡姓了。事实上，“非无典据”前面的“毁朕祖宗”等语已经再明晰不过地表明了皇帝矢志坚守李氏出自“柱下、陇西之流”的认同底线，决不容其受到挑战与冒犯。要之，李唐皇室通过刻意强化其源自中土氏族的家世出身，实际上已经抹去了和以“阴山贵种”为代表的边塞北族的血脉联系。如果说民族归属与文化认同两问题是我们认识唐史的关键的话，那么即以前者而论，以太宗为首的李唐皇室做出的如上抉择无疑是昭示华夏本位的最突出标志。 
    这里不妨稍做延伸，因唐初对鲜卑政治遗产的扬弃还显现在文化政策上。即以隋唐之前的北周和北齐来说，均有过皇帝亲自祭祀胡天的非常之举，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时北方社会风气的胡化。而且上述行为皆被时人视为正常。然而降至唐初，由鲜卑于氏的后裔于志宁等重臣监修的《隋书·礼仪志》就对此做了拨乱反正的负面评价，所谓“（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后周欲招来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若文中说的“至今不绝”是指隋唐之际的话，那么可见北朝盛行的有关胡俗在初唐的某些地区仍有流行，不过唐朝官方已经将其贬低为惑乱民风的“淫祀”，或者是不值得载人史册的“夷俗”。这种以华夏本位为中心的文化评价体系得以构建、完成的根本原因，自然无法归结为于志宁等北族贵胄后裔的数典忘祖、背弃传统，而是由唐朝前期社会的“华化”总趋势所决定的。因此不仅前述“拓跋国家”论毫无成立的余地，甚至连“胡汉复合社会”论或者“胡汉融合”论在解释唐初以降的总体历史演进方向时都略感吃力，换言之，二者的理论说服力主要适用于胡汉文化尚大体维持均势甚至有时胡族文化呈现强势的北朝时期。而在“华化”堪称社会主导思想或者汉化凌越于胡化之上的历史大背景下，就连颇能凸显北族王朝政治传统的北魏、北周正统论在初唐之后都不免地位有所动摇，尤其是当作为隋唐两朝开国支柱的关陇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渐渐衰退之后，这一变化就彰显得更加清楚。 
    这即如武周代唐后就实行了王通等重新建构的借以绕过或回避北朝正统说的唐承汉统论，同样内容的正统论在朝政系由与前一个时期有着密切人事关联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把持的唐玄宗时期也曾采用过。至于士林中人对于北朝正统观表示异议的现象就更是不可避免，较为典型的如生活在初唐与盛唐之间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曾宣称，“魏本出于杂种，窃亦自号真君，”等于从统治者出身血统的层面彻底推翻了北朝正统论。这种在今天看来因带有强烈华夏中心主义而缺乏包容、开放心态的历史评价，显然产生于胡汉一家观念已经从主流意识形态中悄然退出（尽管通婚融合等社会现象从始至终在唐代皆不罕见）而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潮又重新抬头的社会背景之下。 
    论述至此，或许有人还会觉得，上述强调“华化”为社会主流的解释思路，在被运用于研究关中本位政策尚属政权根本的唐初历史时期，未免有些大而化之，进而更多地着眼于对具体的历史问题发问，即如博学多识的法琳为何会采用“阴山贵种”和“陇西李氏”相互对比的辩护策略来试图打动明显带有偏祖道家动机的当今皇帝？支配李世民做出坚决摈弃李唐皇家出自“阴山贵种”血统论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对此笔者认为，法琳的辩论思路恰恰为我们指示了一条认识从北朝直到唐代的相关统治集团与代北族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故有关的考察时段不宜局限于太宗与法琳间发生激烈辩论的贞观前期，还应上追北朝，下及晚唐，方能全面合理地释疑作答。

    

 
    三 北朝史视角下的“阴山贵种”问题发微 
    当法琳引用“阴山贵种”一语时，意在将其与李氏自诩的“柱下、陇西之流”的家世置于一种二元对立、不可兼有的对话语境中。表面上看，前者代表北族或者塞外本位，后者反映华夏或中原（汉地）本位，堪称两种根本对立的族系源流观。我们首先必须澄清，“阴山贵种”之说究竟起于何时，其涵盖的大致范围如何？要回应这一议题，不能不先从阴山在北朝的战略地位说起。近来一直有学者强调阴山在汉族王朝与北方民族之间作为中间地带对双方皆有的地理重要性。而这恰恰突出表现在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中。以拓跋鲜卑而论，根据对嘎仙洞遗址的定位，可知自北魏太武帝443年认可了乌洛侯部使者的报告以后，今大兴安岭一带就初步与拓跋部的族源地建立起一种地望上的对应关联。后又加上原本一直力主拓跋氏源于李陵后人的崔浩因修国史被下狱治罪，进一步排除了将拓跋祖先定位在此地的障碍——因李陵投降匈奴之后的活动并不在这一带，所以在450年崔浩狱事之后修成并见于后来北齐《魏书·序纪》关于拓跋先祖事迹的传说中，即有了始祖出于黄帝后裔、起自大鲜卑山、后裔在尧舜时期因为在北方的弱水建功而受命为田祖等内容。在这一关于祖先活动地望叙事的建构中，北魏朝廷有意识地通过将乌洛侯部报告的“祖先石室”所在的区域正式定名为大鲜卑山，借以区别于原本在历史传承中更为知名、早已见于《后汉书》的东胡各部被匈奴击败后所退保的辽西鲜卑山。 
    太武帝的这种授意颇有排挤其他鲜卑支系、转使拓跋独占鲜卑之美名的动机，正如其改称宇文鲜卑为匈奴、慕容鲜卑为徒何以及将与鲜卑素有渊源的柔然蔑称为蠕蠕一样。考虑到自东汉中后期一直到拓跋部兴起之前，鲜卑部落联盟主要系从辽西之地发展壮大而来的既往历史，此番重新厘定大鲜卑山的名称与地望，其政治意义不啻将原来主要由起源于辽西的东部鲜卑各部造就的民族发展的主流叙事转移到与东部鲜卑非出同源、起初地位尚相对边缘化的拓跋部的名下。因为拓跋部无论是起源于其追记的“祖先石室”所在的大兴安岭，还是发轫于蒙古高原的漠北之地，均与人们熟知的辽西鲜卑山在基本地理方位上明显不同。最近随着蒙古国境内所谓鲜卑遗迹的不断发现，尽管目前研究者还无法在拓跋部是否真正起源于“大鲜卑山”的问题上取得共识，但其部远自漠北辗转迁来漠南活动的可能性渐渐又得到了学界的关注。总之，北魏的官方叙事并不承认阴山、辽西与拓跋氏的起源有关。 
    但是，降至3世纪中叶，随着拓跋部南迁到盛乐（今和林格尔）一带并将之作为新的政治中心，阴山以南的代北之地又与拓跋鲜卑发生了直接的关系。或可说北魏的前身拓跋鲜卑部落联盟即是在广义的阴山南麓及其周边地域发展兴盛起来的，并在十六国时期初步发展为代国政权。然而从前揭法琳的答语来观察，却反映出他在此番陈言中并未提到北魏官方最终确认的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大鲜卑山”，反倒以拓跋部较晚时候才迁至的阴山来概括其源流出身，这种做法更近似于当时的部分鲜卑系北族上层人士，置身于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环境下，自叙其始祖来历的某种“郡望”。那么产生这种认知观念的历史背景何在呢？ 
    事实上，阴山成为对拓跋鲜卑来说至关重要的屏障要地，是在其直接面临柔然等蒙古高原上的民族军事威胁的北魏平城时代。确切地说，这时的阴山不仅是北魏构筑的凝聚六镇子弟的御边防线的核心所在，而且还被设定为安置陆续归附的原自蒙古高原南下的各族的处所。换言之，平城时代广义上的阴山已经与拓跋鲜卑、归附北族这两大政治群体均发生了极为密切而特殊的关联。这一点恰好是此前时期的阴山未曾具备的全新的时代特征。目前已经有几位学者就该时期阴山地位的上述双重性做了细致的论述。何德章的《“阴山却霜”之俗解》，详细论析了平城时期北魏控制下的阴山特有的礼仪空间作用以及作为对抗北边柔然的前进基地的重要地位，从而凸显了阴山地带在拓跋北魏前期的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其他地区无以取代的战略价值。最近考古工作者对现存于武川县大青山蜈蚣坝的北魏前期祭天遗址的揭露发掘，则从另一视角证实了阴山地区在北魏迁洛之前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同时阴山一带还是北魏将其他北族改造为己方军事力量的地区。护雅夫论证过北魏前期曾系统地将北征虏获的大批原居漠北的高车部众留住于漠南地区，将其安置在东起濡源，西至五原、阴山的广大地区，继续以部落形态维持生计并向朝廷提供兵员，同时对于主动南下归附的高车（与更早被吸纳入拓跋宗室集团的那些高车系氏族不同）等部民众也采取了类似的安排，逐渐将这些北边部民成功地转化成六镇所在的阴山一线的边防体制下的武装力量，这就意味着这些善战的北族部民最终融人北魏苦心打造的御边体系之中。 
    上述北魏前期分布于阴山一线的高车人基本上仍处于一种由自己的首领统率的“附国”体制中，有别于其时已经逐渐经历了去部落化而成为国家编户的鲜卑人。他们的生活环境具见于斛律金的北朝民歌所吟唱的“敕勒川，阴山下……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样，诗歌形象地道出了内附的敕勒（高车）部民游牧、繁衍于漠南阴山地带的史实。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置于漠南阴山一带的军镇是位于黄河大拐弯以北，所以北朝以降的文献中曾直截称其地为“度河（斤）旧镇”。拓跋鲜卑对阴山一线及其附近的长期经营，使得该带状区域成为足以捍御华北等北魏统治核心区的名副其实的藩蔽地带，因其恰好直接拱卫被称为“畿内之田”的以平城为中心的北魏王朝的腹心地区，自此遂奠定了北魏背靠阴山、面向广袤内地发展的基本的立国地缘态势。 
    澄清了阴山地区对鲜卑人及北边归附外族的不同地位后，我们就容易解释其作为类似于“郡望”的地名符号为何会屡屡见于一部分北族人士的墓志及有关传记中。一方面，对于那些原非出自大鲜卑山，只是后来在拓跋鲜卑经略漠南阴山或者更晚的平城时代才逐渐被动或主动加人鲜卑国家并被安置于相应区域的非拓跋系北族的后人来说，称其家族与拓跋氏同出阴山，就成了他们通过纪念祖先功业，以在现实政治中塑造勋旧显贵身份的最佳途径，借以遮掩其无法将自己的始祖肇源地溯至太武帝所认定的东北乌洛侯部地域的政治缺陷。这对那些原先起源于漠北、后来因在漠南阴山生活了数代而渐渐培育起对其地域认同的归附民族的后裔来说，个中道理尤其明显。试以本出高车（敕勒）部族之一、后来才徙居人塞的贺拔氏为例，在北魏末期的六镇起事阶段崭露头角的贺拔岳家族即以“其先与魏氏同出于阴山”自诩。降至中唐，林宝《元和姓纂》中仍有与之基本相同的表述：“与后魏同出阴山，代为酋长。北人谓地为拔，谓其总有其地，时人相贺，因氏焉。” 
    换言之，阴山已经成为像贺拔氏这样较晚时候才发迹的那些塞外来归部族后裔人士的地理认同符号，也正是凭借阴山作为津梁，这些无法名正言顺地宣称自己也起源于“大鲜卑山”、早先尚与拓跋氏渊源不深的北边部族，才能在始祖上给人以与涵盖宗族十姓在内的拓跋鲜卑关系素来密切、同出一源，因此也不失为北族贵胄的高门印象，从而有助于这一异军突起的新兴势力在政治名分上更好地跻身于北朝权力集团的核心位置。这正像当初极端仇视洛阳汉化鲜卑公卿的代北军阀契胡首领尔朱荣在一手导演了“河阴之变”屠杀事件后，立即又向朝廷上书悔过，并追赠遇害者以官爵。待到更晚的周隋禅让之际，滞留北方的南人庾信为其后裔族人彭城公夫人尔朱氏书写的墓志文中，开篇叙其家世出身即是“河南洛阳人也。若夫阴山表里，冲北斗之玑衡”，既彰显了其源自阴山北族豪酋世家的先祖背景，又刻意凸现出这一家族业已具有了同流于曾被其先祖深切嫉恨的洛阳勋旧集团的时新身份。 
    与之不同的是，在六镇事变之前，对于真正出自拓跋鲜卑尤其是其中所谓的帝系诸姓的族人来说，他们或者看重拓跋焘时代确立的“大鲜卑山”这一作为族源发祥地的全新地理符号，或者在北魏迁都以后直接就以新都洛阳作为自己的籍贯，故阴山的象征地位既不如渺远的大鲜卑山，也不如中原的洛阳。因此，在北魏较早时期的相关墓志与传世文献中，尚不见拓跋族人标榜其源出阴山的自述。这样本为平城时代重要边防地理符号的阴山，则是在较晚的时候才得以取代因拥有拓跋氏“祖先石室”而闻名的东北大鲜卑山，成为不少六镇代北氏族和早已南迁并汉化的元氏等十姓集团在认同层面的交集所在，成为喻示高门贵种的特殊地理符号。而产生这种政治认知的时代节点即始于上述催生出尔朱氏及其麾下贺拔岳兄弟等乘势崛起的北魏末期六镇起义爆发之后，因此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何目前能够检出的以阴山相自标榜的实例尽数始自北朝后期。 
    学界较为熟知的个例，还可举出庾信《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侯莫陈道生墓志铭》所记的“朔州武川人也，本系阴山，出自国族”。侯莫臣部直到道武帝统治时期，仍系魏军大举讨伐、以掳掠牛羊牲畜的作战的劫获对象，可见其亦非拓跋氏元从集团的部落氏族。然而这里的侯莫臣道生出自独孤部刘姓，晚至西魏大统年间才被宇文泰赐姓侯莫陈氏。只不过道生一系并非迁洛后趋于汉化的独孤氏望族，而是与北周独孤信类似，均属于仍旧留守六镇一带的旁支集团，所以其在六镇事变之后也以阴山人自居是全然符合其成长背景的自然结果。要之，他的个人际遇揭示出其家世在北魏时期尚不显要，降至武川代人军阀集团左右政局的西魏—北周时代方有机会脱颖而出。随着早已迁洛并陆续汉化的拓跋氏元从集团的相对衰落，较晚兴起的武川侯莫臣道生一支也终于实际取得了类似原来独孤刘氏中那些迁洛大族的“出自国族”的权贵身份，因该氏恰好是当初北魏汉化时朝廷确定的勋臣八姓之一，只是这种被赋予特权性质的优厚待遇起初未必泽被远在武川成守从军的道生先人。而以阴山为认同根源的情况自不限于北周。北齐《库狄业墓志》即称墓主为“荫（阴）山人也”。库狄氏也是因部得名，其源流与贺拔氏相似，同属于漠北高车，先在前秦时被安置于代地桑乾川，后又在魏初被讨伐于大浑川一带，以后渐次转化为镇人。盖相关地域也可视作位于广义的阴山范围之内，故其后裔最终选择以阴山作为家族的发祥地。 
    尽管北朝后期直接留下的代北人氏自称源于阴山的记载不多，但唐代的墓志却提供了唐初以后部分北边氏族的后裔仍以阴山作为本支家族“郡望”的例证。而这种追认的源头无疑正是在北朝后期，并被其家族后裔代代相承。陈恳学兄曾向笔者提供下列墓志史料，对于本问题的探讨起到了重要作用。 
    若干氏——《大唐故左领军丰润府左果毅永县男若干君墓志》云：“君讳，字志定，泾州安定人，其先盖阴山之北人也。祖麟，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永寿县开国公。” 
    念氏——景云元年（710年）《唐念子（禄）墓志铭》言：“惟公讳□子，字禄，始迹阴山，远归华壤，代居秦分，锡土为宗，今即高平人也。” 
    匹娄氏——开元十二年（724年）《唐故朝散大夫守吉州长史上柱国匹娄府君墓志》云：“公讳思，字本，河南洛阳人也，其先出自北裔，代居阴山，随魏文南迁，因为此土著姓。齐神武太后匹娄氏，即其族也。” 
    吐突氏——会昌四年（844年）《唐故通议大夫行内侍省内寺伯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广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广陵焦府君墓志铭并序》云：“有女一人，适阴山吐突氏。” 
    以上的若干氏、匹娄氏、念氏、吐突氏均不属于和拓跋皇室渊源较深的宗族姓和勋臣八姓。若干氏属于漠北部落之名，以后入居武川。匹娄氏则出自战败归降拓跋氏的原吐谷浑下属部落。吐突氏来历无考，似也属于武川等六镇下的北边氏族，故才以阴山为族源。念氏疑属于原慕容鲜卑的分支吐谷浑族系，有可能是在北魏与吐谷浑的冲突中被从金城一带强制迁徙到北边的，匹娄氏的情况可能类似。当然这两个氏族的后裔成员标榜其家世起源于阴山，还很有可能是缘于他们知道当吐谷浑带领慕容鲜卑的分支七百户从辽东向西迁徙时，曾在阴山落脚过一个时期（3世纪末），即《宋书·吐谷浑传》所述的“遂西附阴山，遭晋乱，遂得上陇”，而且吐谷浑所属的东部鲜卑集团在起源地上如同高车等漠北民族一样，无法追溯至大鲜卑山，因此转而以阴山作为“郡望”，借以掩盖其真正发祥地即政治地位早已式微的辽西一隅，终不失为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光宗耀祖的明智之举。除此之外，武威博物馆收藏的垂拱年间的一方墓志中，主人之名为纥单端，志文对其家世的记述为：“阴山人也，出自国族，拓拔归晋因而命氏。”纥单氏族即《魏书·官氏志》的阿单氏。该氏本为在拓跋力微时期才加人进来的“内入诸氏”，并不在宗族十姓之列。下面我们再简要地概括一下这些具有“阴山”出身标识的氏族在北魏政权中所据有的相应地位。 
    如果将北魏时期的北族各氏族的政治地位以同心圆作为譬喻的话，那么处在最内圈的无疑是皇族元氏（拓跋氏），处在第二圈的则是整个拓跋集团宗室群体中的其他九姓，两者构成了狭义的国人；排在第三圈的则是与拓跋集团关系密切、渊源较深的所谓勋臣八姓，相当于广义的国人。上述氏族均为北魏政权核心统治集团中的成员。这些核心集团的氏族大多追随孝文帝南迁中原，并陆续改为汉姓，故去世后的墓志与传记中多直接以中原的洛阳等落籍地为本贯，根本不会再将其家族的源流上追至阴山。这种现象越到后期越趋普遍，表明降至北魏后期六镇起事之际，他们的后裔多数已经切断了与阴山等北边地带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因而像“阴山人”这类带有浓郁边地色彩的出身认同，其实并不适用于这些基本趋于汉化并在中原享受安逸生活的鲜卑贵胄子弟。然而，处在上述三圈以外，与拓跋集团亲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六镇士众，则来源庞杂多元，甚至不少氏族还出自鲜卑以外的高车等漠北部族，却因长期成守阴山六镇一线之故，并未像南迁的鲜卑大姓那样大步走向汉化，渐至形成与中土洛阳相对隔阂的抵触汉化导向的又一庞大军政势力，其转而利用北魏末期边境城民起义创造出的历史契机，一举转型而为新贵利益集团，最终下启北齐、北周政权的建立。 
    正是在此催生促死的世变历程中，这些现已取得统治地位而在北魏时期尚处于边缘处境的六镇集团氏族开始主动选取其生长于兹的阴山作为出身认同符号，从而既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同时又利用其为纽带以求名正言顺地承袭拓跋元魏留下的政治遗产，因而刻意制造出一种新贵与勋旧同出阴山的共同体表象，并且继续保持或重新恢复虏姓的名称。从这一点来看，尽管北周、北齐施行的政策已经与孝文帝以降的北魏政治演进方向有了明显差异，但它们仍然可以被视作拓跋王朝的继承者。阴山则随之成了这类难以精确追溯其更早起源地的新兴北族高门出身的某种“郡望”，久而久之，甚至那些因汉化较早而对阴山一类的认同符号并无兴趣的拓跋元氏等北魏皇室家族的某些后人也开始接受它。事实上，晚至建中元年（780年）书写的《大唐故元府君墓志》，仍然将墓志主人元怀晖的家世起源追溯为“后魏始自阴山之胤，累世赫奕”。由此可见，这种北朝后期方才趋于形成的地域认同观念流传之长久。尤其是考虑到北周、北齐时代，部分元氏又改回拓跋氏的重新胡化的政治背景，因此虽然直接表明元姓成员以阴山人后裔自居的北朝后期的文献证据寥寥无几，但实际上接受这种观念的拓跋氏后裔应当在那一时期并非少数。 
    总之，在北朝后期，新创出了将早先的以元氏（拓跋氏）为核心的旧有鲜卑高门著姓与所谓的“阴山贵种”武川新贵集团相整合的观念，其余波一直下延到隋唐之际。这正是贞观年间沙门法琳将拓跋与达阇（大野）这种相辅相成的君臣、上下关系解析为新旧杂陈、共属一体的“拓跋元魏，北代神君。达阇达系，阴山贵种”的真正原因。其实此类将边鄙部落达阇（大野）提升到高居拓跋国族（“北代神君”）近侧、不啻匹敌早先“勋臣八族”的说法，本不可能出现在六镇起义之前拓跋元氏秉政的时代。那么为何法琳宣扬的这套看似可以抬高李氏政治地位的说辞却丝毫不能打动太宗呢？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法琳陈言最后延伸出的批评性结论（“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无可避免地与宇文北周开启肇基并下延到贞观时期的关中本位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冲突。考虑到可能有人会以宇文泰赐汉人下属虏姓为由，进而认为法琳的陈述恰恰符合这种流行于北朝后期的胡化潮流，故还必须先就这一政策施行的具体原因略做说明。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陈寅恪指出，宇文泰在进人关中之后，为了加强内部的凝聚力以抗衡势力更强的东部高氏集团，首先有必要将部下汉人的山东郡望改为关陇本地的郡望，所以李虎一支的郡望才由东部的赵郡转变为毗邻关中的陇西。其后又广赐胡姓以恢复从前鲜卑部落体制，致使李虎之姓一度又改为大野（达阇）氏，直到北周末期杨坚执政才重新恢复本姓。 
    与陈氏著作大致同期问世的另一项研究成果则揭示出，宇文氏在西魏后期实施赐姓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提升作为自己亲信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代北汉人的家族地位（以后推及的范围则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使之不至于在出身上被后来格于时势方归顺自己而对己忠诚程度有所逊色的那些中原名门和关西豪族人士完全压制，所以才推行了意在有助于拉平双方门第差距的大规模的赐胡姓政策，并通过对不同的汉人大族皆赐以和自己同姓的“宇文氏”这种看似优渥、笼络的做法，转而起到了限制他们内部以彼此通婚为纽带从而固化其门第壁垒的实质作用。所以宇文泰对追随其麾下的汉人部属赐以胡姓的政策决不能被片面地理解成为胡化而胡化，继而再被一厢情愿地看作旨在强力推行以变汉为胡作为目标的反汉化逆流。不过要完全澄清上述想当然的表面化认识带来的影响，还应将这一时期推行的对汉胡部众赐、复胡姓政策与整个统治集团的组成等多元性联合起来考察。 
    简言之，宇文氏人主关中之际，其部众系由三个互不相同的组成部分构成，首先是被其视作亲信的代北集团，其次是关中一带逐渐服从的本地势力集团，最后则是那些自东部高氏控制地区前来投奔的从原北魏中央官僚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山东人士。故宇文氏对于具体应该如何推行赐胡姓政策有着周密、严整的统筹与安排。就其最为信任的代北集团而言，赐以胡姓的多为其郡望处在自己控制区域之外的汉人，正如本为赵郡李氏庶出分支的李虎被赐姓大野那样；而就另外两个集团而言，被赐以胡姓的人则多需满足其对应郡望恰在控制区域内这个基本条件，以达到将代北集团的势力引人其他集团的成效。与之对应的结果，则是本为关中外来人的代人和山东人士的原先地域性均被一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这两个集团的精英与关中土著势力整合而形成的一个以关陇地区为立国本位的全新地域集团；唯在这个全新政治实体内，原来享有主人优势地位的关中土著则转降为依附势力，屈居于外来者之下，并与前山东集团一起结合成该实体的基础部分，至于它的上层部分则由人数相对较少的旧有代人群体占据。 
    这就是说，从西魏、北周延续到唐太宗时代的关中或关陇本位政策的核心实质，绝不是要将原来代北六镇的影响地位高置于西魏、北周赖以立国的关陇地区之上——后者正是法琳进言的核心论点，实际上，宇文泰采取该政策恰是要尽快推动代北武人集团的关陇本土化。这样做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原先出自的代北六镇之地后已基本处在政治对立面高氏秉政的东魏、北齐政权的掌控之下。为求缓解、弥合代北人士的固有出生地与宇文氏为了增强部众凝聚力而迫切期待部下将士转向以关陇为根本认同之间的矛盾，其采取的合理解决之道就是颁令促使本来相当于“阴山贵种”的代北人士纷纷将其族源出自与关陇郡望相对应，进而确立起以关陇为根本的全新地域认同。对此不妨举出几则具体的例证来稍加说明。 
    先看前述庾信关于本为独孤刘姓的侯莫陈道生家世的溯源性描写，在述其“本系阴山，出自国族”后，即“接降及于魏，在秦作刘”之语。而姚薇元早就注意到唐代《独孤府君墓表》中出现了将独孤氏的族源上溯至汉朝刘邦后人的内容，而它后来又成为宋人编修《新唐书》之“宰相世系表”中相关记载的来源，姚氏在揭穿其漏洞的基础上批评了此说的无稽。不过唐代独孤氏后人的这种说法显然应该上溯到更早的时段。即以庾信的上文来看，清人倪瑶在对其作注时已明确指出，“在秦作刘”等句出自刘向《高祖颂》中的“降及于周，在秦作刘”。再考虑到墓志最后的铭文中又出现“身胄汉祚，门承魏绪”与之前后呼应，可以肯定庾信的这番表述已不再仅是用典层面的溢美虚指，而是带有实质意义的指涉，意在将独孤刘氏的起源与在关中称帝的汉朝皇室相连接。因此，侯莫陈道生追随宇文泰进入关中，相当于从该家族参与拓跋氏王业缔造的隆兴之地阴山返回到其更早的祖居地关中，无异于其家族的“虚拟郡望”已经由原先在六镇起事时期追认的阴山移人现在的关陇，尽管后者其实并非汉代皇室的真正原籍地。 
    更为耐人寻味的则是北周李贤、李穆家族的案例。前面在批评陈三平的观点时已经论及这一李氏家族本为与李虎一门截然不同的北方胡人。姚薇元早就推断其为出身高车的胡人。随着信息量更大的《李贤墓志》的出土，我们可以将其溯及家世的内容与史传记载内的描述进行对比研究。比起《周书·李贤传》相对简略的族源叙述——“其先陇西成纪人也，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墓志》则详记为：“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圣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议。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一作爪牙）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跋，因以为氏。”从中可知，李贤先人无疑属于北族，只是是否高车尚不能肯定。根据志文，其先祖应在拓跋氏先祖诘汾（圣武帝）、力微（神元帝）父子活动时期加人了拓跋部落联盟。前者主要活动在阴山北麓，时值2世纪下半期；后者则于3世纪中叶迁徙到阴山以南的盛乐，并略具政权雏形。唯有关这一时期阴山地区的文献记载并未显示已有相当数量的高车部族栖居于此，故姚氏首创并为陈仲安所补充的李氏祖先起于高车说尚无法得到确证。墓志既然明确提到先祖俟地归（所谓的“十世”可能只是虚指）在拓跋鲜卑南越阴山中的贡献，可见待到北朝后期李贤这一代时，首先仍是承认其祖上与北魏先人同出阴山，也即跻身广义的阴山贵种之列。然后墓志在叙述其祖先忠于拓跋氏的业绩后，即称“建国拓跋，因以为氏”，这是指随着拓跋政权的正式建立，由俟地归传承下来的这一支因受到特殊信任，直接被编人拓跋氏之中，相当于以其效忠的主人的部族之名作为自己的氏族名称。这符合鲜卑北人曾经有氏无姓的传统习俗，同时也暗合了墓志中提到的李氏在拥有汉姓的同时还曾被赐以拔氏的记述。然而，正是在以后的时期，随着崔浩在政治上的失势，朝廷已经完全摈弃了崔氏倡导的拓跋氏本为西汉降将李陵遗留在匈奴的后裔之说，即《南齐书·魏虏传》所言的“有云其是陵后者，则见杀”。在这种苛刻的政治环境下，当然不可能出现早于李贤的其上代拓跋氏族人假托李陵为始祖的情况。 
    然而到了北魏统治终结以后的西魏、北周时期，随着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的推行及延续，李贤、李穆兄弟遂与李广之孙李陵建立了虚拟的祖裔联系。这与前面分析的侯莫陈道生生活时代的某些独孤刘氏开始将其先祖由阴山继续前溯到汉朝皇室的做法有着明显的共性，均属同一政策下的相近产物。总之，在北朝后期由宇文氏控制的关陇地区，社会上显然已经不再流行北族人士视自己被别人称作李陵之后乃奇耻大辱的旧时观念。这种意识变迁当然更有助于代北胡人与本地汉人之间更快地实现民族融合。而综合以上两例来看，侯莫陈道生家族和李贤家族这种将各自始祖的源头一再前溯的做法，最终构建起关陇一隅在其家族世系中具有了发祥地的突出地位，同时意味着如今这些家族的后人又跟随宇文泰的大军相继返回了原籍。这种以关陇为家族起源地的做法，使得其始祖其实并未涉足的此地区反而凌驾于其先人真正生活过的代北阴山之上，因其族人在阴山的事迹实际上已经被降等为在一个历史时期的特定履历而已，从而失去了像发祥地那样的更为深远的意义。更何况就这批外来人士而言，此时宇文氏实际统治下的关陇各地对其展示的现实价值也远大于已落人其敌对方东魏、北齐之手的代北老家。 
    当然在这一新形成的关陇集团内部，像李贤兄弟大概是因为本身家世的胡人色彩比较显著，故在以原州平高（兹据《李贤墓志》）为落籍地的同时）还在先祖选择上刻意上溯至在匈奴度过余生且在中土绝无后裔留存的汉朝降将李陵，以更加契合自己家族渊源于北地的祖上背景。该集团内其他两支著名李氏，即源出辽东徒何鲜卑而汉化程度又高于李贤的李密先祖李弼家族和祖上本为汉人、后来流落代北地区的李虎一族，则在关中本位政策推行之时被厘定的郡望多在陇西狄道，借以将光祖上溯至时代偏晚的凉王李暠——此前代表陇西李氏大族的北魏李冲正是其直系后裔，这对该集团所希求的郡望身份当有直接影响，然而汉化程度弥深的其人后裔为了进一步标榜自己家世的悠远绵长，又不约而同地将其先世溯至李广一代或者更早的秦将李信，由此对应的郡望又从陇西狄道调整为陇西成纪。所以后两个家族在对陇西成纪的追认确立的同时，也都排除了自己是李陵之后，以淡化各自家族与北方边地的渊源关系。至于在太宗与法琳对话之际，其时的李唐皇室为了凸显其家世的尊贵并表示对道教的笼络重视，业已将李氏的远祖溯至柱下史李耳那里。不仅如此，早在李渊起兵太原之际，就已经建立起专门供奉“老君尊容”的兴国玄坛，并使前来与唐军结盟的突厥使者礼拜之。这种新现象才可谓明显超出了关中本位政策固有的辐射半径。只是这种将宗教考量植人家世背景的做法并非对这一政策的背离，而更应理解为对它的补充与修饰。 
    可是一旦唐朝皇室将其谱系最终嫁接至老子，难免会使法琳所代表的佛教僧众人士产生浓重的危机意识，毕竟之前北朝发生的扬道抑佛风波乃至皇帝公然灭佛的深刻教训让人记忆犹新；更何况这次迫使法琳出面、公开接受皇帝质问的具体缘由，按照《续高僧传》中的记载，实际上来自敌视佛教的道士秦士英的揭发，指责法琳在维护佛教声誉与地位的《辨正论》中“谤讪皇宗，罪当罔上”，此事发生的时间其实是在贞观十三年（639年）冬。对此法琳采取的辩护策略相当于釜底抽薪，即尽可能从文献中搜集对陇西李氏与老子的出身家世不利或者尊佛贬道的负面证据，期望彻底说服太宗放弃对陇西李氏与老子的家世认同，从而收到以攻为守的奇效。为此他不惜甘冒欺君之罪，在陈述的证据中刻意篡改文献原文，或者有意使原文引语与自己的评述杂糅相混。即以其引用的《老子西升经》中的“乾竺有古皇先生者，是吾师也”来说，其实这部道经中的原文并无类似于“是吾师也”的语句，后者是佛教徒出于僧道论争的动机才捏造出来的。其他如其征引的《敦煌宝录》（一般认为系《敦煌实录》）和《尹喜内传》中诋毁老子家世出身和老子主动尊崇佛法的文字是否符合原典，同样也十分可疑。在铺陈了这些未必忠实于原文的倾向性内容之后，他又援引了在当时尚有遗响的关陇集团显要人士大多出自“阴山贵种”的耳食之谈，试图说服太宗放弃这种建构家族谱系的努力。这种想法诚然符合佛教信徒的认知，但问题在于法琳随后展开的辩论思维却昧于对北朝晚期以来直到李唐开国的政治演变大势的观察。他对“阴山贵种”和“陇西李氏”的理解皆仅得皮毛，毫不知晓这两个认同符号所基于的早晚时代差异及其匹配的不同现实功能，结果错误地将两者置于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僵化立场上，最终给自己造成被动。如前所述，“阴山贵种”意识的萌生，发轫于六镇起义催化出的以尔朱氏为核心的代北军阀这一波次的北族豪强，而到了更晚的宇文泰人主关中及东、西魏相互对立前后，仅靠灌输以“阴山贵种”为中心的旧有集体认同感，已经无法确保进占关中的麾下部众具有持久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接下来主政者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实践中的重要一环，即是重新厘定代人部属的源流，这在前述侯莫陈道生、李弼、李虎、李贤兄弟等人对家世的追溯上体现得至为清晰。 
    可以说，对于后面几个原本籍贯各异（辽东、赵郡、代北）、仅仅出于特定的时局变迁（共同追随投奔宇文氏）才可能发生交集以致在政治上仍留有不确定性的胡汉家族而言，新塑造出来的“陇西李氏”转而成了高居“阴山贵种”之上的又一政治符号，不啻一种象征虚拟血缘的联系纽带，而且不受在此前后方兴未艾的赐、复胡姓运动的冲击与影响。这类依托关陇本地郡望打造、生成的认同身份，自然有助于宇文氏内部真正形成有凝聚力的军政复合体。随着关陇集团胡汉成员新获得的带有贵族身份标志的郡望趋于本地化、华夏化，不啻暗示中土汉族与代北胡族之间的第二次带有鲜明政策导向性的民族融合重又悄然启动，并大致完成于北周末年杨氏主政擅权后恢复汉姓的前后。 
    此处还要强调的是，时值北朝后期的北周统治区域，对老子的祖先追认实际上早已超越了宗教信仰的范畴，而成为非汉人群主动融人中古华夏贵族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即以下葬时间为564年、来自印度罽宾的“婆罗门种”（佛教徒）李诞的墓志为例，其中就出现了自称其家世乃“伯阳（老子）之后”的伪托。再如，从李弼家族成员徒何纶的字毗罗来看，该家族颇受佛教影响，但这并不妨碍其追述老子为先祖。根据前岛佳孝对于北朝到初唐所谓李氏墓志的信息汇总统计，不难发现像李贤和李弼这样真正出自北族的家族，一般都是先为了光宗耀祖而攀附陇西李氏在历史上的名人为始祖，待到稍后一两代时，再将郡望改成陇西成纪或狄道。即如李贤，其下葬时的墓志只是称其祖述李陵，同时仅书平高为落籍地；但是在较晚成书的《周书·李贤传》中，根据李氏后人所提供的材料，已经明确地将陇西成纪追记为其郡望。同样的现象也见于李弼一族，该家族的成员从李弼之子徒何纶的墓志中，就开始将老子、李信、李广等陇西李氏的祖上名人列为祖先，李弼的同辈李标的情况也与之相似，但是两人的志文中均未将其家族的郡望定为陇西，降至其后人时才纷纷将郡望移为陇西。与之相反，李虎家族后裔成员的志文则是首先将郡望改为陇西而非追叙老子为其祖。这也从一个侧面映照出本为汉人的李虎家族与其他两支非汉人家族的不同。总之，在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的引导下，陇西李氏最终成为加入关陇统治集团的汉人和非汉人贵族都可以拥有的郡望身份。降至隋末，很可能正是缘于广义上的关陇新贵李氏兴盛一时，社会上开始流行其将要取代杨隋政权的预言传闻，并出现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相应谶语。 
    因此，关中本位政策的始作俑者宇文泰固然不失为元魏拓跋国家的继承者，但从最终的结果层面上观察，却又无异于北朝胡汉混合体制的终结人。从这一意义上评估，即使仅以北朝晚期至唐初这一虽然为时较短却极富认同变动性的历史区间而论，更能贴切描绘时局大势起伏走向的“关陇集团”一词远比前引学者推荐的、陈三平揭橥的“鲜卑—华夏体制”要准确合适得多。继而我们只要留意阴山贵种和陇西李氏流行的早晚时代差异，即不难审知为何人唐以后，那些在前述墓志中仅仅以阴山之后自居的墓主人均非唐朝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四 唐代“阴山贵种”范围的辐射与扩大 
      
    除了前面分析的与“关中本位政策”相冲突之外，法琳规劝李世民认祖阴山的另一缺陷还在于这种观念已经不能适应初唐北边的具体形势。事实上，隋唐之交时，中原王朝对阴山两侧控制的力度远较北魏时期有所减弱，而其面临的突厥汗国的威胁程度又远甚于此前的北魏劲敌减然。尤其是在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雁门之战以后，隋朝即只能满足于在阴山南侧进行防御作战，致使以后的战事长期胶着于山南地区，而无法主动进击山北的突厥目标。甚至即使在表面上系由隋朝占据军事主动权的文帝开皇年间，朝廷仍然不得不听任前此战败的东突厥部众重又入主、盘踞阴山，终使这一地区再度为其控制。降至隋末乱世之际，东突厥汗国更是强化了对柔南阴山的经略，以之作为掠夺中原的前进跳板。幸而开国伊始的唐朝在贞观初年成功实施了对东突厥的反击战，随之又在柔南阴山南麓设立定襄与云中二都督府，既管控投诚归附的突厥降部，又监视继起于柔北的薛延陀汗国，相当于收拾重建了北魏一朝的“外阴山而内中夏”的边防战略。而这些归顺唐朝的突厥降部的地位颇似北魏时期在此地区安置的高车等部，故唐初魏王李泰组织、编竣于贞观十六年（642年）的《括地志》中即云，“阴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尽管是书编撰之时，唐朝已经完全剪除了东突厥势力对自己的威胁，唐军自由出入阴山两侧亦无任何问题，但是后者仍旧被唐人视作与突厥密切相关的地理符号。这正像《旧唐书·突厥传》概括因隋末天下大乱，致使始毕可汗统治下的东突厥汗国国力重回鼎盛这段历史时，相关的文字表述也是“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虽然《旧唐书》成书于较晚的五代时期，但这段以阴山与中夏相互对立的点睛之笔应属典型的唐人修辞用语，适可作为时人以阴山指代阿史那突厥的恰当佐证。隋唐之际北边形势的反复多变，促使双方来回争夺的阴山之地，在汉文化的语境下，被重新改造成指代突厥等北族群体的政治符号，而以中夏正统自居的李唐皇室与“阴山贵种”的分道扬镳也就势在必行。故太宗对法琳极力表彰的“阴山贵种”之说已无认同，乃理所固然。在太宗以后的高宗时期，唐朝两度调整北边都护府的建制，但改组后的相应都护府机构，仍以柔南阴山一隅为府城治所，所监管区域也涵盖了漠北地区。这可说是继承并强化了贞观年间实施的“外阴山而内中夏”，兼以漠南遥制漠北的边防基本布局。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武周年间的狄仁杰在上奏文内会将突厥首领阿史那斛瑟罗的出身界定为与法琳的用语近乎相同的“阴山贵种，代雄沙漠”。可以作为进一步证据的是，自东突厥第一汗国在贞观初年灭亡之后，确有不少归顺唐朝的突厥—铁勒人的墓志以阴山自述其家世出身（详后）。这说明阴山类似“郡望”的特定用法，已由北朝后期的六镇代人集团转移到了归化人仕唐朝的新一轮北族移民群体中。其间的区别在于：当初六镇集团下的有关氏族是出于政治考量主动选取“阴山”一名作为认同符号，如今效力唐室的这些北番子弟则是在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之后，起初多少有些被动地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象征含义的特定名称，故多见于当其身故后汉人为他们撰写的褒扬性墓志中。这样在唐初以降的汉族士人眼中，除了那些像若干、贺拔之类的尚未改成单姓的非汉人氏族以外，塞外归附的突厥显贵等与历史上那些镇守六镇的北族集团一样，共有了“阴山贵种”的家世身份，借以表现朝廷布局的“外阴山而内中夏”战略的时效性。所以，“阴山贵种”群体实际上承担着作为华夏屏障的角色，以执行为天子“守在四夷”的光荣使命。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这些番将去世以后，公私出面撰写的表彰性墓志志文内容中，不乏此类凸显其出自阴山这一地理认同符号的表述。 
    事实上，唐代墓志中反复出现的“阴山认同”业已引起学界的注意并引发了以下讨论。白玉冬专门搜集了唐代前中期多通将墓主人拟为阴山人士的北族墓志，其年代即始自前述东突厥汗国灭亡之后。诸如《执失奉节墓志》称：“公讳奉节，字履贞，漠北阴山人也。”《契苾夫人墓志》言：“夫人讳□，姓契苾氏，其先阴山人也。”《阿史那思摩墓志》记：“公讳思摩，本姓阿史那氏，阴山人也。”《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亦言：“夫人姓延陁，阴山人也。”《阿史那感德墓志》云：“可汗讳感德，字尚山，长城阴山人也。”他认为这些墓志中的阴山，不仅是指传统漠南意义上的阴山，而且其中的《执失奉节墓志》和《契苾夫人墓志》皆实指漠北郁督军山，进而认为五代时期李克用深相接纳的阴山鞑胆或阴山部落，同样系指当时尚在漠北郁督军山活动的九姓鞑胆。此文对阴山问题的关注可谓敏锐，然而这种将阴山彻底写实化的做法，则是全然忽视了这一用语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北朝时期的历史传统。像出于汉人文士之手的《执失奉节墓志》中的“漠北阴山人”，不妨解释为：具有显赫家世背景的墓主人的家族发源于北族高门辈出的阴山之地，然后又迁至漠北成为东突厥汗国统治核心圈的成员，再到其父执失思力这一代，最终选择南下归唐。故“漠北阴山人”的表述同时兼顾了阴山“郡望”和突厥汗国最重要的根据地漠北地区。而与“漠北阴山”形成对照的《阿史那感德墓志》内的“长城阴山”，则让人联系起当初庾信在北周长孙（拓跋）俭神道碑中所写的“长城拔本，十族分源”。白氏之文以契苾部兴起于漠北为据，进而断定706年去世的浑大寿之妻契苾夫人墓志中的阴山也是郁督军山的论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出自同一家族女性的另一方书写于开元九年（721年）的墓志，其文作“本阴山贵族，今为凉州姑臧人也。地则二凉继轨，人则十族分源”。其中的“十族分源”明显系借用元魏拓跋鲜卑宗族十姓的典故，故前面的阴山贵族也应相当于北朝后期屡见的与鲜卑等北族有关的“阴山贵种”。这反映出从北朝到唐代对北族人士历史书写的延续性。又如开元四年（716年）入唐的突厥卑失部大首领俾失十囊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去世后，志文也称其为阴山人。这同样是在昭示其具有“阴山贵种”这一番部首领的特殊身份。 
    唐朝贯彻“外阴山而内中夏”战略的另一表征是阴山名称的辐射性传播。这体现在初唐之后今新疆北部靠近伊犁河流域的西部天山山脉也开始在汉文文献中被名为“阴山”，并一直延续到金元时期。二者的同名，以前曾简单地被视作巧合。然而，新出的吐鲁番文书《唐龙朔二、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却证实了直至662—663年时，在天山北麓与金山之南活动的葛（哥）逻禄部实际上是由远在西域以东的燕然都护府统辖治理，具体来说，当时针对三姓葛逻禄设立的大漠都督府等三府均系燕然都护府的下属机构。恰恰贞观后期设置的燕然都护府的治所即位于阴山西段的故单于台。因此，阴山的名称由河套以北的漠南西移到葛逻禄部定居的西部天山就不足为奇。只是这个三姓葛逻禄之一的谋落部所对应的阴山都督府的地望，并不真正处于被称为阴山的西部天山附近。 
    与之类似的，还有原位于阴山西部的狼山之名在永徽元年（650年）被移用到依托金山东侧的葛逻禄右厢部落而成立的狼山州。因此，在太宗、高宗之际，甚至连天山北路都曾处在“外阴山而内中夏”战略的延长线上。这样，我们对于某些归附唐朝的葛逻禄部落酋长的墓志中也出现阴山这一“郡望”就能够理解了。例如《三姓葛逻禄炽俟弘福墓志》介绍神龙二年（706年）去世的墓主人的家世时说，“公讳弘福，字延庆，阴山人也，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墓志还叙及其先祖曾相继担任大漠州都督及本郡太守等羁縻州长官。其长子炽俟辿（754年卒）的墓志中不仅同样出现了“阴山人也”的源流追溯，而且随后就是“发源本于夏后，奕叶联于魏朝”，最后还在全篇的结尾记有如下赞词：“玄冥封域，乌丸苗裔。”这里的魏朝和乌丸分别代指鲜卑与乌桓，而后者与鲜卑一样都是汉晋时期活动于阴山的重要部族。因此，墓志作者将此类族称表述与“阴山人”身份一同作为重要元素书写于志文内宜属自然。最近同一家族的又一成员炽俟思敬（715年卒）的墓志又被发现并入藏，志文照例也有“阴山人也”的表述。刊布者已指出这一名称当与阴山都督府有关。 
    另外在铁勒系统的投诚贵族中，也有接受阴山之名作为世系出自的情况。以其中的阿跌（跌）为例，早在开元三年（715年）秋，降唐之跌思太即有“阴山宠裔”之称。唐宪宗时期的名臣李光颜的碑文中介绍其先世时言，“其先出轩辕，因部为姓，号阿跌氏，阴山贵种，奕代勋华”。陈恳认为光颜即出自思太部落，故均有以出自阴山表示突厥本藩正宗嫡系的含义，而从《李光颜碑》所记则反映出光颜之妻及母皆出自阿史那氏，故其家族或与突厥可汗家族存在长期通婚的密切关系。如此则该支阿跌家族可能是通过突厥阿史那氏接受了以阴山作为出身郡望的观念。又据陈恳转告，类似的铁勒系入华贵族接受该出身观念的至少还有疑出自回纥王族的中唐时期的回纥琼。与中唐回鹘（纥）人有关的另一方墓志《唐故回鹘白夫人墓志》也将卒于元和十年（815年）的墓主人称为“爰自阴山贵族”，并言其“曾祖可汗，地列阴山”。刊布者将这里的阴山及若干前引突厥人墓志中的阴山均理解为金山，并断定其为东突厥汗国君主毗伽可汗的后人。对阴山的这一机械化理解自然是忽略了该地名在中古历史上的特殊喻义，而且白氏也很难被直接勘同为突厥可汗之后（详后）。 
    降至唐末，西突厥别部沙陀首领李克用也被称作“代漠强宗，阴山贵胤”。其墓志中还称，“曾祖思葛，统国袭爵，霸有阴山，祖执仪皇任阴山府大都督”。这里的“阴山”当实指沙陀在随范希朝东迁河东之前所定居的关内道北部河西地区，后来的阴山府则依托盐州而设置，故不可拘泥于通常意义上的漠南阴山。可见阴山的概念，已经从史念海概括的以阴山南端的三受降城为枢纽的唐朝边防地带第一线朝南辐射到了以盐州、夏州等为核心的边防地带第二线。这给实际上并不活动在地理意义上的阴山南部的沙陀李氏使用类似于“阴山贵种”的贵胄身份符号创造了有利条件。要之，“阴山贵种”之类的出身认同先是流行于东突厥降唐贵胄，以后又通过婚姻或其他关系扩展到一部分入唐的西突厥与铁勒等群体中，最后则延及唐末在河西代北活动的沙陀贵族中。 
    无论是东突厥，还是西突厥，抑或铁勒系统，从语言文化背景上看，均属突厥语族。这很容易使人觉得，唐代新获得“阴山贵种”身份标志的群体均是突厥语族归化族群中的上层集团。其实来自蒙古语族的部族成员获得这一身份的案例也时有发现。较著名的是吐谷浑王族慕容氏的一通志文。此即反映圣历元年（698年）去世的吐谷浑可汗慕容忠生平事迹的《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文中称：“周故镇军大将军，左豹韬卫大将军，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墓志铭并序。王讳忠，阴山人也。”既然当初吐谷浑部在西迁青海之前，曾在阴山驻留过一个时期，那么其后人认同以阴山作为其发祥地自然可以理解，其具体理由大体与我们之前分析的吐谷浑系的念氏和匹娄氏成员自称阴山人士的原因相似。此外还有一位同样属于蒙古语族的契丹部族的显贵也拥有祖源出自阴山的“郡望”符号，此即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死于部族内讧的生前积极报效朝廷的契丹首领李过折。其因杀死了与唐朝为敌的副相可突于，被玄宗封为北平郡王、松漠州（府）都督、同幽州节度副使。唯其墓志是在他去世多年之后的唐代宗时期，由其已经汉化并立有战功的儿子李忠诚委托汉族士人撰书的，志文直书“其先阴山王之种，即虏族也”。志文以“阴山王之种”来强化其血统高贵的王族出身，流露出与前述“阴山贵种”相近的门第意识，虽然李过折的先人仅为部落首领，实际上并未被朝廷册封王爵。而在李过折受封为北平郡王之前，契丹的其他首领还曾被朝廷封为松漠郡王、广化郡王等等。是否这些王爵也与墓志中的“阴山王”相关，惜因缺乏确凿史料无从深究，只能断定特指契丹大首领家世谱系的“阴山王”之号本属发生于唐朝与契丹之间这种朝廷与边部互动过程中的具体产物，其或许就是上述郡王中的某某郡王，但也不排除是朝廷在授予这些具体化王号的同时，又将被封首领的先人追赠为相对虚化的“阴山王”。唯阴山王之名与契丹王族家世的联系建立之后，最终促成后来契丹社会中出现了下列传说。 
    宋人武珪《燕北杂录》在介绍辽主前往木叶山祖庙礼拜先祖时，受拜对象中有一个身份非常特殊的赤娘子，其来历如下：“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这段文字中的“黄河”相当于《辽史》等所载的契丹青牛白马祖源故事的发生地点潢河，恰是历史上契丹部族的早期活动中心地区。文中出现的“阴山七骑”则被推测为契丹旧部在可突于兵败后北逃的蒙难祖先形象。虽然这一判断尚待进一步证实，但阴山七骑出现于潢河的故事似乎反映了晚期契丹君主依旧看重“阴山王之种”这一起初源自唐代北族观念的政治遗产，故它才与表面上最受契丹人尊崇的青牛白马祖先故事平行不悖地流传至宋使造访辽朝的11世纪中叶。这实际上也可看作是作为特定地理符号的“阴山”在唐代向东北方向辐射的最终结果。 

    

 
    五 余论 
      
    阴山敏感的战略位置及其曾经象征北族高门的“郡望”寓意，使得它依然不失为唐朝政治生活中一个颇富认同色彩的专名。正如地理上的阴山山脉成为屏蔽中夏、隔绝南北的天然界限一样，大批前来投奔唐朝的归附北族，凭借其军功表现，也在客观上为朝廷构筑了一道抵御外族人侵的番将长城。这应是李唐皇室在自身拒受“阴山贵种”身份的同时，却又有意识地给上述归附人群制造了一个类似郡望那样的“阴山认同”的文化心理的原因。相比之下，对于在漠南复兴之后、时常挑战唐朝权威的东突厥第二汗国而言，阴山一地又具有何等象征意义？从第二汗国晚期所立的古突厥卢尼文《阙特勤碑》看，当时的突厥统治者竭力赞扬汗国在漠北以郁督军山（杭爱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声称对于突厥人来说，没有任何地方好于此地，相反，若突厥人前往南方的山，在那里则容易受到汉人以珍贵财物相引诱而最终遭到杀害。这里的地理位置靠近汉人的山，历来有将其比定为阴山或总材山（或总管材山）的不同意见；若从突厥语词义上考虑，它是阴山的可能性更高。最近李锦绣通过对一方武周墓志记载的分析，考证出总材山实际上是在河东道岚州境内，方位远比阴山更加偏南，不过她仍倾向于将勘同为汉语“总材”的音译名称。唯这里触及的语音勘合的难点不易解决，首先“突厥语中以字母c为词首的单词多为外来语借词”这一论断无法得到证实，试检相关的古突厥语词汇表，可见这类词汇中非借词的比例尚高于借词（尤其是事关本项勘同的汉语借词）。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总”字的声母是以ts-开首的塞擦音（精母字），如果古突厥语要音译一个属于精母字的汉语借词应当不会选择字母c—。对此的旁证可以参照与古突厥语较为接近的古回鹘语。后者转写精母字时采用的回鹘语字母是Ts或S。当然考虑到古突厥语卢尼文中没有字母Ts，那么可以认为合适的音写方案是选择字母S来译写“总”字。因此，笔者仍倾向于接受山即是阴山而与总材山无关的结论。 
    事实上，李锦绣考证后突厥汗国兴起于总材山所在的岚州一带尚有其他重要价值。它有助于澄清前述《唐故回鹘白夫人墓志》之墓主人的身份来历。刊布该墓志的前揭文已经把白氏合并到活跃于开元、天宝年间的突厥归唐番将白道生、白元光家族。首先白姓正是稽胡中的大姓（不论其是否最终源于西域），其部族酋帅多有出自该姓者，从5世纪前期的白亚栗斯、白龙到6世纪下半叶的白郁久同、白郎等。而自西晋以来，后来设置的岚州所在的汾水西岸吕梁山区就是这些山胡（稽胡）的集中分布区域。北魏时期为了加强对其管制，还在这一带设置过秀容护军。北朝时期著名稽胡僧人刘慧达（即刘萨诃），在山胡信众中传播佛教，所涉及的地域就包括石、隰、丹、延、绥、威、岚这七州。降至唐朝前期，岚州及其临近的石州等地仍是山胡的主要分布地带。因此，起初以总材山为复兴基地并在此地兴盛、活跃过一个时期的后突厥势力，完全可能裹挟若干像白氏这样的当地稽胡民众并最终北上，使之归化为突厥人。此后这部分稽胡裔突厥族人中又有人南下投唐。同时又缘于稽胡的起源可以被追溯到非单于嫡系的南匈奴（“盖匈奴别部刘元海五部之苗裔”）那里，所以归唐的白氏成员除了自称突厥以外，还自夸家世乃“其先呼韩之宗，谷蠡之允，代居南部”，以此暗示其族并非真正起源于漠北的突厥人。同样，自称为阴山贵族之后的白夫人的家世渊源亦当如此，而不论其是否真正出自白道生一族。 
    对于上述《阙特勤碑》中的那段史料应该如何理解呢？魏义天和铃木弘节各自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前者认为，碑文中规劝突厥人远离阴山的内容并不符合突厥汗国真实的战略意图，后者实际上是设法长久地据有阴山之地，以便将其作为攻击唐朝的前进基地，可是从8世纪初，唐朝在黄河河套以北修筑三受降城后，朝廷加大了在漠南方向对突厥的军事反制，迫使后者不得不渐渐撤出阴山。故突厥汗国放弃此地诚属迫不得已，但作为意在处处表彰突厥首领英武事迹的纪念碑文则必须隐讳这一失败真相，故以在那里容易受到汉人诱惑为由掩盖其被迫离开阴山的事实。铃木弘节相继发表了两篇论文，详细论证漠南地区对于东突厥第二汗国经济与政治的重要性，从而对以前学者关于古突厥语碑文中的解读成果提出修正，认为其内容反映的应是突厥汗国必须保持对阴山的据有和占领，并具体结合阴山地带现存的相关突厥文铭记以证其说。他最终认为，突厥汗国同时据有两个大的游牧中心区，分别以漠北的杭爱山和漠南的阴山为核心。总之，漠南阴山对保障其现实生存显得至关重要，突厥人绝不会在碑文中轻言摈弃此地。 
    而就目前的各家解读成果综合来看，恐怕还是以维持旧说为宜，因为《暾欲谷碑》曾述及东突厥第二汗国是因为在山活动时期，容易陷入四面受敌的窘境，方才渡漠北移回归郁督军山。尤其是考虑到在开元年间默啜可汗身亡后导致的汗国内讧中，以其诸婿为首的诸多突厥王公贵族及部落首领纷纷入唐归附，结果酿成了自唐朝与后突厥汗国对抗以来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降唐事件，他们入唐后多能享受优越的物质待遇，并且封官拜爵，终至成为捍卫朝廷的忠诚力量。史料中虽未细述这些显贵南下投唐的具体行程路线，但揆诸唐突边界，其中大多数人当是沿阴山一线、经漠南投奔唐朝，因为那里有唐朝设置的三受降城等完备的军政设施，足以发挥相应的庇护功能，既能保障此类南下归附人员的安全，又能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接应与周济。一个堪为旁证的例据是安史之乱后，漠南的唐朝与漠北的回鹘之间为了完成绢马贸易，即选择了所谓的“阴山道”，它当如贾耽《皇化四达记》所描述的，从阴山南麓的中受降城北上，相继经呼延谷、䴙鹈泉北上沙漠，最终驰抵回鹘可汗牙帐的交通干线。该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唐初设置的横贯大漠南北并遍布驿站的“参天可汗道”重合。而且默啜显贵集团投唐的代表人物如俾失十囊等徙居长安之后，恰恰以阴山人的认同自居，故书写于默啜可汗去世以后多年的以上突厥语碑文中对于突厥人前往阴山的愤恨、警告乃至切齿诅咒，正是上述历史背景的客观折射和如实写照。 
    总之，唐朝通过对突厥等北族移民的善为接纳，并施以华化为主导的文化战略，促使其中的不少上层分子也接受了原来只适用于部分深具北朝背景的胡姓家族的“阴山贵种”之类的认同符号，这实际上体现了经过多个世纪的民族整合和文化碰撞以后新形成的汉文化在当时所独有的强大输出能力以及对于其他文化的涵化和消化能力。故从北朝后期的代北胡姓直到唐末五代的沙陀李姓，均凭借着“阴山贵种”这类身份标志，相继汇入到这场持续时间长达五个多世纪的民族大融合中。通过捕捉“阴山贵种”在中古贵族社会盛衰变迁、起伏显隐的历史线索，继而展开破中有立的论证，我们始对前述“唐朝拓跋国家论”命题的谬误性和非历史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