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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皇帝在其统治域内常态性的四时游猎是辽朝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傅乐焕指出：“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1]陈晓伟则定性为“四时捺钵是辽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2]故此，治辽史者对辽帝捺钵之研究向来倍加重视。早在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池内宏和美国学者魏特夫等便有详论。[3]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傅乐焕更是倾力系统研究辽帝捺钵，撰就《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4]堪称辽帝捺钵研究的奠基之作。尔后，更有学者姚从吾、杨中华、李锡厚、武玉环、肖爱民、杨军、陈晓伟、苗润博等持续关注辽帝捺钵议题，新见迭出。[5]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辽帝捺钵之议题仍有可论之者，故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辽帝春捺钵频次及其嬗变特征略陈管见，敬请方家教正。 一、辽帝春捺钵频次 《辽史·营卫志上》曰：“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6]又《辽史·营卫志中》曰：“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7]因《辽史》中的《营卫志上》和《营卫志中》对“捺钵”有不同的表述，[8]致当下学者释“捺钵”内涵时出现分歧：一说为出猎之“行营”，一说为畋渔时之“行在所”。当然，亦有学者对“行营”“行在所”不予区分，统而称之。[9]追溯“捺钵”释义研究，较早阐释者为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白鸟氏从语言学视角主张：“捺钵为nutukba的对音，行在所之义。”[10]此后，傅乐焕考释捺钵时指出：“捺钵谓‘行营’，‘行帐’，‘营盘’，即辽帝出行时居止之帐幕也”，“金元时捺钵渐为短期宿站之称，犹清代时巡热河沿途之‘行宫’”。[11]显然傅氏不支持白鸟说，而姚从吾讨论捺钵文化时却支持白鸟说，认为：“《辽史·营卫志》所说的‘四时捺钵’，是长期游牧一地的行在所。”[12]日前，学界讨论“捺钵”时又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如白俊瑞认为：“随着契丹族的发展壮大及其狩猎活动的内容的变迁，制度化，‘捺钵’的词义也从单指‘打猎，围猎’逐渐扩大为指制度化了的狩猎活动，其中不只包括狩猎时间、场所、猎取对象、工具方法及驻跸条件等，还包括在狩猎季节内举行的一切活动，甚至包括与狩猎无关的活动，如议论国事，会见外国使臣等。”[13]对于“捺钵”文化内涵的外延，刘浦江亦解释说：“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14]以白氏、刘氏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将辽朝“捺钵”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扩大化，似乎更符合辽帝“捺钵”文化内涵与外延的真实性、准确性。 回顾历史，当时宋代士人在与辽朝使臣接触时就已对辽帝捺钵的内涵发出过追问，如宋朝接伴使庞元英就与辽朝使臣王师儒讨论过辽帝捺钵的内涵：“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意，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15]从庞元英与王师儒的对话内容析之，宋朝接伴使庞元英虽知晓“捺钵”的基本特征，却不甚了解“捺钵”内涵，故有此问，而辽朝使臣王师儒答之“捺钵”为契丹家语，乃“行在”之义，是对“捺钵”文化内涵的具体阐释。众所周知，辽朝皇帝四时游猎，无日不营，无在不卫，出现数不清的若干“行在所”，是不是傅乐焕所云“辽帝出行时居止之帐幕”均可称之为“捺钵”？按宋人庞元英的理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辽帝从春捺钵向夏捺钵、夏捺钵向秋捺钵，抑或秋捺钵向冬捺钵、冬捺钵向春捺钵转徙时并非一日而就，其临时“居止之帐幕”之“行在所”显然难以称为“捺钵”。故此，辽朝皇帝出行时的行宫、行帐或营盘需要附加更多特殊的文化内涵，才可称为“捺钵”。[16]深入研读《辽史·营卫志》关于捺钵纪事的文化内涵及前辈研讨成果，[17]重新审视“捺钵”的文化内涵，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辽代捺钵当指辽朝皇帝“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或“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行在所(或曰住坐处)，[18]而非为“有事则以攻战为务”的行在所或转徙过程中的临时行营(营盘、行帐)，尤其是辽朝中后期，捺钵不仅具有姚从吾所云“长期游牧一地的行在所”的基本特征，而且伴生有一定规模的中央衙署配置的特征，并非专指辽朝皇帝出行时的“临时”行宫、行帐或营盘，故宋人王易《重编燕北录》云“四时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千里就烁甸住坐，夏捺钵多于永安山住坐，秋捺钵多在靴甸住坐。所谓捺钵者，戎主所至处也”，[19]这是道宗皇帝捺钵时的真实写照。 从以“捺钵”为行在所或曰住坐处的文化内涵出发，重新审视辽帝春捺钵的实态，可以发现与学界传统的春捺钵认知存在不大契合之处。究其原因，辽朝皇帝虽然依捺钵制度年复一年重复着春捺钵活动，然亦并非“教条化”地举行，常因国内外战事或政务而时时调整，故此，辽帝春捺钵虽是辽朝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然亦常常有特例现象，尤其是辽初，鲜有春捺钵纪事。[20]现依据《辽史》之《本纪》《游幸表》，参之傅乐焕《辽史游幸表证补》，并以上述所讨论的捺钵文化内涵为基准，将辽帝春捺钵活动地点整理如下。 表1 辽帝春捺钵地点统计表     资料来源：统计资料依据《辽史·本纪》《辽史·游幸表》，并参考傅乐焕《辽史游幸表证补》。 注：辽朝捺钵年份统计原则：(1)统计时段为907—1125年；统计月份为《辽史》系月的正月、二月与三月；(2)“幸”“猎”等无法判定是否属春捺钵范畴，权作辽帝春捺钵活动统计；(3)表中出现的“东幸”“北幸”，因《辽史》记载简略，无法详知，但根据辽帝行迹分析，除兴宗重熙二年(1033)记载的“东幸”指“长春州域”外，其余均指“四楼域”。参见高福顺、梁维：《辽代诸帝春猎地略考》，《赤峰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辽朝自907年算起，止于1125年为女真灭亡，传九帝，国祚长达219年。此期间，辽帝春捺钵总次数达165次，[21]占比75.34%，若剔除太祖朝的情况，占比82.91%，说明辽帝春捺钵活动确实为辽朝政治生活之常态。不过，具体到辽朝诸帝，辽帝春捺钵的频次又有明显不同。太祖在位20年(907—926)，[22]勉强称得上春捺钵的仅有2次，占比10.00%，春捺钵的具体地点亦无考。虽然《辽史·太祖本纪》记录太祖曾游幸滦河、蓟州、赤水城、芦水、土河、水精山、忽汗城(天福城)等地，但对太祖游幸行迹稍做分析就会发现，太祖所幸之地根本就不是因春捺钵活动而为之。太祖五年(911)三月“次滦河”是缘于“亲征西部奚”“复略地蓟州”。太祖六年(912)正月“亲征刘守光”，三月“至自幽州”，很显然无暇春捺钵。太祖七年(913)正月“次赤水城”、三月“次芦水”“至土河”，主要是针对刺葛叛乱而进行的军事行动。[23]天赞元年(922)二月，“复徇幽、蓟地”的目的是为“攻幽州”，南掠中原汉地。天赞二年(923)春月(笔者按：本文春月指代正月、二月、三月，下文同)，太祖忙于对外征讨或处理国政，更无暇春捺钵。[24]天赞四年(925)三月，“飨军于水精山”是因为“大元帅尧骨略党项”，“萧阿古只略燕、赵”大捷。天赞五年(926)三月，“幸天福城”为该年正月攻拔渤海国都忽汗城所致。[25]总体说来，以太祖春月纪事观之，虽有太祖三年(909)正月“幸辽东”、[26]神册四年(919)正月“射虎东山”的纪事，[27]但从前后的纪事联系起来分析，可能均与经略“辽东”有关，故此，太祖时似乎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春捺钵。 太宗在位21年(927—947)，有春捺钵活动记录者10次，占比47.62%。太宗天显二年(927)春，辽朝忙于“治祖陵”，皇后称制，太宗于是年十一月壬戌才正式即位，是年无春捺钵活动理所当然。天显六年(931)，《辽史·游幸表》虽有“猎于近山获虎”的纪事，但难以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春捺钵。理由是，太宗为处理东丹国事，是年正月丁卯“如南京(按：后诏改东京)”，三月丁亥“人皇王倍妃萧氏率其国僚属来见”，四月“置中台省于南京”，[28]说明是年春月太宗始终忙于处理东丹国事宜，“猎于近山”仅为国政闲暇的偶一为之，而非长期停留。天显八年(933)，太宗无春捺钵而有夏、秋捺钵游猎纪事，表明太宗是年未曾有春捺钵活动，其缘由不明。天显十二年(937)春月，乃援后晋石敬瑭之余绪，太宗忙于中原用兵，无暇春捺钵亦在情理之中。会同三年(940)，虽有三月“如南京”“次石岭”“猎水门”纪事，但是年春月，太宗忙于处理“晋以并、镇、忻、代之吐谷浑来归”的国务，[29] “猎水门，获白鹿”仅能视为忙里偷闲而为之，并非真正含义上的春捺钵。自会同三年(940)至大同元年(947)，春捺钵记录只有会同九年(946)三月“钩鱼于土河”，且载之《辽史·游幸表》，显然在此期间太宗鲜有春捺钵行迹记录。究其原因：一是会同三年(940)九月庚午，晋主之言可能得到太宗的重视，“侍中崔穷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30]二是与辽于会同元年(938)十一月获得燕云十六州有关，处理燕云与周边地区的矛盾以及如何经营燕云是太宗的头等大事，也就是说，太宗被燕云等国政缠身，无暇顾及春捺钵。世宗在位5年(947—951)，《辽史》仅有春捺钵与夏捺钵活动纪事各1次，并且都记录于被弑之年(951)，占比20.00%。究其原因很可能与世宗“非正常”即位有关，先有“横渡之变”与“天德谋反”，后有“萧翰内叛”与“南伐之举”，调和国内外政治诸势力的关系成为世宗朝的头等大事，无暇从事捺钵活动很可能就是世宗朝未能延续太宗朝所萌芽的捺钵制度的真实原因。穆宗在位19年(951—969)，有春捺钵活动记录14次，占比73.68%，剔除即位年，占比77.78%，说明穆宗春捺钵活动较为频繁。穆宗于天禄五年(951)九月丁卯即位后亦非十分顺利，时有叛逆发生。应历二年(952)正月，“太尉忽古质谋逆”，七月，“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乱”。[31]以叛乱者的职官职衔判断，皆为朝中重臣悍将，尽管穆宗有“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荒耽于酒，畋猎无厌”的诟病，[32]然稳定政权局势还是穆宗朝的第一要务，故应历二年(952)春捺钵活动作罢就很正常。应历三年(953)三月，“观渔于神德湖”似乎亦应排除于春捺钵活动的范畴，理据有二：一是应历二年冬末并不平静，辽朝佐助北汉“围晋州”，退却后周之兵，获得北汉尊显，在此背景下，穆宗于是年三月庚寅“如应州击鞠”后便“观渔于神德湖”。[33]很显然，神德湖应在今山西应县一带，并不在穆宗常规性的春捺钵活动地的范围内。二是元末史家措辞于“观”，应视为游赏性质。类似于穆宗十八年(967)正月，“辽主观灯于市”。[34]景宗保宁五年(973)正月庚午，“御五凤楼观灯”，[35]乾亨元年(979)正月，“观灯于市”。[36]应历四年(954)二月，穆宗“幸南京”，[37]仍是“援汉抑周”之举，其游幸的目的纯粹是处理辽与周边政权间的关系。应历六年(956)，穆宗无游幸记录，原因不得而详，存疑之。 景宗在位14年(969—982)，有春捺钵活动记录9次，占比64.29%，剔除即位年，占比69.23%。春捺钵频次相对比较高。应历十九年(969)二月即皇帝位于穆宗柩前，无春捺钵不言自明。从景宗保宁四年到六年(972—974)连续三次记录“如南京”、两幸新城分析，[38]此期间无春捺钵纪事，其主要原因是此间辽宋关系紧张所致，尽管《辽史·游幸表》有保宁五年(973)正月“如神德湖，如应州”纪事，[39]但很难将其划入景宗春捺钵范畴之中。圣宗在位50年(982—1031)，有春捺钵活动记录45次，占比90.00%，剔除即位年，占比91.84%，说明圣宗春捺钵活动频次相当高。乾亨四年(982)九月，圣宗即位，太后摄政，政权顺利交接，故圣宗即位翌年便连续不断有春捺钵记录。除即位年外，唯有统和十七年(999)、统和二十三年(1005)、统和二十八年(1010)、统和二十九年(1011)无春捺钵纪事。《辽史·圣宗本纪五》载：统和十七年正月乙卯朔，“如长春宫”。[40]圣宗此次御长春宫，是否为春捺钵活动尚难确指。《辽史·圣宗本纪四》载：统和十二年(994)正月乙卯，“幸延芳淀”。三月戊午，“幸南京”。壬申，“如长春宫观牡丹”。是月，“复置南京统军都监”。[41]统和五年(987)二月甲午朔，“至自天柱”。三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赐近臣，欢宴累日”。四月癸巳朔，“幸南京”。[42]天柱，《辽史·地理志四》载：南京道顺州“城东北有华林、天柱二庄，辽建凉殿，春赏花，夏纳凉”。[43]综上记载，以南京、天柱、延芳淀的地望观之，长春宫很可能位于燕京城内或其附近，从华林、天柱与延芳淀两处春捺钵地观之，长春宫很难视为春捺钵地，应属剔除之例。统和二十二年(1004)十二月，第三次辽宋攻战以双方缔结“澶渊之盟”而结束，圣宗于统和二十三年正月戊午“还次南京”处理战争余绪，直至六月壬辰才有闲暇“清暑炭山”。[44]此年无春捺钵纪事应属正常。统和二十八年春月，从正月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宫于乾州菆涂殿”始，至四月甲子“葬太后于乾陵”止，[45]圣宗始终忙于皇太后安葬事宜，无暇春捺钵亦属正常。统和二十九年春月，乃统和二十八年十一月亲征高丽班师还朝之余绪，再加之大丞相耶律隆运薨及诸司人事调整，导致圣宗是年春月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春捺钵。 兴宗在位25年(1031—1055)，有春捺钵活动记录23次，占比92.00%，剔除即位年，占比95.83%，说明兴宗春捺钵活动频次亦相当高。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六月己卯，圣宗崩于行宫，兴宗即位于柩前，是年，兴宗自然无春捺钵活动。兴宗即位，政权交接顺利，而且又承继圣宗中兴之余绪，即位翌年便按部就班地实践传统的春捺钵活动。唯重熙十年(1041)未有春捺钵纪事，这可能与辽朝处理与女真、高丽关系较为棘手有关。重熙九年(1040)十一月甲子，“女直侵边，发黄龙府铁骊军拒之”。[46]又重熙十年(1041)四月，“诏罢修鸭绿江浮梁及汉兵屯戍之役”。[47]据此推断，发生于重熙九年与女真、高丽的矛盾，在重熙十年四月才成功化解。此期间，兴宗春捺钵活动让位于处理与女真、高丽关系风波是很正常的事情。道宗在位47年(1055—1101)，有春捺钵活动记录45次，占比95.74%，剔除即位年，占比97.83%，唯咸雍五年(1069)无春捺钵纪事，原因不明，待考，其他年份均举行春捺钵活动，说明道宗春捺钵频次达到高峰期。重熙二十四年(1055)八月己丑，兴宗崩于行宫，道宗即位于柩前。“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举国上下，内外修平，这可能是道宗春捺钵活动平稳有序，从无间断的原因。但从元末史家对其“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寖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48]的诟病看，更主要的可能是辽帝捺钵制度已完全成熟化使然。天祚帝在位25年(1101—1125)，有春捺钵活动记录16次，占比64.00%，看上去天祚帝春捺钵频次与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相比低很多。不过，天庆五年(1115)金太祖起兵反辽前，剔除即位年，春捺钵活动占比92.31%，乾统六年(1106)春月，未有春捺钵纪事，只有彗星天象与泛使萧保先、牛温舒诣宋的纪事，然是年五月则有“清暑散水原”的纪事，[49]无春捺钵纪事缘由不详。总体上看，天庆五年之前，天祚帝春捺钵频次亦相当高。天庆五年后，情况大有不同。天庆五年至天庆七年(1115—1117)，辽朝内外交困，国无宁日，外有女真阿骨打立国反辽，内有渤海遗民、乱臣贼子扰乱朝政，天祚帝亲率群臣忙于击女真、镇叛贼，无暇顾及春捺钵当属正常。保大二年至保大五年(1122—1125)，辽朝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大厦将倾，日薄西山，天祚帝被女真追击，到处避难，更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春捺钵。但唯值得辨析的是保大二年纪事，虽载有天祚帝幸鸳鸯泺、趋白水泺、入夹山的纪事，但实皆为面对女真人的威逼，发生的迫不得已的避徙事件，[50]已完全不具备真正含义的春捺钵的诸要素。 依据辽朝诸帝春捺钵频次及行迹判断，辽太祖时大概率不存在捺钵活动，或曰此时辽朝尚无捺钵制度，基本沿袭北方游牧族群固俗，于其“分地”内四时游猎。太、穆诸朝，辽帝“行宫”与辽帝“行迹”常可合为一处，辽朝捺钵制度初现雏形，属初立(萌芽)期。此后，辽帝春捺钵始由北方游牧族群固俗的随意性向具有制度性特征的方向转化，辽朝诸帝春捺钵活动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景、圣两朝，具有新的文化内涵的春捺钵制度已然建立，且初具规模。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春捺钵制度已然成熟化，成为“有辽一代之大法”。 二、辽帝春捺钵地嬗变及其文化内涵 有关辽帝春捺钵地的考察，依据现有资料，实际上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根本无法一一考实，除频繁记录于史料之中的春捺钵地尚能给予较为准确的地望定位外，更多的春捺钵地仅能依据辽帝春捺钵游猎行迹推断其所处的大致地理区域，甚至个别的春捺钵地尚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51]尽管如此，根据辽帝春捺钵活动行迹，大致可划分为辽初四楼地理区域、南京析津府以东的延芳淀地理区域、上京与东京交界地带的长春州地理区域、西京大同府以北的鸳鸯泺地理区域。[52]为讨论方便，现将东、南、西、北(中)四大地理区域的春捺钵活动进行分区与频次统计。 表2 辽帝春捺钵活动区域与频次统计表   注：(1)此表数字统计来源于表1“辽帝春捺钵地点统计表”的诸捺钵地点；(2)将诸捺钵地点分为四楼域、延芳淀域、长春州域、鸳鸯泺域，依据高福顺、梁维《辽代诸帝春猎地略考》(《赤峰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一文。 根据表2数据统计分析，以辽帝春捺钵的活动区域与频次为原则，将辽帝春捺钵发展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太祖时期，无真正意义的捺钵活动。二是太宗、世宗、穆宗时期，春捺钵地集中于大部落所在的四楼之间，此时辽帝春捺钵活动由原始的部族游猎(固俗)习俗开始不断地向具有真正内涵意义的春捺钵体制转变，辽帝行迹常常能与捺钵地(行宫)合为一处。三是景宗、圣宗时期，辽帝春捺钵地开始溢出四楼域，为辽朝捺钵体制的定型期。景宗朝，春捺钵地主要在四楼之间，占比66.67%，延芳淀占比33.33%，说明景宗朝有三分之一的春捺钵已转移至延芳淀域，与太宗、世宗、穆宗诸朝相比，春捺钵地域明显出现了新的变化。圣宗朝，四楼域的春捺钵频次较高，占比40.00%，延芳淀域春捺钵频次次之，占比28.88%，长春州域与鸳鸯泺域春捺钵频次占比均为15.56%，说明圣宗朝春捺钵地域比景宗朝有所增加，鸳鸯泺域、长春州域亦成为圣宗时的重要春捺钵地。四是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几乎不选择四楼域作为春捺钵地，捺钵体制的文化内涵完全发生改变。兴宗朝，长春州域春捺钵频次最高，占比73.91%，鸳鸯泺域次之，占比17.39%，四楼域与延芳淀域占比最低，均为4.35%，说明兴宗朝春捺钵地域主要为长春州域，其次是鸳鸯泺域，而四楼域与延芳淀域几乎不被兴宗所选择。道宗朝，长春州域春捺钵频次仍最高，占比84.44%，鸳鸯泺域频次次之，占比11.11%，四楼域频次最低，占比2.22%，延芳淀域则为0次，四楼域与延芳淀域几乎未被选择。天祚朝，长春州域春捺钵频次最高，占比68.75%，鸳鸯泺域次之，占比31.25%，而四楼域、延芳淀域均为0次，完全被天祚帝所摒弃。总体观之，辽初以四楼域为核心的原始游牧的春捺钵地域逐渐被以长春州域为核心的具有真正内涵的春捺钵地域所取代，后者成为辽后期的主要春捺钵地域。同时，景宗、圣宗两朝，延芳淀域成为重要的春捺钵地域。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鸳鸯泺域亦成为其重要的春捺钵地域。 将上述结论与傅乐焕研究的结论对比，发现傅氏研究结论与辽帝春捺钵活动的真实样态存在些许差异，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讨论与认知。傅氏的结论是： 就全盘观察，此等捺钵可大别为“东北”，“西南”两组。东北组为经常游跸处所，西南组则偶一临幸。两组可以简表表之： 东北组 春：混同江，鱼儿泺，夏：永安山(或纳葛泺)，秋：庆州诸山，冬：广平淀。 西南组 春：鸳鸯泺，夏：炭山(或纳葛泺)，秋：炭山，冬：南京(或西京)。 一点必须注意者，即此所谓“经常组”捺钵，亦即《营卫志》所述之四捺钵，仅足代表圣宗后情形。此尤以春、冬两捺钵为然。圣宗前诸朝与此不同。归纳圣宗前诸帝纪所载，大致情形如下： 太祖 “西楼”，“东楼”，“南楼”，“北楼”。 太宗 春：土河，夏：沿柳湖、凉陉(永安山)，秋：无考，冬：上京一带。 世宗 无可考。 穆宗 春：土河，夏，秋，冬：均在上京西北庆州境内。 景宗 春：无定所，夏：沿柳湖、燕子城，秋：庆州诸山、炭山，冬：上京、西京。[53] 在笔者看来，傅氏将圣宗以降春捺钵地域划分为“东北”“西南”两组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圣宗朝辽帝春捺钵地域至少可分为东(长春州域)、西(鸳鸯泺域)、南(延芳淀域)、北(中，四楼域)四个区域，[54]且辽帝春捺钵频次最高的区域由四楼域向长春州域转向。另外，傅氏将“西南”组只以鸳鸯泺域为代表，而忽视延芳淀域也欠妥当，景宗“西南”春捺钵地域集中于延芳淀域。笔者认为，鸳鸯泺域与延芳淀域的春捺钵文化内涵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政治目的截然不同，难以归为一类，而四楼域与长春州域亦非同一文化内涵的春捺钵地域。至于“东北组为经常游跸处所，西南组则偶一临幸”的说法亦需要深入推敲，如统和二十年(1002)至统和二十五年(1007)间，圣宗春捺钵地域始终为鸳鸯泺域，尤其是兴宗朝，选择鸳鸯泺域为春捺钵地域似乎亦不少，在其执政的中期，间隔三年至五年，必选择一次鸳鸯泺域，说明兴宗朝鸳鸯泺域春捺钵并非“偶一临幸”，捺钵的目的性颇为明确，而天祚朝，鸳鸯泺域的春捺钵亦有三分之一左右，大概有傅氏所云“被迫西幸”之嫌，无论如何，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鸳鸯泺域亦是重要的春捺钵地域，而非“偶一临幸”。 有关辽帝春捺钵地的嬗变及其文化内涵，傅乐焕曾阐释道：“西南一组除圣宗前半因对宋交涉频繁，以及天祚末期被迫西幸，两时期数数莅临外，自圣宗后半，历兴道两朝，以迄天祚初期，百有余年，大率盘桓东北组中。然每阅五、六年亦必至西南组一行。盖亦窃取巡狩之义。渔猎之外，尚有政治作用也。”[55]傅氏虽注意到圣宗以降鸳鸯泺域春捺钵的重要性，亦触及辽帝春捺钵文化内涵的政治性所在，但却未对辽帝春捺钵文化内涵的嬗变给予细密梳理与考察，导致其所下之结论与辽帝春捺钵的文化内涵稍有偏差。 有关太祖朝春捺钵，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载：“初阿保机强盛，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山北置楼，谓之北楼。大部落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今上京置楼，谓之西楼。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56]《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契丹国志》亦沿袭此说，[57]至元末史家修撰《辽史·国语解》时仍持此说法，且明确指出四楼所在的地望：“辽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岁时游猎，常在四楼间。”[58]《辽史·国语解》将“四楼”置于“太祖纪”条目下，亦曰太祖“岁时游猎”，表明古代史家对太祖“岁时游猎”的事实的认知较为一致，然《辽史·太祖本纪》不予著录太祖“岁时游猎”的行迹，令人顿生疑窦。究其实，太祖“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乃指太祖囿于契丹固有的游牧旧俗，“行宫”(旧时之行帐、皇族所在)移徙于四楼之间，而太祖未必只居住在移徙于四楼之间的“行宫”。《辽史·后妃传》：“太祖尝渡碛击党项，黄头、臭泊二室韦乘虚袭之；后知，勒兵以待，奋击，大破之，名震诸夷。”[59]《辽史》记载太祖在位期间曾三次亲征党项，[60]按《辽史·后妃传》所述史实，推测当指天赞三年(924)，此次西征的目的是震慑西部部族，剪除威胁，为入主中原做战略准备，故室韦所袭者不可能为他处，当为与太祖分离的“行宫”。此推测可在剌葛第三次叛乱时求得证实：“剌葛遣其党寅底石引兵径趋行宫，焚其辎重、庐帐，纵兵大杀。皇后急遣蜀古鲁救之，仅得天子旗鼓而已”，而“上至土河，秣马休兵”，[61]足证此时太祖并未驻跸“行宫”，而军于土河之畔，显然太祖“行宫”应由皇后述律氏或皇室成员负责管理。笔者认为，元末史家撰《辽史·太祖本纪》时，考虑到太祖“行宫”四时游猎于四楼之间的史实与其后诸帝捺钵(或游幸)文化内涵相去甚远，故略之而未述。故此，傅氏认同的“岁时游猎，常在四楼间”的观念需要修正，事实上太祖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春捺钵活动。《辽史·地理志一》“降圣州”条载：“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62]可见，太祖春捺钵卓帐地(行宫)多位于“东楼”的近地，而太祖行迹(行营)实际上并不与“东楼”近地合为一处。总体说来，太祖“行帐所在”与太祖“行迹所在”常常处于分离状态，《辽史·游幸表》所云“太祖经营四方，有所不暇”[63]就是太祖朝不具有捺钵文化内涵的春捺钵之真实写照。 太宗朝，因太祖对契丹所“居四战之区，虎踞其间，莫敢与撄，制之有术”[64]的苦心经营，辽朝统治域内的局势趋于稳定，太宗的行迹所在常常可与捺钵地(行宫)所在合为一处，春捺钵活动始为史家著录，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捺钵文化内涵的春捺钵活动渐兴，春捺钵地虽多溢出大部落东楼之地，然仍局限于四楼域。太宗朝所初创的捺钵制度在世宗、穆宗两朝，尤其是穆宗朝，得以贯彻与稳固。世宗在位时间短促，内部势力争权接连不断，导致世宗难有闲暇进行捺钵活动。穆宗朝除即位初期内忧频繁外，余者相对平稳，春捺钵活动自然得以恢复常态，就春捺钵地域言之，仍围绕四楼域展开。此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景宗、圣宗时期，从游牧经济角度分析，可视为太祖朝中国北疆游牧民族固有习俗形式的延续，只不过渐成捺钵制度。《辽史·游幸表》“序”曰：“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65]宋人张舜民《使辽录》亦载：“北人打围，一岁间各有所处，正月钓鱼海上，于水底钓大鱼。二月、三月放鹘，号海东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于凉殿处坐。八月、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此直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66]可见，契丹的捺钵游猎类似于“南人趁时耕种”“汉人之劭农”，此乃由游牧民族就天时、顺地利的游牧经济特性所决定，故而契丹“变家为国”后仍然保持固有的游牧经济传统，“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就是当时契丹社会实态的真实写照。不过，捺钵制度逐渐成制，渐成“有辽一代之大法”。 景宗朝春捺钵地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虽然四楼域春捺钵仍处于常态，然由传统春捺钵区域趋向于非传统春捺钵区域已成为事实。景宗朝的9次春捺钵地域已有3次转徙于延芳淀域，其时间节点为辽宋高梁河之战。辽景宗乾亨元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朝挥师北上平北汉。是年五月甲申，“刘继元率其官属素服纱帽待罪台下”，[67]北汉灭亡。接着，宋太宗不顾群臣反对，毅然决定收复“燕云”，是年六月甲寅便“以将伐幽州”，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七月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68]此后，辽宋攻战持续不断，辽取攻势，宋以守势，直至辽景宗驾崩才算告一段落。可见，宋代周后，尤其是宋太宗决意收复燕云以降，辽宋矛盾陡然骤增，景宗的3次延芳淀域的春捺钵实际上均与辽宋攻战有关，说明此期间辽帝处理辽宋攻战军务是辽朝的重中之重，也就是说，原来以游牧经济为核心的春捺钵开始逐渐让位于以政治为核心的春捺钵，导致辽帝春捺钵的文化内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景宗以后辽朝诸帝春捺钵不再囿于传统的四楼域。 圣宗朝春捺钵承袭景宗朝春捺钵的文化内涵，但春捺钵地域却又衍生出鸳鸯泺域、长春州域，从圣宗春捺钵选择的地域、频次判断，圣宗春捺钵地域的选择既保留了太祖以来四楼域的春捺钵传统，又对景宗春捺钵选择的模式加以推崇。在46次的春捺钵地域选择中，仅有17次选择四楼域，主要集中于圣宗朝的前中期，即圣宗初即位的统和元年(983)至统和四年(986)时段，以及圣宗亲政后第二次、第三次征伐高丽的统和二十六年(1008)至开泰八年(1019)这个时段。不过，圣宗选择四楼域春捺钵的目的似乎与太祖、太宗、穆宗、景宗诸朝选择四楼域春捺钵之目的略有不同，一为圣宗初即位，“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备”，[69]巩固统治基础应是此时期的重要国政；一为睿智皇后萧绰驾崩、圣宗亲政，此时，圣宗既要稳固政权，又要彰显治国理政能力，除对西北和东北的鞑靼、回鹘、乌古、敌烈等周边属国属部加强控制外，主要就是解决东南的高丽问题。经过大规模征伐高丽，迫使高丽于辽开泰九年(高丽显宗十一年，1020)二月，“遣李作仁奉表如契丹，请称藩纳贡如故，且归所拘人只刺里”，[70]辽丽藩属关系确立。圣宗选择延芳淀域的时间节点为宋太宗雍熙北伐败北至辽宋“澶渊之盟”订立的前夕，即统和五年至统和二十年这个时段，[71]此时段恰好是辽宋攻战的胶着期。辽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利用辽朝“母寡子弱”之机，发动雍熙北伐，挑起辽宋攻战，直至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戊子，“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十万匹”，[72]达成“澶渊之盟”后才告一段落。辽宋开启和平对峙以降，辽圣宗及以后诸帝再亦未选择延芳淀域作为春捺钵地域，表明辽宋关系基本趋于稳定，延芳淀域春捺钵的政治使命亦趋于终结。圣宗选择鸳鸯泺域春捺钵主要集中于“澶渊之盟”签订期间，即统和二十年至统和二十五年，此时恰好是辽与西夏政治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统和二十二年三月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继迁遗物”。七月甲申，辽“遣使封夏国李德昭为西平王”。统和二十三年丁巳，“夏国遣使告下宋青城”。[73]统和二十八年九月乙酉，“遣使册西平王李德昭为夏国王”。[74]从册封西平王至夏国王，表明辽夏关系稳步升级，日趋向好，故杨保隆先生认为：“‘澶渊之盟’以后，契丹与宋都想拉拢西夏，以图达到牵制对方目的”，[75]此论断或许给出了圣宗选择鸳鸯泺域春捺钵的基本答案。实际上，李继迁叛宋之后，便首鼠两端，于统和四年二月癸卯，“叛宋来降，以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西夏诸军事”。[76]又“如契丹请婚”，[77]愿为辽“永作藩辅”。[78]同时，李继迁又接受宋“赐姓名‘赵保吉’”，[79]向宋“奉表归款”。[80]可见，圣宗选择鸳鸯泺域春捺钵就是要彻底确立与西夏的联盟关系，以夏牵制宋朝，达到联夏制宋的目的。结盟北宋、和谐西夏、藩属高丽后，圣宗便将注意力集中于东北边疆的生女真诸部，圣宗春捺钵地域便主要选择长春州域。自太平二年(1022)始，至太平十一年(1031)驾崩止，圣宗春捺钵地域几乎未离开过长春州域。在圣宗看来，尽管鸭绿江女真和定安国、兀惹等女真诸部已为辽所征服，然东北生女真诸部仍处于崛起之时，“约在公元983年至1031年”，[81]金“昭祖耀武至于青岭、白山，顺者抚之，不从者讨伐之，入于苏滨、耶懒之地，所至克捷”。[82]故此，契丹逐渐感受到来自东北女真诸部族的威胁。[83]针对于此，圣宗便采取控制与防御并行的策略，既“以女直白缕为惕隐，蒲马为岩母部太师”，[84]又设置“东北路女直兵马司”等军事机构加强防御。[85]可见，圣宗将春捺钵地域移徙于长春州域，着意经略生女真诸部的政治用意已是“司马昭之心”，彰显无疑。 兴、道、天祚三朝诸帝选择春捺钵地域的价值取向完全转向以政治利益为核心的春捺钵，与景宗、圣宗两朝表现又明显不同。兴宗朝除选择四楼域、延芳淀域各1次外，集中选择于长春州域，其次是鸳鸯泺域，而道宗朝除选择四楼域1次、鸳鸯泺域5次外，几乎都将长春州域作为春捺钵地域。天祚朝除天庆五年(1115)女真人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以后“被迫西幸”鸳鸯泺域外，春捺钵地亦几乎选择长春州域。从兴宗、道宗两朝选择鸳鸯泺域春捺钵的频次上看，亦与圣宗朝有所不同，大体3～5年选择一次，且至道宗中期以后不再选择鸳鸯泺域。兴宗、道宗、天祚帝选择春捺钵地域的原则，主要针对生女真诸部势力的快速增长，承继圣宗选择长春州域作为春捺钵地域，对生女真采取既笼络控制，又积极防御的策略，[86]借助昭祖子景祖乌古乃打通因“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拨乙门畔辽”阻断的鹰路，“召见于寝殿，燕赐加等，以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且欲“受印系籍”，[87]为景祖婉拒。继景祖之后，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剌淑、穆宗盈歌世袭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在节度使之下，辽于生女真地还设置有详稳等职，金世祖劾里钵时，“辽命太祖为详稳，仍命穆宗、辞不失、欢都皆为详稳”。[88]辽天庆二年(1112)二月，金太祖“弟吴乞买、粘罕、胡舍等尝从猎，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辄加官爵”。[89]同时，辽帝于长春州域春捺钵时意在控制女真诸部，要求“生女直酋长在千里内者皆朝行在”，[90]而生女真“对辽的关系是一种利用和防御的关系，又是臣属关系”，[91]借助辽势以武力加速统一生女真诸部，“景祖稍役属诸部，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92]经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剌淑、穆宗盈歌、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苦心经营，“法令归一，恢复洪业，尽服四十七部之众”，[93] “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94]借助辽朝势力以武力完成生女真诸部的统一。从历史发展的结果看，辽朝诸帝虽然以春捺钵等活动极力拉拢、控制生女真势力，但却未能阻止生女真势力的发展、壮大，最终酿成被女真所灭的结局。兴宗、道宗、天祚帝三朝将春捺钵地选择在鸳鸯泺域，很显然是兴宗、道宗和天祚帝着眼于经略西夏的策略。辽兴宗重熙七年(宋仁宗宝元二年，1038)十月，“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95]后，一方面“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96]一方面要求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97]充分暴露了西夏主的野心，即“摆脱辽、宋的藩属地位，与辽、宋三分天下”，[98]进而导致宋夏、辽夏的和战成为此阶段的宋夏关系和辽夏关系的主旋律。宋庆历四年(1044)，宋夏议和，西夏对宋“约称臣，奉正朔”。[99]辽重熙十九年(1050)十月，“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臣”，二十三年(1054)十月，“进誓表”，[100]辽夏亦进入和平时期。不过，直至辽末，“夏国由于国势衰微，政治上更加依附于辽，特别是在西夏与宋的和战中，辽国几乎充当了夏国保护者的角色”。[101]兴宗道宗天祚帝选择鸳鸯泺域为春捺钵地域与羁縻西夏密切相关。 结 论 作为辽朝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学界确实需要对辽帝春捺钵的文化内涵以及捺钵地的嬗变给予重新讨论与认知。在笔者看来，辽代的捺钵当指辽帝“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或“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的行在所(或曰住坐处)，其文化内涵也随着辽代社会的嬗变而发生变化。辽帝的春捺钵地嬗变，既不可如傅乐焕那样，笼统地将辽帝春捺钵的演变简单地分为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诸朝和圣宗、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的前后两个阶段，而应依据辽帝春捺钵的文化内涵将其具体划分为太祖朝、太宗世宗穆宗诸朝、景宗圣宗诸朝、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四个阶段，春捺钵地也不可简单地划分为“东北”“西南”两组，而应将其划分为四楼域、延芳淀域、鸳鸯泺域与长春州域，此四域之春捺钵的文化内涵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意义，抑或政治意义上的春捺钵文化内涵。同时，此四域的春捺钵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盖亦窃取巡狩之义。渔猎之外，尚有政治作用也”，[102]而辽帝春捺钵制度实质上是从无到有，从初期的沿袭游牧民族“旧俗”的经济意义上的春捺钵向具有明显政治意义的春捺钵转变。正因为以景宗、圣宗两朝为节点，诸帝春捺钵地的选择由以传统游牧经济利益为核心向以辽朝政治利益为核心的春捺钵文化内涵的转变，使辽朝捺钵体制成为“有辽一代之大法”，成为辽朝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 作者简介：高福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北方民族史与疆域史；郝艾利，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一般项目“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贡献”(19GZGX15)的阶段性成果。 [1]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引言》，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五册，鼎文书局影印本，1973年，第38篇第2页。 [2]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6－33页。 [3]津田左右吉：「達盧古考」、『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第2冊、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1916年，后收入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114－149頁；池内宏：「遼代春水考」、『東洋学報』6巻2號、1919年，后收入池内宏：『滿鮮史研究』(中世第1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79年、255－291頁；Karl A．Wittfogel and Fêng Chia-Shê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New Series，Vol.36(1946)，pp.508－517. [4]此五篇分别为《春水秋山考》《广平淀考》《四时捺钵总论》《辽史游幸表证补》《论辽史天祚帝纪来源》，初刊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1948年，第223－347页，后收入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五册，第38篇第1－125页；傅乐焕：《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172页；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宋辽金元卷第一册)，中华书局影印本，2009年，第769－893页。 [5]主要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东北史论丛》下册，正中书局1959年版，第1－30页；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编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一集，1968年，后收入杨家骆主编：《辽史汇编》第九册，第695、752页；杨中华：《辽代春捺钵地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年第1期，第79－83页；李锡厚：《辽中期以后的捺钵及其与斡鲁朵、中京的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5、16期合刊，第95－100、115页；肖爱民：《论辽朝“四时捺钵”的性质及其地位：从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谈起》，董恒宇、马永真主编：《论草原文化》第8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278页；武玉环：《春捺钵与辽朝政治：以长春州、鱼儿泊为视角的考察》，《北方文物》，2015年第3期，第60－66页；杨军：《辽代捺钵三题》，《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第147－152页；杨军、王成名：《辽代捺钵考》，《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第39－46页；苗润博：《契丹捺钵制度重审：〈辽史·营卫志·行营〉探源》，《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1期，第93－118页，后收入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20－144页。另，尤李撰《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多有翔实评论。 [6]《辽史》卷三一《营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09－410页。 [7]《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第423页。 [8]苗润博认为：“关于契丹捺钵制度的经典文献，实际上是元人杂糅三种不同系统、不同性质史料的结果：取赵至忠《阴山杂录》为主体框架，嵌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所记具体捺钵地点，再引宋人使辽语录作为细节填充。如此拼凑而成的二手文献自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也对后人认识契丹捺钵制度带来了困扰和阻碍。”参见苗润博：《契丹捺钵制度重审：〈辽史·营卫志·行营〉探源》，《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1期，第117页。 [9]乌拉熙春认为：“从异民族的角度理解，可将‘捺钵’解释为‘行营’‘行在’‘顿宿所’等，但从契丹人的角度理解，可将‘捺钵’作为汉语‘国家’的‘家’的对译而使用。”(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契丹文墓誌から見た遼史』、京都：松本堂、2006年、58頁)乌力吉认为：“契丹族是游牧民族，便一定要逐水草，迁就淀泊，故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这些逐水草而形成的‘行在所’(或叫行营)，用契丹语说就叫‘捺钵’。”(乌力吉：《辽代墓葬艺术中的捺钵文化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肖爱民认为：“辽朝契丹皇帝的行帐即牙帐的驻扎之地用契丹语称‘捺钵’，译成汉语为‘行在’‘行在所’‘行宫’，也就是皇帝的驻地、营盘、营地之意。”(肖爱民：《辽朝政治中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页) [10]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四巻、東京：岩波書店、1970年、275頁。 [11]傅乐焕：《四时捺钵总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二分，1948年，第270页。 [12]姚从吾：《说契丹的捺钵文化》，《东北史论丛》下册，第6页。 [13]白俊瑞、李波：《析契丹语的“捺钵”》，《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74页。 [14]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上)，《文史》第49辑，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9页，后收入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90页。 [15] (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页。 [16]清厉鹗《辽史拾遗》卷一三引宋王易《燕北录》曰：“春捺钵多于长春州东北三十里，就泺甸住坐。夏捺钵多于永安山住坐。秋捺钵无定止。冬捺钵多在边甸住坐。所谓捺钵者，戎主所至游幸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47页)王氏将“捺钵”与“游幸”等同之，值得进一步推敲，“游幸”的内涵比“捺钵”的内涵要外延得多，游幸之地未必均为捺钵地，而捺钵地均可视为游幸之地。 [17]探讨捺钵内涵的论文还有：姚从吾：《辽朝契丹族的捺钵文化与军事组织、世选习惯、两元政治及游牧社会中的礼俗生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编印：《中山学术文化集刊》第一集；赵振绩：《契丹捺钵文化的涵义》，《松州学刊》，1993年第5期；周建奇：《辽金元史札记三则》，《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黄凤岐：《契丹捺钵文化探论》，《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等。 [18]《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孝成皇帝二》记载：“契丹主有国以来，承平日久，无以为事，每岁春，放鹅于春水，钩鱼于混同江；夏避暑于永安山，或长岭豹子河；秋射鹿于庆州黑岭秋山；冬射虎于显州。四时无定，荒于游猎，内耗郡邑，外扰邻封。由是内外骚然，祸乱斯至，所以亡也。”(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此论对辽亡的指摘虽有片面之嫌，但对于理解辽帝捺钵的特性却很有帮助。 [19] (明)陶宗仪：《说郛三种》卷三八引宋王易《重编燕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647页。另，“长春州东北三千里”之“千”当为“十”的抄误，前文注引《辽史拾遗》作“长春州东北三十里”为正。“烁甸”书写为“泺甸”更符合文义。 [20]《辽史·本纪》常常出现辽帝春捺钵无纪事的情况，且于《游幸表》亦无皇帝“游幸”的记录，按一般的学术理路推断，作为辽帝重要的春捺钵活动，史官无论如何不应不给予记录，兹说明是年很可能无真正意义上的辽帝春捺钵(游幸)活动，当然亦不能完全排除史籍漏载的可能性，然而捺钵是辽帝的重要活动，史籍漏载的可能性应该很小。另，辽初的“游幸”与“捺钵”的区分亦相当困难，本文统计时，对“捺钵”的认知范畴相对较宽泛，对于“春捺钵”的具体情况，正文叙述时均有辨析，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游幸”与“捺钵”的区分可能还存在一些瑕疵，但对春捺钵规律与特点的讨论，不会带来直接影响。 [21]传统观点认为，辽朝建国始于916年，本文采用太祖以“燔柴告天，即皇帝位”为时间起点考察辽帝春捺钵，目的是使之更能体现辽初春捺钵的实态，更便于太祖“变家为国”前后捺钵内涵变化的对接。另，此表统计数字是将太祖朝疑似不是春捺钵的两个频次亦统计在内的数字。 [22]本文对皇帝在位时间计算原则为自即位年始至驾崩年讫，目的是便于计算辽朝诸帝春捺钵频次的占比率。此种计算方法，会出现新皇帝在位之年，既是前皇帝的在位年数，又是即位皇帝的在位年数，即同一年份就分别当作前后两位皇帝的在位年数，比辽朝国祚总体年数会多出若干年。 [23]《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第4－7页。 [24]太祖天赞二年记事：“春正月丙申，大元帅尧骨克平州，获刺史赵思温、裨将张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为卢龙军，置节度使。三月戊寅，军于箭可山，讨叛奚胡损，获之，射以鬼箭。诛其党三百人，沉之狗河。置奚堕瑰部，以勃鲁恩权总其事。”参见《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第20页。 [25]《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第23－25页。 [26]《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第4页。 [27]《辽史》卷二《太祖本纪下》，第17页。 [28]《辽史》卷三《太宗本纪上》，第34－35页。 [29]《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第51页。 [30]《辽史》卷四《太宗本纪下》，第52页。 [31]《辽史》卷六《穆宗本纪上》，第78页。 [32]《辽史》卷七《穆宗本纪下》，第95页。 [33]《辽史》卷六《穆宗本纪上》，第79页。 [34]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五《宋纪五》，太祖开宝元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10页。 [35]《辽史》卷八《景宗本纪上》，第101页。 [36]《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59页。 [37]《辽史》卷六《穆宗本纪上》，第80页。 [38]此处所云新城，当指南京涿州新城县而非西京朔州之新城，理由有二：一是景宗于保宁四年(972)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翌年上元节于南京“五凤楼观灯”，二月、三月两幸新城，此城应在南京附近。二是保宁六年(974)三月载有“与宋议和”事，表明景宗“如南京”的目的主要是处理与北宋的关系，而新城县为辽朝对宋的前沿战略要地，故有景宗两幸之缘。 [39]《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58页。 [40]《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第168页。 [41]《辽史》卷一三《圣宗本纪四》，第156页。 [42]《辽史》卷一二《圣宗本纪三》，第139页。 [43]《辽史》卷四○《地理志四》，第565页。 [44]《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第175页。 [45]《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第183页。 [46]《辽史》卷一八《兴宗本纪一》，第250页。 [47]《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二》，第257页。 [48]《辽史》卷二六《道宗本纪六》，第352、353页。 [49]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一○《天祚皇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辽史》卷二七《天祚帝本纪一》，第360页。 [50]《辽史》卷二九《天祚帝本纪三》，第384－390页。 [51]高福顺、梁维：《辽代诸帝春猎地略考》，《赤峰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52]冯继钦等认为：契丹皇帝春捺钵有四处：一为鸭子河，即混同江；二为挞鲁河，即长春河；三为鱼儿泺，在长春河附近；四为鸳鸯泺，今河北省张北县。参见冯继钦、孟古托力、黄凤岐：《契丹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2页。 [53]傅乐焕：《辽史丛考》，第88－89页。 [54]实际上，辽帝春捺钵虽然遵循一年一区域的原则，但亦有特例存在，如圣宗统和二十年(1002)春捺钵，是年正月于延芳淀域，而三月则转徙至鸳鸯泺域。再如道宗大安九年(1093)，是年正月春捺钵于混同江，而二月春捺钵则转徙于拖古烈(犊山)。因其存在特例现象，对于同年春捺钵之多地者，若时间间隔较长，且其春捺钵又难以定位的情况下，就会带来判断上的局限性。 [55]傅乐焕：《辽史丛考》，第89页。 [56] (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北蕃地理》，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明嘉靖三十九年山西刻本，2017年，第1010页。 [57]《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以其所居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千里起东楼，北三百里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88页)《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引《虏庭杂记》曰：“于所居大部落置楼，谓之西楼，今谓之上京；又于其南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又于其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又于其北三百里置楼，谓之北楼；太祖四季常游猎于四楼之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809页)《契丹国志》卷一《太祖大圣皇帝》：“又于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大部落东一千里，谓之东楼；大部落北三百里置楼，谓之北楼，后立唐州，今废为村；大部落之内置楼，谓之西楼，今上京是。其城与宫殿之正门，皆向东辟之。四季游猎，往来四楼之间。”(第7页) [58]《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691页。 [59]《辽史》卷七一《后妃传》，第1320页。 [60]神册元年(916)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第11页)。神册五年(920)八月辛未，“上亲征(党项)”(第18页)。天赞三年(924)六月乙酉，“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第22页)。 [61]《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第7页。 [62]《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5页。 [63]《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47页。 [64]《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第832页。 [65]《辽史》卷六八《游幸表》，第1147页。 [66] (宋)张舜民：《使辽录》，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9页。 [6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51页。 [68]《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2－63页。 [69]《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第1322页。 [70] [朝]郑麟趾：《高丽史》卷四《显宗世家一》，日本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第63页下栏b。 [71]《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五》载：统和二十年正月庚子，“如延芳淀”(第171页)。癸丑，“诏安抚西南面向化诸部”(第171页)。二月丁丑，“高丽遣使贺伐宋捷”(第171页)。三月甲寅，“遣北府宰相萧继远等南伐”(第171页)。壬戌，“驻跸鸳鸯泺”(第171页)。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第171页)。从此年春月圣宗行迹观之，圣宗是年春捺钵实际上选择了延芳淀域与鸳鸯泺域，且在鸳鸯泺域驻留时间亦已超出春月，直至五月廿日，才始行夏捺钵地，一年选择两个春捺钵地域，是鲜见的。不过，从圣宗是年前后的行迹观之，恰好是圣宗选择春捺钵地由延芳淀域移徙鸳鸯泺域的始点。另，本文将是年春捺钵次数统计于鸳鸯泺域之中，特此说明。 [72]《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第175页。 [73]《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五》，第173、175页。 [74]《辽史》卷一五《圣宗本纪六》，第184页。 [75]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杨保隆：《宋辽金时期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76]《辽史》卷一一《圣宗本纪二》，第127页。 [77]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四，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78]《辽史》卷一一《圣宗本纪二》，第135页。 [79]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五，第54页。 [80]《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第13986页。 [81]何俊哲、张达昌、于国石：《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82]《金史》卷一《世纪》，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页。 [83] [韩]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84]《辽史》卷一七《圣宗本纪八》，第226页。 [85]王曾瑜：《辽金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86]津田左右吉：『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2巻、233頁；王雪萍、吴树国：《辽代东北路统军司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 [87]《金史》卷一《世纪》，第5页。 [88]《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22页。 [89]《辽史》卷二七《天祚帝本纪》，第364页。 [90]《辽史》卷一○二《萧奉先传》，第1585页。 [91]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92]《金史》卷一《世纪》，第5页。 [93]参见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三《追加谥号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5页。 [94]《金史》卷一《世纪》，第16页。 [95]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五，第149页。 [96] (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9页。 [97]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仁宗宝元二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94页。 [98]彭向前：《试论辽对西夏的遏制政策》，《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第51页。 [99]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仁宗庆历四年十二月条，第3724页。 [100]《辽史》卷一一五《二国外记》，第1679、1680页。 [101]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4页。 [102]傅乐焕：《辽史丛考》，第8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