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生命里最后的9年是在上海度过的。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夫人许广平抵达上海，从此开始他们在上海的定居生活。直至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病医治无效，病逝于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 鲁迅在上海换过三个屋子：景云里23号、四川北路2093号拉摩斯公寓以及大陆新村9号，三者距离在方圆一公里以内。这些地方都在虹口区范围，属于“半租界”，因而鲁迅将自己的一本杂文集命名为“且介亭杂文”。“且介”即是取“租界”二字的各一半，“亭”则是亭子间，当时上海人常常这样称呼自己住的小房间。 如今，上海唯一一处对外开放且能参观的鲁迅故居——大陆新村9号位于虹口区山阴路上，这是鲁迅在上海最后的住所，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3年半，这占据了他超过三分之一的上海时光。 走进山阴路上的大门穿过弄堂，走到弄堂尽头倒数第二间便是鲁迅的故居了。这是一幢红砖赤瓦的三层小楼，大门紧闭，院墙里一棵绿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样子，门口褐色长方形牌匾上是郭沫若的题字“鲁迅故居”。故居被保护得很好，内部不能拍照。虽然屋子有三层楼，但是面积并不是非常大，倒是给人一种安心、清静的感觉。鲁迅曾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过对于搬家的要求，“一要租界，二要价廉，三要清静”。想必这也是鲁迅在这里住了3年半的重要原因。 往里走便是一楼的会客厅，有一扇白色木框磨砂玻璃做的隔断，隔断后面是一张黑色餐桌，墙角还有木制橱柜。这是鲁迅当年会见友人的地方，在这里他曾见过很多年轻人，并对他们倾囊相助。萧红、萧军就是这里的常客，他们从东北流浪到上海，举目无亲，找到鲁迅。于是，鲁迅请他们吃饭，帮他们联系出版事宜。也正是因为鲁迅的帮助，他们在文坛上一举成名。当然，在这个小小的会客厅里来来往往的年轻人远不止他们两个。鲁迅很愿意为青年做梯子，让他们踩着梯子往上爬，他希望“英俊”在中国出现，这是鲁迅对青年的一贯的态度。 转身上楼，楼梯显得狭窄且有些陡峭，踩起来嘎吱作响。拾级而上，仿佛时间就这样凝固在了这里。二楼楼梯口有一个浴室，顺着走廊往里走就是卧室兼书房，一张黑色的铁床，上面挂着许广平亲自缝制的纱幔。书桌就放在窗户下，在这张桌子前，鲁迅曾无限挤压自己的休息时间，疯狂地工作；同样在这张桌子前，他写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每当夜幕降临，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微明地照亮鲁迅的侧脸轮廓，他通常会点起一支烟，深深吸一口，然后吐出去。他向来看不惯的就是那些风花雪月的文人，看不惯那些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事情上的人，他甚至连休息的时间都要有一种自我的约束。一转头，就能看见窗边墙壁上的日历维持在1936年10月19日，镜台上的闹钟指针停留在鲁迅离世的那一刻——凌晨5时25分。 三楼有一间客房，再往里走就是周海婴的卧室，床上枕头的枕罩上有许广平缝的姓氏“周”的威妥玛拼音“chou”。鲁迅之所以会搬到这里，其中也有为儿子周海婴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考虑。原来这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还是个十足的慈爱父亲，就算偶有“抱怨”，也透露出无限宠溺，“他大了起来，越加捣乱，出去，就惹祸，我已经受了三家邻居的警告，——但自然，这邻居也是擅长警告的邻居。但在家里，却又闹得我静不下，我希望他快过二十岁，同爱人一起跑掉，那就好了。” 结束了参观，走出故居。不到半个钟点的时间，却好像穿越了时空一般。看着工作人员在背后关上门，回过神看见故居周边的邻里们围坐在弄堂边摇着蒲扇聊天纳凉，路边的老字号饮食店里食客碗中飘出了食物香气，人行道两边梧桐树枝丫高高地合拢在一起，树荫下的马路光影斑驳，偶有一辆汽车开过，这真是现世安稳的样子。而鲁迅所说的“幸福的度日”也不过是这样吧。 在上海的9年，鲁迅一无公务、二不从商、三不教书，作了一个自由撰稿人，他达到了一生中文学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在此期间，鲁迅出版了小说《故事新编》、创办了众多杂志、创作了多部杂文集并进行了大量翻译工作。在小小的且介亭里，鲁迅是一个致力于用文字来改良社会的文学践行者、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他的作品一直传达着真实、美好和善良，虽然不失犀利与尖锐，但仍让许许多多的国人于彷徨中找到希望，于困顿中感受暖意。 鲁迅与上海是有着深厚的渊源的。鲁迅选择了上海，而上海包容着鲁迅，两者彼此成就、互相成全。在上海生活的九年时间，他用观察上海的方法看到了整个中国，从而形成了一种学习和变革的自觉，这也为当时的上海文学创作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个时候的上海还有海派文学的戴望舒、穆时英，有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亦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共同构成了上海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全景画像。 向这幅全景画像的时空深处望去，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每天下午鲁迅动身去内山书店，出门时能正好遇见从《小说月报》下班回家的叶圣陶；十几岁的张爱玲刚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领到了第一笔稿费，当她拿着稿费上街买一支鲜艳口红的时候，而鲁迅却在半租界的家里请萧红萧军吃一餐简单的晚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