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埃里克·哈夫洛克（Eric A.Havelock）在《柏拉图导论》一书中谈到：“只要口头文化还没有被字母表的视觉力量的延伸压垮，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的相互作用便常常会产生丰富的文化成果。口头文化在我们的电子时代复活了，它和尚存的书面传统和视觉形态建立了一种非常多产的关系。这和字母表出现时的情况是类似的。在20世纪，我们正在‘将磁带倒过来放送’。希腊人从口头走向书面，我们从书面走向口头。他们的‘结局’是分类数据的荒漠，我们的‘结局’是新型的听觉咒语的百科全书。”媒介技术的迭代升级使人类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社会观念，甚至是社会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媒介不仅改变了演述人、文本、受众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演述、文本传播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形塑出新文学生态与文化样式。这里，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进一步归总。 其一，以“交互性”为核心的互动叙事。“任何想要理解诗人的人，都必须进入诗人的国度。”歌德如是说。交互叙事的源头即远古时期围火而坐讲故事的传统。“讲故事”源于人类古老的记忆，蕴含着日常生活的“智慧”“经验”和“真理”，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模式都以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演述人把自己所有的想象力、情感都倾注在演述过程中。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一文中悲观地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讲故事’的口头传统不再感兴趣，新兴中产阶级热衷的是从文本形式的小说中获得能满足内在需求的文学内容。”故事的终结意味着灵韵（aura）的消失。在笔者看来，史诗演述人的演述具有灵韵，他们在演述过程中的语音、声调、表情、姿态、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共同构成了史诗的国度，受众的聆听与反馈又反过来推动演述人的即兴创作。演述人与受众之间构成互动叙事，这种独一无二的感受只有在“演述中的创编”这一动态叙事过程中才能体会。演述人与受众之间的实时互动，共同“编织”着文本；当下，“讲故事”的文学传统已弥散到短视频、直播的影音图文的网络空间中，这让文本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所以，脱离语境的演述是缺乏灵韵的，快餐式的阅读与体味史诗有着云泥之遥，无法真正进入“诗人的国度”。 其二，从零度受众到参与式受众的转变。当陶渊明叹息“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时，诗人的愿景得以表达：作者渴望通过语言与受众产生共鸣和相互理解。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开放的，因其总是呼唤受众的参与，以实现审美享受和意义传递。对于受众而言，今天的文学不是文字建构出来的封闭的文本，而是真实的、触手可及的开放的文本，除了阅读文本、理解文本以外，去认识文本背后有血有肉的作者，去接受声情并茂的演述要比知道如何创作来得更为重要。“媒介融合意味着一种文化转换”，其对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是带来“跨媒介叙事”和受众转化为生产者的“集体智慧”。文字文本的受众是隐形的、沉默的、不发出任何声音的“零度受众”，融媒体文本的受众是互联网上的一个“节点”，每一个节点可以进行网状扩散，在接受的过程中瞬间转化为文学的创作者。在赛博空间中，数字化生存重新定义了歌手和受众之间的关系，作者与受众之间的身份瞬间转化，互为主体。 其三，技术赋权与自由叙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字是神圣的、权威的、少数人拥有的特权。中国古代“仓颉造字”的神话，古人对“字塚”的崇拜和“敬惜字纸”的传统都体现了文字是权力密码的源头。文字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离，在原生口语文化环境中，口语是一种行为方式，不仅传递信息，还用来叙事、祈祷、诅咒，所以，掌握地方性知识的部落酋长、祭司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在文字时代，“复杂的文字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权，倾向于支持贵族，它有利于知识垄断和等级制度的形成。”文字成为专门化的技术，掌握文字需要长时间的习得，文字的载体也是昂贵的，因而文字成为划分阶层的工具。如果回到文学“兴、观、群、怨”的基本功能来看，文学本身就是生命的音符、灵魂的诉说、情感的表达，因其不仅仅属于作家文人，也属于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也就是说，文学既是生活的表述，也是表述的生活。数字化生存是当代人普遍的生存状态，我们活在双重现实里，屏幕不仅是肉身与精神的屏障，也是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互联网技术赋予每个人文学书写的权力，人人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轻而易举地找到受众，媒介化生存赋予了他们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感。 文学的未来是“文学的死亡与文学性的弥散，即‘文学’的变形，现存意义上的文学形态会发生泛化和收缩”。事实上，媒介融合为全民自由叙事带来新的体验与机遇，通过技术赋权，全民创作与阅读成为可能，并且成为一种文学生活形态，同时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这不仅为当下乃至未来的口头传统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也给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 （本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1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